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制度化治理

2022-12-02

从2015年第一个党内法规性文件《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颁发，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制度化建设已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一环。这里所言制度化，是指依托于系统化的指导思想、领导主体、技术支撑等子系统，使理论可操作，实践可持续，推动网络意识形态的创新治理。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阵地和前沿场域。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因此，不断夯实制度化建设，推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夯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根本制度。夯实这个根本制度，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并使之制度化。这个原则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同样要不打折扣地执行。从苏东剧变到后来“茉莉花革命”“天鹅绒革命”“玫瑰革命”“栗子花革命”等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几乎都是首先从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开始，最后造成国家政权的分崩离析。在网络意识形态论争愈加复杂和激烈而多元社会思潮和文化观念竞相登场的当下，捍卫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就要秉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制度化建设。网络世界已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主战场、主阵地，其斗争强度愈加凸显、呈现形式日益复杂，马克思主义面临网络中的多元价值观念、各种“主义”和社会思潮的侵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就是捍卫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在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不受异质力量的干扰。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关乎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关乎一个国家的兴衰和执政党的合法性。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正当性的理论基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党的合法性基础就会衰微，伟大复兴中国梦就会失去科学价值引领而误入歧途。唯有夯实这个根本制度，画好意识形态同心圆，才能具备有序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基本前提，从而长时间地保持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

捍卫党领导一切这条红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就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并将之制度化，把党的领导制度化贯彻和体现于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思潮，是应对网络带来的挑战和捍卫党的领导的必然选择。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将党领导一切制度化，进一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才能守好意识形态这个精神圣地。作为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阵地，新闻舆论工作警醒我们，从哪里获取信息，哪里就应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和主阵地。要正视网络全民化、年轻化这个事实，要将网络舆论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予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丧失，几乎就是一个政权垮台、亡党亡国的先期征兆。“思想的征服是最廉价的征服，意识形态的控制是最彻底的控制。”当网络意识形态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捍卫党领导一切这条红线，就必须使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全面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当然也要看到，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不是自发形成、自动获得的，更不是天上掉馅饼。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离不开民众在实践中的选择和认同，也与党自觉选择和建构密切相关。实践中，我们要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批驳各种错误思潮言论，进行网络斗争，扎实掌握网络意识形态战场主动权，解决好“不敢抓”“没人抓”“不会抓”的问题，让互联网这个西方敌对势力眼中的“最大变量”成为捍卫我们党的领导权的“最大增量”。

牵好技术创新这个“牛鼻子”。“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从承载运行机制看，网络意识形态说到底是依托于网络信息技术来运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掌握在谁手里，网络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就由谁来掌控。比较而言，在尖端技术储备、芯片制造工艺、操作系统研发等网络核心设备和关键技术方面，差距不容忽视。一句话，网络技术命脉不能掌握在他人手中，网络技术层面的竞争事实上是关乎国家核心利益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获得平等对话权，有赖于在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制造的突破，破除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构建技术领先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屏障。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抓紧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要推动形成技术创新的制度化，实现重大突破，补齐核心技术“短板”。事实已经证明，核心技术买不来，更不是用主权换来的。实践中，我们要加大基础研究力度、打好核心技术研发攻坚战、推动产学研强强联合和协同作战，吹起冲锋号和集合号，破解“卡脖子”“掐命脉”的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为网络强国战略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强技术保障。同时，还要避免坐井观天，要统筹和优化国际国内资源，推动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形成技术创新制度化的强大凝聚力。

恪守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条底线。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的延续，“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舆论飞地。”推进网络法治制度化，既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制度性基础，也是构成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话语权的先决性条件。脱离了法治有效管控的网络空间就会乱象丛生，从而导致去中心化、非理性化、极端个人化等现象日益触发网络意识形态风险。要立足于网络空间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秉承创新的现代法治理念，建立健全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网络信息服务和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制机制功能与结构的法治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立”“破”并举，先后颁布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网络法律法规与相关制度性文件，还出台了“微信十条”“账号十条”“APP 新政”“直播新规”，确保网络实名制落到实处。这样一套逐步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规章制度将保障我国的互联网未来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运行。只有扎实推进网络法治制度化，实现良法善治，才能保障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风清气正、健康发展，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

能否耕好守好网络意识斗争这块田、能否顶住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这个主战场，直接关系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制度化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使网络意识这个“最大变量”释放“最大正能量”，需要我们夯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制度化建设，捍卫党领导一切的这条红线，破解网络技术创新的资本操控，牵好技术创新这个“牛鼻子”，协调统筹国内国外有利因素，推动技术创新，坚持依法治网，提高大众网络法治思维，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新型网络文化，形成制度化管控常态机制，藉此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能力，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推进园区高质量发展，勇做示范引领排头兵

2022-11-28

从蛇口工业区开发建设打响开山炮，到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内建立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各类产业园区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产业园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产业园区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坚定不移地探索特色高效的发展模式，不仅逐步建立起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而且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持续推进了园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建立园区创新生态系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产业园区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引进高新技术产业、环保产业等，加快形成鼓励创新创业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优良的政策环境、技术环境和市场环境。并且，在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目标指引下，园区日益重视把自身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相衔接，把园区建设成人文环境优越、自然环境优美、生态环境和谐、文化品位高雅的现代化创新社区。

一是打造产业生态体系。十年来，园区在明确主导产业的基础上，注重核心企业的引入与培育，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投资、创新、知识转移、品牌影响力促成了园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同时，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激励主导产业中的核心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迁入园区。园区内的企业不仅形成了纵向的上下游产业链关系，而且加强了咨询、金融、人才、管理等各种配套服务关系。进一步地，在产业补链强链稳链的过程中，以企业为纽带，形成了园区之间的互动合作局面，逐步完善了蜂巢式的网络发展形态，建立起园区的产业生态体系。

二是形成合理空间结构。从地理空间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园区开发的重点逐渐由东部向中西部倾斜，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园区获得了较快的增速，在总量上已经与东部地区平分秋色，形成了东中西部全面布局、均衡发展的局面。并且，在集约、高效等理念的指导下，国家加大了对各类开发区清理整改的力度，使得园区在数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新增面积表现出递减趋势。同时，园区开始重视内部社会空间和治理体系的构建，逐渐从单一的经济空间向融合了社会空间的产业社区转型，开始大量配置为职工提供生活服务的住房、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重视园区环境品质的提高，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新的制度动力。

三是滋养协同共生关系。作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增长极，产业园区在重视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的基础上，近十年来更加重视安商、育商等工作。比如，各产业园区更支持和鼓励园区内企业形成紧密互动关系，加强园区内企业之间相互采购等交易性市场合作行为，并产生频繁的协同合作活动，形成了良好的创新氛围。进一步地，园区不再简单地招揽相关人才，而是注重人才工作粘性和贡献实效，发现并培育园区内入驻企业的领军人才，为“土著”专家提供创新成长的广阔空间。

当前，产业园区已经由单一功能的经济区向经济社会多重功能的综合区转变，成为产业社区或者产业新城。

聚焦高质量发展，提升园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产业园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通过改革探索，园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这十年来，产业园区在推进产城融合发展、区域一体化建设、体制机制改革以及跨境合作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在当前面临重大公共疫情和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的多重压力下，产业园区的引领示范作用将更加重要。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一方面，园区要持续提升自身管理水平，重视园区的规划与运营工作，推进与其他园区之间的合作，全面提升园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一是重视规划管理。园区秉承“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规划理念，从产业发展和空间形态两个方面对园区战略方向进行总体把控。近十年来，园区日益重视产业规划，明确贴合自身发展环境的主导产业定位，并有意识地将产业规划与空间规划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考虑，促进了园区的持续凝聚发展。

二是加强运营管理。园区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不断调整自身的管理职能与组织结构，在权力配置问题方面夯实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具体来看，园区以产业链招商推进园区持续发展，以建立精准招商联动机制优化招商工作行为规范，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提供生产保障服务、生活配套服务，提高了园区服务质量和产城融合水平；通过优化园区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以及园区和地方政府、开发公司等主体的协同关系，加强组织管理。2017年，首次从国家部委层面提出要探索政府引导、企业参与、优势互补、园区共建、利益共享的“飞地经济”合作，通过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土地、技术、管理等资源优势互补和优化配置，共同参与园区建设和运营管理，着力提升合作园区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的市场化和专业化水平。

三是优化评估管理。园区管理部门依据相应的指标体系分阶段地对园区的管理过程和管理绩效进行诊断和评价。产业园区日益重视自身管理效率的提升，以及与周边产业集群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同时，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考核制度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对连续两次考核处于最后5名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按程序报国务院批准后降为省级经济开发区；2021年商务部印发《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办法》，新《考核评价办法》新增“园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等5项增速类指标，按东、中、西部地区分类考核排名，并同时加大退出频次，连续三年内有两次进入本地区（按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划分）最后5名的纳入降级备选名单，商务部根据两次考核平均得分情况分地区研提降级建议名单，报国务院批准后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从而实现有进有退、动态治理的有效管理。

在规范园区管理的基础上，为促进园区健康、可持续、集约高效、特色化发展，将园区真正培育成为经济增长极，要进一步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根据新发展格局明确中国产业园区的功能、定位和战略目标，统一认识园区发展的普遍性和持续性特征，厘清创新生态系统在园区层面的内涵与表现；二是要建立市场化条件下园区多元共治的管理体制，基于多主体共生的发展导向，形成园区协同发展模式，营造多元联动、高效融合的共治氛围；三是要形成跨行政区划、跨国背景下的新型园区开放方式，识别园区间差异化需求并实现有效匹配，在协调合作过程中建立高效可行的协商机制，并制定有效落地的利益分配机制；四是要根据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抓牢园区实现战略目标的新的驱动要素，在园区制度建设、多主体多层次融合发展、创新软环境培育等方面不断深化和完善。

构建“四面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2022-11-25

一

国家安全出现的很早，国家安全思想古已有之，但在“国家安全”概念下对国家安全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形成系统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学则很晚。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然十分重视国家安全问题，但也长期没有使用“国家安全”概念论述国家安全，没有在“国家安全”概念下系统阐述国家安全问题。

“冷战”后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开始超越以“战争与和平”为中心的“和平研究”“战略研究”，开始聚焦以“威胁与安全”为中心的“安全研究”“国家安全研究”，我国学者还提出了“建立国家安全学”的构想，并于2004年公开出版了首部《国家安全学》著作，初步构建了一个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根据新形势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先后出台了两个国家安全战略文本，广泛开始了各种形式的国家安全通识教育，并在“一级学科”下开始了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结十年成就时所说，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以坚定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

但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几年时间内就尽善尽美。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肯定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体系构建和完善方面取得成就的同时，更指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家安全体系的具体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十一部分专门阐述国家安全问题时，一方面通过标题“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的任务明确提了出来，另一方面又把国家安全体系问题置于这一部分包含的四个问题之首，并以“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为段首语，具体阐述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和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具体内容，要求“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完善国家安全力量布局，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

由此可见，国家安全体系不等于国家安全要素体系，现代化的国家安全体系更不能局限于包括了多少个“安全”。无论是人们最初所说的“十一个安全”“十二个安全”，还是后来概括的“十六个安全”甚至“二十多个安全”，都只是国家安全问题和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方面，即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问题，以及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国家安全要素体系，而不是总体性国家安全问题，更不是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的全部内容。

为此，构建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的国家安全体系，必须在考虑国家安全本身构成要素的同时，进一步广泛考虑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从而构建一个包括这四方面的“四面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二

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讲到国家安全的十二个要素，即人民安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国土安全、信息安全、生物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和有关方面陆续提出了一些新的国家安全要素，如海外利益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以及金融安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等。

由于国家安全的各种构成要素都包括了“安全”二字，导致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国家安全本身的构成要素等于国家安全治理涉及的所有安全问题，甚至认为由这些要素构成的体系就是国家安全体系。这不仅极大地缩小了国家安全工作和国家安全治理涉及的问题，而且也极大地缩小了国家安全体系的范围。

事实上，国家安全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并不是国家安全工作和国家安全治理涉及的全部问题，也不是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的全部内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不断增加，表明的只是国家安全本身内容的丰富性及其范围的广泛性，而不是国家安全治理可能甚至必然涉及的范围和问题，更不可能由此构建出完整的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中，虽然国家安全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但国家安全治理和国家安全体系涉及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国家安全本身及其不同层级的构成要素。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进行国家安全治理，必须在国家安全本身及其构成要素之外，进一步关注和考察各种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以及国家安全保障活动和国家安全保障机制。

总之，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的现代化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必须同时包括国家安全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等四个方面。进一步来说，这四个方面既是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又是国家安全总体体系下的国家安全次级体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众多国家安全要素中，只有人民安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国土安全、信息安全、生物安全、资源安全等是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其他安全要素则是不同层次上的国家安全次级要素，或者是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另外不同的国家安全要素分类。根据对国家安全要素的这种认识，以及对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和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的长期研究，我们初步构建了一个包括国家安全要素体系、国家安全环境体系、国家安全风险体系、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等四个一级子体系的国家安全总体系。

三

国家安全总体系下的国家安全子体系，可以包括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

例如，由于构建完整多层的国家安全要素体系任务繁重，我们可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论述，先构建一个包括上述十一个基本要素的国家安全基本要素体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国家安全道路。为此，在国家安全基本要素体系中，人民安全居于宗旨和核心地位，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分别居于根本和基础地位，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则发挥着不同的保障作用，其余的国土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也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护卫着国家安全。

再如，根据我们对国家安全风险治理的研究，可以构建一个包括国家安全风险领域、国家安全风险类型、国家安全风险治理等三个方面的国家安全风险治理体系。

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落实“五大任务”，加快实现高水平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2022-11-15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部署了五个方面重大战略任务：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构建开放创新生态，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这“五大任务”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一是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夯实创新引领发展的策源能力。创新范式的迭代演进路径呈现出“责任式创新”“整合式创新”“有意义的创新”“引领性创新”的规律性特征。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调研时指出，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而战略性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是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是国家强不强、科技硬不硬的关键特征。应发扬斗争精神，以基础学科为核心组件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以引领性产业为突破重点，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二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进自立自强的国家创新体系。关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构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供给体系的中坚力量，是高能级创新联合体的主导机构，是自主可控现代产业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是协同共创区域创新体系的战略重点，是科技创新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代表。应围绕“四个面向”的战略方针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行体系化的谋篇布局，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中国特色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面重塑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

三是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构建非对称赶超的治理体系。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第一要务，引领发展靠创新，驱动创新靠科技，科技进步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党的二十大从突出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出发，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应运用系统思维，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要按照“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的定位，全面提升新时代科技创新管理水平，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靠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提升非对称赶超的体系化创新能力：一是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非对称优势，以适应性创新治理模式推动新兴技术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应用；二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以使命导向的创新治理模式确保强国战略确立的特定目标按计划完成；三是鼓励多元化的资助体系和开放包容的政策工具，以前瞻性创新治理模式推动可能引领未来发展的高风险高收益事项的战略布局。

四是构建开放创新生态，组建融通创新的高能级联合体。为了顺应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潮流，应从国家层面和战略高度上加强对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建立健全开放融通的中国特色创新生态系统。这就需要依靠中国特色制度优势和组织模式创新，组建开放融通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发展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传统意义上的创新联合体强调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打造“政产学研用金介”融合贯通的体系，旨在消除科技与经济的“两张皮”，不同创新主体能够在一起协同共创，科技成果能够得到顺利转化就算是实现了建设目标。而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承担着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使命，应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整合国内外企业以及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不同主体，以新型举国体制为主要制度保障，聚焦国家战略性关键科学问题和重大产业创新需求，旨在实现我国在关键科技领域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五是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新时期科技人才工作，提出了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目标，明确了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的重点任务。激发各类人才特别是战略人才力量的创新活力，应着力解决“人才从哪里来”“人才发挥什么作用”“人才需要什么条件”等关键问题。围绕“人才从哪里来”的问题，一方面应按照特殊人才特殊培养、关键人才重点引进、杰出人才破格提拔的原则寻求战略科技领军人才的重点突破，另一方面应对战略科技人才进行提前布局和长周期培育，在关键核心领域提前揽才，通过长期投入和长线支持进行人才梯队建设，不断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围绕“人才发挥什么作用”“人才需要什么条件”的问题，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持续推进认可度高、含金量大的政策落实落地，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人才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

2022-11-11

作者：黎海波（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提出了“五个牢牢把握”的要求，其中第一个要求就是牢牢把握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续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伟大辉煌，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大历史观来看，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是巍然屹立在中华大地和复兴征程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创造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的新形态

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奋斗、创造、团结和融合精神的民族，在绵延5000多年的发展史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和文明蒙尘，无数仁人志士企图效仿西方现代化模式来挽救中国，但这些努力最后都宣告失败。面对民族危亡和国家劫难，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广大人民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建立了新中国。1949年9月，毛泽东指出，“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砥砺初心、接续使命，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的文明，将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更好融合与提升。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小康梦想

自古以来，“小康”就是中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早在《诗经》中就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记载，意思是人们辛勤劳作，目的就是为了过上小康的日子。在儒家文化中，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然而，在中国古代和近代，都未能实现小康这一梦想。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的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首位，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组织开展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

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史性地解决了贫困问题，赢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铸就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辉煌，吹响了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嘹亮号角。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空前增强。民族团结进步成为新时代的中国光耀世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合力愈发强大。团结奋斗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发展史既是一部中华民族文明的创造史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成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史。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更是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升到全新的高度、推进到不可逆转的进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也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新时代十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各民族共同建设的现代化，是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立足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500多年社会主义运动史、100多年党史、70多年新中国史和40多年改革开放史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底色，创造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新的征程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从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秀答卷。

更好更快地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2022-11-09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国情特色的第一条。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特征之一。中国多年来一直是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14亿多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高达18%，有近9亿劳动力、超过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总和。因此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每一次跨越，都可以说是全人类的一次重要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中国消灭了绝对贫困人口，就为全人类解除贫困问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速达到9.5%，连续多年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30%以上的贡献，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立刻使全球范围内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人口数翻了一番……未来中国实现现代化，也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壮举，对于全人类整体生活方式及与之相关的福利水平也将是一次巨大提升。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可以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更好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在低收入阶段，巨大的人口规模就是一个巨大的低成本劳动力池，对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其他国际流动性更强的生产要素形成强大吸引力，吸引他们到中国与低成本劳动力相结合以形成生产能力，带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迅速降低全球生产成本。改革开放之后的近30年中，中国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为世界提供了近乎无限供给，规模巨大且高效率的低成本劳动力。但同时，这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机会，1978-2017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5%，远超同期约2.9%的世界平均水平。

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巨大的人口规模就可以支撑起一个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国内市场。2021年中国人均GNI为1.24万美元，尚未达到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NI1.27万美元的门槛，但是经济总量却可以达到17.7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而且若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中国早在2014年就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可以发现，中国目前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人均收入中等”阶段就做到“经济总量巨大”的经济体，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全球第一的人口规模。而同时具备“人均中等，总量巨大”两大重要国情特征，使中国以巨大的国内需求成为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引力场”，吸引他们进来开拓中国经济发展，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加速度，彰显中国经济巨大“潜力”。中国同时具备高收入经济体不具备的“潜力”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不具备的“引力”，使全球资源获取更高要素报酬的同时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并更快实现现代化。

另一方面，巨大的人口规模可以帮助中国缓解“分工细化”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加速形成“报酬递增的分工效应”。对于人口规模小的经济体，如果分工细化，细化后的分工角色就可能面临市场规模不足的限制，无法收获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收益递增或成本递减；若要在国内获得较大的市场规模，分工就可能很难做到细化，从而也无法收获“干中学”或“专业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及“生产可能性扩张效应”等等。而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就更有可能同时收获“分工细化”和“规模经济”的好处：即使分工做到很细，那些所谓“小众”的产品和服务也可以在国内获得较大的市场规模，市场主体既更可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和比较优势，又可以收获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成本下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新型工种和职业涌现出来，今年9月份完成修订的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2015年版大典相比净增了158个新职业，总职业数达到1639个，都可以看作是分工细化之后的结果。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以及服务业占经济总量比重的日益提升，无论是从宏观层面看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还是从微观层面看市场主体的成长，可能都将更多地依靠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人口规模巨大所带来的“分工细化与规模经济相容”的优势，将变得日益重要。

因此，中国应创造条件，更好地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以更快更好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一是需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要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也要发挥中国经济已经具备的引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在开放的条件之下，中国才能更好地发挥同时具备“潜力”和“引力”两大重要国情特征的独特优势，“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成为全球优势资源的“引力场”，吸引他们进入中国以开拓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这样中国也就“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

二是应当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为促进分工细化创造良好条件。这要求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只有降低交易成本，才能支撑人们进行更为细致的劳动分工并相互进行市场交换。

首先要从技术应用层面提升社会分工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分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强国，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过去若干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增长、以及数字平台的发展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市场交易效率，也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现在在国内的大城市，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各式各样的产品与服务，满足各式各样的丰富需求，而这多数时候是通过网络与数字平台来实现的，充分说明了在网络与数字技术的赋能之下，社会分工已经相当程度得到细化。下一步，要继续加强信息、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建设新一代超算、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宽带基础网络等设施，支撑数字经济发展，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配置的效率；并促进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降低要素配置的交易成本。

其次是在制度层面，要深化改革，破除不利于分工的制度因素与安排，更好地破除生产要素跨地域跨部门流动障碍。在这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分，明确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以此为指引，能够更好地贯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按照要素报酬的高低，高效率地找到最优位置，使得每一个生产要素都能发挥出最大效益。

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2022-10-1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可以说，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对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富有斗争精神的政党。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人都毫不退缩，始终保持着百折不挠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这是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完成重大使命任务的根本保证。百年来伟大成就离不开艰苦奋斗，伟大斗争锻造了中国共产党坚忍不拔的意志、无私无畏的勇气、不怕牺牲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品质，这是百年大党的成功之道和青春密码，是我们赢得胜利和继续胜利的不竭力量源泉。

把握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其斗争内容和形式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激荡，只有观大势、谋全局，正确把握新时代斗争的历史特点，才能在斗争中赢得主动和先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涉及各国特别是大国利益，实质是国际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必然伴随着复杂的博弈。尤其是当前世纪疫情阴霾未散，局部地区冲突硝烟又起，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回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正站在十字路口，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必须充分认识国际战略形势深刻变化必然带来的区域性甚至世界性的无序和混乱，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新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一些难题等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各种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因素将交织叠加，各种风险挑战会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解决发展问题的难度加大，斗争涵盖领域的广泛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攻坚克难的复杂性都将前所未有，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做好各种斗争的准备。

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由大向强、将强未强之际，往往是国家安全的高风险期，这是历史的规律。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国家往往在两个时期面临的外部压力最大，一个是积贫积弱之时，另一个是发展振兴之时。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同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就越激烈。

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勇敢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风险新挑战，更加积极有效应对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胜任何有可能阻碍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挑战。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实现这一梦想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西方大国全面遏制打压我国的战略意图不会变，战略竞争和对抗上升的大趋势不会变。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风险、强大对手，唯有主动迎战、坚决斗争才有生路出路，才能赢得尊严、求得发展；逃避退缩、妥协退让只会招致失败和屈辱。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善于斗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仅要敢于斗争，还需要善于斗争，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

一是要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党的性质和宗旨、初心和使命决定了我们的奋斗目的和方向。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任何时候、每一步行动，都要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长远目标，选择利益最大、代价和成本相对最小的方式和时间点。不能图一时之快而导致长久痛苦，不能逞一时之能而葬送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有限的忍让不是懦弱，而是智慧；适当的后退不是怕谁，而是为了下次大踏步的前进积蓄力量；多轮且长期的对峙博弈不是优柔寡断，而是全局谋划耐心赢得最终的胜利。

二是要增强战略定力。大国博弈是一盘大棋局，是一场新形势下的持久战，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斗争，将贯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整个历史阶段。持久相抗，要的是理性不随性，用的是长力非蛮力，不能因为一个棋子掀翻整个棋盘。战略定力不是说说而已，不能被别人带偏节奏。

三是要增强斗争本领。“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斗争本领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要认真学习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做好工作、履行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技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主动性、预见性。

四是要讲求斗争实效。斗争形势最复杂、最严峻的时候，往往也是最考验战略智慧和斗争方法的时候。这就要求我们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合理选择斗争方式，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把握斗争火候，把握时、度、效，做到有的放矢、务求实效。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敢于胜利。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历史性变化，过去几个西方国家凑在一起就能决定世界大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中国的发展壮大则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勃勃生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着一个国家发展的前途和未来。当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面对中国崛起的历史大势，某些西方大国必定心有不甘而极力捣乱。73年前，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就讲了两个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历史证明了这一预言的科学性、正确性，也必将证明我们斗争的胜利前景。因为最根本的，我们的斗争是建立在正义性和人民支持的基础上的。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我们坚信，只要我们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就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就能汇聚起赢得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的磅礴力量，从而最终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2022-09-19

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争取、尊重、保障和发展中国人权的奋斗史。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源于中国历史，植根中国现实，借鉴各国经验，既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主要特征，也是党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立场。党立足基本国情，总结历史经验，汲取人类文明成果，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人权发展的核心理念，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人权发展的重要方针，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把全面协调推进各项权利均衡发展作为人权事业的可靠支撑，把法治作为人权最有效的保障，为中国的人权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我国人权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人权法治保障，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的民主权利。我们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大力改善人民生活环境质量。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加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实雄辩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在社会主义中国，全体人民是人权的主体，是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和受益者。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反映了人民主体的政治立场，表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情怀，彰显了人民为本的价值取向，昭示了人民至上的党性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奉行人民至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崇高追求。党领导人民推进人权事业，目的在于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让每个人都能如愿地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让每个人都能体面地享受生活和追求幸福。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揭示了人权的本质和真谛，反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根本要求，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部政治主张和实践活动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提高人民的素质与能力，维护人民的价值与尊严，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关爱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增进人民的幸福与美满作为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基点和归宿，实现人民群众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与发展成果的享有者的统一，努力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全面协调发展。中国人民生活日益改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日益增强，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权的事实，有力地诠释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

人权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因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权”。这表明，人权具有普遍性，人权的普遍性基于人的价值和尊严，也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理念。因此，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内容适用于一切人，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应为之实现做出积极努力。人权又具有特殊性，各国的人权状况与各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状况相联系，各国的国情不同，决定了各国人权发展不可能有同一模式。因而在实现普遍人权时，只有充分考虑各国特殊的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根据各国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人权发展道路，制定符合本国实际和人民意愿的人权发展战略，才能有效实现普遍人权。换言之，在实现人权的问题上，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人权事业发展必须也只能按照各国国情和人民需要加以推进。

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积极回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在切实保障人民物质文化权利的基础上，致力于满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权利诉求，有步骤、分阶段地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实现了亿万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世界人权发展史上的奇迹。可以说，中国“把人权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我国国情和人民要求出发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人权”。

坚持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

“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从近代积贫积弱、备受欺凌中走来的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是享有其他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生存权是指社会承认并保障每个成员的生命安全、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以及获得维持生命和正常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发展权是指人人有权参与和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并在发展中逐步使人的各项权利得以实现。由于人不仅是一种个体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存在，因此个人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离不开民族与国家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保证民族的生存发展，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是个人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解决我国人权问题的根本所在，决定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人权建设问题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我们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人权，协调推进各项人权平衡发展，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充分保障，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有效维护，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从贫穷到温饱再到全面小康，真切地实践了发展不让任何一个人落下的口号。

实践表明，发展寄托着生存和希望，象征着尊严和权利，发展中的问题必须依靠发展来解决。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坚持依法保障人权

如果说活着只是人的本能，活得有自由有尊严才是人的本质要求，那么，能够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可靠保障就是法治。社会主义法治确认和维护人权的基点，不仅在于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且在于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仅在于个体人权，而且在于集体人权；不仅把人权的充分实现作为理想和目标，而且为人权的充分实现提供物质和法律保障。

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其中人权司法保障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人权的最终维护者，人权司法保障状况直接反映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程度。这在客观上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坚守职业良知、坚持执法为民，肩扛公正天平、手执正义之剑，树立惩恶扬善、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坚决杜绝因司法不公而造成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事情发生，切实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片天地。

坚持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注重汲取不同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注重借鉴不同国家的人权理论和经验，注重完善自身人权发展道路和实践，坚持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推动全球人权治理的使命担当。中国利用世界和平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全球人权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从国际维和到远海护航，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巴黎气候协定，从中非合作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从亚洲投资银行开业到亚欧班列开通，如今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能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的善举。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克时艰，第一时间开展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数十支医疗队驰援海外，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物资援助。

除此之外，中国主张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包容、相互借鉴，国际人权事务应由各国共同商量，全球人权治理体系要由各国共同建设，人权发展成果要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中国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保障模式，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全面参与国际人权事务，愿同各国人民一道，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国际人权治理体系，促进全球人权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不仅使中国人民享有充分的人权，而且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2022-08-22

7月26日至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前进道路上，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可以说，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应有之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仅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而是一个具有广泛经济社会意义的总体范畴。

从政治发展维度看，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掌握国家权力，成为国家主人；社会主义就是让人民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民主是一种国家形态和国家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历史长河中，自从阶级和国家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制度。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国家制度尽管由于生产力发展程度、文化、历史等因素，存在很多的差别，但是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它们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都是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从根本上推翻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自此，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人民群众、为劳动者服务的民主，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行使国家权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遵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需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人民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从经济发展维度看，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逻辑与分配逻辑；社会主义就是一切为了人民，通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幸福生活需要、通过不断消除不平等的甚至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使人民共同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社会。不同社会制度的显著区别就是发展理念。为什么人、由谁享有是区别不同社会制度及其发展理念的根本问题。在以往一切阶级社会，社会的发展都是服务于剥削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的。在这些社会，少数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尽管扛起了人本主义的启蒙大旗，但其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维护资产者的利益，社会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增殖。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导致社会生产条件和发展成果都不能由人民共享。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少数资产者主导了整个经济社会的生产逻辑与分配逻辑。

人民当家作主，从经济基础的角度看，就是人民能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逻辑与分配逻辑。只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确定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逻辑，它把实现人民幸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让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奴役和剥削，成为社会的主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使命和伟大理想。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应当成为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让人民能够共同支配、共同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从社会发展逻辑看，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构成社会发展动力主体，成为主宰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人；社会主义就是一切依靠人民，通过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民主体性和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也是主宰社会发展和自身命运的主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在以往社会中，由于压迫性、剥削性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制约，人民主体地位、人民群众历史能动性被严重压制了，更谈不上主导社会发展、主宰自身命运。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都是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的父母。历史上那些所谓的明主、贤相、清官也许有过体察民情、爱民如子甚至为民请命的举动，但究其实质仍然还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只有社会主义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桎梏，让人民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彰显，才能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不仅主导了社会发展方向，也主宰着自身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自己。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全方位、全过程的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让每个人的能力、人的丰富性得到全面提升。

以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

2022-07-27

7月23日，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在开幕式上，国家网信办发布了《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并启动了2022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

当前，我国面临世界百年的技术与产业创新之变、大国竞争格局之变、国际经济治理之变，抢抓数字经济新机遇、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阶段性骄人成绩。但同时也要看到，资源供给不足、数字鸿沟较大、数字化转型能力受限等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成为现阶段制约我国数字经济驱动发展新优势成效的重要因素。

一、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成为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的关键路径

2022年7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实现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在《纲要》中，数字素养与技能被定义为“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

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社会公民成为数字经济体系的生产者、消费者、储蓄者、投资者，是支撑经济社会全方位数字化转型、畅通数字经济大循环和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最广泛市场主体，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并深刻影响发展新优势的全面塑造。因此，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能够为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构筑最为广泛、最为持续、最为强大的微观新动能。

其一，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是厚植发展新优势的创新动力源。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其重点在于建设一个全民参与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当前，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不仅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构成。全面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为激发全民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构建了重要前提，是新时期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的创新动力源。

其二，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是厚植发展新优势的市场活力源。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重塑我国发展新优势的重要战略部署。构建新发展格局，必然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只有国内市场高效联通，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互动，才能发挥市场促进竞争、深化分工、规模扩大、效率增进的强大发展优势。在这一过程中，数字经济通过构建以数据为核心、以数字技术应用为驱动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有效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之间的经济循环，促进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是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最有效方式。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通过促进数字资源供给优化、数字市场竞争环境改善、数字生态体系建立健全来加速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厚植发展新优势构筑坚实的市场活力源。

其三，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是厚植发展新优势的红利释放源。近年来，在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呈现逐年缓慢减少趋势，人口数量红利正在逐步衰减。然而，随着我国受教育群体的快速增长，人口质量红利正在不断上升，成为塑造我国发展新优势的新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素养与技能的优劣将成为反映人口质量水平的关键变量，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通过增强数字经济时代必备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口质量升级，为厚植发展新优势提供新的人口红利来源。

其四，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是厚植发展新优势的包容增进源。发展的包容性是新发展理念中共享发展理念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有效解决区域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推进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提高发展的包容性，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和欠发达地区，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能力和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是新时期塑造我国发展新优势的内在要求。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之下，由信息可接入性的差异和互联网利用能力的差异所产生的数字不平等，正在成为导致地区间、群体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广覆盖建设的现实情况下，信息可接入性差异所致的“第一道数字鸿沟”正在逐渐被“物理填平”，而互联网利用能力差异所致的“第二道数字鸿沟”则由于数字技术和知识的门槛效应呈现逐渐扩大趋势。因此，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包容性发展进而厚植发展新优势的重要源泉。

其五，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是厚植发展新优势的全面发展源。致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崇高追求，也是新时期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根本保障。数字技术向全社会各领域的融合渗透不仅极大地催生了全体人民参与高品质数字生活的社会需求，而且对全体人民正确理解、使用和创造数字产品及服务的素质与技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既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为厚植发展新优势贡献源自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的强大力量源泉。

二、以“人”的数字化转型为核心促进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

从“转型”视角看，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其本质要求是将全社会公民视为转型主体，推动全民实现以数字素质与能力集合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因此，需要从供需两面共同发力，坚持以完善数字供给体系为关键、以满足人民对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能力需求为根本，实现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迭代升级转型路径，加快促进全民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积累。

（一）供给层面：打造高质量数字供给体系

围绕“资源、场景、环境”三大要素，以数字资源供给为基础、以应用场景拓展为牵引、以数字安全文明环境建设为支撑，打造高质量数字供给体系。一是突出“普惠”和“共享”，不断提高数字设施和智能服务面向全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覆盖广度和渗透深度，加快推进公共数据资源、教育培训资源等跨地区、跨层级开放共享。二是突出“智慧”和“体验”，以智慧家庭、智慧社区、智慧商店、智慧商圈、数字助老助残等建设为重点，推动5G、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普及应用，提升基础设施、系统平台、设备产品的智慧化水平，打造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智慧出行等新型数字生活服务体验，提升全民数字资源、数字工具的使用意愿。三是突出“安全”和“规范”，以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和强化个人信息及隐私保护为着力点，提高数字安全保护能力；以依法上网用网、网络文明素养、数字道德伦理等为建设重点，强化数字社会法治道德规范，构建促进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数字安全文明良好环境。

（二）需求层面：构建全民数字能力培育体系

紧扣“能力需求”，围绕全民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三项能力持续强化培育，构建全民数字能力培育体系，切实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一是围绕数字学习能力培育，强化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推进基础课程、实训基地、培训体系建设，加大数字技能职业培训力度，建设数字技能认证体系和终身教育服务平台，为全民数字学习能力成长奠定学科基础、完善平台服务、构建学习体系。二是围绕数字工作能力培育，面向产业工人、农民、新兴职业群体、妇女、领导干部与公务员等，根据行业特性与职业要求，分类制定完善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体系，提升各类职业人群的数字化生产能力、服务能力、治理能力。三是围绕数字创新能力培育，依托创新型企业及高校（院所）科研平台，加快数据资源挖掘与开放利用，探索建立大数据驱动、社会公众参与的科研创新模式，推动形成以全民数字创新能力培育为导向的开放创新、协同创新体系；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积极开展数字创新大赛、成果推广、技术科普等活动，引领带动全民参与数字创新、共建共享数字创新素养技能。

电力结构转型中的治理协同机制与路径

2022-07-2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系统谋划生态环境领域重大改革，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双碳”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尤其是当前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升级任务艰巨，如何找到一套符合国情又行之有效的绿色治理机制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为中国电力系统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电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电力结构转型亟需治理体系重塑

经典能源转型理论认为，电力结构转型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完成之前需要经历三个主要阶段。在“初始”阶段，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还不成熟，转型往往聚焦于技术研发与示范型项目。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不断成熟，经济性不断提高，开始被大规模采用，转型逐渐进入“起飞”阶段。这一阶段往往表现为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在电源结构中份额不断扩大。而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日益发展壮大，电力结构转型也渐渐向“突破”阶段过渡。

近年来中国电力结构转型不断深化，从“起飞”逐渐进入“突破”阶段。根据中国电力协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我国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量为2.9万亿千瓦时，占发电量的比重达到34.6%。而煤电占比则从2010年的超过70%，下降至2021年的60%左右。与此同时，快速变化的电源结构与现有电力系统之间不兼容的问题却变得愈发突出。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将是破解“能源不可能三角”，在推动脱碳的同时保障电力供应安全和电价稳定的关键。

电力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电源电网、负荷储能、市场机制、政策体制等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保障系统的稳定安全运转。构建以新能源占比不断扩大的新型电力系统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对“源网荷储”各个环节重塑，更重要的是充分调动和发挥政策体制、市场机制，发展规划的支撑引领作用，推动各环节相互配合协调，才能事半功倍。

以煤电转型为例，在储能技术实现大规模部署、具备足够调节能力以前，迫切需要煤电转变职责，由主力型电源向提供可靠容量、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的调节型和支撑型电源转型，为风光保驾护航。而调节支撑服务是为应对系统的不时之需准备的，往往是备而不用。这意味着煤电利用小时数的大幅降低和机组运行成本的提高。在相当一部分煤电业务深陷亏损泥潭的大背景下，煤电向调节支撑型电源转型实际落地，需要考虑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强化容量服务市场，并适时引入包括容量电价在内的成本消纳机制。

此外，推动煤电向调节型和支撑型电源转型仅仅是煤电长期转型，逐渐淡出电源组合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还需对煤电转型制定一个长期规划，平衡好“短期保供”与“长期碳中和”之间的关系。这一规划需要考虑发展储能和需求侧响应等灵活性资源，并推动区域电网之间更好的互联互通，以逐步替代煤电提供系统灵活性，最终实现以新能源为主体清洁、高效、安全电力系统的构建。

煤电转型的例子说明，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一个系统重塑的过程，涉及技术，市场和政策等不同领域。由于治理对象的多元化，不可避免地涉及多个治理主体。其中既包括各地方政府相关工作部门和上级主管机构，也包括发电和电网企业，相关企事业单位等利益相关方。而不同主体又往往追寻不同价值目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发展、能源安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这些价值目标之间相互未必协调，甚至可能会相互矛盾。一旦把握不好，不仅电力结构转型的脚步会放缓，甚至会威胁电力供应的安全稳定。

构建治理协调机制是促进电力结构转型的关键

推动电力结构从“以煤为主”向“清洁化、多元化”转型，是实现中国能源转型的重要依托。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一个跨越生产端到消费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涉及电力系统方方面面的过程。这不可能通过各省市，或各电力企业独立完成，必须依托产业和社会各利益相关方协同作战。而实现协同作战，需要的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指标牵引，更重要的是贯穿电力产业的协调机制，推动跨部门跨地区在电力转型过程中通力协作，形成合力，避免各自为战，相互掣肘。这一协调机制的建立要考虑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充分发挥中国“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组织”的治理优势，推动各治理主体和利益相关方之间有效协商。特别需要考虑建立相关机制，鼓励矿工、电力企业职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协商过程中的利益表达，避免电力转型对弱势群体造成不必要的冲击。协商过程中还应发挥中央或上级主管机构的主导性作用，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聚焦在“治理什么”和“如何治理”等事关电力转型成败的关键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上。这既可集思广益，减少决策失误，也可提高决策效率，避免出现“民主过载”，还可凝聚共识，助力电力系统转型的顺利实施。

第二，电力结构转型是一个复杂且不确定的动态过程，这意味着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不断遇到新问题。因此，需要在治理模式上进行制度创新，从“定目标，下放执行”的传统线性治理模式，逐渐转向从实践中不断学习修正的动态螺旋升级式治理模式。这需要建立有效机制，鼓励各治理主体及时总结，互通有无，分享成熟经验和做法，提高在各自领域推动转型的能力和水平。

“链长制”：电力系统结构转型的新机制与可行路径

“链长制”来源于产业发展实践，是一项强化产业链主体治理责任的制度创新，通过协调产业链内外部资源并注重在产业链薄弱环节进行重点突破，进而推动“强链、补链、固链、延链”取得实质性效果。就实现机制而言，“链长制”由各地政府一把手领导挂帅，其主要着力点在于梳理产业链分布情况，找准系统薄弱环节，并组织各部门和产业链各主体针对关键卡点进行协同攻关，构建对“链主”及其配套企业的常态化“网络型链式服务”机制。

电力结构转型绝非易事。过快，会影响能源安全，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响；过慢，又会拖慢中国减碳的脚步，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在纷繁复杂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下，笔者认为采用“链长制”等制度创新模式，坚持“先立后破”，稳步推进电力结构转型变得尤为重要。

第一，积极促进纵向和横向管理部门协同，加快建立节能减碳激励约束机制。“双碳”目标的实现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时由于“双碳”工作涉及面极其广阔，因此产业链链长应发挥其纵横结合与善于协调的重要优势。在实践中，链长制是畅通产业内外双循环的重要手段，尤其应在产业链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工业园区的成功管理经验，加快建立融合发改、工信、商务、环保和金融等在内的多部门协调机制，重点构建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机制。绿色治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制度形成和动态演进的过程，而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平衡设计与有效实施。不同部门之间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因此良好制度的设计不但要平衡好各方的权责和利益，更重要的是实现对主要当事方的核心激励。产业链链长制的核心在于更大空间维度上的要素资源优化配置，通过政策集成优势加快协调，有利于区域电力产业链的稳定运行和治理效能提升。

第二，推进电力部门数字化和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打造智慧能源治理系统。近年来，随着传统化石能源成本下降及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的推进，我国批发电价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作为新能源的风力和光伏等发电成本已经和传统煤电成本较为接近，但是由于新能源系统的不稳定性，未来的多能互补系统亟需提升系统柔性与灵活性。数字化转型趋势对电力结构转型是一个利好，作为新基建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的广泛应用有利于能源系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建设。电力行业在源网荷储及调度等全链条全周期中会产生大量有价值的数据，而对这些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开发对于电力企业盈利与控制水平的提升有较高的价值。随着经济社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为电力部门带来潜在机遇和广阔的应用场景。通过“链长制”推进电力系统的大数据治理，不但可以有效解决节能降碳的问题，同时也是提升能源效率和系统灵活性及安全水平的关键措施。

第三，构建绿电市场与碳市场的协同治理机制，打造绿色金融支撑体系。目前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正在推进，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我国首先选择电力行业进行试点。推广使用绿色电力可以有效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随着“双碳”进程的逐步加快，绿色电力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将日益增大。通过“链长制”推进电力市场与碳市场的联动，可以提升用电成本与碳排放成本衔接的顺畅性，同时有利于经济平稳有序发展。在“链长制”的协调下各地应大力发展绿色债券等各类绿色金融产品，将碳表现、碳定价等纳入授信管理流程，加快推进气候投融资试点，积极培育绿色金融家，为电力系统各产业链部门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金融支持。

第四，加快培养“双碳”专业型人才，推动“双碳”职业体系建设。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经济产业各部门的协同合作，同时还需要全社会的鼎力支持，尤其是“双碳”专业型人才的培育刻不容缓。目前我国能效提升与电能替代同步推进，高效节能和绿色低碳技术正在大力推广，综合能源服务和新型电力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专业性人才的强力支撑。人才链和资金链已经打破了产业的地域边界，同时由于人才在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链长制”作为一种生态化的产业组织创新模式，应大力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合作，推进教育系统、研发单元与产创部门的多元合作。日前教育部下发《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工作方案》，提出加强绿色低碳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同时，推进碳排放管理相关新职业的设立工作取得重大进展，2021年，国家人社部增列碳排放管理员作为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第四大类新职业。下一步应加快促进形成完整的碳排放管理职业体系，为我国电力系统结构转型与“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与智力支持。

多策并举、分类施策，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

2022-07-06

众所周知，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小企业量多线长面广，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微观基础和主要力量，但大多数位于传统产业环节、产业链中下游、价值链中低端、技术链薄弱处。这导致中小企业的风险抵抗能力弱，在面对市场波动、结构调整、增长停滞等状况时容易受到负面冲击。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加速变革，颠覆性、突破性、原创性技术的迭代速度不断加快。以“云大物移智链”为代表的创新技术，驱动了业务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深度变革与重构，企业利用网络化、数字化来提升质量、效率和效益的作用非常明显，因此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5G﹢工业互联网等，深化IT、CT、OT、DT集成创新。

今后五年将成为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间窗口，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

数字技术以“数字化、在线化、智能化”为特征，开辟了新的价值创造模式，重构中小企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数字化转型可以助推中小企业加入开放式创新网络。开放式创新体现了创新要素之间的互动、整合与协同，通过推动创新知识在跨组织边界的流动，带来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技术革新。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开放式创新，5G通信技术带来的互联网升级、物联网普及、人工智能发展，加速推进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紧密联系。数字经济的影响从企业内部溢出，沿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技术链延伸，给链条上的中小企业也带来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分工机遇。

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中小企业敏捷度和坚韧性。数字技术的使用，使得企业运营管理和组织沟通的效率更敏捷高效，更能快速响应环境变化、客户需求、内部变革等突发事件，并做出有针对性、及时性的调整。如数据中台可以对数据前台的各种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提高中小企业对市场等情况的掌握程度，还可以将数据和结果连接到具体应用场景。而算法中台可以基于推荐算法、搜索算法、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提前预测甚至引导市场需求。在市场技术快速更迭、客户需求更趋多样、服务属性变得重要的当下，数字化转型将提高中小企业的敏捷度和坚韧性。

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提质增效降本。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又一显著特征，具有规模效应和长尾效应。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电商平台等，中小企业可以“上云”“用数”“赋智”，借助“云大物移智链”等技术解决自身软硬件不足的劣势，享受到具有规模经济、统一管理、高效低本的存储和计算空间等。相应的，数据要素则成为中小企业资源配置的核心内容。需求端的价值流通过数字化实时连接，影响供给端转型升级、生产模式优化、经营模式重构、商业模式创新，大幅提升企业效率和生产力水平。数字技术可以弥补中小企业自身软硬件的短板，赋予中小企业“多”“快”“好”“省”的特性，即更多的种类和选择，更快的生产和交付，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更省的成本和价格。

数字化转型可以重构中小企业竞争优势。数据具有可复制、可共享、无限供给、无限使用、无限增长的特点。中小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对市场端、营销端、生产端、物流端等环节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收集、筛选、加工、处理，形成企业运营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例如，数据可以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纳入到企业的生产中，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种类范围。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获取数据要素是取得发展和竞争优势的关键。由于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使它比其他生产要素更易获取，这对于中小企业提高市场和客户粘性是非常重要的，将成为中小企业重构自身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数字化转型将重塑中小企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需要与生产力相适应。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中资源和需求的匹配模式、价值创造模式、竞争合作模式，并影响了全产业链各主体的生产关系。因此，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必须要从全社会、全产业、全供应链的角度，重塑与“云大物移智链”等数字生产力相匹配的数字化生产关系。在外部，中小企业应与同行企业共同研发、同担风险、共创价值来获取互补性资源，与客户及供应商紧密接触和交流，以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和创意动态。在内部，中小企业业务重组也将推动组织架构和职能重组。最终，数字化转型将加速改变产业链上下游关系、全过程协作关系、组织内生产关系三方面生产关系，构建一个产权清晰可溯、交易与协作高效可信、分配公平有据的生产关系。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在哪里？

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作为生产力对企业业务、管理、组织模式进行的深度变革与重构。现阶段，中国中小企业不仅面临着全球同类企业数字化转型赛道上的直接挑战与全面竞争，还直接承受着国内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比较优势与超前压力。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2021）》指出，2021年中国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初步探索阶段的占比为79%，处于应用践行阶段的比例为12%，处于深度应用阶段的仅占9%。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道阻且长，突出表现为“四不转”现象。

不闻转。中国中小企业大多数为私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具有规模小、组织架构简单、流程规范不成熟等特征，企业发展往往取决于管理者自身经验与能力。一部分企业的管理者满足于现状，或存在二代接班意愿不足等问题，对企业创新突破发展的意愿不强。因此，部分中小企业并未听说，也不会主动了解数字化这一新鲜事物，更不会将数字化转型纳入到企业发展战略或规划中。而较多的对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大部分仅仅停留在自动化办公、员工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电子替代化的初步探索阶段，或者出于对网络安全的不信任而未推动企业数字化的应用实践或深度应用。

不愿转。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加大研发投入、人才储备，还要全面升级各生产管理环节的基础设施。目前，中小企业数字化设施装备与应用率、信息系统覆盖率、数字设备联网率都远远低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核心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比例并不高。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资金投入、数字化人才、数字技术等方面的制约，往往在网络、设备、信息系统等资源配置方面投入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自身“造血”机能偏弱，外部“输血”机制不畅。因此，中小企业数字化的基础和转型条件不足、自身软硬件投入欠缺、外部资金杠杆和专项扶持较少，都增加了其数字化转型的难度和顾虑，也弱化了其转型的整体意愿。

不敢转。首先，既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好处且自身也有能力进行数字化转型，但部分中小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常常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转型找死，不转型等死”。首先，中小企业尤其是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率不高，导致中小企业不敢进行数字化转型。其次，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见效慢、周期长，难以在短期内为企业带来直接收益，导致投入回报不成比例。而中小企业又往往急于见到成效，用传统的绩效指标衡量转型效果，难以对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价值做到阶段性、渐进式的评估。最后，数字化转型意味着对企业商业模式、业务流程和系统制度的再塑，需要打破原有的老旧系统、传统管理制度。考虑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底座不牢的现实情况，在对原有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往往出现无法兼容的问题，而推倒重建又容易对企业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失。

不会转。不会转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数字化转型的实施路径不明确。现阶段，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大都停留在试点探索阶段，要么仅在某个职能部门、工作内容或应用场景进行数字化转型，未涉及企业全业务、跨职能的系统性改革；要么将数字化等同于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未对企业核心业务、重点部门、关键内容进行数字化转型变革，导致不能最大程度释放和解锁数字价值。从具体原因来看，这一方面是因为企业数字化改造的需求模糊、庞大、复杂，以及关键标准、实施指南、技术标准的缺失，致使中小企业不能清晰认知和部署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总体战略规划相适应的数字化战略。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一个能准备评估企业数字化成效和价值的评估模型，导致中小企业不能准确认知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产出效益。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在哪里？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冲突不断、通胀刺激逐渐失灵等冲击，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呈现巨大不确定性。处于全球供应链末梢、作为供给面毛细血管的中小企业，最先遭受这种全球范围内产业格局和市场格局不确定带来的强大负面冲击，面临市场需求萎缩、订单取消、停工、停产、停航以及零部件供应不足、劳动力短缺、货运周期延长、大宗商品价格高涨等风险。这也倒逼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其转型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因此，在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和激发企业内在动力的同时，更应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健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生态体系。

分类精准施策，推广第三方数字化服务型平台。分类精准施策探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路径。引导少数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的中小企业加快传统制造装备的数字化改造；针对中小企业因自身软硬件限制而“不愿转”“不敢转”现象，从外部搭建技术水平高、集成能力强、行业应用广的第三方数字化服务平台，采用“租借+管理”的方式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对于“不会转”的中小企业，积极开发使用便捷、成本低廉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以及产品和服务，特别是加快数字化转型的试点项目与经验的复制与推广，形成全企业全场景的数字化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

共享协同对接，助力中小企业实现深度互联互通。考虑到中小企业存在数字基础弱、数据流通差、系统兼容难、场景切入难等诸多阻碍，而中小企业对高经济性、高可用性、高可靠性的数字基础设施支撑的需求日益凸显，鼓励大型企业立足中小企业共性需求，搭建资源和能力共建共享共用平台，在重点领域实现设备共享、产能对接与生产协同，系统赋能和助推牵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共享协同对接，积极利用工业互联网吸引中小企业深度融入大企业供应链与创新链，驱动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实现深度互联，推动生产和服务资源优化配置以及生产体系和服务体系再造。

上云用数赋智，拓展中小企业数字化应用新场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方向是上云用数赋智。首先，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场景的云服务，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推出集成应用的数字化场景。要借助实时、不间断、全过程数字管控工具，推进中小企业逐步将基础设施、业务系统等云化改造，实现实时的研发、制造、营销、供应链、财务等企业全价值链上云。中小企业数字化场景的潜力巨大，需要不断创新数字技术新模式，通过数据应用推动业务模式变革，培育数字孪生、云制造、众包众创众筹、虚拟仿真等新业态，打造更多的数字化应用新场景。其次，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对丰富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和利用，匹配具体的业务场景。最后，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新的业务场景进行自主分析、自主学习和自主决策，实现“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升华。

完善支撑体系，打破中小企业数字化的制度壁垒。在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时，应注意完善支撑体系，特别是策应平台建设的方向性和细节性，打破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性壁垒。在具体推进中，要注重三大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其一，建立中小企业数字化可信服务商、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评价标准体系，创建方便数字化服务商注册认证、中小企业对服务商进行测试验证、沟通咨询与信用评估的公共服务平台；其二，建立中小企业融资增信服务体系，通过引入金融机构构建企业信用监测、智能供需匹配、大数据风控等服务体系，提供基于生产运营实时数据的信用评估、信用贷款、融资租赁、质押担保等金融服务；其三，构建为中小企业提供网络和数据安全技术支持服务的安全公共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安全风险和安全疑虑。

更好发挥企业在创新创造中的主体作用

2022-06-29

 

从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再到自主创新——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进步之路

光明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西方国家认为 “非常擅长照搬甚至剽窃西方的东西，组织动员能力强，会动用大量的人力去做事，但不会创新”，您怎么理解这一刻板偏见？

陈宪：首先，关于一些“中国一直都是照搬剽窃”的说法，大都是带有恶意的情绪化表达。世界上有很多已经过了保护期的授权专利技术，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些技术或包含这些技术的产品，结合需求的变化，进行模仿创新，完全是合理合规合法的。二战后日本、德国在经济复兴阶段也用过类似的方式。此外，许多军工技术转向民用，也是采用模仿创新的方式。从模仿创新为主到集成创新为主，再到原始创新为主，是一种创新演化的逻辑，也是一种创新实践的道路。这种逻辑和道路在发展中国家是很典型的。模仿创新中也有研究开发，也可能结合了原始创新。中国目前正处于集成创新为主到原始创新为主的过渡阶段，许多集成创新正在催生中国自身的原始创新。

其次，由于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模仿创新的产品批量就比较大，就产生了你刚才说的，组织动员能力强，会动用大量的人力去做事。这应该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印象。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现在恰恰是中国自主创新的一种原动力。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将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当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逐步提高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完善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让一切创新成果受到尊重和保护。

创新就是试错，要探索建立创新试错成本共担机制

光明网：很多学者表示，中西方的创新路径有很大不同，您怎么看这一点？从中西方创新道路的对比中能得出什么样的经验？

陈宪：我认为，中西方的创新路径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或者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创新的本质在任何国家是一样的。创新的本质是试错，对未知事物的试错，试错为对的概率很低，即成功率很低。而且，创新者要对试错结果负责。本质决定了路径。一般认为，创新分为企业家创新，即熊彼特创新，主要是在经济活动中的创新，要素组合的不断革命、不断变化；还有科学家、工程师的创新，即发现和发明。企业家的要素重组是试错，科学家、工程师的发现和发明也都是试错。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是形成新的生产函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经常是革命性甚至破坏性的重新组合。哪种生产要素重组可以获得成功，只有靠企业家不断试错才能得出结论。无论是企业家的创新，还是科学研究的发现、技术研发的发明，这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们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质上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去试错，获得更多的创新成果；我们优化创新和产业生态，就是要不断提高创新的成功率。

在试错过程中主体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有利于更大力度激活创新资源、激励创新活动，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就创新的生态来说，一方面，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在科技创新投资中包含不可避免的试错成本即风险，且投入往往是巨大的。企业家是领导者，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实际从事创新活动的，投资家是出钱的，每种角色在创新活动中都必不可少。所以，怎么正确认识各个角色的作用，并营造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敢于善于试错的氛围和环境，对于创新来说是首要的。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比较成熟了。我国也要充分参考西方国家的经验，政府在建立试错容错机制，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的同时，要将创新试错的成本更多地交给企业和市场来承担，壮大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投资家等创新主体，由市场来选择哪一项创新是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市场擅长高效配置各方资源，更能够以客观的淘汰机制，筛选出更具资本价值、社会价值和科技前景的创新项目。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热情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创新文化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硅谷是美国科技创新最典型的代表，像“硅谷”这样创新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往往会有一个比较有利于创新的区域亚文化。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地区，如深圳就被认为是“创新之城”，经济特区的独特优势，促使其加快形成推动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作为一座移民聚集的城市，其特有的移民文化带来的冒险精神和自力更生思想，对于形成创业创新生态，也有着难以复制的独特优势。可见，创新文化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中美都有好的创新文化，这样的创新文化形成有相似的特点，如企业家精神、移民、务实、独立自主等，中国也并不缺少创新型代表城市、不缺乏创新精神。

超大规模经济体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是我们实现创新发展的两大优势

光明网：我们也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令人惊叹的一个个科技奇迹产生，如“新四大发明”、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中国在创新领域追赶可以说实现了一个“逆袭”，您认为这背后的深层密码究竟是什么？

陈宪：第一个方面就是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这是在巨大的市场需求的支撑下发展起来的。我们都知道，很多好的成果都是在市场需求驱动下做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庞大国内市场的支撑，华为、中兴等通讯设备企业得以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人工智能的很多应用场景，如机器翻译、图像、人脸识别等得以不断扩展落地。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中国经济走上创新之路的一个坚实基础，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我们的创新型企业才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创新和创意才有了更广大的应用场景。

第二个方面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们在科技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法宝的合理运用。

第三个方面是通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有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使我们有能力做高水平的前沿研究。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

光明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您认为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国如何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陈宪：在谈具体举措之前，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企业才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也是创新成果的使用者、受益者。因此，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这将是创新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模式。

我认为，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既有思想、想法，又能动手的高水平创新型人才，把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作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工作主线，将优秀的创新型人才输送到企业中，这是高水平大学的首要任务。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当前面对疫情和大变局冲击，很多中小企业在创新甚至于维系生存上显得力不从心。政府如何作为就显得比较重要。因为过去对创新活动缺乏系统思维和有机组织，体制机制障碍重重，政府配置的创新资源较为分散。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有限的创新资源的作用，建议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其中，比较好的办法是建立母基金，尤其是以市场化方式设立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母基金在汇聚政府和社会资本、改善行业结构和治理水平、引领投资方向和价值观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优化科技创新类引导基金使用，有利于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合理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增强原始创新策源能力，推动更多具有重大价值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022-06-27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要创新指标纷纷进入世界前列，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创新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创新型国家建设迈上新台阶。悟空、墨子、慧眼等一批科学卫星提升我国空间科学国际竞争力；凝聚态物理、纳米材料等一批重要前沿方向研究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中国天眼”“人造太阳”等国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成为科研利器等等，更不用说特高压、高铁、新体制雷达等中国技术世界领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旭东指出，创新已在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可以说，中国科技发展正在从“跟跑”进入“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时代，有些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

高旭东指出，对于一个后发追赶国家而言，在大多数高科技领域，属于“追赶者”，是很正常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0》显示，中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世界第14位，比上年提升1位，是唯一进入前15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综合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此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目前在科技领域实现全面领先也不可能、不正常，那样的话，就不是发展中国家了。我们不能拿一个处于追赶阶段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自鸣得意”，仍需要正视科技创新关键领域差距，广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快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总体实力。

全面发力、纵深推进，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

在高旭东看来，科技自立自强，其实是包括科学自立自强和技术自立自强两个方面的。对于科学自立自强，科研院所和高校是主力军。其中，年轻博士、科研人员的生活压力值得关注、需要尽快解决，这些压力主要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要更多地关注这些年轻科研人员，为他们创造条件，给予更多更大的支持，使得年轻科学家能够安下心来学习、科研、创新，并将其作为自己毕生事业、职业选择。还有一点是要把一些有可能损害我们创新能力、影响创新内生动力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比如以往科研激励采用指标过于量化的方式，如成果获奖、申请（授权）专利、论文（论著）发表（出版）等，容易导致科研浮躁心态、学风不良，最终也阻碍了高水平创新性成果的产生。这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

对于技术自立自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安全的创新体系。高旭东建议，一方面国家要布局一些大工程、大项目，以此带动独立自主的创新体系的建立。这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我们讲，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是主体不是自封的，没有能力就成不了主体。为此，首先是企业内部要建立创新的条件与环境，包括研发组织，也包括人财物的投入。这是最主要的。其次，需要建立有效的国内企业与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机制。长期以来，国内企业相互之间以及与高校院所间难以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共同成长关系。国内部分行业龙头企业在寻求合作对象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国内企业、高校院所，而是国外组织。大部分高校院所对解决迫在眉睫的技术“卡脖子”问题，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国内多数大学现在的核心工作是鼓励教师发表学术论文，提高在各种评比和排名中的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些高校并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打通产学研，跟企业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技术问题。科研院所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加强企业自主创新，国内企业需要积极主动地同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合作。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除了发文章，需要建立独立的队伍，积极探索和布局，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努力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科技力量。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各自优势，可以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应有的更好的作用。高旭东强调，国有企业的创新是不可替代的。从理论上来看，大型国有企业聚集创新资源的能力比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更强，融资条件也比民营企业更加有利，大型国有企业庞大的内部市场更有利于技术的成熟推广。从实践角度来讲，国有企业在创新领域也成绩颇丰，比如：特高压输电技术、高铁系统、3G/4G/5G无线通信技术、西气东输工程、三峡工程、港珠澳大桥工程、神舟系列飞船、蛟龙系列深海探测器、高性能计算机、红旗系列防空导弹武器、东风系列弹道导弹等等。

鉴于国有企业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有企业还可以、也需要更上一层楼，在自主创新中取得更大突破。为此，建议在核心技术攻关上，企业“一把手”亲自“挂帅”，而不是将责任委托给主管领导。很多领域，“卡脖子”就是卡在很少的地方，有的企业说，只有最后5%还没有突破。只要下定决心，采取实质性行动，一定能彻底解决“卡脖子”难题。

民营企业主要靠市场竞争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决定了它们在运用创新规律方面有独特优势。高旭东建议，着力解决企业创新遇到的难题，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塑造更多发展新优势，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由于新冠疫情、乌克兰冲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全球正处于动荡阶段，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革，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尤其是进入白热化阶段的全球科技竞争，高旭东强调，我们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有太高的期望，也不要过度悲观。面对当前形势，中国必须把自主创新、科技自立自强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迅速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同时，大力倡导国际合作。有的国家搞霸权主义，但是只是少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短缺、粮食和食品安全等共同挑战，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应当可以进一步主动加强科学技术的国际合作，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为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贡献出更多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追赶到超越，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越走越宽广

2022-06-24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不断萌发，创新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竞争对抗的焦点。从企业到国家，以创新求胜，普遍成为战略性抉择。尽管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大踏步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一直被西方社会刻画为善于模仿而不擅长创新，直至今天这种观点仍然存在。那么中国人是否真的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旭东看来，这样的一种说法，尽管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总体来说存在明显的认识误区和污名化，需要正本清源。高旭东指出，应该承认，现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产生、兴起于西方的，我们的贡献的确有限，与人口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作为发展中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的确需要大量模仿、也存在大量模仿。但是，由此得出中国人善于模仿而不擅长创新的结论，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危害。

“中国人不善于创新”是个伪命题

放在一千年、两千年乃至更漫长的中国与世界历史长河中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我国在古代就以创新的方式创造了璀璨的文明，其经验之丰富、影响之深远，是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可比拟的。

中华民族的落伍是在西方工业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之后。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里存在大量创新，一段时间里创新很少，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是很正常的事情。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在所有时间段里都一直引领创新的民族和国家。从这一视角看，所谓的李约瑟之问，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远远胜过欧洲人，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近代科学，其实不是个问题。

实际上，人们可以问这个问题：西方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远远落后于中华文明？中世纪为什么那么黑暗而漫长？是否可以此次得出西方不善创新的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能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发展得好就把这个民族、国家认定为在本质上擅长于创新，也不能因为在一段时期发展得不好就把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认定为在本质上只会模仿、不擅长于创新。

从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这是发展中国家和追赶型国家的必由之路

那么该如何看待不同民族、国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领先与落后呢？高旭东表示，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路径依赖”。比如在技术创新中，当创新是革命性的、突破性的重大创新时，原先的领先企业往往很难适应，落伍甚至被淘汰是常态。同样的道理，在社会演化中，中华民族在封建社会时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但是在向工业文明过渡过程中，现代科技发展落伍了。因此，重要的不是追求永远的领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慨叹为什么落后了；真正重要的是在落后之后奋起直追、再创辉煌。

重新审视外界对中华民族创新能力的怀疑问题，重提李约瑟之问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多少年来，这样的问题就像一座大山压在国人身上，甚至一些人的自信心受到影响。从历史看，这也可以理解。1840年以来，我们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从政治上站了起来，但是起步于非常贫穷落后的状况，今天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理解了领先与落后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化规律，理解了一时的落后非常正常，也有利于理解我们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的模仿。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追赶型国家，必然会有大量的模仿；不仅对于中国如此，对于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如此。反过来说，工业革命以前，西方国家也在模仿追赶我们。所以这一点我们自己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令人振奋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到现在七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经济奇迹，同时也创造了辉煌夺目的科技创新成就。也可以说，我们的追赶正在发生质变，中国正在大踏步走向创新的前沿，有些领域已经引领世界。

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显著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明确我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重大突破，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在高旭东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走出的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成就显著，惠己利人，受到了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肯定。我们完全可以充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相信中国人不缺聪明才智，中国的科技体制不逊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创新潜力无限。

当然，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把国家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紧密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就是常说的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以实现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通过与市场机制充分结合，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为基本路径，以现代化重大创新工程为战略抓手，以创新发展的制度安排为核心实质，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集中协调配置资源、有效发挥资源效益。

以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为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背景下，中国即便引入移动通信技术，但对技术的掌握和应用还有巨大差距。设备、技术到移动通信运营方式，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从1G时代的零基础，到2G时代的艰难追赶，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基础极为薄弱。直到在国际电联向全球征集3G标准方案的过程中，大唐集团代表中国第一次向国际电联提出了完整的电信系统标准提案。TD-SCDMA 成为3G 国际标准后，政府运用采取一系列措施，特别是中移动作为市场领先企业的大力支持，科技计划，集中大学、科研院所和部分企业的力量，支持国家移动通信产业发展，最终这一标准被接纳，成为世界3G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移动通讯创新终于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随后，4G、5G时代，政府又在基础研究、平台搭建、频谱统筹、与国际组织的协调等方面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推动科研院所和多个大型企业深度参与，最终实现了中国电信科技从跟踪到创新，再到突破和引领的重大转变。再比如，我国在举国体制下，集中有限的资源，完成了高速铁路、神舟、北斗、航空航天、国产大飞机等一大批标志性的大项目、大工程。可以说，举国体制是中国创新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秘诀之一。

除此之外，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改革开放以后，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国有企业也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这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创新创业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新时代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奠定了良好基础。

科技兴国，创新引领。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坚定创新自信，紧抓创新机遇，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需要各方形成合力

2022-06-21

自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就一直是我国就业工作的热点和难点。今年以来，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高校毕业生就业显得更为困难：一是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达到了1076万，比上一年增加了167万；二是经济发展遭遇“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四川考察期间专门就如何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当前正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阶段，要进一步挖掘岗位资源，做实做细就业指导服务，学校、企业和有关部门要抓好学生就业签约落实工作，尤其要把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的、较长时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当前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了重要遵循。各方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强大合力。

一、党和政府要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自上个世纪末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现在毕业的大学生人数已破千万。庞大的大学生群体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是创新的重要底气所在。但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有大量有效的政策支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工作，已出台了大量普惠性和特惠性就业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高校毕业生就业。但在今年这一特殊背景下，要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有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国务院最近发布了《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就相关政策如何支持稳经济给出了明确部署，比如财政政策要加大减税降费和社保费缓缴力度、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加大稳岗支持力度等，货币政策要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等。可以说，这些政策是想市场主体之所想，急市场主体之所急，对稳市场主体、稳就业有很强针对性。

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发挥更大作用。各地方要结合本地实际，推出落实中央稳经济稳就业政策的具体方案和办法。同时，各地方要认识到，难中有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是各地吸引人才、打造人才中心、推动创新的难得机遇。今年，不少研究生层次的毕业生选择下沉到县域层面工作，引起了不少讨论，这既促进了就业，又为地方的未来发展储备了人才，是值得肯定的。上级党委政府对下级进行考核时，要赋予就业目标落实情况更高的权重，真正形成上下联动、全国一盘棋的就业促进格局。

二、用人单位要积极聘用高校毕业生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很多市场主体经营比较困难。因此，有些用人单位减少了招聘、推迟了招聘。但正如上文所述，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稳经济稳市场主体的措施，效果逐渐显现，用人单位对此要有信心。要结合所在地情况，采用线上、线下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积极推进招聘工作，而不是被动等待或停止招聘进程。同时，招聘工作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避免性别、年龄、院校或地域歧视。

其中，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在新招聘计划中，拿出更高比例给高校毕业生。实际上，2020年以来，面对疫情的冲击，国有企业已经在稳就业、扩就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国有企业数量少，招收的毕业生数量注定有限，但其招聘行为将给劳动力市场传递积极信号，稳定预期。今年3月份国务院印发的《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明确要求选取一批业务范围覆盖较广、岗位较多的国有企业，每年开发一批岗位定向招聘残疾人，国有企业带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未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当及时足额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并将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国有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带头示范作用是很重要的。

在我国1.5亿户市场主体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它们贡献了超过80%的就业岗位和90% 的新增就业岗位，是稳扩就业的主体。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旅游、交通等行业企业，发展受到比较多的限制，国家要给予其稳岗扩岗的更多政策支持。而对于那些发展势头比较好的专精特新企业，要鼓励其将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人才储备的重要契机。

市场主体稳，就业就稳；市场主体有活力，劳动力市场就有活力，就业压力就小。在出台稳市场主体的政策时，要从供需两端发力，既要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打通供应链堵点，也要稳定和扩大市场，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用需求刺激供给，从而达到供需两旺的效果，以市场主体的蓬勃发展为稳增长稳就业提供坚实支撑。

三、高校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包括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与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高度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的办学理念，就是要求学校专业设置、学生知识结构要同社会就业结构相匹配，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当前，我国还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要实现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特别是面对数字经济不断崛起及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需要大量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人才。因此，优化专业结构，增强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性，是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为此，学校要着眼于未来，科学设置专业和课程，加强理工农医紧缺人才的培养，加强“四新”专业的建设，加强学生就业创业观念和就业创业能力的培养。

同时，高校要更加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有些学校存在重招生、培养而轻就业的倾向，就业创业方面的资源投入不足。学校要坚持以学生为本，将毕业生就业置于办学过程中更加重要的地位，党政一把手要带头深入产业和企业，既拓岗促就业，又了解就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反过来也能更好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但在这过程中要实事求是，不能为了提高所谓的就业指标而弄虚作假。

四、毕业生要动态优化就业预期

面对不断趋紧的劳动力市场，毕业生最有力的竞争手段是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能力强、素质高是劳动力市场的“硬通货”。因此，在学习期间，要做好学习规划，配置好时间，厚植学分和文凭的含金量，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与此同时，要动态优化就业预期。我国经济体量大，又处于快速发展变化之中，创造出了众多就业岗位。高校毕业生要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情况以及自身条件，动态优化就业预期，合理调整自我设定的保留工资目标。同时，在当前就业形势下，动态优化预期的一个重要维度是跨周期设计，即不仅要考虑工作岗位当前所能给予的条件，而且要考虑3-5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情况，一步一个脚印，毕竟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今天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已大为增进，就业的起始条件对一个人长远的发展，重要性已大为下降。大学生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就业取向，抓住机遇，拓宽就业范围，理性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