新年第一课，习近平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讲了5个问题

2022-01-13

1月1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这次专题研讨班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深入研读和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小组注意到，习近平在开班式上深刻阐述了5个问题，分别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重视战略策略问题、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这些阐述构成习近平“新年第一课”的主体脉络。

一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在这次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进一步作出阐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

层层递进的逻辑，揭示出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涉及两层含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两者目的都是为了指导实践。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等作过科学预测和设想，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就是一成不变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正如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

怎样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习近平提到“两个结合”，即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体现的正是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

当前，中国面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可以说，时代变化已经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

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二

在此次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那么，怎样准确找到新时代中国之“的”呢？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一个政党和国家来说，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换句话说，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准确判断中心任务，工作方能分清主次、有所侧重，从而更加“有的放矢”。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在发展变化。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是当时的中心任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指出，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他强调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

当然，解决矛盾问题，要讲究战略策略。一般来说，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二者辩证统一，但战略是根本。

习近平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必须无条件执行，确保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

三

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答案：“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的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如今，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

不过，也有人觉得，全面从严治党是不是已经严到位、严到底了？是不是可以松一松、缓一缓了？对此，习近平态度坚决地指出，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此次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再次面向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强调，不论谁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决不饶恕。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敢于自我革命？因为“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坦坦荡荡，大公无私，才有自我革命的动力和勇气，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中国的民主落实于人民意愿有效实现

王群

2022-01-12

中国的民主，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反映和落实于人民意愿的有效实现。如果人民意愿只能表达、不能实现，不是真正意义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是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是人民诉求畅通表达、人民意愿有效实现的民主。

在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实现人民意愿。人民意愿的有效实现不是“口惠而实不至”，而必须建立在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在中国，实现人民意愿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在民主与专政有机统一中充分实现人民意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充分实现人民意愿；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广泛协商、平等协商、有序协商和真诚协商中充分实现人民意愿；实行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大团结大联合中充分实现人民意愿；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充分实现人民意愿；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中充分实现人民意愿。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民主制度安排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为人民意愿有效实现提供了根本制度前提，确保人民的期盼、希望和诉求，有地方说、说了有人听、听了有反馈，反馈了有落实，落实了有获得感。

在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中实现人民意愿。人民意愿的有效实现不是“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而是存在于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中。在中国，实现人民的意愿具有完整的参与实践。

民主选举深入人心。选举广泛，有国家机构选举、村（居）委会选举、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等，涵盖国家发展大事、社会治理难事、百姓日常琐事；选举平等，一人一票，票票等值；选举真实，选举能够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此外，我国选举的形式和手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创新和发展。

民主协商广泛实践。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勤商量，人民通过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评估、咨询、网络问卷、民意调查等途径和方式，围绕国家大政方针、经济社会各领域重要问题，尤其是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广泛协商、充分协商、有效协商，不断探索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等协商渠道，做到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民主决策日益成熟。人大“开门立法”，无论是法律立项、法律草案起草还是法律草案公布，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自上而下”通过召开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让立法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基层群众还“自下而上”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方式有效参与立法。政府“开门问策”，无论是决策启动还是决策研究制定、决策草案公示和决策后评估等环节，政府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到决策中。此外，基层群众民主决策有发展，从线下“院坝会”到线上“议事群”，从“小院议事厅”到“板凳民主”，基层群众民主决策内容和形式不断与时俱进。

民主管理广泛持续。当前，我国城乡社区民主管理中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日益成为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方式，更是基层民主管理的生动实践；在广大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大力推行厂务公开制度、职工董事、监事制度，不断深化民主管理；在社会组织中，不断强化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的行业自律。

民主监督精准有效。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基本建构起配置科学、权责协同、运行高效的监督网，不断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在实处。

广泛、持续、整体协同的民主实践形成了一个个丰富、鲜活、生动的民主素材，为人民意愿有效实现提供了良好示范和动力支撑，不断推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环节、各方面都听到人民声音，实现人民意愿。

要做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不仅能表达自己的意愿，也能有效实现意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的民主起始于人民意愿充分表达，落实于人民意愿有效实现。从国家大政方针到社会治理，再到百姓衣食住行，中国的民主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意愿有效实现作为检验民主成色成效的“试金石”，畅通人民利益表达和反馈机制，增强人民利益实现和保障机制，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互联网+政务服务”助力一流软环境建设

李春根 罗家为

2022-01-1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加快推进电子政务，构建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更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不断涌现，建立一体化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成为政务服务信息化的重点和方向。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蓬勃发展、亮点纷呈，推动“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大幅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力提升了发展软环境。在新发展阶段，要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提档升级，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的软环境。

“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软环境的两个内在逻辑

软环境是人们在特定社会生产和交往中所创造和反映出的体制上和精神上境况的总和，具有主体性、可感性、系统性、不可测定性和影响的持久性。软环境的形成与政务服务水平、营商环境、社会文化等息息相关，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网络时代一种智能化的政府治理和服务供给机制，“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动政府治理的系统变革，从赋权和增能两方面深度塑造了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

一方面，“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够赋予民众、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各项权利，不断增加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活力，从而赢得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优势。就民众而言，常常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参与渠道不通畅，其政治参与权利和监督权利难以全部落到实处，“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够促进政务信息的公开和传播，丰富民众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渠道，不仅有效提高政府治理的透明度，更让宪法和法律赋予民众的各项权利得到更加充分的表达。对社会组织而言，“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够重塑社会组织审批和登记的手续和流程，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实现各项业务线上办理和“一网通办”，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转变政务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有效限制政府权力的缺位、错位和越位，提高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行动能力，赋予社会组织更加自主的发展权利。从企业经营来看，“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够有效优化营商环境，大幅缩减项目投资审批时间和企业开办时间，为企业经营活动“松绑”，赋予企业更加自主的注册和经营权利，不断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自由和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另一方面，“互联网+政务服务”具有显著的增能价值，即通过信息网络技术的嵌入，能够在与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等服务对象的互动中不断增强政府治理能力。就政府利企惠民能力而言，“互联网+政务服务”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实现了跨层级、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一体化服务模式，实现了网上“受理、办理、反馈”的线上服务和实体大厅线下服务的密切配合，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路”，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有效化解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等问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政府内部治理来看，“互联网+政务服务”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对传统的政务流程进行再造和优化，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数据化，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减小层级过多造成的信息失真和耗损，促进部门协同、条块联动、跨界整合，优化政府内部治理结构，大幅提升了政府自身的治理能力；不仅能够节省大量行政成本，打破科层体制的封闭和僵化，提高政府运行效率，而且重塑了政府形象，改善了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

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赋权增能持续深入的四个着力点

“互联网+政务服务”通过赋予民众、社会组织、企业更加自由和充分的行动权，增强政府利企惠民能力和自身治理能力，大幅改善了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但也面临着观念更新、数据集成应用、平台智能化融合、均衡发展等诸多挑战。要促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提档升级，推动网络信息技术赋权增能机制持续优化，不断优化发展软环境，需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转变思想观念，推动线下窗口向“互联网+”线上窗口转变。加强公职人员政务服务信息化培训，促进政务工作人员树立“互联网+”的工作观念，提高其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处理公务、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服务民众的能力，不断提高政务服务线上受理率、可办率和办结率。大力宣传和推广“互联网+政务服务”，提高民众对政务服务信息化的认知程度，引导民众逐步从传统线下窗口转向线上窗口，不断提升民众线上办事意愿和能力。

加强技术攻关，促进政务数据聚、通、用、护一体化融合发展。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重要驱动力，要着眼于政务数据的采集、共享、应用和保护，形成完整严密的技术链条，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助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增强移动终端的智能性和便捷性；加强数据安全技术建设，明确公共数据、个人数据以及可能涉及公共问题的个人隐私数据的边界，破除保护隐私和数字政府建设的两难矛盾。

科学规划设计，破解平台重复建设和智能化融合的发展难题。当前，各地“互联网+政务服务”具有显著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缺乏整体性、协同性和共融性。加强数字政府的总体规划，在国家政务外网基础上搭建政务数据平台，确保国家平台与部门平台以及地方平台形成互联互通，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促进全国范围内政务服务的互联互通和智能融合；特别是要加强标准化建设和法治化建设，制定统一的政务数据资源目录，从而消除制度壁垒和安全隐患。

弥合数字鸿沟，统筹城乡、区域和群体间信息化建设均衡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加大乡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促进数据政府建设和政务服务均等化，稳步缩小城乡差异，解决乡村地区政务服务信息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统筹区域发展，加强东、中、西部的交流互鉴，构建数字政府建设对口帮扶机制，不断缩小区域间的数字鸿沟；积极做好老年人服务工作，针对老年人办理业务的高频事项，创新帮办和代办方式，消弭老年人群体和中青年群体的数字鸿沟。

（作者：李春根、罗家为，分别系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助理研究员）

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迟福林

2022-01-1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提出新的需求。适应这一发展趋势，要将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摆在突出位置，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时代需求

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对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府职能提出新的时代需求。

1.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强化政府的公共消费职能。

作为全社会最终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消费比重的提高既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也有利于拉动最终消费水平的提升。进入新发展阶段，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对公共消费的需求日益增大。未来的5-10年，14亿人的消费结构将逐步以服务型消费为主。估计到2035年，城乡居民的服务型消费占比将从2020年的42.6%提升到60%左右，由此带来数万亿美元的消费增量。

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需要强化政府的公共消费职能。例如，扩大财政在教育、养老、医疗和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以及新基建领域的支出。与此同时，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不断提升农村公共消费水平，强化政府在全面促进农村消费中的重要作用。

2.完善与新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市场监管职能。

未来10-15年，我国的经济结构性转型将伴随消费型经济、服务型经济、数字型经济、绿色型经济、创新型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在于完善和创新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与消费型经济发展相适应，市场监管的重点要兼顾商品与服务两个方面，把维护消费者权益、形成良好的消费环境作为重大任务。与服务型经济发展相适应，要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以形成服务业领域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与数字型经济发展相适应，要以平台经济监管为重点加快建立和完善包容审慎的监管框架；与绿色型经济发展相适应，要形成符合国情、有效的碳排放监管标准和监管体系；与创新型经济发展相适应，建立并不断完善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监管体系。

3.适应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格局，强化对外经济职能。

我国已由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变为重要推动者。适应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变化趋势，要进一步强化对外经济职能。一是把推进服务贸易发展和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大任务，打破行政垄断和行政管制，条件成熟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跨境服务贸易清单制度。二是对标竞争中性原则，以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为重点，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领域管理制度与CPTPP等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相对接。三是充分发挥我国数字经济应用领域的领先优势，推进跨境数据流动管理体制创新，提升我国在国际数字经贸规则形成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四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重点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在应对国际能源危机、债务危机中加强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

4.强化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服务职能。

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是1.3，低于国际社会通常认为1.5的警戒线，也低于日本1.34的水平。未来10-15年是我国应对高龄少子化的“窗口期”。总的看，我国高龄少子化的趋势尚未完全“固化”。要统筹基本实现现代化与人口结构优化，统筹推进养老育幼公共服务体制创新，努力争取在2035年前后使总和生育率回升至1.8的水平，以为长期可持续增长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一是将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范围，争取到2025年基本建成以公立机构为主、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和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争取到2025年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生育保险制度。二是加快实施覆盖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补贴制度，建立生育友好型政策与法律体系，形成支持“三育”的家庭福利体系。三是以家庭为单位统筹推进养老育幼的公共服务供给，将选择性退休与鼓励生育统筹考虑，有效整合民政、人保、税收、卫健等方面的资源，精准提升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和福利输送能力。

5.强化收入分配调节职能。

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从现实情况看，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关键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即到2035年由目前的4亿人扩大到8亿人。以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为重要目标，要强化政府的收入分配调节职能。在初次分配方面，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在再分配方面，要加快形成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并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不同群体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在第三次分配方面，要通过税收等相关制度安排，激励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到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中。

加快形成专业高效的公共服务体制

进入新发展阶段，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呈现新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向专业领域延伸是一个大趋势；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正在重塑现有的行政流程和行政格局。

1.建立专业高效的公共服务执行系统。

未来10-15年将是我国公共服务投入快速增加的重要时期。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构建专业、高效的公共服务执行体系，从制度安排上保障公共服务的专业执行力。要着眼于打造一批专业化公共服务执行机构，使其能依法依规履行专业化的公共服务职能。

2.探索在公共服务专业领域设立法定机构。

法定机构作为新型执行机构体现了法治政府原则，又能够以专业、高效的体制吸引中高级人才创新公共服务。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要深入研究提出行政系统法定机构建设的行动方案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要在数字经济管理、开发区管理、食品药品监管等对专业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公共管理领域设立法定机构；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兴办公共服务机构，支持鼓励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部分行政机构转制为法定机构，形成以公共服务业绩为导向的新体制；要对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国资国企管理组织实行法定机构改造，使其国资国企运营能够体现CPTPP等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所要求的竞争中性原则。

3.完善公共服务政府采购制度。

形成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是公共服务供给环节引入竞争和提升质量的重要手段，是参与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重要条件。2019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067亿元，较上年减少2794.4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0.0%和3.3%，而发达国家政府采购规模占GDP的比重为15%至20%。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创造条件在公共服务采购中实现程序的公开透明，实行非歧视性原则，做到体制内外一视同仁，内外资一视同仁。这样，既有利于减少政府采购的财政成本，又有利于增强政府采购的公平性。

以强化公共服务为重点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进入新发展阶段，有效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成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要借助现代化的理念、手段，以强化公共服务为重点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1.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理念。

与过去培育市场、主导经济增长的政府理念有很大不同，新发展阶段要全面确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一方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内在需求。一方面，能有效协调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以应对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结构性转型需求。此外，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实行公平竞争的相关制度安排，有利于建立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格局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架构。

2.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为重点优化调整中央地方关系。

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以公共服务为重点调整中央地方的财税关系，以激励地方加快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进程。例如，要尽快完成基本公共服务的中央地方职责划分，形成新基建投资的中央地方成本分担机制，全面实现责任与财力相匹配；要着眼于释放人口城镇化的巨大结构性潜能，由中央财政更多承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同时，以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人口承载能力；要在数字经济、碳达峰碳中和、制度型开放等领域，更多采用中央对地方综合授权的方式推进改革，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在推进制度集成创新上较大的改革权限。

3.以公共服务为重点推进政府治理改革。

要创新公共资源配置方式，使公共服务能够满足多元化的公共需求。首先，以数字化赋能公共服务，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广泛运用，推动各部门数据资源共享，通过技术创新和流程再造形成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新型管理方式。其次，扩大公共服务的社会参与，以有限的财政资金调动包括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并形成公共服务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第三，推进公共服务制度化、标准化、法定化，形成相关规范，使各类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有所遵循，在更高层次上确保公共服务的广泛性、公平性、可及性、持续性。

作者：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

——论推动新时代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

任平

2022-01-07

（一）“当年我们是贫油国。新中国成立之初，搞石油大会战，对当时我们国家在层层封锁下实现自力更生、搞工业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咱们石油战线居功至伟、功不可没！”2021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胜利油田时强调：“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意义重大，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要发展实体经济，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

能源是工业的粮食、国民经济的命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离不开能源事业不断发展提供的重要支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新时代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时指出“保障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在总结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伟大成就时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指出“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确保能源供应”“要深入推动能源革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开拓奋进，确保能源安全至关重要。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能源安全，最近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在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推进能源革命，稳定能源保供。”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时强调，中国将“持续推进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行业、企业率先达峰，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能源转型的努力作出积极贡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部署安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围绕“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提升重要功能性区域的保障能力”“实施能源资源安全战略”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为底线，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平稳过渡，稳妥有序、循序渐进推进碳达峰行动，确保安全降碳。

“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着眼现实的深刻洞察，更是面向未来的深刻昭示。

（二）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和动力，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至为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围绕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要求：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能源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中国高度重视能源低碳发展，积极推进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

——“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长期战略，必须从当前做起，加快实施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定调整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城镇化节能，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

——“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

——“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要按照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对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立足国情、控制总量、兜住底线，有序减量替代，推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

——“对于我们石油能源产业来说，下一步就是要把技术搞上去，不断提高生产能力、降低成本，同时按照绿色低碳转型的方向，实现节能降碳的目标。”

——“立足我国国情，紧跟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以绿色低碳为方向，分类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并同其他领域高新技术紧密结合，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

——“要把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做好，紧跟世界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延长产业链条，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要集中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提升能源供给质量、利用效率和减碳水平。”

——“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转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

——“在主要立足国内的前提条件下，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资源。”

——“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我们愿同各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能源领域合作，为推动共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共同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维护全球能源安全。”

——“坚持战略协作，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协调发展。要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均衡普惠、开放共享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为全球能源治理贡献更多方案。”

…………

这些新理念新观点新要求，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卓越能力，体现了对新的时代条件下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深邃思考，展现了维护国家安全发展的坚定意志，为新时代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革命，全面推进能源消费方式变革、建设多元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发挥科技创新第一动力作用、全面深化能源体制改革释放市场活力、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以更大力度深入推进能源低碳转型，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发生重大变革，能源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能源事业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迈出了新步伐。

能源消费体现清洁低碳。数据的今昔对比，蕴含着深层次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降低24.4%，相当于减少能源消费约12亿吨标准煤，以能源消费年均2.7%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6.4%的增长，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2020年，煤炭消费比重下降至56.8%，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提升至24.3%，能源消费结构向清洁低碳加快转变；截至2021年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678万辆，呈持续高速增长趋势。随着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的建立实施，随着节能指标纳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绩效评价体系，不合理能源消费受到抑制，能源与生态环境友好性明显改善，能源节约型社会加快形成，能源消费结构更加优化，绿色成为亮色、清洁成为亮点。

能源供给提升能力和质量。“十三五”期间，我国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始终保持在80%以上，供需关系持续向好；截至2021年10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大关，比2015年底实现翻番，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均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到2020年底，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增长到10.83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在世界银行组织的全球优化营商环境评价中，我国“获得电力”指标排名从2017年的第九十八位提升至2019年的第十二位。从稳定能源保供，到提升供给质量；从实现化石能源高效开发利用，到优先发展非化石能源，确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鲜明导向，深化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油、气、电、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生产体系基本形成，能源输送能力显著提高，能源储备体系不断健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能源技术激扬创新动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绿色能源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向能源技术创新要动力、要效益。建立完备的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成功研发制造全球最大单机容量100万千瓦水电机组，具备最大单机容量达10兆瓦的全系列风电机组制造能力，不断刷新光伏电池转换效率世界纪录；新一代核电、小型堆等多项核能利用技术取得明显突破，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能力持续提高，低渗原油及稠油高效开发、新一代复合化学驱等技术世界领先，页岩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和装备水平大幅提升，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取得成功，一大批能源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正在蓬勃兴起……紧跟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能源领域科技创新实现从“跟跑、并跑”为主向“创新、主导”加速转变，技术进步已经成为推动能源发展动力变革的基本力量。

能源体制释放发展活力。全面提升能源领域市场化水平，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市场活力明显增强，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办事创业更加便利。从能源领域“放管服”改革取得重大成效、取消下放72%的审批事项，到进一步放宽能源领域外资市场准入、投资主体更加多元；从深入推进发用电计划有序放开、交易机构独立规范运行、电力市场建设，到逐步构建起以中长期交易为“压舱石”、辅助服务市场为“稳定器”、现货试点为“试验田”的电力市场体系，我们深化重点能源领域和关键环节市场化改革，构建有效竞争的能源市场，正在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协同推进能源改革和法治建设，覆盖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监管、服务的能源治理机制基本形成，能源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国际合作彰显中国智慧。我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按照互利共赢原则开展双多边能源合作，着力拓展国际合作的空间。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先后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政府间能源合作机制；在国际组织层面，与30多个能源领域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建立合作关系，成立了中国—阿盟清洁能源培训中心、中国—非盟能源伙伴关系、中国—中东欧能源项目对话和合作中心、APEC可持续能源中心、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等5个区域合作平台；在具体合作层面，相继投运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建成了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和亚太五大油气合作区……我国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为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奠定坚实基础，为推动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建设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力量。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不仅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体现为蓬勃的发展实践。中国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革命，让能源消费的清洁低碳转型更快，让能源供给的质量效益更高，让能源技术的创新动力更足，让能源体制的制度优势更大，让全方位国际合作的朋友圈、同心圆更广。我国能源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回首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我国能源事业发生了沧桑巨变，实现了从百废待兴到快速发展，真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来之不易、难能可贵！

新中国成立之初，煤炭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90%以上，我国石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原油产量仅12万吨，国内消费的石油基本上依靠进口。1958年2月，党中央作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满怀豪情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广袤的松嫩平原，展开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终于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发现了大庆油田，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1961年，位于黄河入海口的胜利油田被发现，新中国又一场石油大会战在渤海之滨展开。

为了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冲天豪情，仅用3年多的时间就夺取了大会战的胜利。60多年来，几代大庆人艰苦创业、接力奋斗，在亘古荒原上建成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24.3亿吨，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三次采油基地，自1976年攀上年产原油5000万吨高峰后，大庆连续27年保持5000万吨水平，至今仍保持稳产高产。60多年来，胜利油田共发现油气田81个，探明石油地质储量55.87亿吨，累计生产原油占我国同期陆上原油产量1/5。以石油工业为代表的中国能源事业的发展，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业绩，挺起了民族工业的脊梁，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从“一穷二白”到能源大国，从“以煤为主”向“清洁化、多元化”发展，能源供应从“普遍用不上”到“普遍有保障”再到“高品质、个性化”，我国能源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战胜了重重挑战，攻克了无数难题，凝结着几代能源战线工作者的艰辛努力、艰苦奋斗。可以说，能源事业的成长和辉煌，见证了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和辉煌；能源事业的探索和成功，体现了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成功。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建成较为完备的能源工业体系；到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消费国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最快的国家；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能源消费方式变革，构建多元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持续推进能源领域国际合作，推动能源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国能源事业的稳步发展，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维护世界能源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天的中国，从大西北一望无际的光伏电板，到大草原矗立的“大风车”，再到来往穿梭的新能源汽车……我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呈现出蓬勃生机，能源领域的创新方兴未艾。我们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把清洁低碳作为能源发展的主导方向，正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筑牢能源基础，而且本身就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增长点，为经济增长不断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四）“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这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涌动，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大，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深度调整。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如何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有力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是我国能源发展的首要问题。只有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充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才能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牢牢守住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同时，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能源技术加速发展将引发全球能源变革，能源发展呈现低碳化、电力化、智能化趋势，现代能源科技正在深刻影响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绿色低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