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响中国】从中西对比视域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民性

2022-08-24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是一个以工业化、城市化、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为主要内容的持续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率先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刺激示范效应，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会或迟或早地走向现代化，这是已经为世界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普遍历史进程。由于现代化率先发端于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影响都将是持续和深远的。但由于各个国家历史发展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个国家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实现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制度约束、动力机制、优先次序选择以及具体战略等方面必然存在很大差异，不可能千篇一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权利，理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和理解。

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最核心的特征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体现的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是以物的形式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范畴。追逐剩余价值、追逐利润，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本性。因此，为了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获取更大的利润，资本一方面成为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工人阶级、进行殖民掠夺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伟大的文明作用”，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推动建立了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打破了各国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资产阶级还摧毁了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建立起了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可见，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受资本主宰的现代化道路，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人与自然相互割裂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

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是基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路径依赖以及特定的阶级阶层结构而形成的，并不适合所有的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又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而言，试图全盘照搬或模仿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只会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而遭受更加深重的剥削和压迫。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探索现代化的各种方案及其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和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人类现代化新道路，它建基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和制度框架之内，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老路，建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人类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新突破，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说到底是追求资产阶级少数人利益最大化的实践过程，资本成为主宰社会的根本逻辑，现代化过程受制于资本、听命于资本、服务于资本，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本质上处于受压迫、受剥削、被统治的地位。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追求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和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价值立场。中国共产党所奋斗争取的一切就是为了实现和满足人民的利益，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正是这一根本政治立场，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还是带领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将人民作为现代化事业最可靠的动力。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要在社会内部孕育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才能取得成功。西方式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于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本性，正是依靠资本的这一本性，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才迸发出了强大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推动西方式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我们也要充分利用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但决定现代化事业发展方向及其成败的归根结底是人而不是“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必须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马克思曾指出，在整个历史发展的无限过程中，“人始终是主体”“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在长期的奋斗过程中，党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体，而且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中坚力量。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进程中，只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挑战，进而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同富裕观。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它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两极分化。当今美国社会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结构极化、政治撕裂等现象，正是这种现代化道路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规定性。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持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的崇高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党的十九大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明确，共同富裕并不单纯是指物质生活的富裕，而是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必然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的现代化，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的回归，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的体现，是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性超越。

【理响中国】走好“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2022-08-22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方面特征，其中就包括，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深刻把握这一论述的本质内涵，就必须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理论置于中国共产党有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长河和现实实践中，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特质、来龙去脉以及当前乃至未来的实践走向。

中国共产党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历史探索具有一脉相承性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的历史过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理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具有高度的一脉相承的赓续性特点，凝聚了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精华和思想智慧。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有着科学的认识，这不仅体现在对相关学理的准确把握，而且也大量将其应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实现。甚至“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进一步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并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的脚步跨过千禧之年时，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理论要旨，也是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面继承和深刻诠释。他强调，两个文明建设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指出，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理论在我国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理论推向了新境界，也在实践创新层面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式现代道路的建设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强调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因此，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塑造出更具高度的中华文明新形态。绵延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明是支撑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但当中华传统文明遭遇现代文明的冲击时，如何让中华传统文明形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限制，构成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要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协调起来，一方面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创造出体量更大更为丰富的物质基础，以高质量发展方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创新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不断满足我们对精神文化的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中华传统文明形态推上历史新高度的同时，实现了对以往中华传统文明形态和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双重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展现出向上向善的中华民族精神特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统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塑造着向上向善的中华民族精神特质。当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华大地上疯狂肆虐之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充分掌握和利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系统性方法，以特有的制度优势将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既充分发挥出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物质创造能力，又调动其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顽强奋斗的民族精神，充分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磅礴伟力和中华民族向上向善的精神传统。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一场大考，14亿中国人民构筑起气势磅礴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之堤，在勠力同心、团结协作、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中迎面这场苦难和危机，答好这张堪称世纪浩劫的“生死答卷”，体现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引领力、生命力和战斗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向世界展示出勇于担当、自信开放的大国形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勇于担当、自信开放的实践中，承载着一个东方文明大国的国际形象。2022年，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依旧十分严峻的艰难状况，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得以成功举办，向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奉上了一份“珍贵礼物”。在这种苦难和危机层层的世情之下，成功举办冬奥会不仅是一国综合实力的象征，其背后更需要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支撑。北京冬奥精神被总结为“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是中国式现代化大国形象的集中体现。这种宝贵精神具有深刻的意义：要以胸怀大局的精神格局勇挑重担，以自信开放的从容心态面向世界，以迎难而上的顽强品格勇往直前，以追求卓越的专注精神精益求精，以共创未来的团结立场携手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铸就了成功举办冬奥会的“中国自信”，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伟力造就了“中国力量”，从而向世人展示出勇于担当、自信开放的大国格局、大国风范。

不难看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有着最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其深厚的理论根基，而且还遵循着清晰明确的历史发展逻辑。我们坚信，新时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定会在守正创新中，不止于古步，不泥于一曲，不断走向更加丰盈的美好未来。

【读懂新飞跃】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理论指南

2022-07-27

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判断、新的理论概括、新的战略安排，形成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强军思想。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并郑重写入党章。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

【读懂新飞跃】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理论指南

（海报：杨经国）

一、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创立并发展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先后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成果，回答和解决了不同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发展和战略指导的历史课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思想宝库。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再一次与时俱进，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它紧紧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时代课题展开，涵盖新时代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各领域各方面，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科学军事论体系，包括明确强国必须强军，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必须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明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明确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必须聚焦能打仗、打胜仗，创新发展军事战略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明确作风优良是我军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必须加强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大力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明确推进强军事业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全面提高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明确改革是强军的必由之路，必须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统筹推进军事理论、技术、组织、管理、文化等各方面创新，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明确现代化军队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明确军民融合发展是兴国之举、强军之策，必须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习近平强军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贯穿的鲜明主题是强军兴军，根本着眼是以强军支撑强国复兴伟业，核心要求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实践指向是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我们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认识和实践提升到新高度，谱写了党的军事理论与时俱进的新篇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

二、推动军事辩证法思想实现新发展

百年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观点，而蕴含其中的军事辩证法，则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思考军事问题的独特创造，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精髓，也是解决当代中国军事问题的密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军事问题，深刻揭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律、军事斗争准备规律、战争指导规律，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一是提出了一系列军事辩证法的新范畴，诸如中国梦与强军梦、总体国家安全与军事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威慑与实战、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等，揭示了我国在由大向强、将强未强的关键历史时期，统筹发展与安全、强国与强军遇到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矛盾及其内在关系，大大拓展了我们党对军事和安全领域中新矛盾及其规律的认识。

二是赋予军事辩证法的传统范畴以新内涵，在诸如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战争与政治的辩证法、人与武器的辩证法、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辩证法、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全面与重点的辩证法等方面，通过赋予传统范畴以新的时代内涵，反映军事领域普遍性矛盾的新变化，形成了破解深层次矛盾问题的新思路、新原则、新举措，成为观察和处理当代军事领域普遍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武器。

三是提出和强调了一系列思维方法，如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等，彰显了习近平主席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的总体性、系统性、原则性和创造性。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编写的《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提出，既要系统学习把握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基本内容，更要掌握强军打赢的科学方法论。在战争观层面，主要包括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人是决定因素，武器因素的重要性在上升。在方法论层面，主要包括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攻坚克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知行合一、实干兴军。这些是习近平强军思想活的灵魂，为我们从政治上全局上观察和处理军事问题提供了根本指导，也彰显着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强烈使命担当、深沉忧患意识、科学思维方法、鲜明问题导向、严实精神作风，展现出习近平强军思想独具特色的理论品质和富有感召的思想力量。

三、推动强军兴军事业取得新变革新成就

理论产生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导之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确立新时代强军目标，擘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蓝图。基于中国梦和强军梦，确立把我军建设成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并制定到2027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重振政治纲纪，坚定不移推进政治整训，有效解决弱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突出问题。一个时期，人民军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突出。对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狠抓全面从严治军，果断决策整肃人民军队政治纲纪，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政治建军作出部署，恢复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全面加强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重塑组织形态，大刀阔斧全面深化改革，有效解决制约我军建设的体制结构突出问题。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战争形态发生历史性演变，破解我军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任务艰巨繁重。党中央把军队改革纳入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领导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重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裁减现役员额三十万，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

重整斗争格局，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有效解决军事力量运用进取性主动性不足的突出问题。面对尖锐复杂的国际局势，党领导创新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强化人民军队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战略功能。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有效应对外部军事挑衅，震慑“台独”分裂行径，遂行边防斗争、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抗击疫情、维和护航、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军事合作等重大任务。

重构建设布局，创新发展理念和方式，有效解决我军建设聚焦实战不够质量效益不高的突出问题。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实施人才强军战略，确立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明确军队好干部标准，推动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根本指向，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大力纠治“和平积弊”，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

重树作风形象，强力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一个时期，我军存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突出问题。军委制订出台一系列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深入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查处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推动人民军队政治生态实现根本好转。

【读懂新飞跃】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

2022-07-22

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正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消除党内滋生的腐化力量，共产党才得以保持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品质。勇于自我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百年来最鲜明的品格。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围绕政治路线问题、组织思想不纯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自我革命。从八七会议、古田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党以自我革命精神主动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完善自身、走向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又在国家建设中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并同反革命集团等进行了坚决斗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主动直面问题，刀刃向内解决问题，积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以其丰富内涵诠释了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要求增强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实现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面对“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一根本问题，1945年，毛泽东同志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更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新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腐败现象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它是私有制以及国家的伴生物”，消除腐败的根本措施在于消灭私有制，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廉价政府”，“防止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怀揣身为共产党人的公仆情怀，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一系列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创新理念，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他把高压反腐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抓手，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以零容忍的态度、猛药去疴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严厉惩处的尺度一查到底，严肃追究；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绝不为少数腐败分子得罪十四亿中国人民。

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充分发挥党内外监督机制、法规制度和廉洁自律的思想道德防线的约束作用，彻底清除滋生腐败的“温床”。

三是强调反腐败斗争的关键在“常”“长”二字，也就是要“经常抓”“抓经常”“长期抓”。要以持久战的恒心、决心、耐心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政治觉悟、政治执行力，一刻不停地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38.8万件、470.9万人；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2.3万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4.4万人；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134.4万人次（截至2022年4月）。同时，党推动反腐败斗争与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同步进行，严肃查处了云南孙小果等重大黑恶案件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经过十年来常抓不懈的努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

构建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新机制”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一直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独特优势和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向发力，不仅科学阐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规律，更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推进党内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党的创新理论凝神铸魂，用党的理想信念“补钙”“壮骨”，接续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党史学习教育等5次较大规模的党内教育。同时，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等，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全面实现了党的领导有章可循、管党治党有规可依的目标任务。截至2021年7月，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615部，其中，中央党内法规211部，部委党内法规163部，地方党内法规3241部，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坚持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制度化、经常化，让制度、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从根本上增强制度执行力。在思想和制度同向发力下，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遵规守纪更加自觉，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高，我们党依靠思想政治工作、依靠纪法制度约束推进管党治党的能力极大增强。

开创了党的组织建设的“新局面”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一直以来，我们党建立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2021年底，现有基层组织493.6万个，各级地方委员会3198个，机关基层党组织74.5万个，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94.9万个，企业基层党组织153.2万个，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17.1万个，9034个城市街道、29649个乡镇、114065个社区（居委会）、491129个行政村均已建立党组织，基本实现应建尽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

在夯实党的组织基础的同时，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注重抓好执政骨干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并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以管好“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集中开展“三超两乱”“裸官”“吃空饷”以及干部档案造假、领导干部违规兼职、因私出国（境）等专项整治，针对干部选任上的腐败，两次修订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强调严把干部选拔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有力纠正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快速壮大，人才效能持续增强，人才比较优势稳步增强，逐步形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不断优化、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队伍。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加强示范引领，建设美丽中国

2022-08-04

美丽中国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美丽省份、美丽城市、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无废城市”等建设示范成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载体。打造各类美丽中国建设样板，发挥示范效应，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从不同方面部署美丽中国建设，各地积极探索美丽中国建设实践，初步形成了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行动体系。但是还存在东中西示范推进差异明显、示范效应尚未充分发挥、示范合力还需加强等问题。需要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系统设计，以点带面促进美丽中国建设整体推进。

强化系统设计，提升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新效能

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是一项系统工程，辐射范围大、覆盖面较广、涉及领域多，需要遵循美丽中国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特点，强化系统设计，统筹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各领域相关工作，更好地发挥整体效能，协同共进。

早在2013年，杭州就开展了美丽杭州建设，成立了美丽杭州建设委员会，相继实施规划纲要、实施方案、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健全考核评估和奖惩机制，探索形成一套顶层设计、法治保障、科学规划、考核激励、制度创新、工程推进、行动突破、社会共治的美丽杭州建设示范推进模式。除了杭州以外，其他地方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示范中也形成了很多经验做法。美丽中国建设要以打造这些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为统领，强化系统观念、整体智治，率先探索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促进生态环境质量高位提升、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全域美丽格局加快呈现、生态智治效能全面提升。

然而，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还缺乏协调议事机制，推进示范实施路径还不明确，存在碎片化和分散化的建设示范现象。这首先需要建立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统筹协调机制，形成高位协调推进、各部门协同合作、社会广泛参与的建设示范机制。其次，要系统谋划美丽中国建设示范顶层设计，制定各领域各类型各地区梯次推进示范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再次，要从组织领导、综合决策、区域协调、监测评估、激励约束和宣传引导等方面，系统构建美丽中国建设示范一体化推进机制。

鼓励地方创新，探索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新模式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深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和美丽中国地方实践”。近年来，许多地方不断探索创新，奋力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地方样板和城市典范，形成一些可供参考借鉴的实践经验。

浙江在持续推进四轮次“811”美丽浙江生态环保行动并率先建成生态省的基础上，开启高水平建设新时代美丽浙江的新征程。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新战略新部署，浙江省委提出“推进美丽浙江建设机制性系统性重塑”，包括构建完善绿色低碳转型机制、生态保护修复机制、人居环境治理机制，以及健全美丽浙江建设制度体系和数字赋能美丽浙江治理体系等方面，不断提升美丽浙江建设治理能力。

深圳市提出“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 以“全球标杆城市”为目标统领，瞄准2025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三个阶段提出美丽中国典范建设目标愿景，重点谋划了高水平建设都市生态、高标准改善环境质量、高要求防控环境风险、高质量推进绿色发展、高品质打造人居环境、高效能推动政策创新和高站位参与全球治理7个领域重点任务，并配套制定每五年的行动方案推进落实，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深圳模式”“深圳方案”。

尽管一些地方在省市等不同层级开展了美丽中国建设实践，但全国来看，美丽中国地方实践和创新氛围尚未形成。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省份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实践的责任落实尚不到位、目标和路径还未明确。在引导各地区各层级因地制宜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实践的同时，要加强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正向激励，进一步鼓励先行示范和探索创新。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推广机制，归纳提炼典型成果，及时总结好做法和有效经验，成熟一批、推广一批，引领带动不同类型地区科学有序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示范。

注重多方协作，形成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同每个人息息相关，因此要调动群众、社会的积极性，构建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命运共同体。

2018年，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共同启动了为期三年的“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主体实践工作，实践活动开展三年来，各地四类环保设施开放单位达到一千余家，累计参访公众超过8500万人次；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活动近2万场，制作推出4.2万多种类型各样的生态环境宣传产品，线上线下参与约15亿人次，绿色生活生产方式逐渐深入人心。

福建省则坚持生态惠民、共建共享原则，实施全过程公众参与的阳光规划行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美丽福建建设；浙江省积极开展全民总动员，启动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百场万人”环保讲，充分调动社会公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广泛凝聚美丽浙江建设示范各方力量。

从总体上看，在各地美丽中国建设示范中，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尚未全面形成，人民群众观念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公众参与途径较为单一，相应配套政策缺乏等。未来，要持续推动各地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共同体建设，一方面要深化各类各级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活动，定期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企业、进乡村等活动，创新完善公众参与模式，激发全民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要不断宣传美丽中国建设相关知识，弘扬生态人文精神，展示建设示范成就，不断扩大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让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理念深入人心。

总之，站在新起点、面向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要迈开步子、蹚出路子，发挥好示范、突破、带动作用，推动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行动体系，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标杆和高质量发展示范者

2022-06-21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建设自贸试验区，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目前，全国已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贸港，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试点格局。为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自贸区（港），各地主动扛起“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使命担当，开放新高地“多点开花”，改革试验田“遍地结果”。这些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正逐步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正能量。

我国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率先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制度体系，打造对外开放前沿阵地，既源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带来的外部压力，也源于国内外经济竞争形势转变引起的内在需求。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出现了多边贸易体制停滞、区域合作进程加快的趋势，规则一致、竞争中立、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标准等为代表的边界后措施成为区域或国家间贸易谈判的主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也迫切需要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来倒逼国内改革的推进。自贸试验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肩负起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重任，探索新途径，闯出新路子，在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是前瞻性、差别化、可推广性改革探索不断深化。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鼓励各地根据各自禀赋特色，开展差别化改革探索。2016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2018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出了53项改革措施，加大赋权力度。截至目前，我国自贸试验区已累计在国家层面推出278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地方层面推广了约1400项制度创新成果，对照各自总体方案，各地改革试点任务实施率普遍超过85%。278项国家层面制度创新成果中，涉及领投资管理领域76项，贸易便利化领域76项，金融开放创新领域30项，事中事后监管60项，服务业(人力资源领域)18项。其中，既有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基础性、引领性的制度变革，也有“海关通关一体化”等监管模式创新，还有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四个一”等全流程制度优化，这些制度创新成果经过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为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累了有益经验。

二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沿海开放到内陆开放，各地自贸试验区不断推进制度型开放举措，引领带动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自贸试验区建设9年以来，外资负面清单不断缩减，出台了8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由最开始的190条特别管理措施，缩减到了2022年的27条，尤其是自贸区版负面清单实现了制造业条目清零，可以认为制造业方面自贸区已经做到了全面对外开放。虽然我国服务业整体开放水平相对不高，但自贸试验区近年来在科技、互联网信息、金融、教育、文化旅游、医疗养老、专业服务等服务业重点领域加快开放。例如，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主动开放的重要平台，2021年推出全国首张跨境服贸负面清单，《海南跨境服贸负面清单》在120个左右的分部门，开放水平都超过了WTO的承诺，绝大多数甚至超过RCEP。同时，自贸试验区借助金融开放前沿阵地的优势，FT账户（即自由贸易账户）在资本自由流入流出和自由兑换方面率先突破，有效防范金融开放风险的监管政策和促进双向开放的举措，为我国全方位开放创造良好环境。在对外开放新格局方面，沿边自贸区通过寻找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互补优势，探索跨境贸易、跨境物流、双向投资，而内陆自贸区依托航空、铁路等综合交通和物流枢纽，构筑内陆开放新高地，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三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制度创新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化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为自贸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创新动力。2018年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东自贸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时强调，横琴有粤澳合作的先天优势，要加强政策扶持，丰富合作内涵，拓展合作空间，发展新兴产业。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要枢纽。在数字经济、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经济等新经济领域，各自贸试验区正以更大力度拓展新兴产业增长空间，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在跨境电商、离岸贸易、保税维修、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方面，自贸区加快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探索建立适应和引领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国际规则，为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在全产业链发展方面，浙江自贸试验区推进以油气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大宗商品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天津自贸试验区打造航空航天全生命周期产业链，江苏自贸试验区探索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等等，为我国产业链安全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曾比喻说，“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才能吸引更多外资”，强调“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重要目标就是要通过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进程中，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逐步推进政府、市场、要素环境深层次变革，在产业协同创新和系统生态培育中发挥支撑引领作用。在贸易便利化领域，通过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丰富口岸功能、推进海关监管制度创新，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在投资便利化领域，自贸区率先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商事登记便利化，并在全国率先试点“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破解企业“办照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营”等突出问题，释放企业创新创业活力。2021年21个自贸试验区利用外资增长19%，比全国高4.1个百分点，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占全国18.5%的外商投资，外贸进出口增长29.5%，比全国高8.1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比重的17.3%，自贸试验区正以优越的营商环境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开放高地。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以“五链重构”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022-07-21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新时代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大背景下，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仅对激活农村传统产业发展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意义重大，而且对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切实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影响深远。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取得非凡成就

近年来，我国农村产业有了长足发展。各地立足农村特色资源，面向市场需求，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是构建了农业产业体系，提升了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具有资源整合、要素集聚、功能集合、政策集成等方面的优势，有利于推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激发各项要素与生产主体活力。首先，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推动了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截至今年3月，家庭农场超过380万个，农民合作社达到222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95.5万个，服务覆盖全国约38.4%的小农户。其次，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使产业发展更加协调。到2021年，每个脱贫县都形成了2至3个优势突出、带动力强的特色主导产业，脱贫人口人均实现产业增收2200元以上。再次，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农业丰产丰收提供有力保障。最后，壮大了新产业新业态，为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重塑了新型城乡关系，优化了农村生产生活空间布局。首先，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产业为农业提供了包装、物流、仓储、通信等设备，推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其次，保护了农村生态环境。各地区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传统与现代融合，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培育生态环保产业，开发可再生能源，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再次，弘扬了农村传统文化。农业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传承了民族民俗文化、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遗产，保护了传统村落与乡土文化。最后，促进了城乡融合。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推动了公共资源统筹，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

三是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保障了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首先，带动了农民增收。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给农民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在克服严重自然灾害、农资价格上涨、新冠肺炎疫情散发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下，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931元，实际增长9.7%。其次，提高了农民生活品质。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深化，城乡交流日渐频繁，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消费观念逐渐变化。再次，提升了农民素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了优质教育资源下沉乡村，促进了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了农民的知识与技能。最后，加强了民生保障。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过程中，各地政府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保障了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调动了农民发展积极性。

以“五链重构”促进产业深度融合，带动农村产业提质增效

发展农村产业，重点是要在纵向上打造农业的全产业链，推动产业向上下游延伸，在横向上推动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从而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利益链、创新链的“五链协同”，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彰显农村产业的多元价值，更好地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一是要纵深推动产业链延伸，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当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仍处于初级水平，很多人片面地认为农村产业融合就是农产品生产业、加工业和销售服务业的融合，缺少对农业具有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种功能的理解和认识，导致对农业多种功能的开发程度不高。因此，要在确保粮食安全和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上，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其中，重点要促进产业链延长发展，推进产业功能拓展，从而带动产业调整升级，激发农村产业的内生发展动力。

二是要动态实现价值链提升，提升农村多元价值。当前，农村产业融合面临一产不强、二产不优、三产不活的多重困境，上下游之间的联结缺乏灵活性和动态性，造成农产品附加值较低、联农带农效果不佳等问题。应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等多种产业的融合发展，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农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发挥农村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提升农村的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价值。首先，以农产品加工业贯通产加销环节。引导市场主体做优品种、品质、品牌，构建高效集成的加工体系，打造区域共用品牌，提升品牌公信力。其次，以农村休闲旅游业融合农文旅产业。依托田园风光、村落建筑、乡土文化等优势资源，围绕多业态聚集、多场景应用，发展农事体验、研学科普、民宿康养等休闲农业新业态。最后，以农村电商对接科工贸产业。将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农业生产营销的各个环节，并加快培育农村电子商务主体，引导电商、物流、商贸、金融、供销、邮政、快递等市场主体到农村布局，培育农村电商实体及网络直播等业态。

三是要加快维护供应链稳定，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其他产业不同，农村产业大多地处偏远、物流成本昂贵。农村产业融合应打通供需链条，拓展销售渠道，降低流通成本，实现产销的有效对接。一方面，应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服务体系。首先，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打通农产品流通销售渠道提供保障。其次，推进产地仓储保鲜冷链基础设施建设，有效解决产品保鲜、存储难题，降低运输成本和过程损耗。最后，健全农村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集散配送站点，提升农产品商品化处理、品控分拣、打包配送、统配统送等综合服务能力，解决物流成本高、配送速度慢等问题。另一方面，应对接产销资源，搭建数字化销售渠道。首先，整合资源，探索形成集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于一体的订单化生产、批量化供应的农业供应链体系。其次，建设农业供应链信息平台，促使农产品市场信息精准对接，进一步拓宽农产品流通渠道。最后，强化标准化生产与质量控制，配备智能化设施设备和质量追溯设备，鼓励使用“一品一码”等追溯技术设备，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四是要协调完善利益链构建，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当前，农村产业融合的利益联结机制构建滞后，农户在获取发展资源、争取政策支持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构建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多元主体获得产业发展的红利。因此，要明确权责利和收益分配模式，形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发展格局，让各主体共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一方面，应构建多形式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农户、农民合作社、村集体和龙头企业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或开展股份合作等形式，构建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机制，保持多元主体间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农户持续发展和获得稳定收入，并在此过程中提高农产品供应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增强农产品持续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应明确多元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激发多元主体的活力。在多元主体的有效沟通与协调的基础上形成合力，构建齐抓共管、互动共建的利益联结机制，更好地引导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更有效地保障多元主体能够分享产业增值带来的收益。

五是要切实加强创新链支撑，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当前，仍然存在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导致生产、加工、销售等一系列活动同外部技术、资源的融合互动不足。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农业设施装备条件，可以为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因此，要加强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工作，加速实现设备、工艺、产品等方面的升级，做到全程优质、全链提升，拓展农业提质增效的空间。一方面，应推进全链条技术创新和各环节产品创新，促进农业技术研发与农业生产、食品加工、生物材料等产业的融合互动，推进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全产业链的应用，进一步提高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数字化水平。另一方面，应重视农业技术推广，深化农技推广体制改革，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实现“双碳”目标贵在统筹兼顾

2022-07-20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为推进“双碳”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党中央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批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绿色低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坚定不移，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原则，系统推进“双碳”目标如期实现，进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绿色转型。

一、统筹兼顾“双碳”目标和发展目标

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只要应对气候变化、不要推动经济发展，而是既要应对气候变化，又要促进经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努力追求在“双碳”目标给定下的经济成本最小化。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双碳”目标，其实很简单，只要停止化石能源的使用，回到农耕社会，但这显然是不现实、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因此，我们应始终去努力探索如何以最小成本与代价实现“双碳”目标。另一方面，努力追求在发展目标给定情况下的碳排放最小化。只要我们始终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坚持绿色低碳化转型之路，就能够做到碳排放的最小化或者最优化。因此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最佳选择。

那么，如何实现兼顾？坚持低碳科技创新是重要路径。通过低碳科技创新，提高收益，降低成本，实现从高碳科技向低碳科技的转变，进而实现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及低质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二、统筹兼顾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目标

“双碳”目标是“碳达峰”和“碳中和”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目标。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这意味着，大致上2030年实现碳达峰，如果有条件可以提前，但是实现这一目标是需要努力争取的。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大多已经实现碳达峰，它们属于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自然达峰。而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后期，消费耗能处于增长阶段，因此中国是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的同时，通过主动减排以实现碳达峰。这就意味着中国实现碳达峰，需要非凡的努力，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这也正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需要强调的是，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发达国家普遍要用大约50—70年，中国安排自己的过渡期仅用30年。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积极且有挑战的方案。

碳达峰的时间节点确定后，关键就是确定“峰值”。峰值定低了，近期发展压力加大，远期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就容易了；峰值定高了，近期发展压力相对较小，远期碳中和的目标实现难度就加大了。碳达峰的峰值确定后，关键就是确定“时间”。时间提前，近期难度加大，远期难度减小；时间延后，近期难度减小，远期难度加大。所以，国家层面要统筹确定碳达峰的峰值及达峰时间，区域层面要统筹确定各地的碳达峰时间及峰值，不能搞“一刀切”。

三、统筹兼顾碳减排和增碳汇

碳中和是人为排碳量与人为增汇量相等时的状态。碳排放量趋于零，即使没有碳汇增量，是碳中和；碳排放量减小到一定程度，被新增碳汇所吸收，也是碳中和。由于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是以一条以递增的速度上升的曲线，试图达到碳零排放的边际成本可能是极高的甚至是无穷大的。因此，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边界是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碳汇边际增汇成本相等时，也即统筹碳减排和增碳汇就是寻找边际成本相等点。

碳中和必然是碳减排和增碳汇相向而行的过程。碳减排和增碳汇都是基于科技创新。一方面，是碳减排。一是通过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效率提升实现碳减排；二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转向高质量发展实现碳减排；三是通过消费结构优化从高碳消费转向低碳消费实现碳减排；四是通过科技创新从高碳技术转向低碳技术实现碳减排。另一方面，就是增碳汇。一是通过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农地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实现生态系统增汇；二是通过碳捕捉、碳封存、碳填埋、碳利用等工程技术手段实现工程系统增汇。

四、统筹兼顾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

碳排放总量的80%以上来自于能源。我国化石能源又占能源碳排放的85%左右。我国是煤炭大国，煤炭能源又占化石能源的70%左右。由此可以说，碳减排的根本任务在于能源革命。

能源革命的第一个方向是推进能源结构优化，从化石能源转向非化石能源。要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潮汐能、氢能等，适当发展水能、核能等。能源革命的第二个方向是推进能源效率提升。从我国自身纵向比较，我国的能源效率有了大幅度提升；从国际之间的横向比较，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这个差距就是潜力，通过技术创新以更低的能耗带来更大产出，就是我们的目标。

总体来说，能源革命过程中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大力推进，但近期的目标应该重在提高能源效率，远期的目标重在优化能源结构。

五、统筹兼顾生态碳汇和工程碳汇

无论是生态碳汇还是工程碳汇，实现碳中和的功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增碳汇的成本是不同的。如果生态系统增汇的成本低于工程方法增汇，那就优先发展生态系统增汇产业；反之，则优先发展工程方法增汇事业。从目前的技术状况看，生态系统增汇成本相对更低，因此，短期内可以探索优先发展生态系统增汇技术和增汇产业；从长远来看，工程方法增汇具有无限潜力，因为技术进步具有无限的潜力。因此，片面强调生态系统碳汇或工程方法碳汇都是不妥的。正确的态度是统筹兼顾生态碳汇与工程碳汇，选择边际增汇成本相对低廉的碳汇增汇技术。

六、统筹兼顾碳减排和污染治理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历两三百年的时间，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先治污，后减碳”的路子，且碳达峰是自然达峰，是产业结构变化、能源结构变化、城市化完成、人口减少而自然形成的达峰。而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后期，污染治理的任务并未完成，减碳的目标又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产品有效供给、实现“双碳”目标多重任务叠加的时期。

如何突破重围？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降碳、治污、扩绿。从经济学上讲，降碳、治污、扩绿等分别治理或分阶段治理的成本要高于统筹治理的成本，就好比建设一个化工厂，在有环境规制前提下，必须考虑环境代价，具体有两种模式：“分治模式”下先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再治理二氧化碳；“统治模式”下就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等废气一并治理。“分治模式”需要分别上马污染物或温室气体处理设施，“统治模式”下可以共享某些设施，从而实现成本节约的目的。

因此，企业发展要努力谋求以环境目标为主的绿色发展、以资源目标为主的循环发展、以气候目标为主的低碳发展的统筹兼顾，以实现范围聚焦效果。

七、统筹兼顾低碳科技创新和低碳制度创新

无论是碳减排还是增碳汇，无论是优化能源结构还是提高能源效率，无论是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是消费结构的优化，都离不开低碳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不到位，要么是“高碳而经济”，要么是“低碳不经济”；科技创新到位，才能实现从“低碳不经济”向“低碳且经济”的转变。

在技术状况给定的情况下，低碳制度创新也可以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选择。征收高碳碳税，可以遏制高碳产业的发展和高碳产品的消费；提供低碳补助，可以激励低碳产业的发展和低碳产品的消费；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激励企业将稀缺的碳排放权配置到能够带来更高碳生产率的企业那里，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与此同时，低碳制度创新还可以通过激励低碳科技创新发挥作用。低碳补贴制度就可以激励企业低碳科技创新积极性，进而加快低碳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丰富市场的低碳产品，促进低碳消费形成时尚。

因此，要统筹兼顾低碳科技创新和低碳制度创新，使二者能够互促互进，同时要注重让低碳制度创新发挥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作用。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贯彻新发展理念，走好新时代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2022-07-19

编者按：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凝聚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强大力量，在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的指导下，开设“实践新论·非凡十年”网上理论传播专栏，持续推出系列理论解读文章和新媒体产品，充分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系统总结十年来“中国之治”的伟大成就，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氛围。

作者：常庆欣（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理念的重大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彰显了党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目标、原则与评价标准的统一。站在“两个大局”的历史高度回答好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经济工作应该怎么抓等问题，可以从根本宗旨、问题导向和忧患意识三个方面对新发展理念加以把握。

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始终坚持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提升发展质量中促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把人民利益作为发展的核心导向，将人民视为“国之大者”，在现代化建设中注重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从新发展理念诸要素指向来看，人民需求是“创新”发展的方向，其关键就是“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发展不“协调”是制约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障碍，因此推动产业结构之间、城乡区域之间、文明要素之间的协同发展，实际上就是强调人民在领域行业、空间格局、动力升级等方面对于美好生活的诉求；“绿色”发展关注合乎人性的存在基础与生活要素，天蓝、山绿、水清、环境优美是人民生活的增长点，因此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质就是要建设好具有生态文明底蕴的美好生活环境，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引领是中国经济“开放”发展的重要立足点，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金砖国家峰会、G20峰会等对外交往的重要平台，中国致力于“让增长和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让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日子都一天天好起来”，在不断为全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围绕美好生活需要多元性、多样化以及高质量、高品质化的特点，“共享”发展则强调进一步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多层次、多领域、多环节充分落实好渐进共享、全面共享、高质量共享，让百姓有更多成就感和获得感。民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南针”，因此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现实行动。

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紧盯解决突出问题形成整体推进力量，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新发展理念是对新时代“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回答。一方面，新发展理念与“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总体性联动，为破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顶层设计，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围绕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平衡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调以发展的动力升级、布局优化、可持续性增强、形态升级与效益提高为发力点，在总体布局与战略布局的意义上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向着更高效率、更可持续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针对经济发展领域的具体现实问题，新发展理念注重要素间的内在关联性，强调通过发挥诸要素的整体作用以形成更加精准务实的举措，不断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难题。例如，当前我国生产和生活体系向绿色低碳转型仍面临诸多压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任重道远。新发展理念诸要素作用于这一战略目标，强调在创新发展中推动低碳技术的升级，“以增强共性技术研发能力为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低碳化；在协调发展中加强地方间能源发展关系的谋划，形成高效协同、互济互惠的低碳发展格局；在绿色发展中对生态环境保护资源有效利用整体增效进行系统规划布局，切实落实好“双碳”行动；在开放发展中继续打造绿色丝路使者计划等气候多边合作平台，提升全球范围的气候韧性；在共享发展中建立碳普惠的正向引导机制，调动社会公众积极加入全民减排行动。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此，新发展理念着眼于系统把握新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发展规律，指向高质量发展目标，从而切实解决好“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

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底线思维，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党和国家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将其作为重点内容进行战略部署，强调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新发展理念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形势提出的治本之策，是对国内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国际经济运行下行风险较大这一科学研判基础上的积极回应。着眼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需要，新发展理念强调防范化解关键核心技术受限等经济安全风险、把握科学技术在经济安全体系中的时代跃升机会，从而更加前瞻性地看待、处理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隐患问题；强调资本服务于提高供给结构的灵活性、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从而更好地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不断提高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强调保障粮食、能源、重要资源的供给安全，全面强化供应保障能力和实施全面节约战略，从而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筑牢筑稳发展之基；强调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以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为抓手，进一步构建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产业链和供给链，从而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内容指向就是抓住发展与安全的“双轮驱动”，因此，新发展理念强调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不断提高预先防范风险的意识、提升应对化解风险的能力，从而能够“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中，推动我国从“大国阶段”迈向“强国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需要进一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这就需要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指挥棒、红绿灯，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从根本宗旨、问题导向和忧患意识的把握中进行统筹布局，进而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断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为新发展阶段凝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前进定力。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教育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022-07-15

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贸易、教育、科技、政治、军事、外交等诸方面的竞争格外加剧。一国竞争力的基础在于教育和经济，因此，有人说21世纪是新“double-E”（即Education与Economy）的时代。我国党和政府长期高度重视教育和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迅速，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教育和经济更是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非凡成就，举世瞩目。可以说，这十年，教育与经济之间相互促进、关系协调、共同发展，共同迈上了“新台阶”，实现了“双超越”。

教育与经济比翼双飞、不断突破

这十年，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均迈上了“新台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就。这些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保持在30%左右，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19年就首次超过1万美元；与此同时，我们已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9年就首次超过50%，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目标。

这十年，我国教育和经济的发展进入贡献凸显期。这十年（2012-2021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人均国民收入总值（GNP）总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等都占改革开放四十四年（1978-2021年）总成就的一半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GDP总量总计为1446万亿元（按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852万亿元，占比为58.9%。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人民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幸福，“钱包”鼓了，衣食住行更加富足便利。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来看，1978年以来四十四年的总计为107.8万元（按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60.9万元，占比为56.5%。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显著增加，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更加旺盛，我国高校扩招政策大幅度地提高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1978-2021年的四十四年里，我国普通本专科招生数量总计达到15366万人，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8033万人，占比为52.3%；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总计达到1313万人，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800万人，占比为60.9%。

这十年，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在全球中的地位实现“双超越”，均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对于人口规模在两千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均水平想要赶上发达国家是十分艰难的。1978年以来，我国是人均GDP增长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提高最快的人口大国之一。这十年，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的排位中，双双超越世界平均水平，向更高的目标大步前进。2014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超越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达到41.3%，高出世界平均水平6.0个百分点。2021年，我国人均GDP也首次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达到12551美元，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4美元。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实现“双超越”，进入了世界各国竞争的“上半区”，这是质的飞跃。

经济支持教育发展的贡献突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教育发展，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切实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党中央的强有力领导下，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成立了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各级各类学校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基本实现全覆盖，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教育事业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这十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大幅度增加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这也是强劲经济发展实力的重要体现。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首次超过2万亿元，这是在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之后占GDP比例首超4%，达到4.3%，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时所指出的：“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2012年以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此后这十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始终维持在4%以上，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我国教育发展总体水平迈入世界中上行列，成就斐然，实属不易。在1992-2021年间的三十年里，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计约为51.1万亿元（按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2021年的数据是估计值），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35.2万亿元左右，占比约为68.8%，即这十年的合计是党的十八大之前二十年合计的两倍多。

这十年，我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创新离不开创新人才，而创新人才培养主要责任在高校。为此，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近年来一批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亮点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正逐步形成。教育部也表示，我国高等教育实力强起来了。通过“211”“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计划，一批大学和一大批学科已经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应地，我国高等教育已由外延式发展阶段转向内涵式发展阶段。

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

这十年，我国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的高学历人才资源，高校毕业生数量超过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毕业生总数的“半壁江山”。在1978-2021年的四十四年里，我国普通本专科毕业生规模总计达到12414万人，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7179万人，占比为57.8%；我国毕业研究生规模总计达到926万人，其中这十年的合计为598万人，占比为64.5%。

这十年，我国教育培养的人才质量显著提升，带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占改革开放以来总增幅的一半以上。就业人员的人均GDP是衡量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指标。按照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就业人员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6302元提高到2021年的147120元，总增幅为140819元，其中这十年的增幅为71706元，占比达到50.9%。（该数据由作者根据历年官方公布的就业相关数据计算得出）这十年，我国GDP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而同期我国就业人员的绝对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出现“双降”，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十年，我国高校产生的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增加，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对经济发展作出了直接贡献。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点，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由高校获得，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高校承担。各种重大科研成果的主产地集中在“双一流”建设高校身上，实现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近年来，清华大学的“面向人工通用智能的类脑天机芯片及类脑计算系统”、北京大学的“植入前胚胎发育机制与遗传学诊断新方法”、中国科技大学的“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等高校所取得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为国家“卡脖子”技术领域的创新突破、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高等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明显且持续增强。

展望未来十年（2022-2032年），我国教育与经济都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稳步提高，取得更大的成就。未来十年，我国人均GDP非常有希望达到2万美元以上，踏进“入门发达国家”行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超过70%，进入到普及化发展的更高阶段；我国将更加接近教育强国和经济强国的发展目标，更加迫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进一步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凝心聚力，团结一致，改革创新，协调好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更加完善的教育体系，持续增加教育经费投入，进一步促进资源配置均衡和教育公平，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强力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以教育强国助推经济强国建设。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破解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梗阻，奠定高质量发展雄厚基础

2022-07-08

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现代化作为其先导与动力，为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经济基础、物质保障与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并从七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一个系统的现实工程，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有利于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廓清重点、突破梗阻、有效施策。

（一）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当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位居世界第一，形成了全球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与新特征叠加全球经贸形势的新变化与新挑战，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以我为主”地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矛盾的核心在于产业层面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这其中，生产体系创新能力的不足和产业结构的失衡是背后深层次原因。

针对以上问题，第一，要明确技术创新是有效解决结构性失衡的核心手段，要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为目标，在供给端进一步鼓励现代产业特别是人工智能、现代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高精尖行业的发展，持续推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融合协调的产业政策，充分激发各部门自主创新积极性，强化传统和新兴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有力支撑新旧动能转换，熨平经济波动性。第二，坚持深化改革，积极破除阻碍资源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制度梗阻和区域壁垒，建立健全要素市场的运行和调节机制，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畅通各产业的生产供应体系；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活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优化创新鼓励政策，突出激励自主创新，提高创新质量，同时改革专利审批制度，激发企业对以发明专利为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颠覆式原始创新的重视和实现。第三，注重实施产业空间区域发展的动态平衡战略。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经济发展区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破除资源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托各地的禀赋优势，形成纵向有序的产业链条，强化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发展的带动能力，打造新的创新增长极，使之成为新发展格局下联接国内、国际循环的重要平台和关键点，并最终实现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全面现代化。

（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规则要求。近年来，随着我国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强大的内需市场初具规模，构建统一大市场向好发展。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实现井喷式增长，2020年达到39.2亿万元。数字经济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的空间束缚，加速了国内大市场的统一，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技术、资源和数据等市场要素向“头部平台”集中，新兴的垄断方式、完全的价格歧视以及资本的无序扩张成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主要梗阻。

面对新业态、新模式催生的新问题，一是要从制度入手，强化政策引导，坚持反垄断政策的有效实施，设置政策“红绿灯”，在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制度的同时，规范市场公平，合理管控资本在市场中的流动和分配。二是要加强监管力度，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先天性优势打造“政府-市场”互动平台，强化制度和政策的宣传工作，提高企业公平竞争意识。三是要完善反“平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体制机制，充实反垄断的监管理论，建立全方位、网络化、串并联共同布局的市场监管体系，实现市场中的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三）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收入分配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激励机制。提高收入分配制度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近年来，我国整体上收入分配呈现出向好态势，但也要承认，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体系仍存在问题：初次分配中，生产端处于技术加速积累、数字化转型阶段，须保证技术型人才的报酬逐步提高以提供创新激励，从而带来劳动者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为实现共同富裕带来挑战；再分配中，目前财税政策在整体上对收入分配调节效果相对不足，为实现共同富裕加重了难度；三次分配上，目前短期内尚未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三次分配规模和效果还较小，难以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保障。同时，近些年来呈现出代际流动性下降的趋势，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逐步集中化，在长期上将影响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

对此，必须要坚定生产的决定性地位，加快技术转型，实现关键领域关键技术自主化，保障经济发展效率，为共同富裕提供底层动力支撑。短期内，改善我国的再分配政策，调节调整税制结构，逐步增加财产税、遗产税、资本收入税等税种，打破医疗、社保的区域、城乡壁垒，为中低收入人群的共同富裕“兜底”；长期上，提高人均教育投资额，优化教育资源结构，将我国人口红利逐步转变成为人才红利，提倡三次分配，营造携手共进的社会氛围，促进财富的横向内部转移，从而在代际间实现纵向公平，为共同富裕提供长期保障。

（四）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

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优势互补性持续增强。这十年来，我国城镇棚户区改造惠及9000多万居民，老旧小区改造惠及2000多万户，1.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我国的城镇化率由53.1%上升到了64.7%，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都在逐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扎实推进。但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体系仍存在如下问题：宏观层面的人口老龄化与总规模下降冲击；中观层面的趋势收敛协调发展的动力不足困境；微观层面的多尺度空间单元发展路径雷同安全保障不周制约等。

由此，要坚持“厘清功能定位、明晰特色优势、把准方向航道”思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寻获应对策略：一是要尊重多尺度空间互动发展的基本规律，建立多种类、多功能、多目标的空间单元发展体系，厘清县域、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等空间单元在农业保供、能源保稳、边疆保安、生态向好、科技向上、经济向前的差异化功能定位。二是要确立“定位+优势”与“功能+特色”的发展动力指南，明晰各空间单元在不同尺度下的定位及其优势，立足自身特色，发挥不同面向的功能，组成特色化功能集成体系，支撑空间单元互动协调。三是要尽早规划面向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规模达峰后的总体战略，前瞻性研判人口规模的变动时间表、人口集散的流动趋势与年龄结构的代际影响，做好相应的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保障举措与长远战略规划的衔接匹配。

（五）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

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求和重大任务，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时代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状况实现了历史性转折，植树造林占全球人工造林的1/4左右，单位GDP的碳排放量累计下降34%，风电、光伏发电等绿色电力的装机容量和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都居世界第一。当然不容忽视的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面临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取向的进度约束、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的现实诉求与存量污染大生态欠账多的历史包袱等三重挑战。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条件，旨在调整解决生产力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关系问题，根本遵循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因此，一是尽快完善实现“双碳”目标的“1+N”政策体系，全面分析和综合研判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社会经济的全方位影响，坚持两个阶段两种策略，兼顾地区生态不平衡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把长期战略处理为周期化策略，稳扎稳打推进。二是以产业绿色化为核心推进生产活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在发展中破解发展难题，一方面以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为依托，激发新兴产业增长，降低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三次产业的绿色化、信息化和数智化转型，降低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三是保护与修复并重推进，“历史欠账”步步还清，不搞一蹴而就、超越阶段、大干快上的运动式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形式多样、绩效导向的多元化、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引导个人、企业、社会等多方力量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中来，为绿色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六）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打造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进入深刻调整期叠加我国经济增长动能结构性转变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扎实推进的进程中，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全球价值链位势稳步提升，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一带一路沿线都逐渐形成了以我国为枢纽的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然而，不得不引起重视的是，我国虽然在进出口贸易上保持着强大的规模优势，但近年来进出口贸易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日趋减弱。与此同时，过往简易加工出口模式下导致的我国产业分工链条过于依赖国际需求，也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前本土产业链的创新升级过程，为新时代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发展带来了重大风险。

面临如上制约，新时代下要打造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全面开放体系下的重要战略抓手，坚持推进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开放的高水平全方位开放，推动沿海和内陆地区对全球市场的联动开放，以不断深化的开放促进我国经济领域的进一步改革。第二，坚持更高水平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全面开放，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全面推广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应继续坚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重点推进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有序开放，同时也积极鼓励国内优秀的本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形成全面开放体系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优势。第三，在开放的同时，要坚持安全高效的基本原则，要注重新时代我国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升级，打造以创新引领的价值链革新，积极培育全面开放体系下的新业态和新动力。同时，在产业发展上，既要坚持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的政策原则，又要积极施行国际通行的安全审查和反垄断手段，维护市场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构建全面开放体系下有序的市场环境。

（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发展长盛不衰的研究命题，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迁取得了重大成就，不仅逐步确立并坚持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而且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与创新，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目前，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面临的主要梗阻在于，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仍然不够清晰，现代产权制度仍待健全，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需重新审视。

针对这些梗阻，一是要强调市场的调节作用，在数字经济全面渗透到各行各业的背景下，导致“市场失灵”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高度缓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变得更加有效，因此要持续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突出政府的引导能力，积极引导市场竞争公平，完善保护产权的制度体系，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三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鼓励“专精特新”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保证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国有经济在关键领域的核心地位，利用国有企业与政府联系紧密的天然优势，充分调动国有企业创新积极性，特别是要引导国有企业对具有强知识溢出效应的基础性、颠覆式原始创新的投入和研发，强化国有企业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领头羊地位。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不忘初心，让人民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

2022-07-06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是一个政党对人民的使命担当。回首十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不同时空不同表述，饱含的却是一样的爱民情怀。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基因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在、使命所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车轮驶入快车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日俱增。目前，我们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扎实推进，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互补性增强；城镇棚户区改造3961万套，惠及9000多万居民；老旧小区改造惠及2000多万户，住房条件改善；1.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

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用好财政税收制度推动全国均衡发展。10年来，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学技术支出累计7.1万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超过29万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累计23.11万亿元；加大民生支持力度，财政转移支付向基层倾斜，向不发达地区倾斜。

我国政府教育支出从2012年的2.12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82万亿元。这种增长不是“撒胡椒面”，而是在扩大支出的同时推进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脱贫地区教育水平历史性提高，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缩小，义务教育普及程度甚至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学率提升至88.1%，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9年。

政府卫生健康支出从2012年的8058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8659亿元。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全面加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大幅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质增效，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向全国，超过85%的县级医院具备二级医院服务能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增强。

政府社保就业支出从2012年的1.26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44万亿元。城镇新增就业年均超过1300万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5万元，比2012年增长近80%。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5：1。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养老金全国统筹迈出新步伐，养老保障体系覆盖人口全球第一：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7.9亿增加到10.3亿，发放标准稳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由5.4亿增加到13.6亿，报销比例持续增加，居民医保的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240元提高到610元，惠及10亿城乡居民。人民生活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好“蛋糕”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稳定的工作、满意的收入，都仰赖一个平稳健康发展的经济。1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14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2012年11.4%上升到18%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5万美元，正在冲击高收入国家门槛。这个成绩来之不易。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党运筹帷幄，把握国内外大势，适时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断在危机中寻求主动。

综合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不断完善。积极的财政政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有效降低经济周期波动影响，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精准实施减税降费，2013—2021年，减轻企业负担超8.8万亿元。科学安排政府债务规模，2015—2021年，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12.2万亿元，支持扩大有效投资。10年来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持续激发，全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累计达9315万户。

稳健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支持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稳定。一是前瞻性降准，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二是引导贷款市场利率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进一步下降，降低市场主体的融资成本，激发融资需求。三是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立2000亿元的科技创新再贷款、400亿元的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同时对绿色、小微等薄弱环节精准支持。四是出台加强金融服务、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23条政策措施，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科技发展成为支撑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第一动力。2021年，全社会的研发费用是2012年的2.7倍，基础研究费用是2012年的3.4倍。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10年上升22位。多款新冠疫苗、检测试剂和治疗药物有力支撑了新冠疫情防控。疫情能防住，经济能稳住，科技进步功不可没。

10年来，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有序运转，产业链供应链在疫情中接受考验；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的资源全国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完善分配制度改革，切好蛋糕共享发展成果

既要发展生产做大“蛋糕”，又要调整分配切好“蛋糕”。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依靠共同奋斗过上更美好的幸福生活，反对福利主义，不搞劫富济贫。第一，千方百计提高百姓工资等收入。把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劳动报酬提高驱动的内需上，而不是出口或者随着量的增加边际效益递减的投资；对投资依赖过多，会提高债务负担，带来现实或潜在的债务和经济风险。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第二，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百姓多渠道增加收入。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在促进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过程中，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第三，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最大程度实现社保基金的互助共济功能。保障是兜底的收入；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运用各种政策“调高补低”，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富裕。

二是用税收政策支持百姓过上幸福日子。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税收支持力度，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连续提高到15万元，连续多次降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享受门槛，延续实施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支持政策，降低市场主体负担，促进稳岗就业。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上亿自然人纳税人税收负担明显减轻，综合所得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自然人纳税人，大部分不用再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仅支持经济健康发展，还直接减轻个人税收负担，增加群众可支配收入。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没有开放，就没有进步，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这10年，我国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成立新开发银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今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意味着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贸区正式落地。中国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税收协定网络覆盖112个国家和地区。发起建立首个税收领域多边国际税收平台——“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自主将关税总水平从2010年的9.8%大幅降至7.4%，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2年以来，我们对外签署9个新的自贸协定，包括和瑞士、韩国、澳大利亚等，大部分商定的关税为零的商品比例达到90%以上。2012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4.4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二；2021年增至6.9万亿美元，连续两年全球第一。

一场世纪疫情把世界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战胜病毒。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进国际抗疫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加强互利合作，共赢多赢。如果说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让要素在全国配置，全球合作则可以在更大范围促进要素最优配置。人民群众可以在更宽广的空间欣赏各种文明，享受不同国家的产品和服务。

世界风云多变，让人民过上幸福日子的初心不改。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加大对薄弱环节、重点地区、困难群众的倾斜力度，努力让全体人民在高质量发展中享有更高品质的生活，促进人民生活幸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千方百计增加百姓收入，只有收入增加了，才能提高消费；另一方面，要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出发，拿出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让百姓敢消费。政府、企业、居民各得其所，经济发展循环顺畅，社会运转安定和谐，中国经济才会一步一步迈上新的大台阶。

【实践新论·非凡十年】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助力低碳美丽中国建设

2022-06-29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重要讲话中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重承诺。这一基于科学论证，并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所提出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指引，反映出了我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是我国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十四五”时期，我国已进入了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阶段，这是中国全面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五年，也是助力我国实现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窗口期和深水期。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已成为取得环境治理效益与气候减缓效益双赢，继而推动全社会绿色可持续转型和低碳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协同是基础

大气污染物同二氧化碳具有高度的同根同源性。据2020年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2017年我国全年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为二氧化硫696.32万吨，氮氧化物1785.22万吨，颗粒物1684.05万吨，部分行业和领域挥发性有机物1017.45万吨。从具体的污染物排放源和产生过程来看，工业源各类污染物排放占比均为最高，污染物主要源于涉及能源燃烧的加热、冶炼、锻造等工艺过程，以及涉及煤炭、天然气等燃料燃烧的火力发电过程；移动源所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源于交通运输工具在运行过程中所利用的汽油、柴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燃烧；生活源所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则主要来源于炊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