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蕴含着理论创新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国际关系研究既属于理论研究范畴，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也关涉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建构与两个大局相匹配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为理解和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提供中国自己的理论框架？立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如何把实践命题深化为理论课题，进而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围绕这些问题，《人民论坛》杂志社邀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讲座教授、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xx进行交流。

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经验不同，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人民论坛》杂志社：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就国际关系学科来说，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有哪些现实背景？

xx：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来，这一命题已经成为理论界、学术界的关注焦点和研究重点。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是几代中国学人的夙愿。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前无古人，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经过多年发展，中国从积贫积弱的落后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舞台上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负责任大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又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

从历史与现实看，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拥有悠久和丰厚的实践经验。中国拥有数千年不中断的文明史及丰富的外交实践，有近代以来被帝国主义侵略的惨痛经历，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各个领域的成功经验。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实践经验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不仅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而且可以形成真正能够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的理论工具，用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为国际学术界注入强劲的发展动力。

《人民论坛》杂志社：在实际建构过程中，学者面临着哪些挑战？

xx：首先是在思维方式上，仍有学者有意无意地生搬硬套西方思维方式或者西方理论解读中国实践，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实践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已经培养了规模可观的国际关系研究队伍，也产出了越来越成熟的理论成果。曾经，西方几种国际关系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一度在国内学术界盛行。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学者自主意识增强，这种现象有了很大改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新时代以来，我国广大学者意识到，不能照搬西方理论来阐释和总结中国的国际关系经验，而要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出发进行自主创新。正如西方学者往往从古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来寻找思想源泉一样，国内一些学者也试图从中国古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来寻找灵感。从那时到近代，中国拥有丰富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经验。总结中国的经验很重要，但过程并不容易，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需要解决。

其一，在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时，需要避免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来分析中国经验。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经验，被有些人拿来当作验证西方概念和理论的案例，看似有学术创新，实际上是“西方概念、中国材料”“西方命题、中国案例”。这样的研究表面上中国是主体，但无法形成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原创性概念和理论。

其二，国际关系是现实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差异很大。中国古代的知识经验可以借鉴，但很难帮助我们建立能够完全解释现代国际关系的知识体系。西方学者借鉴古希腊城邦国家相互交往与战争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为了探讨国际关系的本质，因此他们借用的是霸权、权力、联盟等对其有用的一些概念。

《人民论坛》杂志社：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xx：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西方国家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之上，能够解释西方经验，但无法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很显然，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经验并不相同。实际上，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或几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也不存在一个或几个可以拿来就套用的国际关系理论。即使西方国家之间，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尽管其在文化方面有类似之处。再进一步说，即使是欧洲国家之间，各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既建立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经验上，也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至少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在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等领域，中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经验，需要全面总结和提升凝练为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可以为世界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和外交政策提供方法。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念认识不清，甚至故意歪曲误导，这就更需要我们向世界提供认识中国的正确方法。如果我们不能向世界提供能够解释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的概念和理论，世界就难以准确理解中国。

地缘政治既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也塑造这个国家关于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念

《人民论坛》杂志社：从西方国际关系概念和理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看，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xx：地缘政治是一个关键因素。地缘政治既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也塑造这个国家关于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念。近代国际关系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欧洲。欧洲的地缘政治，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实践和国际关系理论。

欧洲的国际关系建立在主权国家之间，主权概念既决定近代主权国家的内部构造，也决定国家之间的关系。强调法律地位的主权平等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什么讲平等？主要是近代欧洲没有产生一个超级大国，主要国家间力量相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主宰另外一个国家。正因为事实上的比较平等，欧洲国家在处理关系时才会强调平等，而这种平等又通过国际法体现出来。

欧洲国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间的联盟政治和权力平衡。确立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原则，并不是说它们不会面临国际关系现实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即出现追求私利的主权国家，会对另一个国家构成威胁。所以，国家间的结盟成为重要策略，通过结盟来防止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家同盟的威胁。两个旗鼓相当的国家集团，才能构成相互制约。

欧洲国际关系的第三个特点，是海洋扩张战略，这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很多欧洲国家是沿海国家，熟悉海洋，但内部资源又非常有限，这促成了这些国家走海洋发展战略。

《人民论坛》杂志社：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是怎样发展的？是否也与地缘政治相关？

xx：从概念上说，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深受欧洲影响。但实际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欧洲差别很大。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由移民到美国的欧洲学者创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和维持霸权的能力，也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

在多数情况下，美国与欧洲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缺少直接的、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个因素很重要，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能够成为西方国家的领头者。很难想象，如果美国位于欧洲，欧洲国家还会接受美国的领导。欧洲各国之间力量旗鼓相当，很难有一个国家建立绝对的霸权。在所有大国中，美国地缘政治环境相对简单，有两个主要陆地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成功地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并且能巩固其地位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人民论坛》杂志社：除地缘政治因素外，美国维持霸权还有什么重要手段？

xx：第一个是市场经济手段。市场不仅整合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更减少了维持盟友关系的成本。用经济手段来维持同盟，要比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显得“软”性，更容易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第二个手段是向其他国家“征税”。相对简单的地缘政治环境，本来就使得美国有能力拓展其国际影响力，具有影响国际经济贸易体制的能力、美元是国际货币、自身是消费大国等因素，使得美国具备向其盟友甚至他国“征税”的能力，能够迫使其他国家承担和分摊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成本。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反映的是上述事实，是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和行为方式的论证。无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这些理论内部的各种变种，如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等，都是对美国国际关系实践的直接反映和辩护，并不是国际关系的一般规律。

实际上，近代以来，不少国家都以自己为中心构建区域秩序或者国际秩序。客观地说，从国家实际条件出发构建区域秩序或者国际秩序，也是比较现实的策略选择。但这里需要指出两个容易出现的认知错误：一是认为自己国家是文明的，而其他国家都是野蛮的；二是在制定和推行外交政策时，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表现为本国优先，尤其是极端自私的外交行为。如果这两种认知错误大肆推行、转化为实践，是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

《人民论坛》杂志社：从历史上看，地缘政治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xx：在传统社会中，中国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处理国际关系的政策和经验。从当时的政策可以明确看出，中国的对外交往行为也受到地缘政治影响。从边疆到周边再到世界，这是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次序。中国传统地缘政治最主要的关注点是边疆问题。围绕边疆问题，中国传统地缘政治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调以维护自身和平为目的的防守。这个特点较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修筑长城以防御外敌的进攻。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具有扩张性的外交战略。

二是强调陆地国家内部统一。尽管中国有很长的海岸线，也很早发展出先进的航海技术，但是并没有转化为发展海外关系的动力。郑和下西洋能够说明这一点。古代中国没有成为一个依靠海洋发展的国家，不是因为缺乏能力，而是因为当时的政策选择。实际上，中国并不是被陆地“锁住”的国家，而在政策上作出这样的选择，也是受地缘政治影响。中国周边有那么多国家，正是因为被众多国家所包围，为了处理边疆问题，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的重点。处理边疆问题始终是中国传统外交的主要方向。

三是具有开放色彩的朝贡制度。近些年，学界对朝贡制度的研究比较多。有学者认为朝贡体系表明古代中国只想要其他国家表面上的服从，没有向外发展自身的实力。这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下的一种误解或曲解。实际上，古代中国强调的是“贡赋”概念，而非“朝贡”。“朝贡”是西方学者强加给中国的说法。如果用现代的概念看，“贡赋”体系更像现在的“单边开放”。外国使者向中国朝廷献上礼品之后，可以从中国皇帝那里获得价值更大的礼物，并且往往获得在中国经商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朝贡制度的形成也与地缘政治有关，是古代中国为了稳定周边环境的制度设计。

不管人们对中国传统外交如何评价，这种外交维持了数千年。古代中国的边疆治理以及周边和区域外交，是相当成功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其他各种形式的帝国都发生复杂的演变甚至解体，而中国一直大体上保留了传统疆域。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很多人强调文化因素。文化固然重要，但文化因素又是怎样起作用的？中国能够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造就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文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和地缘政治相关。在世界历史上，很多帝国只顾向外扩张，而忽视了内部的文化建设，因此缺少内聚力。

形成能够科学解释和预测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的自主知识体系

《人民论坛》杂志社：如何把握当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崭新定位？

xx：随着当代地缘政治条件改变，国际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与中国大国地位相适应，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一系列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大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推动全球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并创造性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定位。

在实践层面，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已全面完成自贸区3.0版升级谈判；上海合作组织自2001年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长为26国参与、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经济总量接近30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区域组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强；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全球融资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等等。这些实践表明，中国所倡导的真正的多边主义、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文明交流互鉴等主张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人民论坛》杂志社：新时代中国外交有哪些鲜明特色？

xx：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表现出以下特色。

一是大国外交。习近平主席指出：“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中国致力于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期待大国和睦相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外交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大国外交很重要，因为它影响国际秩序的构架。中国要履行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责任，就必须参与大国外交并且成为重要一员。今天，中国同包括俄罗斯、美国、法国、印度等在内的所有大国都频繁交往互动，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二是发展外交。习近平主席指出：“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中国外交表现出发展外交的鲜明特色。发展外交主要是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近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原料产地和倾销商品的市场，造成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自身。更为严峻的是，个别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之后，就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抽掉，阻碍发展中国家获得平等发展权利。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发展新机遇，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我们深刻认识到，如果一些国家发展，而另一些国家不发展，那么世界经济是不平衡的，国际社会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中国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主张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注重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谋求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促进共建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三是开放外交。开放已成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的鲜明特点。开放外交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真正的多边主义。某些国家宣扬的多边主义本质是排他性的、专门针对第三国的“团团伙伙”，中国践行的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开放包容的，不针对其他任何国家，而是致力于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第二个层面是制度型开放。规则和标准，都是国际秩序运行的制度条件。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潮，在规则对接和制度型开放方面迈出坚实步伐。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第三个层面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不断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推动世界发展。实际上，无论在哪个层面，中国的开放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途径。

《人民论坛》杂志社：立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沃土，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这个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当怎样开展？

xx：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从传统到当代的创造性转型。

第一，需要重新认识和阐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智慧。比如贡赋体系，这一体系能够存在和发展数千年并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从理念看，这是一种道德现实主义，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实践表达，既承认大国的责任，又兼顾大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能够长期维持辽阔的疆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贡赋体系是一种具有高度伸缩性的区域和国际秩序体系。

第二，正确认识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的圈层结构。前面所述中国古代从边疆（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到周边再到世界的次序结构，在当代获得了创造性转型。如果圈层结构强调的是国家安全，那么当代中国的全球观和国际观反映的则是更大范围的国际交往，并且无论在周边还是国际，中国坚持的国际关系原则都是一样的。

第三，不干预主义。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以来，中国从不主动干预其他国家事务。个别西方国家干涉他国事务的结果是，被干预国家无法形成自主的秩序，而当国际力量对比出现变化时，这些国家就可能出现无政府状态。干预主义，是西方一元主义价值观的直接反映。中国践行的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寻求和各国打交道，但从来不会主动干预当地秩序。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相处数千年，从来没有把哪个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近代以来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使中国的不干预主义不仅延续，并得以强化。

第四，接触与自治。中国从来不是西方所说的那种孤立封闭的国家。相反，中国对探索世界深感兴趣，否则就不会有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会有今天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倡导达则兼济天下，和世界接触，传统的主题是“和气生财”，当代的主题是共同发展。中国强调自己的自主和自治性，也尊重他国的自主和自治性。尽管主权这一概念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对外交往的诸多传统实践已经体现了主权的内涵和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获得发展，也保持独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中国的追求，也是中国对其他国家奉行的原则。

第五，对外开放与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在所有存在过和现存的几大文明中，中华文明彰显着鲜明的开放性。开放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中国人深知，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下，自己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在开放状态下，中国才可以兼济天下，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自己好了，其他人也好；其他人好了，自己可以更好。这是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展现出来的风貌，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让理论学习成为精神需求和生存状态

在当前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和保持深厚的理论兴趣、强化系统和深入的理论学习，已成为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理论学习与党的事业发展的内在统一性，精辟概括了理论武装对于把握历史主动、引领时代前行的决定性意义。

提升学习理论的自觉性

浓厚的理论兴趣，源于对真理的热切渴望和对民族复兴使命的自觉担当，同时也源于对学习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深刻理解。学习理论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激荡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显得尤为突出。

在历史大变局中有效应对和驾驭错综复杂局面、提升执政能力的迫切需要。只有持续深化理论学习，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才能深刻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有效提高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

始终保持思想政治上的清醒、坚定理想信念的迫切需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严峻的今天，各种理论、思潮、观念竞相涌现，相互碰撞、交融和冲突。只有通过扎实深入的理论学习，努力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高度，才能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充满诱惑和浮躁以及事务繁忙的境遇中保持定力、完善自我和提升思想境界的迫切需要。理论学习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摆脱各种纷扰和跳出日常琐碎事务的局限，从更宏阔的视野和更高远的境界来审视工作与生活，有效抵制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浮躁之风的侵蚀，在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中，实现人生境界的升华。

提高理论思维特别是辩证思维能力

学习理论，深刻理解并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其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当代中国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除了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社会实际，在思想理论层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特别是辩证思维能力。这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前提。

理论思维是一种超越经验的、本质性的思维。它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基本工具，通过思辨反思，对感性经验材料进行分析和加工，透过现象把握本质，通过偶然揭示必然，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抽象规定、再从抽象规定上升到思维具体，从而来客观地反映和把握认识对象。因此，理论思维能力是一种具有根本性乃至决定性的思维能力。

在诸多理论思维形式中，辩证思维居于最高层次和核心地位。因此，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应着重提高辩证思维能力。黑格尔认为，辩证思维的本质和最重要的方面，“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辩证思维要求我们系统地掌握辩证法及其基本规律，客观地而非主观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系统地而非零散地、普遍联系和发展地而非孤立和静止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它坚持矛盾分析这一根本方法，强调抓住矛盾问题的精髓即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

理论思维能力并非完全与生俱来，主要依靠后天的系统学习和培训。其中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是深入学习哲学和哲学史，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据此而论，学习哲学和哲学史，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理论学习的重中之重。

将理论学习内化为健康的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理论学习的目的不仅在于认知层面的“知”，更在于实践层面的“行”，首先在于将其转化为内在的价值追求和自觉的行为习惯，从而成为工作与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种精神需求和生存状态。

要实现这种内化，必须遵循理论学习的内在规律。理论学习作为一种高度复杂的精神实践活动，有其独有的特殊的内在规律性。这种规律性遵循和体现认识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具体表现为阅读经典和原著文本所应遵循的若干原则和方法。

忠实于原著，坚持理解和释读的客观性，努力做到思考、理解、视域乃至境界与经典著作所展现的思想、视域和境界相统一。这就决定了阅读和精通经典著作需要多方面相关条件的储备，必定是一个循环往复、循序渐进的过程，切忌浅尝辄止、望文生义、穿凿附会乃至断章取义。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河间献王传》中描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指的就是刘德在读书和研究时所持的一种注重事实、严谨求真的态度。

保持主体性和充分发挥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思辨反思努力实现文本在思维中的复制和再建，做到文本释读与建构相统一。读书是阅读主体与作为阅读对象的文本互动和双向交流的过程，阅读者并不是也不应是完全消极和被动地接受文本所传达的信息，而应是主动参与同文本的对话和交流，努力将文本对象在自己的思维中呈现出来，甚至能够在基于文本思想内容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和有所发挥。古代思想家们强调阅读经典要“以意逆志”“以心相遇”“以心接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注重经典著作文本中重要概念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以此为坚实基础去理解和把握文本中的论点、论断和命题，进而去理解和把握文本的整体内涵和基本精神，做到语词的释读与文本要义的理解相统一。清代学者戴震将文本解读的内在结构分解为“离词”“辨言”和“闻道”三个阶次，提出：“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这一论述，清晰地揭示和表述了文本释读的内在逻辑。在这一逻辑中，“离词”即对概念、范畴和语词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构成了文本解读整体过程的起点、前提和基础。

不仅要重视准确理解和把握经典著作文本的含义，而且要重视揭示文本含义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做到把握文本的含义与把握文本的意义相统一。经典著作不仅含有认知和理论系统，同时也具有价值蕴含。因此，经典著作文本的解读也牵涉两个基本的视角——含义解释与意义解释。这两者既相对分离，又彼此统一。文本所曾具有的历史意义需要阅读者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去揭示，而文本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则需要阅读者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现实需要来加以阐释和赋予。

在重视经典著作文本内容、含义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对文本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其所依赖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做到文本释读与历史释读相统一。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经典著作中所含有的理论来源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及其历史经验，是一定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所以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对文本本身进行孤立的研究。在此方面，我国学者曾明确提出“经史同一”的观点，即经典文本与现实历史在本质上同一，具有某种同一性。王阳明对此的解释是：“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

理论来源于实践，学习理论的终极目的也在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因此，经典著作文本的释读要与领导者的日常工作实践特别是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与领导者个人的党性锻炼、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的提高相结合，做到文本释读与工作和生活实践相统一。将强大的理论力量内化为自身的素质并将其转化为领导工作实践的卓越创造力，无疑是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应该追寻的目标和至高境界。

守正创新提升思政教育质效

 

立德树人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学校思政课建设放在教育工作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规划了具体路径。

青年思维活跃，需要精心引导和培养。近年来，各级各类学校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思政课教师乐教善教，广大青年“四个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奋发昂扬，思政课发展环境和整体生态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同时应当看到，当下部分思政课教学与青年群体需求、接受习惯之间还存在隔阂。比如，有的思政课教育不问年轻人所需，一味填鸭式灌输，实际教育效果不佳；有的思政课语言枯燥、内容空洞，没有对现实热点做出有效回应，难以激发学生兴趣；有的思政课只注重升学应试，没有做到价值认同传播，难以坚定理想信念。如何更有效地在青年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让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入脑入心，是摆在思政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新时代新征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思政教育需要有新气象新作为。立足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思政课建设的重要经验，坚持守正创新，提升思政教育质效，是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肩负的重要使命。

强化政治引导功能，让思政教育“立”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引导是思政课的基本功能。”思政教育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准确认识和把握思政教育的功能定位，是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前提。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强调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不等同于把思政教育变成简单的政治宣传，而是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以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同时要注意，不能用学理性弱化政治性，无论是通过讲故事、讲历史还是讲理论的方式讲思政课，都要体现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

思政课重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思想文化多元交织，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在此背景下，当代中国青年形成怎样的价值观，能否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不仅关乎个人成长，更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理想信念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仅凭情感无法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纵观党史，无数革命先驱无一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价值认同铸就了他们牢固的理想信念。今天，理想信念的形成，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拓展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的认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这是思政课着力增强政治引领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

立足现实，要把思政教育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以理论深度增强说服力，以实践温度提升感染力，以创新手段拓展影响力，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启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近年来，浙江积极构建创新引领、校地联动、实践育人的大思政教育模式。充分挖掘和利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理论、实践和精神财富，开展“循迹溯源学思想促践行”活动，是浙江强化思政教育政治引领功能的一把“公开讲话”。《之江新语》是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在省域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是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献。在浙江省委宣传部指导下，浙江传媒学院组织青年大学生创作完成《之江新语》系列短视频，从当代大学生的视角切入，通过沉浸式、情景化的走访拍摄，多场景、立体式呈现了《之江新语》中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在浙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鲜活样貌，帮助广大青年全方位、多角度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

提升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力，教育引导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既需入脑，更要走心，关键在于推动内容供给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转变，推动传播场域从“课堂封闭”向“社会开放”拓展。浙江传媒学院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在建党百年之际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发起“为百位烈士画像”公益活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前夕发起“用AI助力英烈回家”行动。通过帮助烈士亲属实现“见到亲人”的夙愿，学生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在寻找烈士资料、聆听亲属讲述、揣摩英雄神态的过程中，学生们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成为故事的参与者。学生们用画笔描绘的不仅是英烈的容貌，更是对烈士精神的理解与崇敬。“为百位烈士画像”公益活动吸引了全国10余所院校百余名师生共同参与，这些画像和背后的故事通过展览、新媒体等渠道向公众传播，成为面向社会的、流动的、可分享的“大思政课”素材。在这场当代青年与革命烈士超越时空的特殊对话中，红色根脉生动传承，信仰之光深入心底。

提高针对性和吸引力，让思政教育“潮”起来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我们党历来重视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有效的思政教育。延安时期，我们党就通过鼓励文学创作、组织大合唱、排演秧歌剧等方式，深入浅出地传播先进理念和进步思想，促进青年思想觉醒；通过开办夜校和培训班、进行座谈讨论、开展生产竞赛、组织社会调查等活动，让青年在身体力行中悟真知、在体验锻炼中增信念。

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青年是最活跃的群体，新时代思政课建设要向改革创新要活力。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需要思政教育工作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聚焦理论和现实问题，尤其是直面当代青年关心的现实问题，用党的创新理论和成功实践给予有效回应，让思政教育贴近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实际。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提高思政课的亲和力和吸引力，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以深刻的思想说服青年学生，以伟大的成就感召青年学生，以厚重的文化滋养青年学生，创新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通过鲜活生动的素材、灵活有趣的形式，让学生获得知识、提升思维、锤炼精神，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理论知识、增强政治素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思政教育只有把准青年的兴趣点、找准青年的兴奋点，让理论可听可视，让思想有声有色，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才能达到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

传统的思政课教学以抽象厚重的理论思辨为主，对很多青年学生缺乏吸引力。《之江新语》系列短视频的策划、生产和传播过程，着眼于增强针对性、提升吸引力。00后大学生从出生到融入大学校园的成长历程，恰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八八战略”实施20多年引领浙江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步。系列短视频将这一独特思政资源优势充分转化为思政育人优势，引导大学生们通过沉浸式、实景式和调研式的学习与实践，亲身投入拍摄制作，深刻感受浙江大地的精彩蝶变，也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坚持“短、快、新、活”原则，视听语言年轻态、生活化、有时代感，通过网络化、多形态、立体式传播，激发了青年大学生通过“指尖”学习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实践伟力，让原本厚重抽象的理论学习变得轻巧灵动，是对理论大众化、通俗化表达的生动探索。

“你说我听”的理论讲授模式，难以与青年学生产生情感连接，学生也缺乏体验感和参与感。“为百位烈士画像”公益活动巧妙地将思政教育与专业实践融为一体，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以致用、在用中悟的有效途径。学生们不再是听课的受众，而是运用自身专业技能去完成一项具有重要社会价值和情感意义的活动的创作者和实践者。为了画得像、画得传神，青年学生需要反复研究历史、考证史料、理解人物，这本身就是一种主动探究和深度学习的过程。当运用专业技能被赋予“为烈士寻亲、为英雄立传”的神圣使命时，专业学习便超越了单纯的技艺锤炼，升华为一种承载着家国情怀与历史责任的价值观教育。思政教育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只有打动学生，才能引导学生。思政教育就是要善于发掘和利用那些能引发青年情感共鸣的“触点”，将抽象的理论、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具体的人物、鲜活的故事紧密结合，让教育过程成为一次触动心灵的旅程，在潜移默化间实现价值引领。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让思政教育“实”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党的创新理论是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思政教育也应当是一个激发情感、提升认知、确立价值、指导实践的过程。形成“所需—所教—所懂—所用”的精准闭环，是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方向。要善于捕捉学生关注的话题，精准了解学生“所需”，让课程“所教”有明确方向，让青年学生认同信服。注重效果评估，帮助学生举一反三，让课堂“所教”变成理解历史和现实的“所懂”。让理论学习从问题中来，回到现实中去，引导青年学生将“所懂”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所用”，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效果。办好“行走的思政课”，让学生走出校门感知社情民意、亲身解决问题，推动思政教育从“书本说理”向“大地叙事”转变，增强当代青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教育引导学生把人生抱负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中，把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也是学习和传播理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传播与青年群体有着天然的联系。回看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依靠的是年轻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的关键力量也是年轻人。把青年组织起来，在青年中传播理论，让青年影响青年，一直以来是党的理论宣传的优势所在。近年来，浙江省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深入开展90后、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工作，广大青年成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优秀讲师”。青年们充分发挥主体作用，自创独特的“青言青语”，切热点、抖包袱、爆金句，让党的创新理论紧贴青年传播，大大提高了宣讲的到达率、传播力。推广“文艺式”宣讲、“情境式”宣讲、“快闪式”宣讲、“直播式”宣讲、“集市”宣讲等模式，线上线下形成了“青年讲给青年听”的良好氛围。

建立高校与地方、机关与基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结对帮扶地区之间宣讲团常态化互学共建、互助提升工作机制，打造联学联讲共同体，围绕探源新思想、讲好新时代浙江故事和中国故事等，定期组织跨领域、跨地域宣讲活动，促进了理论宣讲走心、出新、破圈。创新推出蹲点宣讲模式，青年蹲点基层一线，深入了解社情民意，认真学习群众智慧、群众话语，做到带着思考去调研、融入群众找答案、就地取材做宣讲，尤其是注重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实际问题。在一次次沉浸体验、一场场实训实战中，青年学生们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识，进而将理论所学融进火热实践、融入个人成长。

2022年，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开展“香港青年走进浙江”系列活动。数十名香港青年大学生行走浙江，听红船故事，看烈士画展，寻古城印记，看建设场景。青年学生长期在学校学习，虽然思维活跃，但缺乏对党情、国情、社情、民情的深切体认。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工厂社区、红色景点、改革开放前沿，亲眼见证国家发展成就，亲身感受社会变化，将书本上的理论阐释与大地上的实践故事相验证，实现从“知”到“信”的飞跃。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活动视频和实践感悟，增强了成千上万香港青年对红色文化的认识。浙港青年感受到香港与内地之间深化交流的益处与必要，更感受到基于共同文化血脉的共情、共通、共融。

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是对思政教育本质的回归与升华，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打破课堂边界，构建“社会即课堂”的大课堂观，主动将广阔社会天地作为思政教育最丰富的资源库和最广阔的实践场，让青年学生脚沾泥土、目及天地、耳闻民声，才能实现从“认知认同”到“践行信仰”的升华，真正筑牢理想信念之基。思政教育只有深深扎根中国大地，与时代同频共振，才能不断增强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实现内涵式发展，真正培养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推动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创新发展

知识产权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围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顶层设计、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和竞争、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知识产权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智慧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在价值理念、作用机制和治理方式层面实现了对传统知识产权范式的创新超越。面对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加速演进的新形势，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推动知识产权事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知识产权自主知识体系从构建到完善的转变。

由私权保护到公共福祉提升：知识产权价值理念的重要突破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传统知识产权话语体系单纯强调私权保护的局限性，提出了更加全面、系统的知识产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知识产权在我国的发展定位，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关系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我为主、人民利益至上、公正合理保护”，强调“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又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领导我国知识产权价值理念实现自主突破、服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构建了一套以私权保护为核心、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知识产权话语体系，通过《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国际条约，形成了全球贸易体系的支配性规则。从表面上看，在这套私权保护机制之下，各国创新者均可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从而激励和培育创新。然而，这套貌似平等的规则忽略了先发者与后发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创新层面的现实差距和知识获取的不同诉求。立法赋予的垄断权，使自由流动的知识被纳入私人财产权范畴，高额的垄断利润从知识贫乏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到知识富有的发达国家，先发者与后发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不断扩大进而导致“低端锁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获取诉求在制度设计中并未得到充分考量，在公共健康、环境保护、粮食安全等方面造成了一系列公共危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超越了将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关系简单处理、以私权保护为单一取向的理论局限，在全面发展的整体视角下阐释知识产权制度的复合价值属性，确立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在主权范围内，根据国家发展阶段和现状，合理选择知识产权保护水准以实现公共利益和创新激励平衡的理念。

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旨在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将知识产权从单纯市场工具提升为国家战略资源，将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着力点由私权保护转向公共政策实施。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体现了知识产权保护与人类福祉并重、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价值立场。

这种价值立场不仅体现于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也构成我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重要主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和竞争”“坚持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则”。开放包容原则要求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不搞单边主义、以大压小，以多边对话形成治理共识；平衡普惠原则强调知识产权作为私人财产和公共财富的双重属性，知识产权全球治理要协调好本国利益、他国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推动广泛合作创新和普遍繁荣。这种多元开放平衡的取向，开辟了知识产权理论研究的新境界，也为全球治理体系创新贡献了中国智慧。

知识产权制度功能的自主创新：打通创新链条的关键环节

正确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能更好保护和激励创新，有助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发挥好国家在重大科技创新中的组织者作用，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制度体系来支撑和保障创新活动。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激励和保护创新的核心制度安排，只有充分对接国家创新战略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突破传统私权工具的狭义定位、深度融入并服务国家创新战略全局提供了思想与行动指南。

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植根于市场经济，构建了一套通过授予“私人垄断”以激励创新的机制，认为市场是创新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然而，知识产权的市场化机制并非万能。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专利丛林”“专利常青”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创新步伐；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重大创新攻关日益倚重大型科研设施与大规模资源投入，单纯依靠市场化机制往往难以高效整合不同创新力量并引导其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等等。

针对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日益暴露的市场失灵、创新迟滞及其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等方面的缺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和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战略性、功能性重塑与升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定位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地融合了国家战略牵引、新型举国体制的资源统筹与市场经济活力，成功发展为连接国家战略目标、有组织科研攻关与市场化创新力量的关键桥梁和核心纽带。这一功能定位确保知识产权既能有效激励和保护创新，又能精准对接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需求，引导创新要素向关键领域集聚。

我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对经营主体创新积极性的激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要加快新兴领域和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陆续修订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加大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力度，加强对经营主体的法律保护。同时，知识产权金融创新不断发展，如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产权保险等工具不断推出，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得到充分释放。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5.3件，是10年前的2.4倍。2024年底公布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到16.8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3.04%，充分展现了制度激励与创新活力的正向互动关系。

我国高度重视发挥知识产权作为连接市场与科研力量的桥梁功能。在坚持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和整合关键科技创新要素开展协同创新，从而有效克服经营主体与科研机构缺乏协同、分散创新的局限。通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与保护所形成的激励和引导机制，吸引优质的市场创新资源主动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接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的重要论述，推动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功能不再局限于保护已有创新成果，而是前移至创新源头，积极服务国家创新战略全链条。从国家实验室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到新型研发机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设计；从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激励政策，到国际科技合作知识产权共享机制，知识产权正成为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的关键变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知识产权治理方式的自主革新：构建系统协同、全链条治理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知识产权治理的复杂性，提出了全新的治理理念，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覆盖领域广、涉及方面多，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从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业自律、公民诚信等环节完善保护体系，加强协同配合，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这一重要论述超越了“司法主导”与传统“政府管控”的二元对立，为知识产权治理方式创新指明了方向。

西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治理主要依靠司法主导，通过私人权利救济方式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了以法院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救济成本高、周期长，也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知识产权治理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我国知识产权治理形成系统协同、全链条治理的独具特色的治理格局。

强化顶层设计与组织体系统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和加强党对专利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顶层设计，先后印发《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等重要文件，明确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国务院建立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体联动机制。

推动形成系统协同、社会共治的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信用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等社会治理方式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应用，健全知识产权工作协同推进机制，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区域协作、社会共治。比如，在电子商务领域，平台企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开发智能识别系统主动防控侵权行为；在版权领域，短视频平台与内容创作者共建正版内容生态，极大提升了侵权治理效率。

构建全链条、全周期的专业治理体系。一方面，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建设，构建了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为牵引，北京、广州、上海、海南自由贸易港4个知识产权法院为示范，29个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为重点，地方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为支撑的专业化审判体系；另一方面，行政执法实现网格化管理，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络，推动保护关口前移。同时，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等机构蓬勃发展，为企业创新全周期提供支持。

新时代以来，治理方式创新助力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国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注册商标数量等多项指标均稳居全球第一，截至2025年6月，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501万件。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三十四位上升至2025年的第十位，是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30位的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值得注意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