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政治功能

龚云

2022-08-02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好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政治功能，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维护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党员和工人的权益，在非公有制经济内部推动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新时代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必要性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战斗堡垒。新时代，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政治功能，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紧迫，有利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方向的需要。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新时代，为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物质基础，就需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政治功能，从企业内部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保证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长期执政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领导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方面。邓小平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是党在企业中的战斗堡垒，在企业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面对逐步壮大的非公有制经济，需要突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实现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治领导，从而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需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大量出现，给我们党提出了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如何团结、帮助、教育和引导这一群体，使他们在政治上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希望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民营企业家要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

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成效的需要。当前，一些党务干部不清楚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组织应该是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承担什么功能，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无法把握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方向，不能准确评价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影响了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党务干部的积极性和党建工作成效。这是目前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不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需要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从党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考虑，切实解决好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政治功能这一重大现实课题。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功能的特点

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政治功能，应该从党的性质、党的地位等政治因素考虑，分析现状，把握特点。

要考虑党在非公有制企业设立党组织的目的。我们党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就是要通过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政治引导，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领导，巩固在这一领域的社会基础，聚合非公有制企业党员资源，扩大党在这一领域的影响，最终引领非公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有效领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当然，由于产权关系和决策方式不同，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的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因而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要求和方式也应区别于国有企业党组织。

要考虑非公有制企业的所有制性质。非公有制企业在所有制性质上属于私人所有，党对私营企业家的管理属于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的范畴，是在党的组织外部进行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需要争取企业主的理解和支持。现在有的中小企业主和外资企业管理者对在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心存疑虑。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从政治高度，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着眼于长远，不能因工作难做就不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有利于我国发展，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做应该做的事，不能畏手畏脚、瞻前顾后。

要考虑非公有制企业中党员的现状。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党员，因工作环境的变化，有的认为过不过组织生活无所谓，担心参加一些组织活动会影响自己的工作；有的因为工作变动频繁，流动性大，需要经常转移党员组织关系，感觉太麻烦不愿亮明党员身份等。目前，在非公有制企业流失的党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长期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不做党的工作的“三不党员”；存在“怕麻烦、没必要、不愿受约束”等思想，外出时不向党组织报告，回来后又不愿及时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无故长期不转移党员组织关系或办理《流动党员活动证》，或是脱离原单位流动到外地新单位后不愿亮出党员身份的“隐性党员”；持有党员组织关系、党员介绍信或《流动党员活动证》，由于种种原因无故不接转党员组织关系，把组织关系长期放在口袋里，不到当地党组织报到的“口袋党员”。这些脱离原来的党组织、流散到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变得日渐疏离。因此，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根据企业党员的特点，采取有效的途径和方式，有针对性地发挥政治功能。

要考虑非公有制企业中工人的处境。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工人不拥有企业的生产资料，他们的生活来源、工作福利、奖励处罚，都取决于企业主。在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下，他们往往把谋生视为第一目的，所以对企业主有一定的依赖心理。新时代要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政治功能，必须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非公有制企业也得到充分实现。

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政治功能的途径

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适应新发展阶段的需要，必须更好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政治功能，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和政治引领作用。

引导、团结和教育非公有制企业主。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政治引领和组织动员作用，旗帜鲜明地向企业主和广大员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使党和国家的各项要求贯彻到企业决策过程之中和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要积极引导企业主尊重员工、善待员工，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维护好员工的合法利益。要督促企业依法纳税、诚信经营、依法用工、扩大就业，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贡献。要加强教育引导，使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主动服务社会、奉献社会、回报社会，引导企业和员工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奉献爱心，为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关心、教育和管理党员。要关心和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党员的正当权益，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精神上慰藉，增强党组织对党员的吸引力。引导党员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增强党员的责任感、荣誉感。加强对党员的党内激励，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员组成复杂、思想多样、流动变化的特点，明确责任主体，创新管理办法，切实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永葆党员的先进性。要加强对党员的党内关爱，及时帮助破解思想上的疑惑，解决工作生活上的困难，使党员真正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增强党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要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充分尊重党员在企业党建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充分发挥党员在推动企业党建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维护工人权益，团结教育工人。工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依靠力量，是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根本基础，也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依靠。要把服务群众、做好群众工作作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和基本职责，使党组织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积极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积极做好困难人员的帮扶工作，认真抓好非公有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服务企业员工方面要有新举措，帮助企业凝聚人心、形成合力。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牢固树立为员工服务的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人文关怀，不断增强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建立健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保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时就要求“建立健全基层党建物质支撑体系”。一是成立行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沟通协调，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二是建立健全党务工作者保障机制，从行政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离岗干部以及高校毕业生中选派、选拔专职党务工作者。三是建立健全服务保障机制，建立党员服务中心，通过财政划拨、党费列支和企业出资等渠道，保障行业党组织的工作经费。

提升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科学化水平。构建科学有效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运行机制，进一步提升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科学化水平，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按照覆盖立体化、制度规范化、活动正常化，干事有队伍、工作有保障、发展有作为的要求，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实现党建强、发展强。建立和完善企业党建与企业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良性工作机制，使既抓发展又抓党建成为各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和企业主的共同理念，努力形成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开展到哪里，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和党建工作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大力推进党建工作区域化、园区化、行业化、产业化覆盖，扩大党在非公有制企业的影响力。深化“党员人才工程”建设，努力建设高素质的企业党务工作者和党员队伍等。

建设服务型党组织。以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为主要内容，扎实开展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活动。积极探索和丰富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在服务中促进企业发展，在服务中加强企业党建。服务企业共享发展，积极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坚持正确发展方向。服务企业和谐稳定，引导和促进企业诚信合法经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组织企业管理层与员工进行经常性沟通和协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服务群众生产生活，建立和完善党员联系职工群众制度，及时了解职工群众的呼声、意愿和要求。企业党组织要建立民情分析会制度，经常分析、掌握职工群众的需求和愿望，积极帮助协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广泛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开展结对帮扶送温暖活动，切实关心、关爱职工群众。服务党员干事创业，全面推行党组织和党员公开承诺、定期考评制度，认真做好“提诺、审诺、示诺、履诺、督诺、评诺”等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关心关爱党员，积极为党员追求美好生活、追求事业进步、追求个人发展创造条件。

（作者简介：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孙英

2022-07-2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辉煌成就的最可宝贵的经验，也是未来继续成功的根本保证。

根本在于以政治领导承担政治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和人民把我们党推到了这样的位置，我们就要以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承担起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在中国，没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不懈努力奋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是追求位高权重和个人成功，而是承担沉甸甸的政治责任。作为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保障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这些重大任务，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这个庞大复杂系统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才能把关乎民生福祉、民族复兴的重担挑起来。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需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要保证国家统一、法治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要顺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涵盖一切工作的，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或弱化了党的领导，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国家事业，最终损害全体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关键在于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

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其中，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这样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则天下之势一矣”。党中央在集中统一全党智慧和共同意志基础上，通过由上至下的统一领导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这是党完成历史使命的根本遵循。

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经实践检验得出的结论。“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我们要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要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到位，真正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同时，要在与党中央同向同行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实际，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既要防止懒政怠政、“等靠要”心理，更要杜绝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不能搞选择性执行。

基础在于每位党员都发挥作用

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具有风向标作用。推而广之，对于14亿中国人民来说，9600多万名党员也是“关键少数”。这两个“关键少数”都非常重要，普通党员不能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仅是领导干部的事而和自己无关，要认识到这是每一位党员的职责。只有每位党员都坚守党和人民立场，在工作生活中自觉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职、为民造福，无论何时、何地、在什么岗位上都能用党员的价值观要求自己，做到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在工作生活中不忘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始终把党员作为自己的第一身份，把自己的整个生命融入到党的伟大事业中去，才能最大限度地打牢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这么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每个人出一份力就能汇聚成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每个人做成一件事、干好一件工作，党和国家事业就能向前推进一步。”每位党员不仅要自己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要自觉成为“宣传家”，面向群众和身边人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和方针政策，让党的正确主张深入人心，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如此才能始终赢得民心，实现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国际国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坚守，更需要新时代每一位党员的坚守。全党每位同志都要不断强化党员身份意识和组织观念，自觉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自觉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保证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行动画出事业奋斗的最大同心圆，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孙英，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以首善标准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

张革 刘宇辉

2022-07-26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北京是全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党中央高度重视首都教育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11次考察调研北京教育系统，27次给北京市大中小学回信、贺信，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首都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首都教育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首都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育人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教育现代化。

充分彰显首都教育使命担当

全面系统谋划教育发展，擘画宏伟蓝图。5年来，北京市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组长的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教育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修订完善100余项制度机制，加大督查督办力度，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在全国率先召开全市教育大会，研究制定《首都教育现代化2035》和五年实施方案、《深化首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形成了首都教育“4+N”政策体系。编制“十四五”规划，描绘首都教育发展新蓝图。

圆满完成重大活动服务保障任务，贡献教育力量。首都教育系统9.6万余名师生参与完成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行、联欢活动和志愿服务等任务，得到了中央领导多次充分肯定和教育部通令嘉奖。3万余名师生直接参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4000余名师生组成合唱团和献词团，发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时代最强音。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申办、筹办、举办过程中，25所高校设立冬奥专项培养计划，68所高校攻关212项关键技术，2.33万名师生深度参与服务保障，1.4万名赛会志愿者全心服务，冬奥会开幕式上学生演员约占全体参演人数的90%，助力冰雪盛会惊艳世界。

以钉钉子精神打好高校党的政治建设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在全国率先制定《关于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的若干措施》，召开首都高校党的政治建设工作会议，市领导连续三轮入校督导，指导高校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项目制清单化推进100项任务落实落细。对部分高校开展“专项约谈、专项巡查、专项评估”。督促高校认真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全国率先制定院（系）党组织会、党政联席会和系务会制度，推动教师党支部书记普遍成为“双带头人”。入选教育部全国示范党组织338个，位列全国第一。

以首善标准推动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课堂教学质量持续提升。在全国率先全面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必修课。创设“同备一堂课”机制，成立思政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录制“名师大家讲党史”等可视化教材，中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向全国推广。遴选建设16所北京市重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将接诉即办等生动实践转化为鲜活课堂。打造中小学思政课示范基地，将不少于10%的思政课安排在社会大课堂进行。成立全国首个“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研组”，率先实施一体化德育体系建设指导纲要，促进不同学段有效衔接。

坚定有序推进“双减”工作，形成北京经验。坚持“治乱、减负、防风险”与“改革、转型、促提升”并重，召开15次市委书记专题会和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进行研究部署。建立由22个部门组成的市区两级工作专班，在市教委新设校外培训工作处，强化统筹协调，合力推进“双减”行动。以首善标准创制20余个配套文件，在全国率先开展“营转非”“备改审”等工作，为“双减”深入推进探索有益经验。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超8成，无证机构动态清零。召开三次全市中小学书记校长万人大会、基础教育工作会，校内提质增效稳步实施，课后服务参与率达96%以上。将中小学教学管理列入全市2022年接诉即办“每月一题”。大面积、大比例推进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北京“双减”工作，社会反响良好，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推广北京经验。

坚决守好教育战“疫”阵地，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始终把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坚持“校园疫情防控要求比社会面更严一些”总原则，建立联防联控、风险研判、督查问责等工作机制。动态调整返校复课时间等措施，召开“日调度、双调度”会议进行部署，印发40余个政策文件，制定6版工作手册，成立14个市级督查组。立足“校自为战”，督促各校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扎实做好疫苗接种工作。创新开展大规模在线教育，二级应急响应下中高考工作平稳落地。打响“双特战疫”，推出《老师请回答》特别节目，上好防疫“大思政课”。坚决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央地协同”“校地协同”工作新机制更加稳固，首都教育系统连续33年保持稳定。

扎实推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

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党建工作开创新局面。坚持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落实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召开高校党建工作会，评选第八次北京市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市属高校质量提升工程。在全国率先启动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试点，覆盖各类型全学段，相关工作得到中组部、教育部充分肯定。制定加强民办学校党建工作的若干措施，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刊发经验做法。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化落实机构改革方案，平稳有序推进直属单位改革。

坚持“五育并举”，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新要求。牢牢把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实施“一十百千”工程，开展“四个一”活动，在全学段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使命在肩、奋斗有我”“永远跟党走”“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主题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全国“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区建设。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显示，北京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学习成绩、行为习惯、自信心及教师的教育教学效果稳居全国前列。在2018年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中，北京获得一等奖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一。研究制订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美育行动方案和劳动教育的意见，出台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切实推进解决“小胖墩、小眼镜”问题。实施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计划，每年近万名学生受益。

坚持聚焦“七有”“五性”，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实现新提升。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增加幼儿园498所，入园难问题基本解决，入园贵问题有效缓解。新增中小学学位约26万个，在“三城一区”等地统筹建设17所优质校。2019年以来，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率保持在99%以上。实施新一轮中考改革，高考综合改革平稳落地。“校额到校”“市级统筹”等措施对促进教育公平发挥良好作用。支持34所高校顺利完成首轮“双一流”建设目标任务，91个学科成功入选新一轮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为全国仅有的两所被赋予学科自主权的高校。出台市属公办本科高校分类发展方案，分类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有特色、国际化”发展，7所高职院校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始终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的首要标准，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实施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评选中小学特级校长。坚持依法治教，深化接诉即办，共受理市民服务热线转办件78万多件。教育督导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公众教育满意度稳步提升。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22个高精尖中心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引进海外人才690人，汇聚院士124位，取得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首创”成果。孵化近20家高新技术企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28项。成立沙河、良乡高教园区建设发展理事会，促进校地融合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推进7所市属高校向远郊区疏解，北京电影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新校区建成投用。实施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中高职衔接项目，进一步拓宽职业人才培养通道。3所雄安新区“交钥匙”学校即将投入使用，一批高校启动雄安新校区规划建设。成立“京津冀协同创新联盟”，共建共享水平显著提高。“留学北京”知名度不断提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已经形成。以援藏、援疆等为重点，深化教育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实施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建成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资源三大平台及教育大数据平台。全市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达到15.7年，为建设高精尖经济结构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成效。层层压实教育系统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工作考核和政治生态分析研判。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做深做实政治监督。深入推进市属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高质量抓好巡视整改，实现一届党委任期内巡察全覆盖工作目标。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市委实施意见，坚定不移纠“四风”树新风。严肃查处违纪违法问题，每年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深化廉政风险防控，梳理廉政风险点，持续营造教育系统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

奋力谱写首都教育发展新篇章

五年春华秋实，五年拼搏奋斗。五年的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在首都教育系统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

牢牢把握首都教育的政治性。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要求，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切工作都从政治上考量、在大局下行事。健全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贯穿办学治校各方面。

牢牢把握首都教育的根本性。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聚人才、育人才、出人才，引导青年学子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牢牢把握首都教育的人民性。始终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奋斗目标，努力破解“双减”等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让孩子们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

牢牢把握首都教育的战略性。自觉从国家战略要求、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需求出发，谋划和推动首都教育发展，切实担负起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培养“强国一代”的重要职责使命，不断增强教育对国家、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牢牢把握首都教育的创新性。不断完善教育体制机制，以全面深化改革增添红利，以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激发活力，以科技创新汇聚动力，持续推进首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牢牢把握首都教育的敏感性。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守好党的教育阵地，维护首都教育系统安全稳定，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首都教育系统将坚定捍卫“两个确立”，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北京冬奥精神，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作出新贡献，在支持“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上发挥更大作用，在满足市民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教育需求上下更大功夫，在适应科技发展、探索教育与科技融合上发挥引领作用，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提升全民素质上有更大作为，在开放发展、推进高水平教育交流合作上发挥重要作用，在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教育治理体系上进行深入探索，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建设水平方面取得更大成绩，全面开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高水平教育现代化的新阶段，奋力谱写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篇章，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作者简介：张革，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辉，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坚持党建引领实现“双减”增效

章建伟

2022-07-26

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地位和作用。“双减”工作对进一步树立科学教育观念、净化社会教育生态、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新的赶考路上，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减”工作的指示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双减”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化中小学校领导体制改革，推行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是把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充分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效能的重大举措。

建强堡垒是深化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改革的核心要义。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北京市东城区作为全市基础教育大区，始终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要求，把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重要内容，通过规范学校校区、职能机构和教育教学单位设置，调整优化学校二级及以下单位党组织设置，坚持把党组织建在教书育人一线，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注重党员干部队伍素质和作用发挥，选拔党性观念强、专业素质强的“双强型”教师担任党组织书记，持续开展“信仰•榜样•传承”主题党日活动，通过骨干带动作用，推动中小学校党组织、党员队伍和党的工作强起来，让党的旗帜在每一所中小学校高高飘扬。实践证明，只有将中小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教书育人的坚强战斗堡垒，才能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才能保证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小学校得到贯彻落实。

理顺机制是推进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运行的关键所在。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并不是“党组织领导”和“校长负责”的简单相加，而是既要健全发挥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作用的体制机制，又要保证校长依法依规行使职权，关键在于厘清权责边界，确保党组织履行好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领导职责。东城区作为改革试点区，聚焦完善中小学校内部治理，修订党组织、党组织书记和校长职责清单，完善党组织委员会、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建立党组织书记和校长定期沟通制度，推进学校议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通过修订完善学校章程，建立领导干部定期向党组织报告工作制度，确保党组织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实践证明，只有建立党组织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妥善处理好民主与集中、党组织与行政、书记与校长、正职与副职、集体与个人五种关系，才能不断保证正确办学方向、激发办学活力，推动学校各项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立德树人是检验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成效的根本标尺。中小学教育肩负着教育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东城区作为红色文化的集聚承载地，始终坚持从政治上看教育，不忘立德树人初心，强化党对学生德育和思政工作、思政课的领导，深化“三全育人”理念，充分挖掘红色教育资源，发布“东城区红色文化教育地图”，构建线上线下并行、中小学一体化的红色文化育人生态。推进实施教师思政“三个一”工程，通过合作创建思政课程基地、联合开发党史学习教育课程、建立基础教育思政教师培训基地，打造新时代中小幼一体化思政课堂，切实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实践证明，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贯穿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全过程，才能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建立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要与“双减”工作相适应相匹配

2021年，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对“双减”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双减”工作使学习需求全面回归校园、学校教育主阵地地位更加突出，迫切需要党组织履行好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领导职责。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需要党组织把关定向。随着“双减”工作进入深水期，教育教学改革、育人方式改革、招生考试改革等还有很大探索空间，比如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速度和群众的强烈期盼还不匹配。“双减”工作改革攻坚，迫切需要与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改革相结合，确保在“双减”工作最前线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目标同向、部署同步，实现办学治校与管党治党相适应。

提升课后服务水平需要党组织协调各方。“双减”政策实施后，东城区通过“常规作业+创新训练+实践活动”的模式，将课后服务与体育运动、发展兴趣、自主阅读相结合，统筹开设相关课程，8800余名教师共同参与，近9万名学生受益，学生参与率超过90%，家长满意率达到93.8%。但是，课后服务内容与课堂教学衔接不够，老师答疑辅导的实效性不强，导致育人功能没有完全发挥。为更大程度地满足家长对课后服务个性化、多样化、专业化的需求，迫切需要党组织统筹调度区域优质师资力量、校外活动场所和社会资源，迫切需要党员教师立足本职岗位在“双减”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让学生获得更多优质的课后服务资源。

扩大教育优质资源需要党组织总揽全局。推进均衡发展，缩小区域特别是同一区域校际差异，对于减轻学业负担至关重要。扩大教育优质资源，就必须对教师进行高效率的调配。作为北京市干部教师交流轮岗试点区，东城区通过课堂教学、跟岗锻炼、课后服务、共同教研、跨校指导，推动900余名干部教师进行全职交流轮岗。实施青年成长营计划，建立区校两级分期分批分层分级培养模式，构建优秀年轻干部储备格局。从交流轮岗实践看，部分学校以轮岗促进教研、科研提升的成效还不明显，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度还不均衡。实践暴露出的短板和弱项，迫切需要发挥学校党组织抓班子、带队伍的职责，建立健全满足需求、科学顺畅的教育人才配置与使用机制，以队伍高质量保障“双减”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双减”

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双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动中小学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服务群众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执行优势、动力优势，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推动党的政治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很多问题与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有关。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完善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双减”，根本是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双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教师队伍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做教育，把“双减”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强化学校的教育主阵地作用，积极推进以“双减”促进课后服务质量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推动党的组织优势更好转化为执行优势。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完善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双减”，基础在于拥有一套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拥有一支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人才队伍。以推动“双减”工作为契机，调整优化党组织书记、校长和党务干部的配备，选拔任用一批“双强型”党员干部充实到相关岗位。加大干部供给侧改革力度，把有效减少学生作业总量、显著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作为党员教师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试金石和磨刀石，深化中小学校教师交流轮岗，强化组团式发展，最大限度发挥优秀人力资源辐射作用，保证教育改革发展人才供给。

推动党的服务群众优势更好转化为动力优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完善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双减”，关键是坚定站稳人民立场，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建立完善党组织领导、校长负责、群团组织参与、家庭社会联动的德育工作机制，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通过家长开放日、家长讲堂等方式邀请家长参与到“双减”工作中，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科学的教育观，缓解教育焦虑，承担教育责任。促进教培行业的转型升级，坚持公益属性，与校内服务联动互补，针对学生个性成长和需求提供匹配的、适度的增值服务，使其成为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同盟军。

（作者简介：章建伟，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第22期局级领导干部研修班学员）

发挥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带动力

何建武

2022-07-26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均取得了重大进展。加快河北发展，关键是发挥河北沿海地区的显著区位优势，增强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动力，缩小区域发展差异。

河北沿海地区集聚区位发展优势

河北沿海地区包括唐山、秦皇岛和沧州三个地级市。无论是从对河北整体经济发展的贡献来看，还是从自身发展的条件和潜力来看，盘活优势资源，发挥其带动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影响重大。河北沿海地区经济是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地面积和人口约占河北的1/5，而生产总值约占河北的1/3，如2020年三地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为34.8%。近年来，河北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带已经成为河北科学发展的示范带、富民强省的支撑带、环渤海地区崛起的先行带。从经济增速来看，2000—2012年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年平均增速高于内陆地区，而2013年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年平均增速与内陆地区的差距开始缩小，这也是河北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之一。

河北沿海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从对外角度来看，河北沿海地区是我国华北地区乃至西北地区通过海路国际通道实现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河北沿海地区有三大港口，万吨级泊位总数占全国的10%，是我国能源、资源调运大通道的主枢纽。其中，秦皇岛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输出港，唐山港和黄骅港均跻身2020年全球货物吞吐量前20大港口榜单，唐山港排名第三，位列宁波舟山港和上海港之后。从对内角度来看，河北沿海地区环抱京津两地，唐山和沧州是河北距离京津两地平均距离最近的地市，两地均已进入“天津半小时生活圈”和“北京半小时生活圈”。

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潜力巨大。虽然与河北省内陆地区相比，三地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是与其他省份沿海地区相比，河北沿海地区仍然较为落后。从发展水平来看，在东部沿海的9个省份中（不含直辖市），河北沿海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仅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地级城市，而且低于同处于渤海湾的山东和辽宁的沿海地级城市。从空间集聚程度来看，河北沿海地区的经济和人口聚集程度显著低于东南沿海地区，与山东和辽宁的沿海地级城市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这说明河北沿海地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多重因素制约河北沿海地区发展

受多重因素影响，河北沿海地区发展动力提升受限，辐射带动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区位空间因素限制了沿海地区的集聚发展。2019年，河北明确提出“大力推进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但其沿海地区天然被天津分割成北部沿海（秦皇岛和唐山）和南部沿海（沧州）两个部分，并不能形成所谓“经济带”。这种地理分割不仅导致资源配置难度加大，也加剧沿海地区与内陆腹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北部沿海港口条件相对优越，但其向内陆地区延伸的省内腹地多属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生态涵养区（如承德），发展空间受限。南部沿海地区虽然腹地广阔，但受黄河入海口、洋流等因素影响，港口条件相对较差。这使得河北的港口更多承担大宗商品转运枢纽的职能，对自身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

基础设施联通性不足限制沿海地区对内陆经济的带动作用。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基础设施的联通性对于地区间的分工合作日趋重要。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河北省内基础设施的联通性相对不足。河北高铁（含城际铁路）密度在所有沿海省份中位列倒数第二，仅高于广西；高速公路密度在所有沿海省份中位列倒数第三，仅高于广西和辽宁。在所有沿海省份中，河北省内沿海地区与内陆之间发展不均衡程度最高，三个沿海地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内陆地市高约62%。

现行产业结构削弱了沿海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产业结构多元化、升级的快慢和难易程度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潜力。唐山是河北经济体量最大的地级市，也是河北沿海地区的主要代表，通过将唐山的产业结构（主要是制造业结构）与东部沿海一些与唐山人口规模相当的发达城市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唐山制造业结构过于单一。唐山第一大制造业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达65.5%，这一比重分别相当于苏州、宁波、泉州和东莞的2.2倍、4.3倍、4.5倍和1.3倍。唐山前五大制造业中，前四大行业都是资源密集型行业的上游产业，产业链较短，而且多是污染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结构使得河北沿海地区经济面临紧迫而艰难的转型压力。

中心城市发展影响沿海地区吸引和集聚高质量发展要素。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一个地区对要素特别是高质量要素的吸引力。目前，河北缺乏规模较大且有竞争力的沿海中心城市。在《2021年中国城市经济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大多数东部沿海省份均有城市排名在前20位，而唐山、秦皇岛和沧州分别排名第51、134和139位。河北沿海城市内部存在“小马拉大车”的现象。这在沧州最为明显。沧州只有两个市辖区，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为730万，而市辖区人口只有约76万；全市土地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而市辖区面积只有约200平方公里。2010—2020年，河北是沿海省份中少有的省内沿海地区人口占比下降的省份，下降幅度达0.3个百分点。

对外开放程度直接影响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活力和潜力。河北虽然属于沿海省份，但其开放程度并不高。从对外贸易角度来看，秦皇岛、唐山和沧州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22%、11%和10%，显著低于同处于渤海湾的辽宁沿海地区和山东沿海地区。从外商投资来看，三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合计214家，不足辽宁省沿海地区的1/3和山东省沿海地区的1/8。这既与其自身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有关，也与营商环境等因素有关。根据《2020年中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营商环境报告》，唐山、秦皇岛分别排名第98和164位，沧州则排在200位之后。

综合施策深挖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潜能

深挖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潜能，提升河北沿海地区发展带动力，既需要其自身加快转型发展的步伐，也需要从更高层面加大统筹协调的力度。

统筹规划环渤海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推动河北沿海地区与环渤海其他地区错位发展，最大程度地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带动作用。河北沿海港口是国家能源大通道（北煤南运）的关键节点，随着发展阶段的转换特别是“双碳”目标的提出，环渤海地区港口面临共同的转型发展压力，各自均提出了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环渤海地区的发展事关华北、东北甚至整个北方地区的持续增长。因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东部滨海发展区”概念的基础上，可统一规划和布局涉及天津、河北、辽宁和山东等省份的“环渤海沿海经济带”的发展，将其打造成新格局下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示范区。

加快河北省内内陆与沿海之间的通道建设，促进沿海与内陆的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础设施联通性是区域之间一体化发展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条件。加快环渤海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畅通河北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之间通道。同时，加快河北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运输通道建设，打造河北省内“一小时交通圈”，为沿海地区与内陆腹地一体化发展创造条件，加快京津冀地区市场一体化建设进度。

以“拓链”和“绿色智能转型”为抓手，内外结合加快河北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发展，助力京津冀地区产业链升级。河北沿海地区企业多属于重资产类企业，发展的惯性较大，相应转型的难度也较大，借助外力可更好实现转型发展。一方面，创新区域合作新模式，在碳减排、土地、产能置换等方面探索区域指标协同利用机制，加快构建京津冀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支持和鼓励北京相关产业向河北沿海地区转移，推动河北沿海地区延长产业链条和绿色转型。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产业转型基金，借鉴东部发达地区的“链长制”，推动河北沿海地区产业绿色化、智能化链式改造和升级。

积极推动河北沿海城市与京津两地实现同城化发展，加快培育和壮大河北沿海地区中心城市，全面提升京津冀城市群整体能级。培育和壮大河北沿海中心城市需要充分利用京津两地的同城化发展红利。一方面，应加快京津两地部分公共服务向这些地区延伸；另一方面，河北需要在行政区划调整、土地规划等方面加快改革，鼓励和支持河北沿海地区特别是沧州市加快中心城市建设，创造条件尽快让河北沿海城市融入京津都市圈，与京津两地更早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的协调发展。

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核心，加快河北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提升京津冀对高端要素的整体吸引力。充分利用自贸区建设机遇，探索与京津两地合作建设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区的新机制，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支持曹妃甸片区传统产业与数字、信息等新兴产业开放融合发展，助力河北沿海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深化细化“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府政策和司法的透明度，形成尊重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文化氛围，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更大空间。

（作者简介：何建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加快建设环京周边地区通勤圈

张超

2022-07-26

现代化交通网络是都市圈建设的重要物理支撑。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依托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提高1小时通勤圈协同发展水平，培育发展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北京是京津冀区域交通网络的核心节点，在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进程中，环京周边地区通勤圈，是发挥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支撑首都都市圈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

通勤圈是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先行力量

随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快实现，北京与周边地区交通可达性与便捷程度得到明显改善。北京市内地铁不断向郊区延伸。目前，除延庆区外的其他区均有地铁站点，已开通四条市郊轨道交通线路，未来将连接三河、涿州等地。同城化交通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实现都市圈内空间重组提供了前提条件。目前，廊坊市北三县（三河、大厂、香河）及固安等地作为北京产业腹地已承接部分健康养老、物流仓储、医药等产业，环京周边地区在吸引北京签约项目和意向投资额上均有明显增长；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北三县相继落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稳步推进，奠定了核心地区与外围地区紧密连接的基本构架。

通勤圈建设是衡量都市圈发育水平的重要标志。环京周边地区通勤圈大致是指北京核心区向外辐射50公里的范围，覆盖燕郊、大厂、香河、涿州、固安、武清等环京地区，是首都都市圈的核心地带。加快建设环京周边地区通勤圈，既是构建一体化交通体系的要求，也是加快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必要条件，体现了市场与政府功能的良性互动。随着一体化现代交通体系的构建，未来京津冀地区将在大兴国际机场与首都国际机场“双枢纽”交通网络格局下，通过通勤圈建设的先行引领，为加快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环京周边地区通勤圈能很好满足周边地区的通勤需求，从空间上促进真正意义上的首都都市圈一体化。从国际惯例看，以中心辐射半径50公里范围内的区域之所以被认定为通勤圈，主要在于此空间范围内的高效通勤能有效促进核心与外围地区的紧密联系，有助于都市圈一体化进程。环京周边地区通勤圈通过便捷的交通体系，推动城市南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升平原地区综合承载力，引导环京地区发展，优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形态。高效率的通勤圈能降低要素流动的时间成本，提高都市圈内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效率，提升首都都市圈整体竞争力。交通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先决条件，环京周边地区通勤圈建设将以有形之路促进跨地区政府协同合作，引导环京地区发展适宜产业，有利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跨地区合作机制的突破创新。

环京周边地区通勤圈建设布局

通勤圈是实现交通可达性、提升通勤效率的基本前提。作为首都都市圈建设的先行力量，建设环京周边地区通勤圈的核心任务在于通勤交通的建设与管理。

轨道交通规划与建设仍需加快。环京周边地区的轨道交通网络呈现典型的哑铃形结构，市郊铁路建设滞后于人口、产业等要素的流动，“高铁+地铁”模式的服务深度和广度仍显不足。虽然北京中心城区地铁网络已较为完善，但中心城区与远郊区、环京周边地区之间的轨道交通仍较欠缺。北京延伸到郊区的地铁采取了与市区地铁相同的技术和管理标准，全程通勤时间过长，使1小时内通勤半径局限在30公里范围（六环路），无法有效拓展至50公里半径范围。同时，利用既有铁路开行市郊列车的探索也受制于既有铁路主要服务于朝（夕）发夕（朝）至长途普速客运列车和货运功能，早晚高峰运能尤其不足，无法满足都市圈便利化通勤的需要。

跨地区交通建设的制约因素需要打破。目前，首都都市圈的轻便轨道交通建设依然薄弱，通勤圈重点通勤区域的公共交通供给与要素流动需求尚不匹配。有研究显示，环京周边地区通勤人口规模接近60万，其中约54%集中在北三县，北三县与北京之间的通勤主要依赖公路和班次不多的高铁，平均进京通勤时间超过100分钟。随着北京与环京周边地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北京日常通勤已经具备典型的跨市域特征，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跨地区协同投资建设力度亟须提升。

交通融合在通勤中的作用不可忽视。通勤圈的关键在于通勤效率，通勤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通勤时间的节约。除了便捷的交通设施以外，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和换乘同样重要。目前，环京通勤交通换乘距离长、换乘时间成本高，这一方面降低了通勤效率，另一方面导致公共交通优先的理念难以全面贯彻。因此，同城化交通对跨区域交通管理和运营提出了更多挑战，相关体制机制问题有待突破。以轨道交通为例，在现有的轨道交通规划建设中，北京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独立规划建设，各自运营的主体不同，因而网络之间融合不足。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相对独立的规划建设模式也制约了不同交通方式的有效衔接和联程联运水平的提升，影响了通勤服务的运营效率。

首都通勤圈建设的通畅化、融合化、智慧化和协同化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城际铁路和市域（郊）铁路等轨道交通为骨干，打通各类“断头路”“瓶颈路”，推动市内市外交通有效衔接和轨道交通“四网融合”，提高都市圈基础设施连接性、贯通性。未来，建设环京周边地区通勤圈应以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通勤服务同城化、跨区域合作协同化为基础，全面提升通勤圈通勤效率、服务品质和融合水平，打造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路网为补充的都市圈通勤交通，形成通勤网络高效畅达、通勤服务便捷优质、通勤方式绿色智慧、产业功能协同互补、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高质量通勤圈。

加快构建全域快速轨道网，畅通首都通勤圈。加快推进市郊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干线铁路与北三县等环京地区连接；推进首都通勤圈市郊铁路高频次公交化运营，提高轨道网与城市通勤需求的匹配度，实现首都通勤圈内重要区域之间直联直通。推进东北方向平谷线和市郊铁路通密线、东南方向亦庄线支线、西南方向大兴线与9号线联络线等环京地区市域（郊）铁路的提速改造，加强环京地区与中关村、中央商务区（CBD）、首都功能核心区等重要区城的联系。

构建无缝换乘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着力打造首都交通融合通勤圈。推动首都都市圈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尤其是强化城市轨道交通与市郊铁路融合，提高市郊铁路通勤服务水平；推动公共交通服务同城化，优化北三县、固安等环京周边地区进京公交线路，加强环京周边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国贸、中关村等重点功能区之间的快线连接。按照“整体规划、一体设计、统一联建、立体开发”的理念，促进枢纽和城市功能融合，打造交通圈、商业圈、生活圈多圈合一的城市功能区。

加大新技术应用，积极打造首都智慧通勤圈。大力开展“智慧交通基础设施、智慧交通数据云脑、智慧交通应用场景”三大体系建设，提升轨道交通建设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水平。加快建设首都通勤圈出行服务云脑，打造一体化多方式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平台，通过网站、APP、微博、微信等方式为公众提供路况信息、公交服务、省际客运等多领域的出行信息服务。倡导“出行即服务”理念，基于智慧交通基础设施和智慧交通云脑能力，推动首都通勤圈内智慧乘客服务、智能票务、轨道智能安检、网络化智能调度、智能列车、网络化智慧公交调度、地面公交网络化运营及定制公交服务等智慧交通应用场景建设，为通勤人员带来美好体验。

积极探索政府协作新机制，加快构建首都协同通勤圈。从全局高度对首都通勤圈总体发展规划、功能与产业布局、重大项目工程安排、用地审批等事宜进行高位协调，构筑首都通勤圈内各级政府间联动协商机制。建立通勤圈跨区域产业合作发展和税收分享机制，以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为突破口，先行试点财税共享和招商引资一体化政策，逐步推进通勤圈内产业合作和创新协同。

（作者简介：张超，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冬奥遗产为首都发展注入新动能

狄涛

2022-07-26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北京举全市之力唱好北京冬奥会这场开年大戏，办成了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冬奥会，北京也成为全球唯一的“双奥之城”。这一重大荣誉和伟大成就，极大地鼓舞和提振了全市人民砥砺奋进的精气神，也以其独特标识吸引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形成巨大势能，成为推动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双奥之城”蕴含巨大势能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以来，多个国家和城市举办过夏奥会或冬奥会，但只有北京在不到14年时间内先后举办了夏奥会和冬奥会，摘得历史上首个“双奥之城”桂冠，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各方优势集聚的结果。

天时，显著的政治优势。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都是新中国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两次奥运盛会成功举办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党中央坚持从国家层面统筹力量、协调推进冬奥会筹办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推动，深入赛区实地考察，明确“精彩、非凡、卓越”的目标，确立“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强调“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提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为做好冬奥筹办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北京作为大国首都，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并具备其他城市筹办奥运会难以兼备的稳定政治环境、深厚人文底蕴、高精尖技术支持和广泛国际认同。

地利，独特的地理条件。北京地处北纬40度左右，背靠燕山山脉，是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区，气候特征四季分明，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2月份的平均最低气温为零下4.1℃，从奥运会比赛项目来看，夏季、冬季的赛事均适合在北京的相应季节举办。特别是近年来，北京市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市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由2015年的80.6微克/立方米下降至2021年的33微克/立方米，6项空气质量指标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全市污水处理率由87.9%提高到95%。首都天蓝、地绿、水清，为冬奥赛事的举办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人和，突出的综合实力。北京历来是党和国家重大活动的主要承接地，近年来更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建党100周年庆祝活动服务保障中得到了充分的锤炼和检验，进一步提升了举办大型活动的保障能力。近年来，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021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万亿元，为冬奥筹办提供了强大的物资保障。面对新冠肺炎世纪疫情，坚决有力的防控工作，凸显了北京主动防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强大能力和城市韧性，这些都是大型赛事举办的重要支撑。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以来，奥林匹克文化得到广泛传播，“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精神内核以及志愿服务精神深入人心，在北京这座城市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形成了全民参与奥运、全民支持奥运、全民共享奥运的浓厚氛围。

“双奥之城”助推首都全面升级转型

“双奥之城”进一步放大了首都发展优势，为城市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特别是体育精神、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的全面升级，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引领首都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以“双奥之城”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首都发展的要义之一就是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而“双奥之城”必能巩固首都城市功能定位。在全国政治中心建设方面，冬奥的成功举办再次向世界展示了首都北京安全、高效、有序的政务环境，冬奥筹办过程中对城市空间秩序管控和特色风貌的塑造，更加凸显了首都庄重大气、古今交融的城市形象。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方面，两次奥运会后，奥林匹克精神深入寻常百姓家，奥运已经成为北京最鲜明的文化标识之一，同时结合冰雪文化、历史文化、长城文化、春节文化，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不断增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影响力。在国际交往中心建设方面，32位重量级国际政要冬奥期间齐聚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密集出席20余场外交活动，其间完成了高水平的主场外交，充分发挥了体育的公共外交功能，体育国际交流成为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新领域。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在“科技奥运”理念的指引下，从支撑绿色办奥，到提升观赛体验，再到助推冬奥备战，科技创新成果在各个场景展现，为冬奥筹办提供了强力支撑，有力地提高了我国的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

以“双奥之城”激发“五子”联动牵引作用。“双奥之城” 意味着体育产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综合提升，能够助力落好融入新发展格局的“五子”，提高首都发展质量效益。聚焦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围绕办赛、参赛、观赛、安全、示范5大板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设立80个科研项目，212项技术在北京冬奥会上落地应用，这些技术进一步创新完善后，将更多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及城市运行各个领域。聚焦“两区”建设，北京冬奥会“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体育服务业无疑将在未来生活性服务业中“一枝独秀”；冬奥防疫催生了众多基于互联网的数字体育新业态，可穿戴设备在体育运动中的大规模普及，带动了相关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聚焦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这届冬奥会的一大亮点就是科技赋能冬奥，带动了数字体育的兴起，数字体育也从体感游戏发展成为实用型数字体育产品，走进平常百姓家，数字化的智慧场馆建设和智慧健身管理系统成为北京数字城市建设的重点领域。聚焦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需求，冬奥会后，健康中国的理念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对体育锻炼、体育旅游和高水平体育赛事观赏的需求快速增长，扩大体育服务供给的品质和规模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此次京冀联合举办冬奥会，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典型案例，也把协同发展有效拓展到体育领域，延续深化冬奥合作模式，加强整体规划和统筹协调，将能带动京津冀体育产业和体育事业协同发展迈出新步伐。

以“双奥之城”提升“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品质。奥运会的举办，为主办城市及其居民带来了珍贵的生态环境财富，提升了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品位和质量。近年来，北京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大规模实施“留白增绿”工程，发挥绿化的综合效应，促进了北京的生物多样性，群众健身有了广阔空间和更多选择。2015—2021年的7年间，北京市新增造林绿化面积115万亩、新增城市绿地3773公顷，森林覆盖率增至44.4%，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6平方米，既提升了冬奥赛区的整体生态环境，又为首都留下了宝贵的生态遗产。除此之外，北京还打造了许多典型的奥运生态空间，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首钢工业园）成为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的新地标。

推动“双奥之城”势能充分释放的路径载体

围绕做好“双奥之城”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大文章，找准切入口，不断探索将“双奥之城”积蓄的强大势能充分释放的路径载体，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新动能。

深化青少年体育改革，巩固“双减”工作成效。持续加强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建设，推动奥林匹克教育进校园，充分发挥各类运动“以体育人”的作用。围绕“改革转型促提升”坚定有序推进“双减”工作，深化“体教融合”，全面实施体育评价考核改革方案，构建接续衔接的体育考核评价体系，撬动教育综合改革，用体育文化涵养校园文化，引领各级各类学校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培养学生运动兴趣和运动习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制定全市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深入研究当前首都体育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制定出台统筹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规划。吸引体育头部企业在京发展，支持体育企业申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瞪羚企业、“隐形冠军”企业，支持建设一批体育产业功能区，构建以体育产业功能区为核心的体育产业发展空间体系。积极推进体育数字化改革，培育数字体育新产品、新服务，持续加强首都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

实施“体育+”融合创新行动计划。立足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体育+科技”“体育+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促进体育消费升级。拓展夜间体育消费，鼓励开展线上销售、体育嘉年华等体育消费主题活动，推动奥林匹克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围绕奥运遗产打造一批体育主题旅游路线，探索体育康养新模式，不断拓展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域和内涵。

持续推动公共外交，深化体育国际交流。加强奥运举办城市之间交流，增进与冬季运动发达地区合作。利用奥运场馆升级改造优势，引进更多常态化国际体育赛事落户北京，实现四季有大型赛事。引导和鼓励体育类社会组织和体育企业开展国际交流活动，切实加强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推进体育事业发展与健康北京建设有机融合。加大体育产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产品和能力供给，统筹推进体育事业发展与全民健康计划，探索利用医保基金投入体育健身运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体育场地设施服务和供给。丰富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系，利用生态绿地加强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在城乡、人群间的均等化，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不断提升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建设品质。

（作者简介：狄涛，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代区长）

接诉即办改革的方法论价值

鄯爱红 孔祥利

2022-07-26

近年来，围绕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北京市不断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接诉即办改革，创造了市民热线驱动的社会治理变革的经验，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广“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等基层治理机制经验，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将北京市完善接诉即办改革机制、提升城市治理效能作为典型在全国通报表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发掘接诉即办改革的方法论价值，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改革经验和规律，对于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以系统论谋划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制度创新整体设计

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遵循。接诉即办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党建引领，依托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政务服务流程和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和重塑，通过立法保障固化改革成果，其显著特点是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一于体制、机制和制度的深刻变革之中，将政府体制内外各要素看作一个整体，使各子系统有机协调，发挥更大的整体效益。

统一构建接诉即办改革工作体系，保障基层治理的一体化与联动性。接诉即办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遵循党建引领、改革创新、重心下移、条块联动的原则，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接诉即办工作体系，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保障改革顺利进行，北京市委成立了接诉即办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全市接诉即办的顶层设计、统筹谋划、整体推进。区级层面成立接诉即办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各街道设立分中心，社区设立基层工作站，形成专项攻坚、部门和街道条块联动、社区与企业共同治理的工作格局。市委市政府、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充分发挥积极性，形成上下联动、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的工作体系，保证了基层治理体系的一体化。

系统设计接诉即办改革运行机制，保障基层治理的整体性与协同性。接诉即办改革通过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厘清“市—区—街”职责，完善条块协调联动机制，着力解决因缺少系统设计而出现的基层治理碎片化问题，保障基层治理的整体性。通过统一受理、派单办理、首接负责、协同办理的流程设计，打破了各个单位各自受理、分别办理、效率低下的局限，大大提高了诉求办理的响应率、解决率和满意率。接诉即办改革，通过加强党的领导这一强有力的体制优势，以问题解决为导向，推动“纵向协同”，强化“横向协同”，突出“整体协同”，有效地克服了因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所带来的结构僵化、效率低下以及管理服务碎片化等弊端，推动社会治理领域各类问题尤其是与老百姓需求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类问题得到快速有效解决。

同步推进接诉即办改革的制度建设，保障基层治理的规范性与持续性。接诉即办改革的显著特点是通过政策集成、立法保障等配套制度设计保证改革持续推进，改革的成效得以固化。为保障接诉即办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北京市先后出台相关工作制度800多项。接诉即办改革经历了“吹哨报到”“接诉即办”和“主动治理”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改革都坚持政策先行、建章立制，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吹哨报到”改革之始，北京市发布了《关于党建引领街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加强党对街乡工作的领导等14项重要举措，作为推动改革的集成政策。在接诉即办改革推进中，针对接诉即办工作中市民反映的高频难点问题，在开展专项整治的过程中，不断补齐法规制度短板，使基层治理有法可依。在主动治理阶段，以形成长效机制为目标， 颁布实施了《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既解决了接诉即办改革自身依法运行、有序运行的问题，又通过法治手段保障运行，推进了基层治理法治化、精治化进程。

以统筹论推进改革：聚合力量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统筹协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运用的重要方法论。接诉即办改革中，注重统筹协调是其显著特点。《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中“统筹”出现了19次，《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更是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的统筹协调职责。接诉即办改革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优势，压实落细各级各部门统筹协调责任，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的统筹，推动了首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党建引领，最大限度地统筹协调政府内外资源，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坚持党建引领、高位推动是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的鲜明特征。接诉即办改革通过党建引领把各种资源整合在一起，在问题发现、回应办理、考核评价等方面，均以“统筹”为核心。在问题发现方面，通过热线整合，全面接诉，一号响应，将公众各类诉求进行汇聚，实现了问题统筹。在诉求办理方面，实行首接负责、协同办理，对职责不清的诉求由首接负责办，对跨部门诉求实行吹哨报到办，对跨区域跨层级重点难点诉求进行提级统筹办，对涉及范围广的诉求借助市场和社会力量实现“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在考评机制方面，统一标准，统一评价。通过一把尺子，排名通报，月度点评，让群众对诉求办理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作出评价，市委主要领导进行点评。诉、办、考、评形成一个上下结合联动的闭环。接诉即办在流程设计中，注重发挥各层级、各部门的作用，推动区级部门和市级部门与街道一起来促进问题的解决。为了激励不同治理主体参与问题解决的积极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体系还分别对各区、委办局和公共服务企业进行排名，尤其是避免委办局和公共服务企业成为旁观者和局外人。发挥组织、纪检监督等部门的问责职能，为治理主体参与问题解决提供激励和约束机制。同时，通过党建引领多元协同等机制创新，最大限度实现政府内外力量、资源和信息的高度整合，积极有效地回应复杂多样的民众诉求，形成了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的治理经验。

坚持重心下移，强化基层政府统筹协调权，着力破解基层治理中的权责失衡难题。“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责任层层压实到基层，相配套的社会资源、管理权限、民生服务有时却未能同步。必须通过管理重心下移，着力解决基层治理中责权不清、责权脱节、责权失衡等问题，着力防止治理过程中出现权大责小、权小责大、有权无责、有责无权等现象。“一根针”何以撬动“千条线”？接诉即办改革通过一条热线打造的治理平台，统一受理公众诉求，经由分类处置、精准派单、首接负责、吹哨报到等一系列机制完成诉求与办理主体的匹配，通过统筹服务（不是整合部门）形成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诉求解决，特别是一些涉及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具有一定解决难度的诉求，接诉即办改革依托现有条块和层级治理结构，通过调动现有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促进问题解决。换言之，接诉即办改革在不触及“条块”既有设置格局的前提下，通过赋予街道乡镇统筹协调、指挥调度的权力，调动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因条块分割、区域交叉、管辖重叠等带来的“积压诉求”“无解诉求”解决率大大提升。

依靠数据支撑，强化信息统筹，推动基层治理智能化、科学化与精细化。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一直面临着政府与公众信息不对称、政府内部信息不共享等问题。信息碎片化使得政府难以精准识别公众诉求，导致政府回应滞后于公众诉求变化，回应重点偏离问题发生区域等，制约着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北京市在推进接诉即办改革之初，就将信息数据技术作为主要治理工具与手段；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更是借助数据推进接诉即办改革向未诉先办提升，加强接诉即办数据分析与应用，推动决策科学化，极大地推动了基层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以辩证法深化改革：探索新时代基层治理的规律与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推进改革中，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法。”同时指出：“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接诉即办改革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通过抓住关键、找准重点，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在探寻社会治理规律中推动改革不断深化，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基础。

接诉即办改革坚持“两点论”，实现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接诉即办改革的宗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让人民生活幸福”这一“国之大者”的理念。在接诉即办中，“诉”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办”的主体是各类治理主体，接诉即办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使治理主体积极推动问题解决，这一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党的领导。接诉即办改革之所以持续深化、效果显著，直接原因就在于市委对改革的高度重视，“最为重要的要素包括市委主要领导注意力分配、成立专项小组、区委书记/市直部门党组（党委）书记月度工作点评会、压实各级党组织书记责任”。接诉即办改革通过一条热线倾听群众诉求，通过加强党的领导与党建引领办理诉求，从而实现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统一的机制化制度化。

接诉即办改革坚持重点论，注重以点带面，以防带治，以重点问题的突破、特殊矛盾的化解带动一般问题的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任务重、头绪多、难点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持重点论。接诉即办改革坚持系统思维和问题导向，以点带面、标本兼治，以重点问题的解决带动城市治理能力整体提升。以解决疑难复杂问题为重点建立“每月一题”工作机制，基于接诉即办民生大数据分析出的房产证办理难、预付费行业监管、房屋维修、老旧小区改造等12类27个重点难点民生问题，对这些问题加强主动治理、源头治理。以区域治理为导向开展治理类街乡镇专项治理，将诉求最集中、基层治理基础薄弱的街道（乡镇）作为治理类街乡镇开展专项治理，一批群众诉求集中的难点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把建立长效机制作为工作重点，通过大数据研究诉求产生的规律，出台针对性措施，通过办好一个诉求，推动解决一类问题。

接诉即办改革坚持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关系中进行辩证思考，用发展眼光推动历史遗留问题破解。接诉即办本着尊重历史、直面现实的原则，着力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现实矛盾，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接诉即办改革将房产证办理难列入“每月一题”工作机制，本着“无错优先”的原则，出台相关政策，推动难题解扣。接诉即办改革以辩证思维应对“难解决诉求”“多数人诉求与少数人诉求”等矛盾，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史视野中寻找答案与破解路径。一些诉求看似是“不合理诉求”，但其历史的成因却值得深入分析研究；一些个性化需求在今天看来是不合理的，未来可能演化成公共需求。接诉即办改革直面问题，通过政策集成、资源聚合、干部担当解决群众长期办不成的关键小事，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诉即办不仅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机制，而且是一个避免问题发生的机制。各级政府部门在解决诉求的过程中，增强了通过制度创新和治理创新减少问题和诉求产生的意识，推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尽量减少诉求、避免诉求，真正实现未诉先办。

接诉即办改革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极大地提升了首都治理效能，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满意度。贯穿改革始终的系统论、统筹论、辩证法将为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方法论遵循。

[作者简介：鄯爱红，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高端智库教授；孔祥利，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高端智库副教授，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演播演绎文化数字化创新

宫吉成

2022-07-26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该意见的公布为文化数字化战略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为线上演播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国家大剧院作为中国国家表演艺术中心，一直致力于探索线上线下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为满足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需求、新期待而努力。自2020年4月以来，国家大剧院系列线上演播节目兑现了“周更”的承诺，如今已播出130余场，在线总播放量超40亿人次。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国家大剧院线上演播不仅有小型室内节目，而且有大型歌乐舞剧戏，更有让观众耳目一新的特别策划，把越来越多优质舞台艺术作品送到观众眼前。

新思维策划

线上演播绝不是将线下演出原样搬到线上，线下演出注重塑造气氛和情绪，观众希望获得沉浸式的临场感体验；而在线上，观众更为理性，选择更为多样。新媒体时代的观众更偏好“短、精、炫”的内容，这是对线上演播的巨大挑战。一场线上演播少则1小时，多则2—3小时，观众在生活环境中没有剧场的氛围和条件，很难沉住气坚持看完。因此，打造优质的线上演播节目需要用新思维进行策划。

选题角度要新。选题策划决定着线上演播的内容方向和质量。首先要有丰富的内容选择，国家大剧院把歌剧、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各艺术门类根据其艺术特点、从不同角度挖掘展示在线上。没有线下空间和实时呈现的限制，线上演播可以策划创新选题，点亮观众的线上文化生活。比如“画韵京音——走进画家姜国芳工作室”特别节目，国家大剧院带领艺术家走出剧场，来到画家姜国芳的工作室，将美轮美奂的油画与音乐相结合，为线上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之美与听觉之美相融合的奇妙之旅。同时，国家大剧院紧密结合重要节点，在“518国际博物馆日”推出“奇妙的和谐：国家大剧院2020国际博物馆日主题音乐会”，将博物馆和音乐会结合起来，带观众走进“展览中的音乐会”；时值延安文艺座谈会80周年之际推出“文艺为人民——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80周年”线上特别策划音乐会，用20余首经典曲目重温伟大的延安精神，反映中国文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繁荣发展的崭新气象；每逢七一、国庆、春节等重要时间节点，都会推出应节应景的线上演播节目，时刻与线上观众保持交流。

画面呈现要精致。高质量的演出配合高质量录制手法，呈现一场精致的线上视听盛宴。在策划阶段，捕捉“精致”这个亮点，无论是宣传文字、海报还是宣传片都将这个亮点放大，总能给观众带来更多期待。国家大剧院摄制一场线上演播至少要用到8个不同角度的高清摄像机，随时切换全景与重点镜头特写。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都无法看清的细节，在高清镜头面前，每一位线上观众都可以轻易欣赏到清晰的特写，比如：戏剧演出中人物的微表情，音乐会中乐手每一个细微快速的动作等。这使得线上演播在视觉语言方面拥有更大的可发挥空间，通过编导精心编排，交替运用长镜头与短镜头，更能起到烘托气氛、展现艺术魅力的作用。一场有艺术质感的线上演播节目，不能只是记录，追求大而全，而是要代替观众的眼睛，看观众之想看，随着演出的节奏放大最精彩的部分，这是线上演播不可替代的优势。

二次创作更灵活。二度创作是线上演播的最大特点。在架满机位的录制现场，摄像机时刻记录着台前幕后的故事，给线上演播的二次创作带来丰富的图片和视频素材，比如：排练花絮、主创主演的倾心介绍、乐手们上台前的紧张准备等。这些内容成为正式演出开始的最佳预宣“食材”，吊足观众胃口。在演播结束后，根据线上平台的特性，对整场节目进行剪辑再创作，挑选出短小的精华片段独立发布，配合网感十足的标题，往往更能打动观众。比如：国家大剧院将“陈燮阳与中国交响乐团音乐会”的返场曲目《射雕英雄传》，选放在国家大剧院官方B站号上，收获两百多万播放量和满屏“弹幕”；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合唱版《黑猫警长》，激发网友们满满的童年回忆，登上微博热搜榜。由此可见，灵活的二次创作，更能带着优质的内容“出圈”。法国学者罗兰•巴尔特曾说，作品完成后与作者便不再有关系，如何解读完全交由观众。除了节目发布者，观众同样也在参与二次创作。网友们的自发讨论、转发以及视频的再包装，都帮助优质的线上演播内容在新媒体平台持续发酵，扩大舞台艺术的影响力。

新形式呈现

除了节目内容本身丰富外，国家大剧院线上演播还把内容的呈现方式多样化，有的是现场实录、有的是夹叙夹议、有的是纪录片回顾、有的是情景再现，同时还专门策划了独特的演前导赏，形成线上艺术普及的个性化服务。每场线上演播的15—30分钟导赏，每期都要经过精心策划，不只介绍节目及作品，也在导赏中聊艺术家的人生经历，聊节气、聊文化、聊哲学、聊人生。既是讲艺术本身，又延展开来，讲艺术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导赏要讲求艺术性。作为一场高雅艺术的导赏，不仅话题与艺术密切相关，在呈现上同样注重艺术性，精心打磨细节，做到内容美、形式美、画面美。每一场导赏布景都别出心裁，选取与演播正片内容相关的道具和地点，充分利用国家大剧院这一顶级艺术殿堂每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角落。特殊主题则会走出剧院，来到和节目息息相关的空间，与嘉宾边看边聊。比如：《北京大合唱》，导赏拍摄地点位于北京中轴线的正阳门城楼上；歌剧电影系列导赏拍摄则在国家电影博物馆进行。国家大剧院为每期导赏邀请嘉宾作为艺术推荐官，或是对艺术抱有热情和兴趣的主持人、名人大咖，或是在某一艺术领域拥有杰出成就的艺术家，将艺术性贯穿在导赏的精神内核中。

导赏要讲求趣味性。导赏短片用新颖的讲述方式，展现主创主演幕后的创作趣闻趣事，解读演出亮点，帮助观众用更轻松愉快的心态欣赏接下来的演出。音乐厅歌剧《艺术家生涯》导赏以“戏里戏外的艺术家生涯”为主题，制作了20分钟的纪录片。主创主演讲述戏中角色故事的同时，分享自己走上艺术之路的经历，在一个个故事中，观众们与戏里戏外的艺术家们产生情感连接，欣赏歌剧时的感受自然更深切。话剧《玩偶之家》策划了一段戏前戏作为导赏，将易卜生的剧本代入现代生活，既梗概介绍了剧本，又让这部流传一百多年的戏剧观照了社会现实。通过这些既接地气又不俗气的导赏片，艺术不再是晦涩难懂的阳春白雪，而是变得越发亲切动人起来。

导赏要讲求知识性。无论变换多少种形式，导赏的最终目的还是让观众了解一门艺术。因此，内容的知识性必不可少。歌剧艺术的门类、芭蕾舞的基本动作和要点、交响乐各个声部的特色、合唱与重唱的区别等，这些知识都能在导赏短片中润物细无声地体现，让观众在欣赏节目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艺术素养。国家大剧院音乐会版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设计了一场集表演、问答及科普于一体的情景式导赏，不仅清晰介绍剧中人物关系和看点，同时展现歌剧唱法特点以及歌剧常识，还通过直播技术与线上观众进行问答互动，将导赏的艺术普及作用发挥到了极致。除了讲解节目本身，导赏还会与节气、节日等特色时间节点相结合，策划相应内容，普及传统文化知识，将舞台艺术、中国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融通，为艺术赋予时代意义。

新平台对接

著名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认为，传播的目的不仅在于获取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播维系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适应人们文化生活的世界，成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国家大剧院联合40多个媒体平台将线上演播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及投放，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数以千万计的观众，每周六晚相聚云端享受艺术的视听盛宴，与艺术相伴，这本身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人们的重要生活方式。塑造新的文化现象，维系线上观众与剧院的情感联结，离不开这些新平台的广泛传播。

全媒体矩阵宣传。国家大剧院充分利用全媒体矩阵进行分发，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并重，电视、报纸、广播、网站、新媒体等各类媒体渠道，均可见国家大剧院线上演播宣传内容。国家大剧院致力于将线上演播打造成为舞台艺术的媒介事件，为艺术的传播赋予更多仪式感和文化内涵，让线上观演成为观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全媒体矩阵集中发力，带来极大声量和影响力，让艺术走进千家万户，来到每一位观众身边。

主流媒体+商业平台共同参与直播。直播渠道受众差异越大、覆盖面越广，越能最大范围覆盖潜在观众，为高雅艺术深入普及打好基础。每一场线上演播均有40多个平台参与直播。自有媒体方面，国家大剧院拥有网站、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微博、快手、抖音、视频号、Facebook等数十家官方自媒体平台，几乎覆盖了新媒体的全部重要渠道；合作直播方面，《人民日报》和北京电视台等综合类传统主流媒体、今日头条和快手等互联网商业媒体都是国家大剧院合作伙伴，为每周六晚的艺术盛宴助阵，共同打造云端艺术狂欢。

新科技赋能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强调，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集成运用先进适用技术，增强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随着5G、8K、AI和VR等信息传输以及视觉呈现新技术的发展，线上演播拥有更多“艺术+科技”的可能性。万物互联时代，舞台表演艺术行业要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

拍摄制作场景引入。一场好的线上节目，离不开好的拍摄和制作手法，也给了科技更大的发挥空间。为了提升观看体验，国家大剧院在拍摄中引入4K、8K镜头、电影镜头、遥控轨道机器人、无人机、“飞猫”系统、360度VR环绕式镜头等，为观众呈现更清晰、更大气、更独特的欣赏视角；在听觉呈现中，打造亲临现场的沉浸式体验，使用空间传声器、点传声器和人工头传声器等多种传声设备，结合后期制作和播出技术手段，尽力保留现场演出的原汁原味，让观众拥有沉浸式听觉效果。

观看渠道直播态。国家大剧院坚持用直播态操作发布线上演播，增强舞台艺术的冲击力和现场感，5G技术的发展精准解决了直播过程中的卡顿、失真等问题，带着线上演播走得更远。2019年，国家大剧院率先尝试用“4K大屏+5G传输”呈现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细腻的画质让观众们赞叹不已。2020年8月8日，国家大剧院“华彩秋韵”系列第一场演出，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将“8K+5G”技术运用到线上演播当中，观众能够通过手里的8K屏幕，欣赏流畅的演出。同时，国家大剧院在北京市8个地点设立8块8K大屏，打通线上与线下，让更多观众感受8K技术的高清之美。

艺术创造超真实。让•鲍德里亚的超真实理论认为：“在后现代社会，虚拟将比真实更真实。”未来人们的生活将越来越数字化，虚拟现实技术也将在人们生活中占比越来越大，如此的变化同样会延伸到艺术领域。艺术创造力是无限的，“艺术+科技”如虎添翼，每一项新的科技发明都将为艺术创造打开一扇新的大门，科技将成为线上演播发展的最好催化剂。未来，随着裸眼3D、全息投影等新技术的普及，线上演播还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简言之，线下演出、线上演播的“双演模式”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大趋势、新业态。在行业积极探索线上演播前景的同时，还有一些问题亟待研究与解决。一是线上演播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业务指导、资源扶持以及政策支持。二是线上宣传推广实现了大范围触及，但线上的点击量如何转化为线下的观众量需要研究破题。线上观演作为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文化习惯，需要时间和优质内容的滋养，同时也让更多观众走进剧场、走近舞台艺术，进而爱上舞台艺术。三是要正确处理好“科技+艺术”的度的把控问题，坚持内容为王，艺术作品本身品质保证是第一位的，不能唯科技而科技，科技对艺术的赋能应该是锦上添花，而非喧宾夺主，不能一味追求用技术的“炫”和“酷”，掩盖艺术本来的“真”和“美”。四是线上演播目前大多以公益播出为主，但长远发展必然需要商业模式的跟进，如何从线上演出中获取经济价值仍需不断探究。不仅观众线上消费习惯的培养需要时间，线上演出版权的确认和保护同样任重道远。

任何一个新兴行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不断的更新迭代与自我革新，在看到光明未来的同时，也要积极推动解决问题，补足短板。但无论如何，线上演播常态化运行，将是舞台表演艺术行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作者简介：宫吉成，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戴木才

2022-07-06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强调了这一重要论断。结合新时代新要求，科学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丰富内涵，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源头不能丢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的根和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自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共产党虽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成长起来的，但并不是文化复古主义者或全盘西化论者，而是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合中西两种文化的优点，改正其缺点，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不忘历史才能创造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创新发展。今天的中国人，从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和接受祖先留传下来的语言文字、礼仪习俗和价值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可能也没有办法逃避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毛泽东指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而，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辩证地看待我国的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源头不能丢。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挖掘和阐发其所蕴含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坚持在挖掘和阐发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上下功夫，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成果和智慧结晶提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力量，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精华滋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果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增强中华儿女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毛泽东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重申：“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坚持符合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总要求，服务于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式，都植根于一定的经济基础，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不过，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式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历史传承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在本质上虽然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反映，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性，但不同的阶级阶层在共同生活、交往实践和文化传承过程中也形成了某些共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因此，对待传统文化要辩证地看到其两面性。中国共产党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到传统文化产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面，也看到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的一面，始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泉和组成部分。

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思想文化必须与之相适应，决定了传统文化必须发生相应变革。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时代发展，同样要求传统文化必须与之相适应，并发生相应变革。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从经济政治性质的根本变化上看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总要求有批判地继承。毛泽东认为，继承传统文化首先要有一个批判、清理、选择、吸收的过程，“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也是把握一种思想理论、文化形态的精神实质与内在逻辑的落脚点。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占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谋利益。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鉴别、选择、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判断标准，就是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立足于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服务于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体系，博大精深而又良莠不齐。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服务人民大众的根本立场，对传统文化的不同部分有区别地对待，以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作为鉴别、选择、吸收的重要标准，把以少数封建统治者为主体的旧文化改造为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从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从“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都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价值观，体现了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观、文化观和发展观。

坚持唯物辩证分析的科学态度，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原有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华传统文化遭遇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挑战。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我国思想界曾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如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综合创新论、全盘西化论、全面复古论、中西互为体用论等，各种观点和认识甚嚣尘上。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不仅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发展必须面对和回答的时代课题，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奋斗进程中不能不面对的重大命题。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唯物史观辩证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采取了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态度，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所谓批判地继承，即运用辩证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研究、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批判、继承与弘扬的辩证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始终反对简单、粗暴地对待传统文化，认为要全面、客观、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两面性，主张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科学分析传统文化的内容特质、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甄别其精华和糟粕，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一体两面”。在对待古今文化的关系上，主张既不能厚今薄古、以今非古，也不能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而是要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所谓古为今用，并不是“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绝不是完全回归和照搬照抄传统文化；所谓推陈出新，就是必须结合现实条件和时代要求，赋予中华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创造出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总要求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正是因为坚持符合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总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从而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重要指针，依然适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他提出的继承创新传统文化要结合新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两创”原则，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指针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新时代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指针，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和历史自觉的充分体现，是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重要保障。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只有科学地对待文化传统才能更好地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实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同时又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融合，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如同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一样，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辩证的科学态度对待外来文化，既珍惜和维护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又承认和尊重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并以一种世界胸怀、全球眼光和国际视野大胆学习、汲取和借鉴人类文明发展所凝结的一切有益成果。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指导，历来主张辩证看待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包容性、独立性与开放性、本土化与国际化，充分体现了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融合，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和提升中华文化的文明水平，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华文化的本色和发展进步。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多样而丰富，因互鉴而进步。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同时，世界文明的互通互鉴又不能丧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是要结合本民族和本国实际，将外来文化为我所用，提升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毛泽东曾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他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充分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本色、长处、优点的同时，始终坚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

每个时代的思想文化都必须实现对以往思想文化的创新和超越，都要进一步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完成时代任务，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创新创造，形成关于时代课题和时代精神的思想认识、理论阐释和道德支撑。这是实现每个时代文化创新发展的根本和关键。没有创新和超越，就没有发展和进步。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发展、繁荣，关键在于融古于今、汇外通中。所谓“古”即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谓“今”即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谓“外”即指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益成果，所谓“中”即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有融古于今、汇外通中，才能创造中华新文化，才能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既定条件，而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一切优秀成果是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重要补充。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丝绸之路的开辟，遣隋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文化自信不是要搞自我封闭、闭关锁国，更不能自大自负自满，而是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优点和精华，从而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无论是对待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重要指针和“两创”原则，还是对待外来文化的洋为中用的重要方针，其根本目的都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到古为今用，对外来文化做到洋为中用，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作者简介：戴木才，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逻辑内涵

杜江 龚浩

2022-07-06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着眼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从全局高度谋划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之举。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已先行先试，对共同富裕开展持续的理论研究尤为迫切。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在理论层面形成系统认识，理解并回答其中的关键问题，进而构建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机制，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从历史逻辑明确“谁来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共同富裕是我国人民千百年来追求的理想。历史和实践均表明，推动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理解谁来领导，是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因此，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首先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和坚强保障。

回答谁来领导，需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发展实践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在不同发展阶段提出正确的路线政策并完成阶段性的目标任务，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论。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的发展实践、历史文化传统、时代特征相结合，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方法论和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准推动共同富裕的科学方法和现实路径。

从价值逻辑理解“谁的富裕”

明确谁的富裕，即明确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分配主体和受益者。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强调共同富裕的受益对象是全体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明确回答了推动共同富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

理解谁的富裕，要彰显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坚持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行动主体和发展成果的分配主体，确保人民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参与分好“蛋糕”；坚持将共同富裕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人民共建共创共享不断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回答谁的富裕，要全面认识和把握“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语境中的内涵。共同富裕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国富、企富和民富的统一，只有国富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才能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优质的公共物品和稳定的生存发展环境；企富能激发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为国家和人民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人民既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是国富和企富的根本源泉。从分配的角度看，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中对全体人民应有不同侧重：初次分配应侧重于切实提高劳动者收入，改善目前劳动者收入份额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不高的现状。初次分配的关键是进一步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使劳动者能够获得合理合法劳动收入。再分配中，共同富裕更强调居民内部的普遍富裕，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再分配的关键是提高政策工具的精准性，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三次分配中，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拓展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空间，以此作为助力共同富裕的必要支撑。三次分配的关键是加快推进公益慈善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法制建设，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

从理论逻辑把握“何种定位”

明确何种定位，即明确共同富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党不断丰富和发展共同富裕的内涵，对应的阶段性目标也不断调整。新时代，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推动共同富裕应增强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满足人们对更高质量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理解何种定位，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指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应瞄准五个目标任务：一是确保国民经济总量从2020年至2035年实现稳定增长，奠定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和物质保障；二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持续消除推动共同富裕的短板；三是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生活水平差距；四是坚定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区域生活水平差距和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五是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建成高标准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回答何种定位，需要明确共同富裕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坐标位置，谋划好阶段性目标和长远目标的统一。从“十四五”到本世纪中叶，共同富裕分为三个阶段：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在这一阶段，需努力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序推进，城乡区域发展平衡性明显增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在这一阶段，需努力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并初步形成橄榄形分配结构，城乡区域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持续缩小。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在这一阶段，需努力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橄榄形分配结构基本稳定，基本公共服务在均等化的基础上提质增效，城乡、区域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从现实逻辑认识“何为富裕”

明确何为富裕，即明确富裕的基本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就是以不断促进物质富裕为基础，逐步推动和拓展精神富裕，并以此为物质富裕进一步提供价值引导和发展动力，从而形成物质和精神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富裕格局。因此，富裕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有机体，包括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等，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理解何为富裕，是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指向。界定何为富裕，不是简单的经济层面的量化指标，而是需要构建一套科学可行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其评价边界应更加延展、维度更加全面，包括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协调、高标准建设、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五个方面。高质量发展是动力，通过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高水平协调是路径，通过促进城乡、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缩小贫富差距，为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高标准建设是手段，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发挥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高效能治理是关键，通过兼顾高效率发展和高水平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生活软环境；高品质生活是目的，让人民群众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工资就业等各个方面有更高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回答何为富裕，需要兼顾和平衡好公平和平等的关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的主观感受作双重考量。公平强调客观性，而平等则涵盖人们的主观感受，因而公平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基础性意义，而人民的主观感受是共同富裕的最终追求。因此，评价共同富裕应建立适用全国的统一评价体系，在这个统一的评价体系下，需要在城乡、地区和各阶层之间有所区分和侧重，使人民普遍感受到平等。同时，相关指标体系应兼具可操作性、可行性和动态性，随着工作阶段和工作重点的变化发展，不断拓宽富裕的衡量维度，综合评价人民福祉的增进。

从实践逻辑厘清“何为共同”

明确何为共同，即明确共同富裕的合理边界，在实践中形成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鼓励人们共创共建共享更高品质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理解何为共同，是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的核心路径。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共同之意应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共同获益，并引入速差概念，让在前期发展中获益较少的低收入人群在高质量发展中获益更多，让在前期发展中发展较慢的地区在高质量发展中发展更快，让代表更高生产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成长更快更强。

回答何为共同，在理论中需要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实践中协调处理好总量均值和群体方差的关系。富裕代表经济繁荣，追求的是效率，即要把蛋糕做大，关注的是全体人民的总量均值；共同代表缩小区域、城乡等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体现的是公平，即把蛋糕分好，关注的是群体方差。实现共同富裕，两者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因而，共同富裕并非同时同步同等富裕，而是“尊重和鼓励公平的收入差距，充分调动生产要素参与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允许有差别的共同发展，同时将差距缩小在合理的阈值内，实现良性竞争和共同发展的同步，既鼓励多劳多得，又有社会保障兜底，达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形成人人享有的分配格局。以市场为主导力量的初次分配，应体现过程公平，充分调动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坚决遏制一些领域资本的野蛮生长、灰色收入等；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再分配，应体现结果公平，在保护居民合法收入的基础上，合理运用税收、转移支付等多种方式调节收入分配，规范各类市场要素健康有序发展；以社会为主导力量的三次分配，应做好初次分配、再分配的补充，调动富裕群体积极性，通过公益慈善等方式更多回报社会。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制度安排和推进路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杜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龚浩，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遵循

陈向阳

2022-07-06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有力维护和塑造了新时代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指导思想的集大成和新飞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有必要系统梳理、准确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来龙去脉和理论体系，以更好贯彻落实并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催生国家安全理念创新。全会划时代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助于中国在民族复兴关键期统筹内外安全事务，标志着中国国家安全工作进入历史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五大要素”逻辑严密、融为一体，彰显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强调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这五对关系彰显国家安全工作的辩证法。“五大要素”与五对关系，共同构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刻内涵。

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开启国家安全法治化进程。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版国家安全法，这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系列立法的“管总法”。该法对“国家安全”首次作出明确界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这表明国家安全包括“状态”与“能力”主客观两方面。该法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为在全社会宣传普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增强公众的国家安全意识提供了必要的法治保障。

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统领

党的十九大将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到基本方略的新高度。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条基本方略中的第十条，便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被列入新时代党治国理政基本方略，其战略指导地位更加明确，理论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2018年召开的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进一步深化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五个坚持”：一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使之并行不悖、相互促进。二是“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务必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三者有机统一。人民安全是宗旨，其主体是广大人民；政治安全是根本，其主体是执政党；国家利益至上是依归，其主体是主权国家。将人民、执政党、国家这三个安全主体统一起来，实现并坚持“三位一体”，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发展。三是“坚持立足于防，又有效处置风险”。四是“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强调“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是“坚持科学统筹”，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合力。“五个坚持”是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阐释，其中，统筹发展和安全排在第一位，彰显其统领地位。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提出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包括：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国家安全能力。新增加的以科技安全为保障，是对国家安全保障手段的重要补充，顺应了大国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其重要性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充分体现。

2020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设置“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专章，强调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安全发展是对中国既有和平发展的重要补充，因为和平不等于安全，而应注重安全发展，其核心是统筹发展和安全。

2020年12月，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作出“十个坚持”的全面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并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10点要求。一是“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彰显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体制与本质特征。二是“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彰显在国家安全上的道路自信。三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脉相承。人民安全主要指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体现在国家安全工作的各方面。四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安全是对党治国理政纷繁复杂工作的高度概括，统筹发展和安全则是确保民族复兴行稳致远的关键。五是“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这是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体现。六是“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各领域安全是总体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助于对国家安全进行科学分工和有的放矢开展工作。七是“坚持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彰显底线思维、忧患意识和战略主动性。八是“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注重内外兼修、内圣外王，全球安全观是其对外体现，展现了中国对全球安全的负责担当。九是“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这是管长远和抓要害的制度与能力建设。十是“坚持加强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设”，这是组织保障，强调政治属性和专业素养。

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战略部署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国家安全环境更趋复杂之际，党中央就国家安全工作作出一系列新论断新部署。

全面系统总结新时代国家安全指导思想与工作成就。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强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这“五个统筹”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五对关系的新发展，新在增加了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决议》重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这“五大要素”是基本原理，而“五个统筹”是科学方法，二者共同构成总体国家安全观新的核心要义，彰显与时俱进。

明确国家安全工作的涵盖领域和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诸多领域。这体现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广泛性、专业性、开拓性。全党要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

强调国家安全的制度建设和战略谋划。党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党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注重防范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顶住和反击外部极端打压遏制，开展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斗争，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决议》提出的安全发展体现了统筹发展和安全新要求，列举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若干现实斗争凸显了当前维护政治安全和主权安全的重要性。

全面部署未来5年国家安全工作，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2021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全面部署未来5年国家安全工作。会议指出，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新安全格局对应的是新发展格局，强调必须坚持5个原则：一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完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实现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相统一。这是管总的原则。二是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边疆、边境、周边安定有序。这是未来5年国家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三是坚持安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这是“十四五”时期统筹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新安全格局的要求。四是坚持总体战，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五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协调。

明确了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任务。2021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必须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统筹做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新型领域安全等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方向国家安全工作，明确了9个方面的工作任务：一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这是政治安全的三要素。二要“增强产业韧性和抗冲击能力，筑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安全底线，确保粮食安全、能源矿产安全、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加强海外利益安全保护”，这是经济安全的主要内容。三要“强化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彰显科技安全在总体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四要“积极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等，强调社会安全需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五要“持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加快提升生物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能力”，强调要更加重视新型领域安全。六要“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外兼修和对外担当。七要“全面提升国家安全能力”，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法治思维、科技赋能、基层基础。这为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指明方向。八要“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打造坚强的国家安全干部队伍”。九要“加强国家安全意识教育，自觉推进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

《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推出，意义重大。其时间限定意味着，国家安全战略今后也将5年更新一次，从而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致同步、一体推进。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安全理论与体制机制上的重大突破，还在近年来中美战略博弈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重大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自觉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内外兼修、主动塑造的新安全格局，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动态平衡。

（作者简介：陈向阳，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生成逻辑

韩立群

2022-07-06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一理念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时代特征，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出来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要求，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必须正确认识这一理念的历史脉络、当前重点和发展前景，利用好我们的优势和条件，把握好国内外的发展趋势，以更加坚定的信心用好这一理论武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的提出与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是党从国家安全斗争实践中逐步丰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从形成认识，到丰富内涵，再到成为经济社会建设和国家安全指导思想的发展过程。了解这一理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掌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和党的国家安全思想创新的发展趋势。

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的提出。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首次在公开报道中提到统筹发展安全。2017年2月，中央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党中央专门就国家安全工作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概念。虽然在表述上仅比此前多一个“和”字，但无论从会议的主题、召开的背景，还是从文字表述上看，这一理念已经在内涵上发生了明显飞跃，涵盖的领域也明显拓宽。

2018年4月，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内涵，特别是阶段性地明确了对发展和安全关系的认识，也明确了未来一个时期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思路。这次全会是在国家安全工作已经得到全面加强，总体安全观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基础，我们已经牢牢掌握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全局性主动的基础上召开的，也就自然产生了对发展和安全关系的新阐释。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认识的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始成为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都需要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公报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随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指导地位不断得到明确。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突出了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2020年12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十个坚持”，再次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性，标志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框架基本成形。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将“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统筹发展和安全”并列，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主要理论武器，并将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基本经验概括的“九个必须”之中，成为我们党在第二个百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遵循。这就使得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紧密相连，政治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有了更高的历史地位。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又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列为新时代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成就和经验，再次明确了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理念的政治属性和历史地位。

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的历史传承

关于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我们党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述，但都在认识上体现出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一致。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既是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继承，也是结合新的时代需要作出的英明决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理念是统筹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毛泽东早就注意到统筹好革命和生产两件大事的重要性。他在《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建立中央苏区后，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生产建设的目的是为革命服务，“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但毛泽东也指出，革命是中心任务，不能因为生产而耽误革命，“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理念是统筹好国防和建设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明确经济建设应该被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特别是首先解决好财政困难、大面积失业、物价波动等一系列经济困难。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实行“边打、边稳、边建”方针。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专门就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毛泽东指出，要想有更多的飞机、大炮甚至是原子弹，现在要做的不是增加军政费用，反而是减少军政费用，用到经济建设上去，只有经济发展得好，才能有更多的飞机、大炮，也可能开发出原子弹。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理念是统筹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定，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邓小平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仍然有清醒的认识。1980年，邓小平给部分中央干部讲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集中阐述了对发展和稳定关系的看法。他指出，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有较好的外部环境，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对于国内的违法犯罪、违规违纪行为，要严肃追究；要做三件大事：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实现四个现代化，但三件事的核心是经济建设，是实现现代化，“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

进入新时代，党的理念又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建议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十个坚持”，其中第四个坚持即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并要求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全面提高国家安全工作能力和水平”。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集中表现在国家发展对安全水平的要求更高，决定了我们必须实现高水平安全。与此同时，面对更加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客观上也要求我们实现更高水平的安全。可以说，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一条主线的两个方面。也正因为此，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才应该成为各条战线、各方面工作的根本遵循。

新时代要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

进入新时代，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具有更加充分的政治、理论、制度和物质条件。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国家开展一系列安全方面的重大斗争，注重防范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尤其是党的领导更加全面、系统、完整，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为坚强，为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统筹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将安全发展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党的理论创新不断发展，为统筹发展和安全锻造出更加强大的理论武器。总体国家安全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国家安全思想理论的精华，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国家安全斗争实践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一，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新发展，也是百年来党的国家安全思想不断自我总结、完善的结果。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是一个管总的思想，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安全篇”，也是其他领域重要思想的底色；不仅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也是我们所有党政部门做好各项工作都必须牢牢把握的总体指南，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国民教育的必修课。

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安全方面的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各方面工作开展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各方面各领域对国家安全工作更加重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一条主线。在国家安全上，党领导建立了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全面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建立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可以说，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的改革完善，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的形成，各项工作机制的设立，为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证。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了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埋头苦干，创造出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为世界所瞩目。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这些成就的取得，为我们下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正是由于这些成就的取得，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才有了社会长期稳定这个坚强后盾，我们才能放手开展国家安全工作。正是由于这些成就的取得，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手段、条件不断丰富，我们才能有充足的资源去开展国家安全工作；正是由于这些成就的取得，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空间才得以更大地扩展，各项工作才能更加游刃有余，我们才能把握工作的主动性。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高屋建瓴地统筹发展和安全，锐意创新、奋发有为，是对各国治国理政的理论贡献，必将得到更多积极呼应，也必将为我们的事业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

（作者简介：韩立群，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牢牢守住经济安全底线

王一新

2022-07-06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经济的不稳定性、贸易冲突、产业竞争等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守住国家经济安全底线，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依托和基石

经济安全是指一国经济的安全和重大利益不受侵害或威胁的状态，包括经济主权安全、资源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科技安全、产业与贸易安全等。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基础。

经济安全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自政党出现以来，任何政党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都必须搞好经济，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反之，就会被历史和人民抛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一步一步完成了救国、兴国、富国的伟业，并朝着强国伟业不断迈进。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始终是得民心的。习近平总书记讲“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又讲“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两个“最大的政治”是相通的、统一的，我们党始终在发展民生中赢得民心，这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

经济安全是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现代化的重要基础。雄厚的军费支持，是形成强大国防力量的基础。国防支出如果超出经济基础的承受范围，最终会拖累经济发展，增加经济安全风险。从全球范围看，一国国防力量综合评价与军费支出规模普遍呈正相关性。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历年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军费支出靠前的国家，其军力综合排名也较为靠前。要增加国防经费，增强国防力量，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打牢坚实的经济基础。当前，我军现代化建设正快速推进，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随着我军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需要不断更新装备、提升官兵福利、增加训练场地，这都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如果经济安全得不到保障，国家出现系统性经济风险，最终会影响我军现代化建设进程。

经济安全是保障其他领域安全的重要依托。我国国家安全体系涉及政治、国土、军事等多个领域安全。无论是传统安全领域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都需要经济安全作为支撑，脱离了这个基础，任何一个领域的安全都难以维护。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展开太空竞赛，意图在太空安全领域占得先机。维护太空安全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支撑。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经济安全出现重大隐患，无力支撑航天工业快速发展，最终在太空安全领域失去主动权。可见，只有夯实经济安全基础，才能有效推动其他领域安全建设。

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

近年来，我国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经济增长传统红利相对减弱，经济安全面临多种风险挑战。

人口红利有所衰减，经济增长动力趋缓。人口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低出生率、老龄化趋势和高端人才相对短缺等问题，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年度出生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而老龄化程度却在逐步加深。截至2021年末，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8.9%，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2%。根据国际标准，当60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超过7%，就可以判定一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人均GDP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但老龄化程度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我国就业人口结构性矛盾开始显现，高端人才数量、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截至2020年，我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总量仅为26%，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总量的28%。从供给侧看，制造业招工难、用工难问题亟待解决。从需求侧看，老龄化社会总体消费倾向较低，社会中最具消费能力和活力的中青年人口比例下降，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技术红利开始减弱，产业链升级压力加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具备技术性后发优势，即从发达国家引进各种先进技术，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和创新推动本国制造业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就是从学习借鉴开始，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链由中低端向高端跃升阶段，产业技术壁垒不断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很难通过仿造借鉴来掌握。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我国中高端制造业实施多项制裁，企图遏制我国高新技术行业发展。同时，发达国家推行制造业回流战略，对我国产业链升级形成新的压力。

实体经济发展放缓，产业空心化务须警惕。从历史规律看，一国在迈入中高收入行列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开始较快下降。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16年的28.07%下降至2020年的26.29%。同时，实体经济和金融业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导致资本、人才不断流向金融行业，进而加剧经济结构脱实向虚。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制造业过早、过快衰退会导致国家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就业岗位减少，降低本国经济抵御风险能力。经济脱实向虚容易诱发金融行业过度繁荣，生成资产泡沫，增大产业空心化风险。从历史上看，20世纪90年代，日本就是因为地产金融泡沫破裂，让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30年”。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必须牢牢抓住粮食生产这个命根子。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等原因，我国耕地面积正不断减少。2009—2019年间，我国耕地面积从20.31亿亩下降到19.18亿亩，平均每年减少耕地面积超过1000万亩。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已不足1.4亩，仅仅为世界平均水平（人均2.7亩）的一半多一点。我国粮食结构性短缺问题依然存在，对外依存度较高。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达68285万吨，但进口粮食16453.9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24.1%。

全球能源危机显现，保障能源安全任务艰巨。能源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是战略资源、经济资源，也是外交资源、军事资源。近年来，受国际形势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范围内能源供给短缺，价格持续上涨。我国能源进口依赖度较高，能源安全问题不可小觑。2021年，我国生产原油达到19898万吨，创5年来新高，但同年进口原油达51298万吨，对外依赖度超过70%。目前我国能源供需总体平衡，但局部地区季节性和阶段性的失衡仍然存在。同时，在新能源核心技术研发、清洁能源应用等能源转型新技术领域，我国还存在技术短板，距离实现“双碳”目标要求仍有差距。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责任重大。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与风险始终相伴。历史上的大国兴衰往往与金融能力密切相关。20世纪的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本世纪的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安全影响巨大。当前，我国金融风险挑战主要集中在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和大型企业信用债务等方面。随着我国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进程不断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金融领域各主体间联系紧密，容易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坚决维护我国经济秩序和经济安全

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归根到底是要化解风险，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提供战略支撑。

稳步发展实体经济，确保经济基础牢固。要巩固实体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实体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是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立身之本，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抓手。工业革命以来，每个历史时期的大国、强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依靠强大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我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民生、国防等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实体经济这个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现了经济持续高中速增长的发展奇迹，以工业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受到传统红利下降、原材料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冲击，面临经济结构脱实向虚压力，产业空心化风险加剧。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坚定不移实施制造强国战略，通过产业升级化解产业空心化风险，确保实体经济这个根本不动摇。

健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有效应对各类挑战。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体系日益庞大，金融工具更加复杂多样。经济安全风险具有联动的特点，一旦爆发，传播速度快、负面影响大，容易产生连锁反应。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发端于美国房地产次级信用贷款出现的违约风险，由于现代金融衍生产品将保险公司、投资银行、房地产公司卷入其中，并通过金融体系迅速向全球蔓延，很快就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当前，我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经济安全风险点多面广。由于我国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尚不健全，亟待补齐短板、堵上漏洞、增强能力。应重点构建经济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完善风险指标收集，对经济运行过程实施动态监控。一旦出现风险苗头，就快速形成动态预警分析结果，为宏观管理和决策提供参考。

坚持开放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挑战，我们应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内外需市场已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既不是关起门来谋发展，也不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新发展格局是通过发挥内需市场优势，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让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产生联动效应，提升我国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有效应对外部经济冲击。

调结构转动能，形成经济增长新红利。一方面，要把经济发展重心转向国内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市场优势，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全国内循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加快培育现代化内需体系。另一方面，要积极寻找经济增长新红利。继续完善三孩生育政策和“双减”政策，提高生育率，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充分发掘银发经济潜力，开发适合老龄化人口的技术、产品，培育智慧养老等新业态，激发老龄人口消费需求。同时，要从国家、企业、人才、制度等各个方面协同用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创新体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通讯等高技术领域打造核心竞争优势。

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要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着力提升粮食、能源、金融领域安全发展能力。在粮食安全方面，要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稳步增加粮食产量，进一步提升粮食储备调控能力，加强种子库建设，确保种源安全。在能源安全方面，要增强能源持续稳定供应和风险管控能力，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大力发展绿色低碳能源，有效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在金融安全方面，要不断推动形成现代金融体系，让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坚决稳定房地产市场，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监管机制。实施审慎货币财政政策，加强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监管力度，逐步降低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率。规范中小金融机构、企业信用贷款业务，严惩逃废债行为。

加强国际合作，掌握经济安全国际主动权。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坚决反制其他国家对我国实施的贸易制裁和科技制裁。继续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例。继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实现互惠双赢。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不断增强人民币国际影响力。保持汇率稳定，不断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充分发挥亚投行、APEC等国际组织平台作用，继续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作者简介：王一新，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家发展战略教研室副教授）

红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升华

邓纯东

2022-07-05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标志和文化血脉，即中华民族精神。这既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的精神文化成果，又是确保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发展的精神文化根源。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一系列红色精神，如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这些红色精神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红色精神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理念、价值观的简单复制，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结果，是中华精神在现当代的升华。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精神血脉注入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融入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观念，从而使中华民族精神达到了全新的境界。

对爱国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升华

爱国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正是因为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经受住了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遇千险而不灭，历万难而未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成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成为中国最忠诚、最坚定、最卓越的爱国主义者。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系列红色精神，不仅坚持了抵御外敌、反对侵略等传统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还为传统爱国主义精神注入鲜明的时代特色、赋予了崭新的含义。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爱国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升华主要表现在：始终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党的初心使命。在惊天动地的壮举中、在枪林弹雨的战斗中、在默默无闻的奉献中，都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不仅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挽救民族危亡，而且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华民族创造更辉煌的未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探索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使爱国与热爱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热爱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毛泽东从中国近百年救亡图存爱国运动中得出一条基本结论：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从而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统一了起来。“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邓小平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胸怀天下的。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要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一方面，“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另一方面，中国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人热爱自己的祖国，也“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些全新的含义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践行爱国主义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崭新内容，是几千年来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伟大升华，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时代精华。

对民惟邦本精神的继承和升华

在一百年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弘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族精神，不是简单重复人民大众对于江山社稷的重要性，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指导下，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形成了传统的民惟邦本民族精神所没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崭新含义。

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民为邦本精神的继承和升华主要表现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是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权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确保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与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保持与人民的密切关系。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当成自己的生存根基和力量源泉，坚持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坚持深入群众之中，与群众打成一片。这成为战争年代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沂蒙精神等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强调继续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坚决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红色精神中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这些都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精神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达到了新的境界和新的高度。

对实事求是精神的继承和升华

作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实事求是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得到全面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依靠实事求是精神，不断开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局面，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践行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实事求是精神，而且在运用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了实事求是精神崭新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实事求是精神的继承和升华主要表现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使传统上作为一种治学方法和认识论的实事求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实践论基础之上。中华传统文化中虽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火花，但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形成完整、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主体的实践视角，将实事求是运用到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中的结晶，更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不是停留在古人将其作为治学方法和认识论的水平上，而是作为自己的根本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作为自己全部理论与实践的立足点，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实事求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功都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把实事求是精神贯穿到全部理论与实践中，使实事求是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党性原则和工作作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注重深入实际，养成求实作风，注重务实效果，注重躬行实践，反对脱离实际的夸夸其谈，反对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开辟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对艰苦奋斗精神的继承和升华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传统精神。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弘扬中华先民与自然、社会各种艰苦环境顽强搏击、英勇抗争的精神，弘扬刚健有为、勇猛精进的精神，弘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精神……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红色精神谱系。这些红色精神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而且注入了鲜明的时代内容，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艰苦奋斗精神的继承和升华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有着更崇高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东北抗联英烈杨靖宇、赵一曼的奋斗是为抗日救国这个神圣的目标，钱学森、邓稼先放弃优越物质生活为“两弹一星”艰苦奋斗是为了祖国的强大。立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红色精神中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不仅表现为艰难岁月中的英勇抗争，更表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物质条件不断好转情况下的不忘初心、不坠青云之志，继续保持战争年代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继续保持创业时期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因物质条件好而沉溺于享受、走向奢靡。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告诫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