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好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编辑同志：

在血与火淬炼中孕育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展陈时强调，“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对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日常工作中，笔者发现不少学生对中国抗战历史关注不多、了解不够。如有的不能准确回答中国抗战开始的标志事件，有的仍以为中国抗战只有8年，有的不了解抗战精神的内涵，等等。同时，在传承弘扬抗战精神方面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对抗战精神内涵的研究阐释存在浅表化现象，一些人质疑、歪曲和戏谑抗战历史，甚至抹黑、诋毁抗战英雄；抗战精神宣传教育有的还停留在“口号式”、“硬灌输”层面，缺乏深度的情感共鸣，有的进行娱乐化传播，消解了抗战历史应有的厚重感和传承性，等等。

如何更好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笔者认为需要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立”于扎实研究。传承的根基在于深度理解。要坚持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深入发掘、系统研究国内外各类抗战资料和史料，在研究的基础上，将厚重的历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给青少年。比如，把抗战史料里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先辈如何守护我们脚下土地”的通俗叙事；把国际视角下的战场记载，具象化为“中国战场怎样影响世界战局”的生动案例，用铁的证据戳破“东方战场边缘论”等谎言。同时，善用社会大课堂，用好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深入挖掘背后的英雄故事、战斗传奇，将之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融”入数字空间。不久前，有短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复原”了杨靖宇、彭雪枫等10多位抗日英烈的鲜活模样，让观众在光影中与英雄“重逢”，令人动容、催人泪下。作为“网生一代”，“00后”青少年的认知习惯深度契合数字时代特征。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应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善用新技术手段进行多元化呈现，让抗战历史从书本走向屏幕、从展馆走入生活，增强伟大抗战精神的传播力、感染力、影响力。

“植”进情感深处。打动人心的传承，离不开情感共鸣。赵一曼受尽酷刑宁死不屈，在遗书中嘱托儿子：“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左权在写最后一封家书时，字里行间满是对妻女的思念，却转身冲向炮火中……这些动人的抗战故事，能够引导青少年读懂先辈“以青春护家国”的赤诚情怀。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要注重用历史细节唤醒共情，从而激励青少年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让跨越时空的伟大抗战精神薪火永续。

怎么看美国右翼民粹主义

近年来，以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为显著特征的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深刻影响美国政治生态。特别是当前，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呈现体系化、意识形态化、政治纲领化的发展态势，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简称MAGA）理念为核心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日益成熟，成为重塑美国政治生态、推动右翼民粹主义扩张的核心动力，也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冲击。深入剖析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生成根源、特征表现、现实影响，不仅对于理解美国社会深层矛盾具有关键意义，更为把握国际形势演变、应对全球治理挑战提供重要视角。

一、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生成根源

当代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并非偶然的政治现象，而是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一批美国右翼政客的刻意煽动与塑造。

从经济维度看，经济全球化失衡与美国产业工人阶层利益受损，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社会动员的现实基础。过去数十年，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推动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加剧了利益分配的失衡。美国跨国公司和华尔街金融资本通过产业外迁、金融投机等方式获取巨额利润。反观美国国内制造业，大规模外流导致“铁锈地带”传统工业基地持续衰败，本土蓝领工人阶层普遍面临失业风险加剧、收入水平下降、生活质量滑坡的困境，陷入所谓“乡下人的悲歌”。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凸显。根据美联储2025年最新数据，美国最富有的0.1%家庭把控了全国13.8%的财富，最底层的50%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占比仅为2.5%。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推出的金融救助措施过度向金融机构倾斜，未能有效惠及普通民众，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金融精英与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感，他们对经济现状的失望情绪持续累积，为民粹主义滋生蔓延提供了社会土壤。

从政治维度看，美式代议制民主的功能失灵与政治极化加剧，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创造了参与政治竞争的有利空间。一方面，美国建制派精英与选民大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政治长期被金钱利益深度渗透，选举过程与政策决策受利益集团操控，政治精英的决策取向与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严重脱节，导致民众政治参与意愿低落，对传统政治精英与建制派的信任度降至历史低点，打破现有政治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美国政党之间的政治极化愈发严重。在移民政策、社会治安、医疗保障、教育改革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议题上，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长期陷入僵持，“否决政治”频繁上演，大量社会问题久拖不决，民众对两党政治的不满情绪持续攀升。这种政治困境促使民众寻求替代性的政治代表，民粹主义借机宣扬打破现有权力结构，宣称重夺“人民的主权”，从而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挑战传统建制派政党提供了现实可能。

从文化维度看，美国国家身份认同的撕裂与“文化战争”的持续对立，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注入了价值整合的内在动力。美国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本是其社会特征，但近年来大量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涌入，不仅在就业机会、社会福利等方面与本土居民形成利益竞争，更在文化层面对美国主流价值观念造成冲击。在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部分移民群体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同度较低，导致美国国家身份认同严重撕裂，激进自由派与本土保守派之间的“文化战争”愈演愈烈。民粹主义者利用白人中下阶层的文化焦虑与认同危机煽动排外情绪，将移民作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激发民众共鸣。多元文化冲突、国家认同危机与“文化战争”的叠加，为保守派白人身份认同的强化与主流白人文化的排外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上述多重动因中，身份认同困境与文化冲突充分体现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美国产业结构全球调整导致白人工人阶层利益受损的现象长期存在，两党政治极化与代议制民主失灵也是美国竞争性政党体制的固有问题，但直到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崛起，这些分散的矛盾才逐步在文化价值观维度进行重构，形成“白人工人阶级—外来移民”等二元对立叙事。右翼民粹主义将打击美国极左进步主义的多元文化政策及其“政治正确”作为重要目标，高调倡导所谓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可以说，右翼民粹主义是美国长期“文化战争”的最新表现形式，也是价值观领域矛盾在政治层面的集中爆发。

二、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特征表现

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若干鲜明特征，既体现为反建制、反精英的核心叙事，也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舆论煽动情绪与左右阵营分化等具体趋向。这些特征不仅重塑美国国内政治话语和联盟格局，也对内外政策与社会认同产生深远影响。

反精英、反建制的叙事特征。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构建的“人民—精英”、“局外人—建制派”二元对立叙事框架认为，建制派精英垄断了本属于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是腐败的根源，建制派政治精英建立的权力运行制度高度不可信。右翼民粹主义者通过激烈批判建制派政治精英和现有政治体制，刻意塑造“政治局外人”形象，声称代表普通民众利益，主张打破现有政治秩序，吸引对政治现状不满的民众支持，逐步形成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政治动员模式。

极端民族主义与排外倾向。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右翼民粹主义始终高举“美国优先”旗帜，将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倾向从话语转化为政治实践。在经济领域，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挥舞关税大棒，通过对全球加征关税等方式，试图维护美国本土产业利益，严重破坏全球贸易秩序；在移民领域，实施严格的移民限制政策，推动大规模抓捕遣返非法移民，公开煽动本土民众的排外情绪与狭隘民族主义，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族群对立。

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民粹动员新范式。传统民粹主义多依赖政治人物的公开演讲、集会或电视媒体进行大众动员，而现在的右翼民粹主义则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传播优势，构建起全新的政治动员模式。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使用简单直白、极具煽动性的语言，传播极端政治观点，刻意放大民众的愤怒、恐惧等负面情绪，快速动员支持者参与政治活动，甚至直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政策主张、引导舆论走向，超越传统媒体影响力，形成所谓“社交媒体煽动”等独特现象，对美国传统政治传播体系与舆论引导机制构成颠覆性冲击。

鲜明的经济—地理分化特征。从社会基础来看，美国左翼民粹主义以城乡低收入群体、外来移民等草根阶层为主体，将社会困境归咎于精英阶层的利益垄断与现有制度的不公，主张通过改革规则制度实现分配公平；右翼民粹主义则以中产阶层尤其是“铁锈地带”白人蓝领为核心，认为经济全球化与外来移民是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反对高税收和医保改革，排斥外来移民。从地理分布来看，左翼民粹主义支持者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经济发达、文化多元开放的州；右翼民粹主义支持者则主要分布在中部经济相对落后、文化传统保守的州。从城乡差异来看，城市选民更倾向支持左翼民粹主义，乡村选民则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同度更高。尽管左右翼民粹主义均具有反精英、反建制的特征，且对经济全球化持批判态度，但右翼民粹主义在排外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方面表现更为突出。

三、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现实影响

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不仅深刻重塑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更对其经济、社会及对外政策领域产生多维度、系统性的复杂影响，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美国传统治理模式失效的回应，但总体上对美国的内外发展和国际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

冲击美国民主制度根基，加剧两党政治极化。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山，这一事件不仅严重破坏美国民主选举制度的公信力，更直接挑战了美国权力制衡、和平权力交接等宪政民主核心原则，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行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在MAGA运动的推动下，美国政治极化程度进一步恶化：共和党内部民粹主义势力快速崛起，传统建制派力量被大幅削弱甚至边缘化；两党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上的分歧日益尖锐，政治妥协空间不断压缩，政府频繁陷入治理困境。

破坏全球贸易合作格局，扰乱国际经济秩序。美国右翼民粹主义驱动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经济产生多重负面影响。今年以来，美国政府对全球各国加征关税，导致美国本土企业进口成本大幅上升，出口市场受阻，同时引发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受严重冲击；美国消费者面临物价上涨压力，低收入群体生活负担加重，长期来看也将损害美国经济的竞争力与国际经济合作环境。此外，民粹主义政策的短期性与不稳定性，导致企业投资信心受挫，市场预期混乱，就业市场波动加剧，不仅影响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增加了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

激化美国国内社会矛盾，恶化社会舆论环境。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传播与扩散，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不同阶层、种族、地域之间的对立与分裂。MAGA运动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冲突频发，反移民情绪的高涨引发严重的种族对立，少数族裔群体的权益受到损害，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剧。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民粹主义言论与虚假信息、仇恨言论相互交织，不同观点群体之间的对抗升级，社会凝聚力持续弱化。

推动单边主义外交扩张，加速国际秩序动荡。在外交领域，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主导的对外政策呈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色彩。近年来，美国无视国际规则与多边合作机制，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巴黎协定、伊核协议、中导条约等重要国际组织与多边协定，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气候变化合作、核不扩散体系等造成冲击，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与领导力，加速了国际秩序的动荡与重构，严重破坏全球治理体系的稳定性。而美国奉行的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霸权主义理念，则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局势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总之，只要美国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分化加剧、政治体制失灵、社会文化撕裂等深层次问题不解决，在特定历史节点，民粹主义总会从“地下潜流”演变为“地表洪流”，对美国内政外交产生持续性影响。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美国民粹主义不可避免也会对全球事务产生影响。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美国民粹主义，有助于我们有效理解和把握美国内外政策的实质，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政治与经济。

怎样理解党性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党性的重要性。那么，究竟什么是党性？如何认识党性？党性为何如此重要？

党性是党的固有本质属性在每一个党员身上的体现，是党的理想信念、立场宗旨、纪律作风等要求在每一个党员思想、言论和行为上的具体体现。恩格斯曾用“党性”这一概念，强调理论学说应当明确阶级立场。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对于这方面的认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有丰富的论述。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报告中指出：“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以共同性、纪律性、组织性等作为党性要求，说到底是强调党性的阶级属性要求。

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讲党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量：党性的根本问题是世界观问题，讲党性必须坚定理想信念，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党忠诚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讲党性必须做到忠诚于党，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厚植人民情怀，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党性就是最大的德，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内容，敢于坚持真理，善于独立思考，坚持求真务实；讲党性要求修身律己、守住内心，自觉做遵守党章党规党纪的模范，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等等。总之，讲党性，就是党要求做的坚决贯彻执行，党不允许做的自觉远离。如果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这个“特殊材料”就是党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不仅关系党员个体的政治、思想、品行和境界，也直接关系到党的生存和发展、影响着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地位。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实现全党团结统一，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党员、干部党性坚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焕发出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从党的建设情况看，我们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党员、干部容易出现精神懈怠的心态，党内易滋生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各类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甚至导致党变质、变色、变味。我们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党员、干部队伍现状看，党员、干部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这支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但也要看到，同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相比，同党员、干部应有的标准相比，一些党员、干部在党性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进入党的队伍动机不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没有真正树立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大师”、信骗子；有的理想信念不坚定，是非观念模糊，丧失政治立场和原则；有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扭曲，追求个人利益至上，热衷于搞自我设计、作秀造势，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在组织安排的工作面前挑三拣四、拈轻怕重、犹犹豫豫，干事创业精气神不足；有的修身不正、律己不严、自我放纵、变质堕落，最终滑向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深渊。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组织教育管理监督不到位，也有政治生态、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但党性锤炼不足、党性修养缺失、党性原则不强等内部因素是出现问题的主要根源。

形成坚定的党性，不可能与生俱来，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终其一生去追求。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写给父亲习仲勋同志的一封信中说：“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锤炼党性，需要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和艰苦环境考验中不断砥砺，这种锻炼和考验不仅是长期的，很多时候也是严酷的，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始终把握好几个关系。

把握好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体现党的意志就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宣传党的主张就是宣传人民的主张，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坚持党性原则，就要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党员、干部掌握着一定的公权力和公共资源，总是面临着公与私的考验。一事当前，是出于公心、坚持原则，还是谋私利、徇私情，可以直接检验党性的成色。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干部任人唯亲、任人唯利、贪赃枉法，动因都是一个“私”字，都是扭曲了正常的公、私关系。崇高的党性，并不排斥个人正当合理的诉求。党员作为社会成员，不可能摆脱其作为人所具有的自然和社会属性，为此，要充分尊重、承认和保障其合理合法利益，但这同私心、私利、私欲不是同一个概念。正确处理公与私关系，需要正确处理原则和人情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曾为亲情规矩立下三条原则，即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个人感情同党性原则、私人关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必须毫不犹豫站稳党性立场，坚定不移维护人民利益，即使被人指为‘无情’、‘无能’也在所不惜、不为所动。”亏欠了人情，以后还有其他机会弥补，而党性原则一旦失守，则代价难以挽回。只有讲党性、讲原则，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在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不退让，才能心底无私天地宽，坦荡做人、公正用权，才能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才能真正对党和人民负责。

正确处理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我们党坚持讲党性，并不是要否定党员的个性，更不是要抑制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延安时期，有人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只要党性不要个性。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个性，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同志还强调：“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正确处理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必须坚持个性服从党性，用党性规范和校正个性，要求每个党员在遵守党章党规党纪、执行党的决定、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的前提下，在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创造性的个性，高质量完成本职工作，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作出应有贡献。

大力传承弘扬岭南文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乙巳蛇年春晚，伴随着“满眼东方潮，盛世舞英歌”的嘹亮歌声，英歌传人步伐铿锵、鼓槌翻飞，尽显中华文化的自信昂扬；端午佳节，岭南的江河湖海之中，水花激溅、舟行如飞，“扒龙舟”这一原真性的民俗文化，活力四射、惊艳世界。他们都来自广东，这个改革开放得风气之先的地方，也是岭南文化的发源与传承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共同构成璀璨的中华文明”。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广东如何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护传承好岭南文化，推动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我们深入岭南山海，寻访历史印记，探究保护之道，破译传承密码。

一、何以岭南——厚重历史在讲述

珠水奔流，吟唱着文明的交响。水脉守护城脉、润泽文脉、滋养根脉，在激荡中叩问着“何以岭南”：一片土地如何从洪荒走向繁盛，一种文化怎样在兼容并蓄中淬炼成熟、闪亮飞扬？

——岭南的城脉，在山海交叠间孕育，于先民砥砺万年的史诗中书写

2014年，在珠江流域西江支流的云浮市郁南县磨刀山，考古工作者在原生网纹红土地层中发现了手斧、手镐、砍砸器等石制品，将广东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距今约80万—60万年前的直立人时代，这一重大发现被列为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清远市青塘遗址，以距今1.7万年、迄今广东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和初始聚落，距今约1.35万年的蹲踞葬等，建立起距今约2.5万—1万年连续的文化序列。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广东省“早期岭南探源工程”主要负责人刘锁强介绍：“从磨刀山到青塘，从直立行走到史前革命，构成了文化意义上‘最早的岭南’。”

从远古聚落走来，城市演变见证了历史沧桑，成为文明的标记。在繁华的广州解放北路旁，矗立着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以南越文王墓为中心，展示着“文帝行玺”金印、错金铭文铜虎节、丝缕玉衣等珍贵文物。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指着“蕃禺”铜鼎说：“这是广州城最早叫作番禺城的文物证据。”进入南越国宫署遗址所在的王宫展区，一根考古关键柱展示着秦代以来13个历史时期的地层，诉说着广州城2200余年城址不移、城脉赓续的传奇。

潮州是另一座城，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习近平总书记评价潮州古城“弥足珍贵，实属难得”。三山一水护古城，唐风宋韵今犹在。韩江之畔，23座牌坊串联起51条古街巷，5万多居民聚居其中。漫步城中，“请坐，食茶”声声入耳、潮剧唱腔婉转动人，不经意之中呈现出烟火岭南的活色生香……

——岭南文脉的源头活水，有中原文化的潺潺流淌，有海洋文明的浩浩汤汤，更有本地不绝“源泉”的日夜奔流

三者交融，滋养一方，泽被百代。

西汉南越王赵佗“和辑百越”，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岭南的传播。数次大规模北人南下，携诗书礼乐，如文化种子播撒岭南。自唐代张九龄主持开凿大庾岭路，“五岭以南之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朝之声教日远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明代学者丘濬如是说。

沿着潮州的笔架山西麓，拾级而上便是韩文公祠。韩愈治潮八月，驱鳄兴学、解放奴婢、兴修水利，深受百姓爱戴。潮州人纪念他的功绩，把笔架山改名韩山、鳄溪改称韩江，这是对文豪的致敬、对文化的向往、对文明的推崇。

明代大儒陈献章，提出“以自然为宗”、“养善端于静坐”、“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等思想主张，创立江门学派。他的弟子湛若水倡导“随处体认天理”，与王阳明同时讲学，各立宗旨，影响深远。广州南香山上的莲花书院曾由湛若水所创建，经由保护利用，遗址旁将再现聚徒讲学、琅琅书声。

岭南文脉之壮阔，尤在其向海而生的开放襟怀。波斯风格凸瓣纹银盒、胡人俑座灯等文物和徐闻古港等遗址，见证了经由广东，中国与异域文明携手千年走出的“海丝”贸易之路、文化交流之路。来到门口矗立着“海不扬波”牌坊的南海神庙，恍见“映日帆多宝舶来”之盛大场景。

时至近代，岭南画派倡导“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思想，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时称“岭南三杰”。在广州艺术博物院，陈列着高剑父的《东战场的烈焰》，水彩般渲染泼出漫天烟火，传统山水技法吸纳西方绘画精意，升华为时代的雄浑之气。这种敢于“开眼看世界”、勇于“拿来为我所用”的视野，亦成为近代以来岭南文脉的显著标识。

——岭南文化的本根，是家国情怀、忠肝义胆在烽烟与浪潮中铸就的铮铮风骨

冼夫人是南北朝至隋初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被周恩来同志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走进冼太庙，感受国家级非遗“冼夫人信俗”，可知爱国、爱民、立德的精神如何成为岭南文化的内核之一。“冼夫人是舍身护岭南、举家卫山河的典范，她的大爱与成全是岭南忠魂的写照。”粤剧电影《谯国夫人》中冼夫人扮演者、广东粤剧院院长曾小敏深有感触地说。

忠义赤忱，贯穿古今。明末清初，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毁家纾难，举兵抗清，壮烈牺牲，铸就“岭南三忠”之英名，其忠魂长垂青史、其诗篇永励后人。逆着珠江口的咸涩海风，行走在虎门炮台旧址，透过锈迹斑斑的古炮、弹痕交错的城墙，依稀看到180多年前的烽烟四起与连天炮火。林则徐虎门销烟，邓世昌甲午浴血，康梁维新呐喊，孙中山“天下为公”……近代民族危亡之际，来自岭南的声音响彻天际。

刚健朴实亦是民间日常。粤商驰骋四海，其财富密码是低调务实、敢拼会赢。早茶里的从容笃定，岭南春早的忙碌身影，龙舟竞渡的团结拼搏……都是岭南文化内在气质的多维诠释。

二、守护见证——历经千年犹生动

广东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8个，有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1处，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6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5项，文化资源堪称殷实。如何保护好这些文化瑰宝？广东的答案是：留下来、展示好。

守住岁月留痕。站在佛山东平河畔，一条古窑依山而建，顺应火势，宛若游龙，这便是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的南风古灶。“外窑墙及旁边的红砂岩、夯土一定要保留，那是明朝留下的古迹”。12年前，在龙窑营造技术专家蒙文德的指导下，当地秉承“原形制、原工艺、原设计”的理念，对南风古灶开展原真性修缮和预防性保护，让这座柴烧500余年的龙窑重燃薪火、熊熊不息。

在东莞莞城街道，南海卫城墙遗址正逐渐为人所知，无言诉说着明清时期的海防故事。2023年10月，当考古人员按照“先考古后建设”原则对“东莞记忆”城市更新项目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时，这座尘封数百年的遗址得以重现。“停工、让路、原址保护，规划建设考古遗址公园”。东莞果断决策的背后，是深植于心的文物保护意识与珍爱文化之情。

这些是广东文化遗产保护的缩影。近年来，广东出台《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政策法规，编制省级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和文物保护空间规划，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的要求，留住文化遗产的本真本色。

彰显文化基因。在广州白鹅潭三江交汇处，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宛如一艘通体透亮、扬帆启航的文化巨轮，闪耀江畔。其中，广东美术馆新馆集近现代美术及当代美术的收藏、展览、教育等功能于一体；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汇聚着丰富多彩的岭南非遗，犹如岭南文化的“基因库”；广东文学馆融合文学之美与科技之炫，展现广东文学的厚重积淀与创新活力，带领观众领略数千年的人文脉动。

近年来，广东推动412家备案博物馆提质升级，突出增强112家国家级博物馆辐射带动作用，探索“藏品育人”新场景，推出一系列高质量展陈，举办“岭南大讲堂”、“鹅潭夜话”等文化活动，让文物说话，让文化可感。

唤醒历史记忆。在广州从化的凤凰山麓、流溪河畔，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文沁阁）于2022年正式启用，400多万册（件）各类版本入藏其中，初步构建起独具岭南特色的版本保藏传承体系。“我们将用好馆藏的特色版本，通过研讨、展览、交流等方式，更好展现中华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的古今风华。”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馆长张伟涛说。

2024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广州柏园，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正式揭牌。柏园西座二楼的《此虽旧域 其命维新》展览，诉说着这座小楼近百年的文化渊源，卷帙浩繁的岭南典籍将在这里焕发新的活力。

近年来，广东加强对岭南文化的研究阐释，开展“苏轼与岭南”等重大课题研究，在省社科规划项目中设立“岭南文化”、“潮州文化”等研究专项，展现岭南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多元气象。“文化自信与文化认知密切相关，基于文化认知才能生成文化自信。”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陈金龙道出了这项工作的意义。

三、传之久远——岭南文化新使命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激活岭南文化的“一池春水”，更好地赓续绵延、出新出彩？广东的答案是：传下去、传开来。

文化传承之要，在于融入生活。生活继续，始见城脉不断、文脉流传。永庆坊位于广州西关的恩宁路，是一条有着千年历史的骑楼文化街区。这个晚清时期的繁华商区，随着城市中心的转移逐渐走向衰落。2016年，永庆坊率先成为全国微改造试点街区，摒弃了大拆大建的做法，既留存岭南建筑风貌，又创新推动文化活化和业态升级。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永庆坊时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永庆坊统筹历史文化保护和人居环境提升，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文化赋能让微改造实现了大提升。

走进位于永庆坊的粤剧艺术博物馆，古色古香的广福台上演出着粤剧选段《帝女花》，引得众多游客驻足欣赏。“这些年，我们也把演出搬进永庆坊街头，对内容进行年轻化再造，让粤剧艺术与市井烟火相交融、被青年群体所喜爱。”粤剧艺术博物馆副馆长王震介绍。

今日的永庆坊，是传统与现代融合、独具粤韵粤调、彰显岭南文化的广州“最美街区”，不断解锁“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的“美丽”密码。

文化传承之要，在于薪火相传。代有传人，方能弦歌不辍、生生不息。在潮州，粤绣（潮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康惠芳、潮州木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金子松等艺术大师在各自领域潜心耕耘、不断创新，使得传统非遗惊艳了时光、扮靓着生活，也吸引年轻人加入其中。2024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揭阳街头，“小狮妹”林熙悦在路边练习舞狮，偶遇一辆载着舞狮队的车，队员们为她擂鼓助威，上演一场“双向奔赴”的传承与热爱，感动全网。

近年来，广东加强非遗保护传承，省财政于2019—2024年累计安排专项资金1.93亿元提升保护力度，创新实施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推动非遗进校园。如今，一系列岭南非遗在城市街区、传统村落中有序传承，延续着共有的历史印记和文化符号。

文化传承之要，在于浸润人心。凝心铸魂，需要传承基因、赓续血脉。2025年7月19日晚，民族舞剧《英歌》在四川大剧院震撼上演，传统英歌与现代舞台艺术结合，昂扬的爱国基调、跌宕的故事情节，牵动观众心弦。总编导之一的钱鑫介绍：“如何深入挖掘英歌所承载的家国情怀并进行舞台化呈现，是我们一直思考和努力攻破的课题。”

在每年木棉花盛开的3月，名为“英雄花开英雄城”的红色文化活动在广州如火如荼展开。专题展览、情景短剧、沉浸式演出等系列活动精彩呈现，推动城市精神的创新表达与传播推广。

近年来，广东将弘扬岭南文化与传承革命文化、激发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打造红色文化宣传品牌，创作电视剧《珠江人家》、音乐剧《广交天下》等一大批展现岭南文化精髓的文艺作品，涵养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气象。

文化传承之要，在于交流互鉴。深化交流，促进互学互鉴、美美与共。广东自古以来便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也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东既是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国际社会观察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广东主动当好“两个重要窗口”，依托岭南文化的国际传播优势，以文为媒，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广东是移民出洋最早、人数最多的省份，有近3000万海外粤籍侨胞分布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考察时，高度肯定华侨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

“侨批”是华侨华人寄往家乡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承载了他们的创业故事和家国情怀，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广东做好“侨批”史料研究挖掘，推出民族歌剧《侨批》等文艺作品，推动“侨批”历史文化展出海展览，以“侨”为桥，拓展沟通交流渠道，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岭南文化，熠熠生辉，融通中外，贯通古今。新时代新征程，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勇担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奋力推动岭南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贡献广东力量。

发展新就业形态须强化法治保障

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岗位迅速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切看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称赞他们是“勤劳的小蜜蜂”，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当前，新就业形态已成为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关系国计民生各方面、影响亿万百姓工作生活的重要就业方式。

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人员，主要包括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互联网营销师等，他们已成为我国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职工总数有4.02亿人左右，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多数是35岁以下的年轻劳动者。新就业形态为越来越多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新选择和职业新赛道，在保就业、稳就业、扩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就业形态涉及餐饮、快递、物流、卫生、教育、零售等许多行业，丰富的就业岗位促进了各类人才供给的互联互通，促进了劳动力的线上流动和产业链的深化合作，成为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重要渠道。在某些领域，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平均月收入高于传统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平均月收入，其中依托平台自主经营劳动者的平均小时收入高于单位劳动者的平均小时收入。新就业形态还为低收入人群、就业困难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等群体增加了就业机会。

不同于传统就业方式，新就业形态具有劳动关系灵活、工作内容多样、工作方式弹性、创业机会互联等显著特点。在我国已进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阶段的背景下，新就业形态正在对传统职业和岗位进行重塑，扩大了就业资源的配置范围，打破了就业的时空限制，开辟了就业市场新空间，改变了传统就业理念和就业方式，就业总量、结构、类型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特别是在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极大提升，成为激发社会创新创业创造的重要动力。很多小微企业抓住“互联网+”机遇，实现了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越来越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时间和社会资源，以自雇身份参与平台发包工作，找到自我实现的新途径，实现了人生梦想和自身价值。

二、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新就业形态存在的突出问题

新就业形态在稳增长稳就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部分行业就业质量不高、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够、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备等问题。

数字化管理可能带来算法困境。各类互联网平台是新就业形态的主要“容纳器”。平台企业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促进了平台经济的发展和就业规模的扩展。同时也要看到，平台企业拥有垄断地位和信息不对称优势，存在单方面制定数据算法规则、劳动者参与度低、行业监管不够到位、劳资矛盾较多等问题。2024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涉新就业形态民事案件超8万件，涉及社会保险纠纷、保险合同纠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多个方面。身处“算法控制”之下，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认同感自豪感归属感不强，负面情绪有所积累。此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还缺乏有效表达诉求的渠道，维权能力相对较弱。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难度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往往需要随时待命、随时工作，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难以得到正常的休息和享受正常的休假。“四季无休、三餐不定、两腿不停”是工作常态，特别是在“618”、“双11”等网购高峰期，快递小哥甚至要通宵工作。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劳动者有着更大的职业风险和不确定性，权益保障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由于新就业形态具有劳动关系模糊、劳动者流动性强、工作时间灵活等特点，许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没有被纳入现有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参保率比较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遭遇疾病、工伤等风险时，获得社会保障不足，自身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相对较大。据相关调查研究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50%左右，远低于劳动合同工的参保比例。自2022年7月起，北京、上海、江苏等7省市开始试点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探索创新“按单缴费”的保障模式，取得良好效果，但仍需持续优化。

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就业形态发展需要。党和国家高度关注支持、引导、规范新就业形态发展，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等，各地针对灵活就业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强对新就业形态的规范管理。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对于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支持力度仍显不足，政策效力还相对有限。我国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制定时间较早，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当前数字经济时代相比有着天壤之别，特别是在劳动用工市场化的广度和深度、劳动用工模式的灵活性等方面有很大区别。现行法律滞后于实践发展，对一些涉及新就业形态的重要法律概念、权利义务关系等尚未明确，难以有效回应新就业形态发展带来的诸多挑战。

总的来看，新就业形态作为新生事物，既蕴含着发展的趋势和旺盛的生命力，也有相伴而生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要顺应历史趋势，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新就业形态，找准亟须规范的问题，跟进做好管理服务工作和法治保障工作，推动新就业形态高质量发展。

三、运用法治方式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新就业形态发展中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制度建设滞后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业态虽是后来者，但依法规范不要姗姗来迟，要及时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在变化中不断完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发挥好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坚持运用法治方式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不断破解改革发展难题。

创新监管模式手段。要推动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企业的用工责任进行详细规定，明确最高工作时间、最低工资等劳动标准要求，明确不同用工形式下的责任分担，完善行业规范，指导平台企业依法合规用工。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平台企业的算法进行合理规范，增强算法设计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平性，防止行业性“内卷”，把劳动管理算法关进“法治笼子”。探索建立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互联网+”监管新模式，推动政府部门与平台企业数据互联互通，完善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出台多部门协同执法办法，定期评定平台企业履责情况，形成监管合力，避免多头执法、各自为政、监管空白。

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要采取多种手段维护好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合法权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覆盖劳动者各方面权益，必须抓住劳动关系这个关键环节，准确把握不同行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制定具有差异性和个性化的权益保障策略，多环节同时发力，精准分类施策。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试行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险缴费方式，推出不同种类的社会保险产品，进一步提升劳动者的参保率。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有序扩大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侵害劳动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探索建立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畅通申诉维权渠道，引导劳动者依法合理维权。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作为法律援助的重点群体，提供更加精准便捷的法律支持，帮助权益受损劳动者及时得到法律救济。

强化关爱服务保障。要依托党建工作强化服务保障，推进党建工作与新就业形态深度融合，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探索行之有效的党建工作新模式，着力营造理解、尊重、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氛围。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加强职业培训，开设免费职业培训课程，提高职业技能，提供更稳定的发展空间。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独特优势和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引导鼓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积极参与行业治理和城市基层治理，使其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各级工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完善集体协商协调机制，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让劳动者听得到工会声音、看得到工会身影、感受得到工会温暖。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要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新生事物，密切关注新就业形态发展态势，兼顾规范和激励、保护和促进，聚焦重点，先行先试。既要遵循我国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发展的一般要求，又要呼应新就业形态之“新”，及时把实践中符合新就业形态特殊性且行之有效的规定、做法和经验等成果上升为法律。在时机成熟时适时修订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以全国统一立法的形式，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性质、构成要件、认定标准以及劳动者权益保障措施，做好法律层面、行政法规层面以及行业管理层面的衔接，为新就业形态发展提供权威性、一致性的法律依据，推动新就业形态高质量发展和劳动者权益保障互促共进。

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迎来新的发展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渗透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贴近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深刻重构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和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和重点方向，为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提供了方向指引。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把握好创新与开放、发展与安全、政府与市场、应用与治理的辩证关系，立足产业发展需求，顺应治理变革趋势，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这一重要论断为处理好人工智能技术自主与全球化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自主创新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没有核心技术的自主化，开放合作就可能沦为“依附式发展”，在关键领域受制于人。2018年以来，面对美国对人工智能和芯片等高技术产业的严密封锁和疯狂打压，我国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芯片结构、核心算法等底层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初步构建了自主化的产业生态。例如，深度求索公司通过自主优化算法架构，用远低于国际同类产品的成本，达到了相近的性能水平。再如，我国企业在激光雷达、高精度地图等关键环节的自主创新，让我国跻身自动驾驶领域领先国家。这些技术的突破离不开我国良好的自主创新条件。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是人工智能技术落地与迭代的“试验场”，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市场，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了丰富场景；国内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撑。

自主创新并非“闭门造车”，坚持开放合作才能紧跟科技发展方向，避免裹足不前或沦为“技术孤岛”。在基础研究领域，全球开源社区贡献的TensorFlow、PyTorch等深度学习框架，为我国人工智能创新提供了底层支撑，我国也依靠大模型的开源生态，打破了美国科技巨头的封闭系统垄断，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中国解决方案。在高端人才方面，全球顶尖人工智能研究者分布具有分散性，需要通过国际交流集聚智慧。人工智能治理是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共进。在大国科技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呈现多极化竞争与碎片化合作并存、技术标准争夺与伦理价值博弈交织的复杂态势。美国利用技术霸权塑造全球人工智能领导力，欧盟以立法监管为导向巩固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我国则坚持以开放合作的姿态，主张通过“技术共享、能力共建”缩小数字鸿沟，并通过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国际平台提出人工智能治理方略，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实践表明，自主创新是开放合作的根基，开放合作是自主创新的助力，唯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让人工智能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释放最大价值。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必须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辩证统一，通过国内市场的“厚度”支撑技术创新的“深度”，通过国际合作的“广度”拓展技术价值的“高度”，确保人工智能既服务于国内高质量发展，又助力我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努力形成“以我为主、开放共赢”的新格局。

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一项新技术的突破，在带来生产力跃升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潜在风险。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人工智能必须遵循技术演进规律，守牢国家安全底线。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改变了多个行业的生产模式，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和风险。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创作领域的爆发式创新，可能引发深度伪造、信息操纵等安全威胁。在意识形态方面，大模型在数据投喂、算法训练等环节易受到操纵，出现污染投毒和算法偏见等问题；在教育科研方面，各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质量良莠不齐，人工智能辅助完成的课业和学术研究减少了批判甄别和分析研究过程，会产出更多虚假信息和学术垃圾；在生产经营方面，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易出现数据合规风险、版权侵权、商业秘密泄露等问题。

因此，人工智能发展必须做好安全可控与创新发展的动态平衡，把握好技术进步速度与社会风险承受能力的关系，既不能因恐惧风险而一味“踩刹车”，错失人工智能对生产力革命性提升的机遇，也不能因追求创新而只顾“踩油门”，让社会陷入“技术失控”的困境。唯有以安全可控为锚点，以创新发展为引擎，才能在保障国家安全、产业竞争力和社会福祉的同时，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阶形态跃迁。

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协同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协同，既是现代化经济体系高效运转的核心机制，也是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对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自动驾驶”等颠覆性技术的早期资助，我国“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对脑机接口、类脑计算等基础研究的支持，均体现了政府在“市场不愿做、不敢做”领域的补位作用。当技术进入应用转化和商业化阶段，市场则能通过企业竞争和用户反馈快速迭代，实现产业的发展、商业价值的实现和生产力的提升。例如，OpenAI的ChatGPT大模型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化，既受益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早期资助，又依赖微软的市场化投入与场景落地，有利于形成“基础研究—应用转化—商业变现”的闭环。

同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要算力基础设施、数据要素资源、标准体系、跨行业协同等支持，单靠市场自由发展易陷入无序竞争。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协调者”的作用，通过合理引导产业发展，解决无序发展和不正当竞争等问题，实现国家层面的综合效益最大化。例如，我国通过部署“东数西算”工程，鼓励和引导企业在西部建设算力中心，既解决了东部算力紧张问题，又带动了西部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赢。

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创新的复杂性、产业升级的系统性、全球竞争的激烈性，更凸显了这种协同的不可替代性。我国更要发挥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各展其长，实现人工智能的安全有序高效发展。

产业应用与社会治理的价值融合。人工智能产业化的快速推进与广泛赋能千行百业，在展现巨大变革潜力的同时，也带来多重社会挑战，社会治理日益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问题。推动人工智能社会治理与产业应用的价值融合，是确保技术发展既服务于经济增长，又保障社会公平的关键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人类决策及生产生活，算法偏见、数据滥用、就业替代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例如，有些互联网平台企业利用其主导地位，对用户精准“画像”的同时，通过“杀熟”、“信息茧房”等方式侵犯消费者正当权益。又如，人工智能在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取代许多传统岗位。202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全球约40%的就业岗位将受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目前，大量电话销售、客服等岗位已经被人工智能替代。一些自动驾驶平台曾引发网约车、出租车司机就业焦虑与公众对行驶安全的担忧，带来舆论和社会风险。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增强人类能力的工具”，若只追求效率最大化而不加约束，会导致技术发展背离“服务人类”的初衷，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因此，必须确保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建立在合理的社会治理规范之上，推动人工智能在效率与公平、创新与安全、商业与民生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社会。

雪域高原60年巨变的启示和思考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西藏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历经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彩西藏篇章。2025年8月20日，在西藏自治区迎来成立60周年之际，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率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出席庆祝活动，这是党和国家历史上的第一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亲切关怀。雪域高原为之振奋，西藏各族群众欢欣鼓舞。

一

西藏走上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经历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自治区成立三个重要历史阶段。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1959年，西藏掀起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开创了西藏各族群众掌握自己命运、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1965年自治区成立，西藏开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西藏各族人民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和发展机会，开启了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光辉历程。

新西藏脱胎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自治区成立初期，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党和国家给予西藏政策倾斜和特殊关怀，中央财政补助每年增长，有力保障了西藏稳定和发展。在党的领导下，西藏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和特点，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人所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建立起以农牧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伴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新的经济基础的建立，西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制逐步建立，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西藏与全国一道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党中央根据西藏实际，先后召开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一系列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国家直接投资建设项目、中央政府实行财政补贴、全国进行对口支援的全方位支持格局。改革开放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从1978年到2012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从6.65亿元增长到710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175元增长到5719元，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教育、科技等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反分裂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一大批优秀民族干部成长起来，西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西藏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小康。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2024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76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65年的155倍，年均增长8.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277亿元，是1965年的1258倍，年均增长12.9%。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全区公路总里程达到12.49万公里，川藏铁路全线开工，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青藏联网、川藏联网、藏中联网、阿里电网联网等4条电力天路相继建成，主电网覆盖所有县（市、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元，医疗教育事业突飞猛进，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1年，人均预期寿命由20世纪50年代的35.5岁增加到72.5岁；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加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区50%以上的国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2024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9.7%，主要江河湖泊水质100%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民族宗教政策全面落实，少数民族干部茁壮成长，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日益深化，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今天的西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

二

60年来西藏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所取得的结果；新时代以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英明决策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无私支援、真诚帮助的结果，凝结着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辛勤付出与劳动。60年跋山涉水、改天换地的非凡历程带给我们许多深刻启示：

启示一：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西藏发展进步的核心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就没有西藏各族人民幸福美好的新生活。西藏群众形象地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确保西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启示二：必须始终坚持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特殊重要性，主要体现为西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对国家统一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60年来，西藏坚持把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对各方面工作统筹谋划、综合发力，牢牢掌握反分裂斗争主动权，不断夯实民族团结基础，“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的理念深入人心。实践证明，只有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才能保障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实现繁荣进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把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作为硬任务，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夯实长治久安的根基，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作出应有贡献。

启示三：必须始终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民生是最大的政治。60年来，西藏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着力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族群众从身边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深切感受到了党中央的关心和温暖，更加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谱写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生动篇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一步坚定各族群众心向党中央、感恩总书记、奋进新征程的信心决心。

启示四：必须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符合国情、区情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宗教活动健康有序，优秀民族文化得到传承保护，西藏在祖国大家庭中蓬勃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的宗教政策符合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凝聚起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

启示五：必须始终坚持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紧密结合起来。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至2024年中央财政对西藏的支持达2万亿元，西藏是全国唯一一个财政支出大于经济规模的省份。1995年实施对口援藏以来，各援藏省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以及中央企业累计投入643亿元，实施援藏项目8200余个，有力助推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证明，党中央的特殊关心、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制度优势。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党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关系，坚持发挥援受双方两个积极性，把支援方的自身优势和受援地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借外力用内力，变“输血”为“造血”，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三

60年的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已载入史册，更加美好的前景需要我们砥砺前行、共同创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亲赴西藏考察指导，两次主持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形成了以“十个必须”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西藏工作实际，深刻揭示了西藏工作的内在规律，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成功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创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西藏工作的集中体现，为做好西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题写了“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贺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藏自治区党委将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词精神，全面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夯实西藏长治久安的基础。西藏稳定涉及国家稳定，西藏安全涉及国家安全。我们将持续深入做好反分裂工作、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不断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工作主线，引导各族群众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西藏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民生问题的辩证统一。我们将始终坚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都要赋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都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总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坚持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事来抓，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藏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严格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推进大气、水、土壤环境综合治理，大力实施以南北山绿化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加快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加快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边境地区是国家安全屏障的第一道防线，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沿阵地。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以解决稳边固边急需、反蚕食斗争急用、边民群众急盼为切入点和突破口，以实施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为载体，深入推进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持续强化人口与经济支撑，不断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加快边境地区现代化进程，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作出积极贡献。

持续激发经济回升向好的强劲动能

经济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动能来推动。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因技术条件、资源环境、外部因素等变化，原有动能减弱，需要形成新的动能，才能确保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发展动能逐渐减弱，迫切需要依靠创新形成新的发展动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面对这一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技术不断涌现、新产业厚积薄发、新业态方兴未艾，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日益强劲。2024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超过2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8.01%。今年上半年，在外部冲击加大情况下，我国经济能够实现5.3%的增速，交出一份超出市场预期的精彩答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科技创新引领下新质生产力茁壮成长，为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国经济体量大，向前发展必须要有更强的内生推动力。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新模式，是我国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的根本保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破局成势的关键阶段。一方面，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高速发展期逐渐过去，传统产业发展陆续达峰并转入平台期，传统增长动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快速发展，为经济向新向好提供了日益强劲的新动能。但总体看，短期内新动能还难以完全对冲传统动能减弱的影响，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以更大力度促进新动能积厚成势、传统动能焕新升级。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经济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全力稳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发展态势。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领域。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向新向好的重要引擎，正处于向更高位跃升的重要关口。但从发展实践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仍面临不少矛盾问题。比如，不少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投融资机制不完善，产业集群度不够，高层次人才短缺，区域布局同质化，等等。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发展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深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完善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用好用活各类人才。促进产业有序发展和良性竞争，坚决杜绝一哄而上搞低水平重复建设。

当前，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赋能千行百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4%，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7000亿元。但也要看到，实践中仍存在不少制约数字经济创新活力的问题。比如，数字基础设施存在短板，人工智能供需对接不畅，法律法规和治理体系不健全，“数据孤岛”、数据滥用、算法歧视等现象较为普遍，等等。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充分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大、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加快普及、深度融合。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更好发挥其在促创新、扩消费、稳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新动能不能简单等同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也能孕育新动能。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大、行业分布广，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在促进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部分产业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稳固经济运行基础，必须注重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传统动能焕新升级，“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而从近年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情况看，受制于资金、专业性人才和技术短缺等因素，一些企业存在“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问题。要进一步扩范围、降门槛，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培育一批既懂行业又懂数字化的服务商，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加快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

随着发展水平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高，已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0.2%，服务业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我国生活性服务业面临有效供给不足、便利共享不够、消费环境不优等问题，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要加快完善支持医疗、养老、教育等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加快生活服务数字化赋能，丰富生活服务数字化应用场景，提高生活服务供给的多样化、便利化、品质化水平。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多措并举做强生产性服务业。

当前，中国经济站上了高质量发展的崭新起点，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沿着党中央指引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笃定前行，着力打造新引擎、塑造新优势、打开新空间，中国经济的创新动力、发展活力必将更加勃发奔涌，中国经济也必将在搏击风浪中创造新的发展奇迹。

更加有效整治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形式主义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阻碍基层一线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联系服务群众的“绊脚石”。破除形式主义枷锁，释放基层干事创业活力，才能让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让党心与民心紧紧相连。

今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全文，这是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制定出台为基层减负的制度规范。从去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若干规定》，到如今全文向社会公开发布，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彰显了我们党持之以恒纠“四风”、坚持不懈为基层减负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明确要求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毫不妥协，让基层干部从繁文缛节、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解脱出来。党中央把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和为基层减负结合起来，作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内容统筹谋划、一体推进，专门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建立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为基层减负反面典型案例通报曝光机制等，一系列举措有的放矢、持续发力。为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实际行动和成效，《若干规定》进一步针对突出问题提出7方面21条具体措施要求，聚焦小切口设定硬约束，把近年来整治工作的制度规定贯通起来，推动为基层减负工作向治本深化。

经过不懈努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已成为各地区各部门抓作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成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有力抓手。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全部编制完成，清晰厘定该干什么、配合什么、收回什么，明确基层权责边界。基层干部卸下了不少无谓的负担，有更多时间精力服务群众，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有关部门调查问卷统计分析显示，《若干规定》出台一年来，基层干部对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效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普遍期盼减负工作能长期抓下去，别反弹。基层的心声，既印证了已取得的成效，也反映出仍需破解的问题。

必须清醒看到，形式主义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变异性等特征，稍有放松就会反弹回潮。从中央和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形式主义顽疾在一些领域仍隐蔽存在。比如，学习培训确实安排得更充实了，但脱离实际需要、为了学习而学习的现象仍然存在，空挂软件、重复培训、低效研讨的问题也不少见。与调研主题无关的行程确实减少了，但调查研究深入性不够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仍存在片面追求点位数量、提前安排交流群众对词预演等现象。“材料—会议—材料”恶性循环得到一定程度解决，但以发通知、报材料等形式落实工作的问题尚未杜绝。更有一些地方，为整治形式主义而又演化出新的形式主义。比如，为了落实减负，要求对照问题清单“倒查三年”补材料。再如，上级部门下基层调研减负情况，却要求基层“自己上报问题，自己解决问题”。这些现象不仅令基层干部和群众反感，更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

都道“形式主义害死人”，却又为何久治难除？从思想上找根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一些党员、干部没有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开展工作不是想着如何为群众排忧解难、推动地方长远发展，而是私心杂念作祟，只想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眼前利益，为个人或者小圈子谋利，盘算着怎样迎合上级、积累“政治资本”。从工作实际中观察，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出现了一些新的治理问题，对各方面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但一些党员、干部能力不足，面对复杂问题办法不多，不主动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反而借助形式主义来应付，要么把棘手的难题转嫁给他人或下移至基层，要么照抄照搬、机械执行上级指令。从考核评价、监督机制等方面剖析，基层承担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落地重任，任务指标往往越往下越呈几何级数膨胀。面对考核压力，一些基层干部因怕出事、怕问责而选择“材料先行、拍照为证”，秉持“多干多错、不干不错”的心态，用痕迹换取免责，用形式对冲风险。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正视问题、综合施策，既根据其外在表现治标，更要针对实质和根源治本。《若干规定》坚持系统观念，强化源头治理，为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遵循。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确保《若干规定》落到实处，必须紧盯形式主义老问题和新表现，清晰梳理基层还有哪些本不应承担的重负，哪些已减轻，哪些还以新面目存在，把基层的“痛点”作为整治形式主义的“靶点”。对基层感受最直观、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扭住不放、露头就打，标本兼治、源头治理，破解形式主义顽瘴痼疾反弹回潮、隐形变异、潜滋暗长等问题。

需要明确的是，减负不是减责任、减担当。《若干规定》鲜明树立了以改革创新的办法为基层减负赋能、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工作导向，必须抓好落实，让减负和赋能同向发力。在政策制定与执行时，应充分把握地方治理的复杂性，让监督考核“指挥棒”回归本位。比如，有针对性地降低总结汇报、台账报表在考核中的权重，将焦点对准工作实绩、问题解决实效和群众真实评价。再如，切实优化考核方式方法，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繁琐的程序，让考核评价真正发挥对实际工作的促进作用。同时，对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多加体谅、多加爱护，多踩油门、少踩刹车，健全科学合理的容错纠错机制，让大家卸下包袱踏实干，放开手脚大胆闯。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非一日之功，必须拿出钉钉子的韧劲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坚持不懈狠抓作风建设，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树牢正确政绩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扎扎实实做打基础、利长远、出实效、创实绩的事。

中华民族从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个伟大胜利，成为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回望80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它已然化作一笔巨大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激荡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胸膛，引领我们跨越一切艰难险阻，向着民族复兴勇毅前进！

一、中华民族的觉醒：从一盘散沙到血肉长城

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受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凌辱的历史，其中尤以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最重、损失最大、苦难最深，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但正如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在拼死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中华民族的民族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起来！起来！”中国共产党吹响唤醒民众挽救危亡的号角

1840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持续侵略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侵略者的侵华步伐大大加速、步步紧逼，灭亡中国、独霸中国的野心急剧膨胀。1914年侵占青岛，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1932年挑起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1933年越过山海关，侵占热河。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寇咄咄逼人、猖狂至极的侵略行径，将中华民族逼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举侵略、国土的大片沦丧和国民党政府的屈辱退让，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1935年10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响亮地提出“抗日救国”的口号，呼吁停止内战，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发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最强音：“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为重，以博大的政治胸怀调整对国民党政策，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国共两党走上第二次合作的道路，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准备了必要前提。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和行动，表明了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反映了中华民族面对日本侵略决不屈服的顽强意志，吹响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号角。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东方睡狮猛醒

日本侵略者的隆隆炮声沉重敲击着国人心坎，震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睡狮”。一个青年学生在写给《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的信中说：“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掠过，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的响着在打靶。这一颗颗的子弹，好像每颗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的难过。先生，我们能念书吗？”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其主题歌喊出了中华儿女满腔悲愤的共同心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整个民族悲愤的情绪郁积着、奔腾着、增长着，整个中国就像一座喷薄欲发的火山。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数千名爱国学生涌上街头，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风暴迅速席卷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一个民族的觉醒，通常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这个民族面临以往从没有遇到过的严重危机，整个民族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二是在生死存亡之际，还需要这个民族能看到新的出路，燃起新的希望。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被侵略、被殖民、被压迫，都没有使中华民族这头“睡狮”完全醒来，但在抗日战争中开始觉醒和奋起抗争的原因。前所未有的亡国危险与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的指引，促使中华民族完成了从“睡狮”到“醒狮”、“怒狮”的巨大转变。

——“四万万人齐蹈厉”，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凝聚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一改过去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状况，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男女老幼尽数发动。“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北京密云，英雄母亲邓玉芬先后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后来他们全部战死沙场。社会各界全力支援。“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工业、新闻、教育、艺术各界紧急行动起来，宗教界不少僧侣也扛起钢枪，参加抗日队伍。华人华侨倾囊相助。海外华侨抗日救国组织纷纷成立，通过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战。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发起成立南侨总会，积极组织南洋华侨捐款捐物、回国参战。这些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新气象，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空前觉醒与团结。这种觉醒与团结，体现的是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认同，凝聚的是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日本侵略者越来越发现，其面对的是不断凝聚起来的由整个中华民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道坚不可摧、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

抗日战争烽火的考验，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大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为民族前途和命运抗争的意识，这些都为民族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民族复兴中坚力量的锻造：从屡战屡败到不可战胜

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间，中国反抗外敌入侵没有一次不是以失败而结束的。那么，积贫积弱的中国，为什么能在抗日战争中战胜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夺取胜利呢？历史变化中最深刻的动因是什么？

——有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从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坚持贯彻全面抗战路线，从提出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到实施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到积极开辟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艰难顽强抗击日寇、敌后战场日益成为抗战主战场的过程中，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抗战大局，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更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却始终以抗战大局为重，不计较与国民党的种种恩怨，牢牢守护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抗战胜利的命脉，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坚定不移维护和推动全民族抗战。

在领导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国共产党通过创造性实施党的建设这个“伟大工程”，以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纪律上的全面锻造走向成熟，成为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以崭新的风貌带给抗战崭新的气象，越来越广泛的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曾经评论，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

——有制胜强敌的英雄人民军队

1938年5月，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丧，亡国灭种的危机犹如黑云笼罩大地。举国惶然之际，一个洪亮的声音，清晰而坚定地告诉世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同志发表《论持久战》，汇集全党智慧，科学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指明了中国抗战必胜的前景。

在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犹如利剑出鞘，八路军三个师挺进华北抗日前线，新四军发展华中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相互配合、前后夹击，使中国逐步由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日军在华北对八路军的作战，用尽狠毒阴谋与残酷手段，妄图绞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然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不怕雨，不怕风，包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创造和运用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多样战法，演绎出“无处不战、无时不战”的战争活剧。日本史学家菊池一隆说，“不考察中共军队的战场，就不可能弄清强国日本何以最终败于弱国中国”。

抗日战争锤炼了一支英雄人民军队，到抗战胜利时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达260余万人，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实战略支撑。

——有砥砺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

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意志和精神的对垒。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但当侵略者把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时，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精神是力大而无穷的。日本侵略者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大大低估了中国民众中蕴藏的这种精神力量，特别是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迸发出的那种万众一心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面前，中国人民将自己的前途、命运、期盼、利益紧紧地同抗战连在一起，印刻在中国人民灵魂深处的爱国情感被空前激发出来，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

“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贰的意志是不会动摇”，冰天雪地里，杨靖宇率部与日伪军战斗周旋，直至战死仍然保持射击的姿势。“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四川战士王建堂出川抗战前，收到父亲赠送的一面白布大旗，旗帜正中写着一个苍劲有力的“死”字。当时的一篇报纸社评这样写道，“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

在抗日战争壮阔进程中，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共御外侮，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铸就了伟大抗战精神，重铸了中华民族的血气精魂。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用血肉筑起的精神长城，是中华民族于危亡之际凝聚力、战斗力的集中爆发，是中国不会亡、必然崛起振兴的未来昭示，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三、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国家命运的改变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近代以来国家之殇、民族之耻、人民之痛得以洗刷，自此再也没有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肆虐。古老中国从最危险的境地中站了起来。

——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曾几何时，中国饱受世界列强欺压，不要说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就连起码的平等对话的资格都没有。这种状况在抗日战争中发生重大改变。

中国抗日战争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抗日战争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对欧洲战场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战略配合的重要作用，并制约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战略配合的企图。斯大林盛赞中国人民“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由于中国军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与苏、美、英同为当时世界上坚持与轴心国作战的主力，中国获得了“四强”之一的称号。1942年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中国进入与美、英、苏共同领衔签字的四大国之列。1945年4月，中国同美、英、苏共同发起旧金山会议，共商建立联合国。随着《联合国宪章》正式出台，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抗日战争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推动废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抗日战争为中国改变不平等的国际地位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创造了条件。在中国的一再敦促下，美、英政府一改过去对华轻视的态度，不得不放弃顽固立场，于1943年1月11日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与中国签订新约，废除其在华治外法权。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军民浴血抗战多年的结果，是中国人民长期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大胜利。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取消了各国通过对华不平等条约攫取的许多特权，使中国在法理上获得独立平等的地位。

——把民族复兴送上了历史的快车道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加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的到来，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转折的枢纽。

抗战胜利了，但中华民族依然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选择。一种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另一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中国向何处去？不同的政党在选择，历史和人民在选择。

中国共产党主张“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怀揣建立联合政府的方略，不顾危险赶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努力寻求和平建国的一线生机。

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却选择了背离民心的战争。特别是在全国人民人心思定、急切盼望和平之际，蒋介石自恃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不顾社会各界强烈反对，悍然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导致人心尽失。

扼杀和平、选择战争，必然失去民心。经历了长达14年抗战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期待着和平，期待着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在对国共两党的比较中，在来之不易的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中国人民更加坚定了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意志，更加深刻体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主张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许多原来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对国民党强烈失望，转而信任和支持共产党。这种人心向背的大变动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崩溃，加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

抗战胜利后短短4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800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把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置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的历程中，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05年的时间里，中国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的境地中不断沉沦，人民在“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的痛苦中历经煎熬，中华民族的命运跌入历史的谷底。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到今天的80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发愤图强，建立起新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80年前的中国，变化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镜鉴抗战历史 推进政治建军

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成为支撑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中坚力量。其间，我们党结合形势任务，不断深化对政治建军的规律性认识，作出一系列理论回答，采取一系列革命性创举，从政治上有力保证我军以弱胜强、由弱到强。信仰之光穿越时空，真理力量历久弥新。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复杂深刻变化，政治建军面临如何加强、向哪前进、怎么作为等重大时代课题。回望抗日战争历史，把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光辉理论与实践传承好弘扬好，对于新征程上深入推进政治建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战争雄壮史诗深刻揭示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必须始终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深刻阐明，“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完全征服中国”。在民族存亡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以彻底的理论清醒、高度的政治理性和深沉的民族情怀，全面科学分析中国所处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的重大政治判断，清晰明确地提出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提出“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我们党先后发布八一宣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文电，从民族大义和全局出发，促成国共合作，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指明党在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要求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完成“改组为国民革命军”、“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等重要任务。人民军队在党的主张下，放下一切旧仇宿怨，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与国民党军“携手共同救国”，为实现党的任务创造了“第一个必要条件”。抗日战争中，民族解放的任务在哪里，党的任务就在哪里，军队就指向哪里，生动诠释了军队政治性这个本质属性。

当今中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抓军队建设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这内在地规定了要把整个军事力量建设运用，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目标下来认识和筹划。新征程上，深入推进政治建军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习主席提出的“五个坚持”的军事观和方法论，即坚持政治引领、坚持以武止戈、坚持积极进取、坚持统筹兼顾、坚持敢打必胜，是新时代强军胜战之道和研究解决军事问题的“总钥匙”，其中“坚持政治引领”居于首位，起着统摄作用，要深化理解认识，确保始终方向明确、头脑清醒、应对有方、行动有力。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显著增多，特别是外部遏制打压变本加厉。越是风高浪急，越要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要坚持用政治这把尺子来衡量军事问题，始终把军事行动置于国家政治外交大局和国家安全战略全局下来布局谋划，确保任何时候都绝对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这就要求胸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动静有序，进退有矩，努力赢得政治和军事上的双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环境。

二、“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抗日战争雄壮史诗深刻揭示政党与军队的关系，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翻开中国近代史，此起彼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可谓不火热，但屡屡难逃失败命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先进政党领导。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以彻底的革命性和彻底的人民性，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我军作为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建立第一天起就高举党的旗帜、坚决听党指挥。抗日战争时期，红军将士摘下红星八角帽，换上青天白日徽，但忠诚于党的如磐信念从未动摇。当年，八路军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在日记中写道，“红军永远是红军，任他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面对“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原则从未动摇。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态度鲜明地把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这一时期，我们党根据抗战实际，围绕保证军队听党指挥，进行了许多创造性工作。红军改编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和新四军分会，加强具体领导；1941年2月，中央军委颁布条例，规定团以上及分区以上部队成立军政委员会，健全党领导军队的组织机构。1944年4月，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并将其作为处理“军党关系”的基本原则加以明确。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只有坚决听党话、跟党走，才能从根本上永葆性质、宗旨、本色，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奋勇前进。

高举旗帜、听党指挥，是党和人民对军队的根本政治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紧紧扭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建军之本、强军之魂，以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引领新时代人民军队伟大变革。新征程上，深入推进政治建军必须突出举旗铸魂、强根固本，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扎全军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子是首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系统阐发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把官兵的忠诚基因镌刻在对科学理论的内在认同上。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和根本实现形式，也是“两个确立”在人民军队落地生根的重要制度保证。要把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最高政治要求来遵循、最高政治纪律来严守，做到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高层党委地位重要、责任重大，高级干部身上千钧重担、身后千军万马，更需要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重大原则立场上头脑特别清醒、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坚决，用表率之举感召带动部队。

三、“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雄壮史诗深刻揭示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必须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

回首那段至暗屈辱的历史，日本之所以敢以不到一亿之众，远犯四万万五千万之泱泱中华，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的，“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旧中国政治腐朽、民心不聚、一盘散沙，给了日本军国主义可乘之机。面对深重民族危难，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没有退缩，没有消沉，而是把驱逐日寇的根深扎进辽阔中国大地，向一切有志报国救国的人民群众汲取无尽伟力。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在我们党“全军全民起来奋斗”的号召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军民携手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挑帘战等极具智慧的游击战法，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谱写了“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抗战交响曲。当时延安《花鼓词》中唱的“军队是扛枪的老百姓，老百姓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军为利箭民做盾，为保江山团结紧”，生动描绘了军民“打成一片”的感人图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都团结起来，海外华侨华人也纷纷通过回国参军杀敌、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捐款捐物等各种形式支援抗战。正是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经此一战，我们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党和人民军队也得以发展壮大。抗日战争中，我军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赢得最广大人民衷心拥护，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在军事领域的生动实践，成为“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科学论断的有力证明。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反复要求，我军要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的高度出发，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新征程上，深入推进政治建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坚持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保持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关系，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以实际行动为人民造福兴利，不断增进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和血肉联系。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狠抓战斗力建设治虚打假，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确保一旦有事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坚决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和生活，永远做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人民信赖的子弟兵。坚持军民一体、平战一体，加强各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加快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创新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推动地方支前工作现代化转型，把人民群众的非凡创造力转化为现代战争的重要制胜力。

四、战争“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抗日战争雄壮史诗深刻揭示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必须加强战斗精神培育

近期上映的影片《南京照相馆》，剧中人物王广海内心明知当汉奸可耻，却宁肯押注“日本人不可能输”，也不抱“万一日本人输”的念想。艺术源于生活、折射历史。七七事变后，面对不可一世的日军，“亡国论”阴云一度席卷笼罩国人。国民党许多高官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普通百姓也担忧“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在异常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展现出坚定的必胜信念，并用这种信念激励全国全军斗志。毛泽东同志告诫国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鼓舞国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能“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昭告国人“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终必失败”，要求我军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以增加“绝大的战斗力”。当时有报纸写道，“目前举国一致准备拼命自卫的精神，真不是前几年所能想像的。只凭这种精神，即可保证我民族决不至衰亡”。在抗日战争壮阔进程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感召下，中国人民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尊严而战的“民气”直冲霄汉，全体军民前赴后继、不畏牺牲，以超过3500万伤亡的巨大代价，筑起保卫家乡、保卫祖国的新长城，矗立起中华民族又一座巍峨的不朽丰碑。站在今天回望，中国军民凭借伟大抗战精神以劣胜优，打败当时“在东方是一等的”日军，绝不是一种幸运、一种偶然，而是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历史必然，是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关系的科学必然，是精神主动与历史主动共生互动的一次伟大实践。

战争不仅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过去靠着那么一股子劲，打败了一个又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凶狠敌人。新时代的人民军队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新征程上，深入推进政治建军必须加强战斗精神培育，大力弘扬敢打必胜的精神品质，为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抓紧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中心环节，扎实开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树立正确的生死观、苦乐观、得失观，解决好“为谁打仗、为何而战”根本问题；突出信仰信念、军魂气节等核心内容，深入推进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引导官兵大力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无畏精神。适应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对作战能力、打赢信心、战斗意志提出的新挑战新考验，把战斗精神培育融入实战化训练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以战领建、抓建为战，紧贴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在艰苦严格的训练中、近似实战的环境中、严峻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摔打磨砺部队，强化战斗作风养成，让战斗精神在实战化训练中淬炼升华。充分发挥强军文化在磨砺意志、锤炼作风、增强本领等方面的增益作用，把文化熏陶与战斗精神培育统一起来，创作富有战斗格调的文化产品，开展洋溢战斗激情的文化活动，立起强军文化砺战打赢指向，用文化力助推战斗力提升。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抗日战争雄壮史诗昭示我们，坚持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所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充分汲取抗战历史的丰厚滋养，更好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守住人民军队初心本色，锤炼敢打必胜意志斗志，把英雄的人民军队锻造得更加纯洁、更加光荣、更加可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汲取不断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争取独立自由史册上可歌可泣的一页，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饱经沧桑的一章。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的记忆和真相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带给我们的启迪永远映照现实、昭示未来。”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汲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智慧和力量。

一、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随后又把战火烧至长城以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救国先声，唤醒了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民魂，引领着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以正确的政治主张引领方向，倡导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后，党率先提出“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的抗战主张，率先发布对日战争宣言，率先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召开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团结抗日。针对国民党的两面性，党又联合又斗争，维护抗战大局，确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战略思想指导全局，制定全面抗战路线，提出持久战战略总方针。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党创造性地解答了决定抗日战争成败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深刻阐明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党科学预见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与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大阶段，提出实行持久战的一整套具体作战方针与原则，指明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从思想上武装了广大军民，真正成为“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组织动员开辟广大敌后战场，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等深入敌后，动员武装群众，变“后方”为“前线”。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以游击战牵制和抗击了58%—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党实行抗日民主的方针政策，领导建立了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的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坚持抗战的前沿和堡垒。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就可能拖得更久、付出的代价更大，我们的国家更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更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所在。新征程上，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二、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以少兵临大国”，妄图变中国为其独霸的殖民地，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长时期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国家积贫积弱。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后，中国尝试过各种救国方案，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山穷水尽、诸路不通的情况下，中国先进分子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历史走向了正确的方向。但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歪曲马克思主义、丑化社会主义的舆论，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主张，声称“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这就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尖锐地提到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面前，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选择的道路，作出进一步的理论回答。抗战期间，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系统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动力、前途等问题，指明了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廓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舆论迷雾，使越来越多的人汇集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面。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谈起自己的学习感受时说道，“我现在思想豁然开朗了，过去我只晓得抽象地爱国，不知爱什么国”，现在我才知道“爱国只能是爱新民主主义的国，现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

道路问题直接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我们党成立以来，紧紧团结依靠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矢志奋斗。无论遇到什么风浪，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都要一以贯之，决不因各种杂音噪音而改弦更张，坚定不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推向前进，使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制度越来越成熟完善。

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抗日战争是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只有动员民众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党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生等多个方面对民众进行动员，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均实行“三三制”原则，广泛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投入抗战。党还致力发展经济，实行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政策，给广大劳苦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切实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积极性。

领导创建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聂荣臻同志回忆说，“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群众的海洋里，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敌人呢？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找不到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就像一个既聋又瞎的人坠入了深渊。人民这样爱戴我们，这样仇视敌人，日本侵略军还有什么办法不失败呢”。在很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男女老幼都是八路军、新四军的耳目，群众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可以说，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人民动员程度如此广泛，人民武装战斗意志如此顽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同仇敌忾，显示了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使人民永远成为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四、必须坚持斗争精神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将中华民族逼到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激起了中国人民比历次反抗外来侵略都更强烈、更广泛的抗争，抗日战争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这场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坚定不移发扬斗争精神，终于一扫屡战屡败阴霾，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中国人民敢于善于斗争，无惧牺牲。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无数抗日英雄抱定“非贼杀我，即我杀贼”的信念，以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在各条战线上，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勇敢战斗在最前线。无论在广袤的华北平原，还是在河湖密布的江南水乡，根据地军民包后路、出奇兵，创造了伏击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众多战法，在敌人合围时“化整为零”，在敌人分兵时“化零为整”，把游击战这一出“拿手好戏”上演得精彩纷呈。中国人民坚持斗争，抗战到底。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14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党始终带领人民坚持抗战、持久抗战，寸土必争、寸土不让，反对投降妥协、清洗悲观情绪。1939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对“坚持抗战到底”的“底”作出“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的解释。毛泽东同志斥责“这实际上是承认割让东北”，并针锋相对提出“我们的口号是打到鸭绿江，收复一切失地”。在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一定要胜利，这是政治方向，而这个政治方向是坚定的，不怕任何艰苦困难要坚持着”。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党和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取得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新征程上，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改革发展攻坚克难重要阶段，面对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形势，必须坚定不移发扬斗争精神，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斗争意志，“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本领，“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品格，攻难关、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风雨无阻向前进。

五、必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强调，“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和平，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饱受列强侵略之害、饱经战火蹂躏之苦，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野蛮疯狂的掠夺破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但中国人民不是从中学到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深深懂得战争的残酷、和平的宝贵。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谴责侵略者的残暴，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和教训，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世界各国人民永享和平安宁。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强权霸凌行径大行其道、危害深重，人类又一次站在团结还是对抗、和平还是战争的十字路口。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维护国际规则和秩序。我们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决不允许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坚定做历史记忆的守护者、发展振兴的同行者、国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为人类前途命运争取更加光明的未来。

80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使“古老的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汲取不断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更加奋发有为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凝聚起铭记历史、矢志复兴的强大力量

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灾难深重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抗日战争纪念、研究和宣传，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抗战胜利纪念日、设立国家公祭日，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丰富抗日战争题材的博物馆、纪念馆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纪念抗战的重要时间节点出席相关会议、活动，回顾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抗战历程，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一文，是总书记2014年7月至2025年5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深刻阐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什么能够胜利、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怎样的重大贡献以及如何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重大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9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将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将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这篇重要文章，铭记伟大胜利、弘扬抗战精神，勠力同心、顽强奋斗，不断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

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抗日战争，是攸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殊死决战，也是检验当时中国各党派和政治集团的经验交流。中国共产党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抗战14年，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作用的深刻总结，是掷地有声、不容置疑的历史结论。

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号角，担当起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1931年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苏区政府连续通过10多份文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罪恶目的，号召组织人民武装抗日。在被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时，中国共产党仍投入很大精力领导东北抗日斗争。1935年发表的八一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发通电提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和国民党军的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不惧艰险、迎难而上，深入敌后打击日本侵略者，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士气。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到战略反攻阶段更是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沿阵地和战略基地。历史事实证明，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英勇行动，领导和推动着全民族抗战的兴起和发展。

在依靠谁抗战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汇聚起全民族抗战的磅礴力量。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必须进行全民族的总动员。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出发，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全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分裂危险，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全力维护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组织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抗战。历史事实证明，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凝聚成反抗外来侵略的滚滚洪流，为抗战胜利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怎样抗战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预见中国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为正确开展抗战伟大斗争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制定了一整套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的纲领、原则和方针。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鲜明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推出一整套充分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举措。不仅创造性地运用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武装斗争形式，还创造性地开展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抗日斗争，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历史事实证明，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抗战路线和战略战术，我们才能以弱敌强、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实现抗战胜利的战略目标。

“遥望中原烽火急，狂流一柱在延安。”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累计歼灭日、伪军171.4万多人，抗击了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到抗战结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发展到19块，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在抗日战争血与火、生与死的严酷锻造中，中国共产党日益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自身也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成为一个拥有120多万名党员、有着广泛群众基础、能够担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重任的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很快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领导我们这个曾经苦难深重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深刻昭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进道路上，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推动复兴号巨轮不断破浪前行。

深刻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法西斯侵略同盟的野心在于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东方策源地，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既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世界人民的敌人。14年艰难漫长的抗战，不仅是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战，也是为整个人类的和平事业和前途命运而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为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和世界意义提供了遵循。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和消灭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九一八事变后，当西方主要国家实行绥靖政策时，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单枪匹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孤胆英雄”。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总兵力达400余万，中国直接和间接卷入战争的人口达4亿之多。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战场歼灭日军150多万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以上；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万余人，占当时日军海外投降总兵力的50%以上。为抵御日本侵略，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中国战场对日本侵略军经年累月的有力抗击和巨大消耗，加速了日本法西斯走向灭亡。

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战略合作，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德意日法西斯的危害是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早在193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就指出，“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1942年元旦，由中美英苏4国领衔，全球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两天后，中国战区正式成立，统一指挥中国及在越南、泰国等国的同盟国军队。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战胜法西斯的重要基石，中国不仅首先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且为此艰辛努力、不懈奋斗，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创始国和奠基者之一。

中国战场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他战场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北进”和“南进”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战略企图，也是轴心国联盟制定的战略协同计划。然而，中国战场的持续有力抗击，使得日本陆军主力和一部分海空力量始终被牢牢“钉”在中国战场，遏制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也牵制和推迟了日本进攻南洋的“南进”步伐，极大地影响着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和走向。在极为艰难的相持阶段，中国政府毅然派出精锐部队组成远征军，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中国还为盟国提供了机场、港湾以及大量的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中国的持久抗战，不仅为苏、美、英等赢得了宝贵的战略准备时间，而且为保证同盟国实施“先欧后亚”大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艰难曲折的抗战历程，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曾参与战争指挥的盟国政要如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元帅崔可夫、美国总统罗斯福等，都对中国抗战的作用和贡献有过客观公道的评价。战争后期，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的酝酿、筹划和创建，为《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和联合国的成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得到重新确立。这一切都是铁的事实。然而，长期以来一些势力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或政治私利等种种目的，刻意淡化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试图通过歪曲历史叙事来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正义根基。这种行径是对历史的无知与漠视，是对世界、对人类共同未来的不负责任。今年5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报》发表署名文章，强调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彰显了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的鲜明立场。我们必须传承弘扬正确二战史观，以无可辩驳的历史证据阐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了解和认同，决不让任何歪曲二战历史真相、抹黑中国抗战历史功绩的图谋得逞。要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持续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坚决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深刻认识必须毫不动摇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全世界在战争中的伤亡总人数超过1亿。和平来之不易，血的教训不能忘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启示，就是必须毫不动摇走和平发展道路。”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谴责侵略者的残暴，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唤起各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和坚持，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各国人民在和平安宁中共同发展进步。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到了日本等列强的长期侵略和欺凌，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但中国人民从中学到的不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和平发展写入宪法和执政党党章、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还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出资国，为遏制局部冲突升级、纾解人道主义灾难、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坚定不移，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决不允许鸦片战争后被侵略、被奴役、被殖民的历史悲剧重演。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蓄意挑衅，面对任何可能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有信心、更有办法有能力，必将以“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坚决斗争，用胜利赢得和平、捍卫正义。

和平是各国人民最大的共同期盼，也是人类最大的共同利益、共同事业，需要各方共同争取和维护。只有每个国家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和平才有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强调“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今天，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不太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单边主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在某些国家，军国主义的阴魂至今未散，一些政治势力始终信奉的是弱肉强食、侵略扩张的逻辑，头脑中从无“和平”二字。二战的沉痛教训殷鉴不远，世界绝不应退回“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只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

深刻认识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精神密码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强调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抗战胜利8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日益繁荣富强的中国，一个充满生机希望的中国，一个可亲可爱的中国，已经昂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行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续写新的历史荣光。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救亡图存、打败日本侵略者，是那一代中华儿女的历史使命。在伟大抗战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我们今天的一切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看今朝，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当前，我们距离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10年时间，距离本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只有20多年的时间，责任非常重大，任务非常艰巨，需要付出极其艰辛的努力。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只争朝夕、勇于担当，锚定目标不放松、风雨无阻向前进。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挑战。中国的抗战是一场国力军力对比悬殊的斗争。但是，面对强大的侵略者，中国军民以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坚强意志，绝地反击、坚持到底，创造了战争胜利的壮举。如今，我们在和平的环境中谋发展、求进步，党和国家事业蒸蒸日上，但摆在我们面前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十分尖锐，需要防范化解的风险挑战依然严峻。从国际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一些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强大起来，用各种方式进行打压、围堵、遏制，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从国内看，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经济运行仍然面临不少风险，高质量发展依然面临诸多挑战。越是爬坡过坎，越是面对困难挑战，我们就越要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激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迎难而上、奋发有为，努力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闯过一道又一道险关。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意志和力量。抗战期间，面对敌强我弱、战局不利、政局动荡、物资短缺，面对“攘外必先安内”、“亡国论”、“速胜论”、“曲线救国论”等种种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鲜明宣示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统一了全民族抗敌御侮的意志，决不投降、抗争到底的精神成为主流。如今，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日益巩固，社会主流思想意识昂扬向上，但同时社会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纷纭激荡，一些错误认识冲击着主流舆论和主流价值，影响着人们的理想信念、奋斗意志。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凝聚起全体人民的思想共识，把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形成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80年前的伟大胜利向世人证明，中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新时代新征程，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有强大决心、坚定意志、雄厚国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任何国家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住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个永恒的主题”，“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我们要按照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在提高认识、增强党性、规范权力运行、从严监督执纪、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等方面进一步落实到位，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不断取得新成效。

经常抓、见常态，常抓不懈。作风建设重在经常，必须常常抓。要时刻摆在重要位置，有机融入日常工作。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履行好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一岗双责”，牢固树立不抓作风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坚持管事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风，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干部队伍作风状况、干群关系状况，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四风”问题露头就打、寸步不让。要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使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而同步深化；把作风建设具体要求落实到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形成抓作风促工作、抓工作强作风的良性循环。

深入抓、见实招，抓细抓实。作风建设重在抓细节，必须环环抓。要从细节处着手，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高标准、严要求，聚焦“四风”突出问题，采取有力举措，深入靶向施治，有的放矢、坚决整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抓景区会所、送节礼、送月饼等做起，从抓办公用房、公车配备、出差餐饮等管起，持续深化整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公款旅游、“半拉子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文山会海、过度留痕等问题，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持久抓、见长效，久久为功。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抓。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地抓长、长抓，紧紧扭住不放。要善于运用法治手段纠风肃纪，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强化刚性约束。要严格制度执行，强化监督执纪，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保持高压态势，对顶风违纪行为从严查处，对失察失管失责情况严肃问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要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

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与思考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生态发生了重大转变，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成为学术自觉。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先后成立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和世界政治学研究中心，扎实推进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笔者认为，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制度实践相适应的方法论，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反思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条件；挖掘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资源；新的政治学原理体系和世界政治学原理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的主要标志。

一

当代中国政治的重大实践和重大理论问题亟需体系化学理化阐释，这显然不是来自西方的政治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所能胜任的。管用的、有生命力的方法论，一定是根植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实践之中的。笔者认为，应该运用一种新的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式——历史政治学，努力探寻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历史连续性根源及内在机制，而这一研究范式中包含的“历史本体论”概念尤为重要。

西方社会科学中，有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等标识性学科概念。事实上，这里的“历史”都是方法论认识论层面的，即以历史主义方法论去解释研究对象。但是，这样的方法并不能回答为什么中国一开始就以大一统身份进入历史，为什么古希腊一开始就以众多城邦形成“城邦国家”的“多统”身份进入历史。所以，必须从本体论上看待历史。不同的历史具有不同的属性，欧洲文明史的起源是古希腊城邦国家式的即“多统”的社会史，而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重视大一统，中国史是政治史或国家史。这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说的历史的“两个面向”即社会史和国家史的区别。

不同属性的历史决定了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并产生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西方社会史中的“多统”之间习惯于以竞争性、对抗性的方式分配资源，由此产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基本上都是竞争性乃至对抗性的，比如党争民主。中国历史中的大一统，追求的重要治理目标是赢得民心，有民心才有大一统，因此产生了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体系。运用历史政治学研究范式，更能揭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也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认识论支撑。

历史本体论对政治学研究、政治实践的认识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启示和影响。就政治学研究而言，以历史本体论为核心概念的历史政治学，将会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即从外源性理论解释中国转变为寻求政治学的内生性资源。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论述政治合法性，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以产生于异域历史的政治理论去诠释中国政治的现象并非个例，而历史政治学则致力于以产生于自身历史文明和现实制度的政治理论去论述中国政治。比如，代议制民主是产生于西方社会史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用它的标准去衡量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必然是南辕北辙；但是，将民主集中制置于大一统的政治史国家史之中，则自然且合理。

对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来说，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两个结合”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一种重大的范式转型，意味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主要从民族性、内生性资源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方向。对于哲学而言，发掘历史的本体性存在，本身就是一场认识上的飞跃。对于中国的历史学而言，历史要走出博物馆、档案馆发挥更大作用，也可以借助历史政治学研究。历史本体论概念还可能影响各学科方向的再定位，比如历史政治经济学方兴未艾，历史宪法学也是法学中的冉冉之星，构建中国政治史的历史社会学是很多社会学者的追求。之所以如此，是由社会科学的属性决定的，社会科学说到底是历史社会科学，它是对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历史的学理化抽象。找回本体性的历史，必然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研究主题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共同之路。

二

中国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首先必须厘清基本概念—理论，以理论“重述”正本清源，为中国政治发展进行深度研究和建构新的原理体系铺平道路。

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元概念”，有政治、权力、国家、政体、政党、官僚制、民主、治理、现代化等。但这些概念都是基于西方社会史产生的，而中国政治的历史脉络、制度传统等与西方不同，因此在这些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差异。直接套用西方政治学对这些概念的界定来解释中国政治实践，往往“水土不服”。

比如，关于政治的概念。世界上流行的关于政治的概念是所谓的权威性价值分配之说，这个概念界定接续美国政治学著名的“政治就是谁得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的资源分配说，而它又直接来自马克斯·韦伯的权力分配说，因此流行的政治概念其实是西方社会史的产物。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历史，决定了中国的“政治”首先是如何维护大一统，由此展开的是民心和致治问题，“大一统—民心—致治”贯穿了中国史，追求“和合”而非对抗对立。历史起点上的差异性决定了政治发展道路的不同，并由此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因而关于政治理论的原点性概念即什么是政治，必然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政治观必然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进而带来不同的政治结局。

又如，关于政府理论。西方政治学流行“政体论”，即主要探讨政权组织形式，把当今世界政体类型简单地划分为民主—专制。在中国，自西汉就出现了“治体论”，即主要探讨如何治理大型政治实体，包括治理价值、治理体制、治理方法等，这与我们今天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观—制度体系—治理能力）高度契合。

凡此种种，都要求基于中国历史和政治实践的概念发现和基础理论建构，从而为重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三

世界的政治学研究无不是建立在对本国本地区的政治发展研究基础之上的，本国本地区的政治发展研究是各自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支撑性资源。比较而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几千年历史未曾中断的大型文明体，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发展本身就蕴含着丰富而重要的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原理，中国人不应该抱着金饭碗讨饭吃。如今，“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又为我们如何对待中国政治发展尤其是政治发展中的传统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

笔者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个重要议题：

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现代性转换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蕴含丰富的治理智慧，为当代中国政治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也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重要依据，但研究成果十分有限。诸如古今大一统的关系、中国史与政治观的关系、监察制度与自我革命的关系、和合文化与协商民主的关系、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古今的实事求是原则、天下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等，都亟待深入研究。

二是中国政治实践、政治制度的概念化、理论化问题。西方的代议制、单一制—联邦制、总统制—议会制等，都是对其政治制度的理论转化。比较而言，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和管用的政治制度在概念化、理论化上远远不够，很多领域还是尚待开发之地。比如，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事实上都以政治团结为指向，却没有相应的政治团结学。又如，中国的贤能主义传统，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等等。

三是党的关于政治建设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研究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个党纲是《共产党宣言》，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更是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理论，亟待加强学理化的研究阐释。比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国家理论基础是什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理论基础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是什么，都需要进一步体系化、学理化。

四

原理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的象征，也是政治学理论“重述”和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集成式成果体现。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范式，通过对政治、国家、政府、政党等基础概念的反思，能够为书写新的政治学原理体系奠定基础。接下来的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将为新的政治学原理体系赋予“中国性”和“普遍性”特质。

政治学主要包括政治学理论和国际问题研究两大领域。在国际学术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学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笔者认为，应基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中国的天下观传统，构建世界政治学理论。相对于把地缘政治、实力政治作为出发点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基于世界市场形成的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制度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路线图是：“多统”的社会史—民族国家—基于实力的竞争—霸权秩序。但中国是以大一统身份进入历史的，起点上的大一统在政治过程中讲的是“以文化人”的天下观，在结果上讲的是“治平世”的世界大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问题研究，都是从世界历史理论出发谈“人类”、“世界”、“全球”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陕北公学就开设世界政治课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所以，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应当运用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世界政治学理论。包括天下观、大同世界的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决定了我们的世界政治学原理体系兼具“中国性”和“世界性”的包容性特质。

总之，方法论研究、基础理论“重述”、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和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原理体系，是我们努力探索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四梁八柱”。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所蕴含的普遍性特质，决定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是立足中国、“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性”学问，但也必然会与时俱进地吸纳世界上有关的思想文化成果，因而必然又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性”价值。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八一宣言》发表和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这一科学论断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贡献的高度评价和深刻总结。回望那段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奇迹般地将当时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暗弱中国，凝聚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御外侮的血肉长城，彻底扭转了正义与邪恶的力量对比，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基本保证。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抗战胜利的重要政治基础

抗日战争的烽火，既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凤凰涅槃的浴血考验，也是检验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历史担当与政治智慧的经验交流。在危急存亡关头，谁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提出并践行正确路线，谁就是民族的脊梁，就能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深刻洞察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率先提出并积极推动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铁蹄所至，沃野化为焦土，城市变为废墟，同胞沦为奴隶，中华民族陷入了近代以来最深重的危机。然而，国民党政府屈辱退让，坐视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以致民族尊严扫地，非但未能消弭外患，反而助长日本侵略者鲸吞中国的狂妄野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抗日意愿，率先提出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发出武装抗日的号召，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这是那个至暗时刻最早、最坚决的抗争。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明确主张停止内战，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坚强决心。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为陷入深重危机的中华民族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利益为重、民族大义为先，凭借巨大的政治勇气、智慧、定力，全力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屠杀。然而，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免遭亡国奴的悲惨命运，为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薪火永存世上，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经历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调整，最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共再次合作。这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正如后来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让亿万中国人民看清楚了谁才是中华民族最忠诚、最坚定的捍卫者。民族大义所指，天下民心所向，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是当之无愧团结抗战的坚强核心。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公然抛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接连制造流血摩擦事件，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尤其令人发指的是，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这一“千古奇冤”，致使新四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皖南大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濒临破裂。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抗战大局为重，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确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牢牢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这种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统战工作艺术，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更守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抗战胜利的命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昭示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抗战的胜利。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筑牢了抗战胜利坚实的力量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一经树立，便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成功将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意志和行动熔铸一体，并激发了蕴藏在亿万人民之中的无穷伟力，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力量基础。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曾经兵戎相见的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共同筑起抗击日寇的钢铁长城。这并非简单的共同抗日，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大规模阻击日军，连续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会战；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义无反顾挺进抗日前线，积极开展对日作战，继而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开辟了独当一面的敌后战场。1937年9月，为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防御作战，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巧妙利用地形设伏，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士气。接着，八路军三个师在日军侧后广泛出击，破路、断桥、袭扰，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为国民党军赢得了宝贵时间。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领域的生动体现，它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图谋，使侵略者陷入了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战略困境，创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乃至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的爱国热忱被空前激发，其政治立场从摇摆不定逐步转向坚定抗战，逐渐凝聚为民族救亡的重要力量，最终汇入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时代洪流。实业家胡厥文等动员上海机器工厂克服万难内迁，在后方重建生产，为抗战前线提供了物资供应的重要保障。开明绅士刘少白创办兴县农民银行，为发展根据地经济、解决军需民用、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邓宝珊等地方实力派既坚决抗日、捍卫民族尊严，又坚持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盛赞其“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将不同主张的政治力量团结在一起，既促成了政治合作，又强化了国家认同，更铸就了共同抗战的铜墙铁壁。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毁家纾难，使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单纯的军事抗战转变为全民族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为了阻止日寇进军，忍痛亲手炸毁了自己呕心沥血建成的钱塘江大桥，并留下诗句“国破愈觉山河美，毁桥为的保江山”。广大文艺界人士以笔为枪，以歌为号，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蕴含着民族魂魄的优秀作品，铸就了支撑民族脊梁的精神长城。广大少数民族同胞与汉族同胞一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东北抗日联军、冀中回民支队、蒙旗独立旅、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等共产党领导的各民族组成的抗日武装英勇善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英雄旗帜。广大宗教界人士挺身而出，救治伤兵，收容难民。海外华侨华人始终心系桑梓，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3200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为抗战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将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穷伟力彻底激发并汇聚起来，形成了一幅前后方军民紧密配合，国内外同胞遥相呼应，亿万民众共挽危亡的爱国主义生动画卷。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以博大的政治胸襟，在国内建立起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以胸怀天下的使命担当，积极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与人类正义事业紧密相连，既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争取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又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建立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视为一个必然选项，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视为一个整体，而且以其抗日的彻底性引领了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年7月，毛泽东同志同斯诺谈话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增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力量，公开倡议建立东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支持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同时再次提出争取英美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通过《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确立与英美等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际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独立抗战的艰难处境，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此更加紧密相连、命运与共。

中国共产党还努力促进各国人民和无产阶级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这一时期内，革命的总任务，是把全世界一切可能的力量都组织到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内，用以抵抗三个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与各国内部法西斯的袭击”。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纷纷奔赴反法西斯战场。白求恩、柯棣华等医生积极投身中国战地救护工作，将热血乃至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记者以笔和镜头为武器，向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军民团结抗战的英勇事迹，戳穿了日本法西斯的谎言；路易·艾黎等发起成立工合国际，以“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组织后方生产，为中国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还有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朝鲜义勇军等国际主义战士，他们选择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抗击法西斯。这些来自世界各国人民的宝贵支持，最终汇入中华民族抗战的时代洪流，不仅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撑，更铸就了一座彰显人类良知与国际正义的巍峨丰碑。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以巨大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团结亿万同胞挽狂澜于既倒的伟大创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启示我们：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无往而不胜，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方针，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为此，我们必须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凝聚起来，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创造力最大限度激发出来，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壮美华章。

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要求河南“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强调要“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是总书记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对河南工作擘画的宏伟蓝图、指明的努力方向，既是思想引领又是行动指南，为河南干在当下、谋划未来提供了根本遵循。

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来说，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回答“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的方向之问，为经济社会发展确立鲜明价值导向；高效能治理是内在要求，回应“如何保障、怎样护航”的路径之问，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良社会环境。高质量发展是发展更高水平的生产力，高效能治理是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更高水平的生产关系，两者相互促进、内在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我们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重要经验。新时代新征程上，经济快速发展要靠高质量发展来实现，社会长期稳定要靠高效能治理作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展与治理的内在统一，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同变革、动态适配，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内涵。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事关河南发展全局和长远的重大问题，激励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拼搏，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总书记为河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一、以高质量发展筑牢物质技术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要求河南作为经济大省，要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当前，河南发展到了崛起倍增的关键阶段，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仍面临人均水平低、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不高等问题，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还需加大力度，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面临多重难题，在中部乃至全国经济版图中提升地位和发挥作用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我们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一域之发展稳定为全国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河南工业门类齐全、体系完备，41个工业行业大类实现全覆盖，拥有207个中类中的197个。但是，产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新旧产业衔接不到位、新旧动能转换不够快，产业生态不优，链群共生的产业体系尚未形成。从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来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我们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坚持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以重点产业链群培育为抓手，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支持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河南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加快建设文旅强省，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从当前河南情况看，文物保护传承利用有待加强，文旅资源优势向文旅发展优势的转化不足，旅游产品存在结构性短缺，旅游服务设施不完善，创意开发能力较弱，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的重要要求还有不小差距。走好具有河南特色的文化繁荣兴盛之路，要求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传统和现代、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强化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进黄河、大运河、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河南段）建设，打造国家大遗址保护利用走廊。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打造殷墟甲骨文世界级文化地标，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科学有序开发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推出古都游、文明探源游、红色游等精品线路，加快建设文旅强省、世界文化旅游胜地。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加强丹江口库区等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等，都是河南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关键点。对河南来说，保障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省，既是发展要求更是政治责任。要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做优“土特产”这篇大文章，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河南是全国唯一地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的省份，有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等重要山脉，在全国生态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必须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擦亮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深入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协同做好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二、以高效能治理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事关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河南人口总量、人口密度、人口流动量都比较大，社会问题复杂多样，必须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准指出河南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任务和肩负的重大责任。总书记把高效能治理提升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并从全面落实党的领导，更好凝聚服务群众，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盯牢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等5个方面指明了社会治理的实践要领，构成具有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整体，为河南乃至全国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全面落实党的领导，阐明了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更好凝聚服务群众，阐明了加强社会治理的根本立场；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阐明了加强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阐明了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盯牢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阐明了加强社会治理的底线任务。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以河南一域治理新成效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探索有益经验和路径。

今年以来，河南不断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突出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推动“党建+网格+大数据”等治理模式探索，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取得明显成效。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作为人口大省，河南不仅人口基数庞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安全生产和维护社会稳定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特殊的省情实际，再加上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使得河南的社会治理工作必然要面对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同时，我们在社会治理工作上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比如对新形势下社会治理和群众工作规律把握不够，调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不够，先进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有待加强，等等。这些都警示我们，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最大限度防范化解风险，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不断提升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水平，坚决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着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基层治理队伍、基层治理机制、基层治理网格、基层治理平台建设，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深化运用“党建+网格+大数据”模式，提升网格的监测预警、快速处置、有效应对能力。协同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通过持续努力，着力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便利高效的营商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清朗健康的网络环境，以优良的“五个环境”为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支持和保障。

河南户籍人口超过1亿、2024年末常住人口9785万，任何一项民生问题乘以这个人口基数，都是大事情。当前，河南医疗、养老、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程度不高，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还不充分，社会保障水平还不够高。我们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聚焦“一老一小”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服务群众中凝聚群众、引导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畅通和拓展汇集社情民意的渠道，及时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推动教育资源扩优提质，扩大优质医疗服务供给，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法治和诚信、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是衡量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河南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诚信缺失等行为不同程度存在，面临的风险隐患较多。必须把全面依法治省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推动诚实守信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努力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以作风建设厚植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徙木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以新风正气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的实践要求，也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和治理效能的具体路径。当前，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总体上昂扬向上，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但一些党员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不善为、乱作为的问题仍比较突出。我们要持续强化作风建设，深刻汲取信阳市罗山县一些干部违规吃喝案件教训，全面纠治“四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良好的作风是干事创业的基石，是干部队伍战斗力的重要体现。加强作风建设，必须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筑牢作风建设的思想根基。严格落实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侵害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等4个方面的“十严禁”，精准查处隐形变异问题，健全完善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机制，优化监督方式，形成对顶风违纪的有力震慑。做深做实党的优良作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出实绩。创新抓手载体，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推动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

正确的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必须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引导党员干部辩证把握“显绩”与“潜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把功夫下在求实效上，努力创造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群众认可的业绩。健全容错纠错机制，精准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既为干部日常工作划“红线”，又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最大限度保护和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用人干事，重在导向。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是引领干部干事创业的旗帜，是推动事业发展的关键。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坚持事业为上、以事择人，注重选拔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解决复杂矛盾问题等方面实绩突出的领导干部。尊重干部成长规律，科学配置干部资源，使其在工作中各展所长，充分发挥出能力和作用。注重考察干部廉洁自律情况，选用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的好干部。

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十四五”规划收官在即，做好下一阶段经济工作，确保“十四五”圆满收官，时间紧、任务重。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强调要用好发展机遇、潜力和优势，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会议针对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挑战，紧紧围绕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从扩大内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充分展现了党中央完成既定发展目标的决心和底气，更加坚定了全党全国上下做好经济工作的意志和信心。

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交出了一份亮点纷呈的年中成绩单，为顺利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进出口增长2.9%，其中出口增长7.2%。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国际经贸秩序受到严重冲击的背景下，这份超出国内外普遍预期的成绩单来之殊为不易，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活力和韧性。正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强劲表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大幅上调0.8个百分点，上调幅度为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高。

当前，在国内外多重因素交织下，我国经济运行依然面临不少风险挑战，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很不牢固，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还存在不小压力。有人担心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将承压缓行或下行，对能否完成今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心存疑虑。应当看到，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发展、在历经考验中壮大的，不会因一时变化而改变长期发展大势。认识和看待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未来发展走向，既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风险挑战，更要全面辩证地看到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诸多有利条件。内需、发展动能、外贸是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前社会广为关注的领域，不妨就以这几个领域来观察我国经济发展态势。

内需主动力能够持续强劲吗？内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上半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8.8%，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依托。然而由于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当前我国消费需求不振问题较为突出，加上民间投资意愿偏弱等问题，有效需求不足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突出矛盾。但更要看到，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超过50万亿元，市场规模优势非常明显。随着我国整体迈向高收入国家，在“制造大国”的坚实基础上成长为超大体量的“消费大国”，新的消费模式和业态将层出不穷，消费升级需求更加旺盛，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同时，我国投资潜力和空间依然巨大，无论是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还是社会民生方面的投资需求都较大。据有关方面预计，未来5年，燃气、供排水、供热等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约有4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至于有人担心“两新”、“两重”政策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灵活性预见性，传递出将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相关政策、加力提升宏观政策效能的明确信号。落实落细各项政策举措，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高质量推动“两重”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内需的主动力会愈加强劲。

新动能能够继续壮大吗？近年来，随着房地产等传统行业发展动能减弱，我国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影响，但与此同时，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动能快速成长，正成为支撑经济平稳运行的关键力量。当前，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我国创新动能日益强劲，在一些关键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许多领域技术水平国际领先，人工智能的开源模型、国产中央处理器、创新药等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等新兴产业茁壮成长。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5%，比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增速快3.1个百分点；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继续保持较高增速。我国走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促进科技迭代的成功之路，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日益显现，经济持续向新向好有支撑。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将进一步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

外贸良好态势能够延续吗？不可否认，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特别是受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外贸特别是出口下滑风险较大，可能影响经济平稳运行。但我国外贸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市场竞争力。在二季度遭受外部较大冲击情况下，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3万亿元，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历史同期首次突破60万家，对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7月单月进出口同比增长6.7%，创年内新高，出口增长8%，增速连续5个月保持在6%以上。同时，我国是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一环，多元化贸易格局正在形成，国际市场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帮助受冲击较大的外贸企业，强化融资支持，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优化出口退税政策，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将使我国能够更好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确保外贸稳定具备可靠保障。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经济是一片汪洋大海，具有无比强大的抗击风浪能力，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的特点没有变，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回升向好是有支撑条件的。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向新向好，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提高各级党校为党育才献策水平

党校作为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工作水平如何，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关系到党的建设全局。近日，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党校（行政学院）办学治校各方面工作进一步作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为党校（行政学院）更好服务大局、践行初心提供了基本遵循，必将有力推动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兴办党校为党育才献策，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从大革命时期安源党校、北京党校这两所最早党校的成立，到如今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包括3000余所党校（行政学院）的完整体系，党充分运用党校（行政学院）这一重要阵地，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领导骨干，为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党校工作，对党校事业发展倾注大量心血。2007年至2012年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58次到中央党校，18次讲授“开学第一课”。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对党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办党校、办什么样的党校、怎样办党校等根本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党校工作指明了前行方向。特别是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把我们党对党校工作规律的认识提升到全新高度。在总书记亲切关怀下，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为培养党的干部、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服务党和国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党要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必须锻造堪当重任的骨干队伍、凝聚磅礴深厚的思想力量。在这方面，党校（行政学院）责任重大、责无旁贷。近年来，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有的党校（行政学院）对自身地位作用和使命任务认识不清，对党校姓党根本原则领悟不深；有的教学内容、方式方法与新时代新要求不相适应，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有的重教学、轻科研，理论研究、对策研究能力水平不足；等等。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更好发挥党校（行政学院）作用，正是党中央决定对《条例》予以修订的重要考量。新修订的《条例》充分体现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部署要求，把办学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总结上升为制度规范，同时对办学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党校因党而立，党校姓党是天经地义的要求，也是党校工作最鲜明的特征、最根本的原则。《条例》明确规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首要原则就是坚持党校姓党。这次修订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等写入总体要求，并在具体制度安排上充分体现党校姓党原则，就是为了确保党对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位。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清醒和思想自觉，始终铭记业为谁兴、功为谁建、言为谁立，坚持一切教学活动、一切科研活动、一切办学活动都坚持党性原则，让党的旗帜始终在党校（行政学院）高高飘扬。

为党育才，是党校的独特价值所在。近年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持续大规模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取得明显成效，但也还存在培训覆盖面不够广的问题，重复培训、多头调训和多年不训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列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为了加强对干部和党员的教育培训，更好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贯彻落实全会部署，这次《条例》修订新增了开展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相关内容。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应充分发挥基本培训的牵引带动作用，科学制定培训方案，推进培训方式创新，坚持应训尽训，让更多干部和党员接受高质量教育培训。“教什么”，关系教育培训方向和实效。应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学的主题主线、中心内容，系统开展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帮助学员练就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

为党献策，也是党校不同于一般学校的独特价值所在。当今时代，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党和国家发展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力量，党校必须做好理论研究、对策研究这个探索规律、经世致用的大学问。新修订的《条例》要求党校（行政学院）强化科研和决策咨询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发挥其为党献策的职责。如何搞好理论研究？重点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不能从文献到文献、从理论到理论，而应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如何为决策研究提供“金点子”、开出“好方子”？关键是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做好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坚持系统观念，正是此次《条例》修订新增加的一条重要原则。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坚持以系统思维和方法谋划部署工作，着力把系统内外的办学资源都盘活起来、整合起来，推动同题共答、同向共进。办好党校（行政学院）也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应切实落实好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用情用力耕耘好党校（行政学院）事业这份“责任田”。各级党委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在学员选调、人才培养、政策制定、经费投入、调查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持，共同把党校（行政学院）办好。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文化理念与实践·文化惠民篇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人的需求丰富多彩，有一个多样化、多层次和不断提高的过程，物质需求是这样，文化需求也是这样。2003年7月1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时指出，“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我省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导和推动下，浙江深化文化为民、文化利民、文化惠民的探索与实践，引领人民群众在创造和共享物质财富的同时，不断创造和共享精神文化财富，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对浙江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不断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提高浙江人民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同时也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惠民的系列重要论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素材。

一、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文化权利保障，提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实现好人民群众文化权利”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把人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把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深刻指出，“我们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实现好人民群众文化权利”。他强调，“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在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上作的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全面阐述了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指导思想、本质特征、根本方向、工作方针、重要任务、基本要求、内在动力和最终目标等八个方面，强调其价值指向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习近平同志还推动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他强调，“建立完善责任落实机制，使为民办实事工作真正形成长效机制，使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

二、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提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文化需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是多样的、全面的，人的需求也是多样的、全面的。21世纪初的浙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急剧上升，并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趋势。与此同时，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结构上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面对文化供给与需求间的矛盾，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并对如何满足、怎样满足这些需求提出了明确的具体要求。他要求，创作人员要深入生活，创造多样性作品，“不断提高创作人员感受生活、了解生活、提炼生活、引导生活的能力……创作出与时俱进、与民同心的优秀作品，唱响主旋律，体现多样性”。同时，习近平同志要求顺应经济多元化带来的文化生活多样化趋势，把精神文明建设好。他指出，“物质文明的发展会对精神文明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精神文明的发展又会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动力，尤其是经济的多元化会带来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只有把精神文明建设好，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习近平同志还要求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2004年8月24日，他在绍兴市调研时指出，“认真组织大众文化产品的创造生产，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浙江多途径、多方面探索满足群众多样性、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高度重视基层和农村文化建设，提出着力点“放在基层特别是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上”

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文化事业更是如此。2005年6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省宣传文化系统调研座谈会上指出，浙江城乡文化发展还不平衡，多数文化活动场所集中在县级以上城市，不少农村文化阵地存在缺设施、缺经费、缺人才、缺内容的情况，一些偏远农村无法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文化产品供给的有效性不高，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针对这一情况，习近平同志指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着力点要放在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上，放在基层特别是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上”。他要求“更多地考虑城乡文化的协调发展，无论是在文化设施布局、文化经费投向，还是文化生活安排、文化产品生产等方面，都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努力使农村的文化环境有较大改善”。2007年，浙江推出了新农村文化建设十项工程，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并对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提出了规定性的要求。“十一五”期末，全省县级图书馆、县级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基本实现全覆盖，逐步建起覆盖浙江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大提高了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能力。

四、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文化建设的规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涉及文化建设的规划布局、重大设施建设、体制改革、政府投入、人才培育、科技支撑以及政府服务等一系列问题的系统工程。其中，政府投入是基础和关键，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21世纪初的浙江，基层文化资源相对匮乏，部分经济发达市（县）文化设施建设滞后于当地经济发展，欠发达市（县）文化设施建设总体上相对落后，文化设施中“有馆无舍”、“无馆无舍”或“两馆同舍”的现象仍然较多，全省乡镇（街道）文化设施建设任务十分艰巨，基层文化工作队伍不健全、不稳定。对此，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积极协调，予以保障。2003年7月18日，他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上强调，“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投入……总的原则是，政府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但要调整投入结构和方式”。同时，他进一步指明政府投入的方向和重点，强调“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改善服务为重点，使其不断增强活力。增加投入，就是以各级政府为主导，鼓励社会捐助，增加对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对社区和居民小区配套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加对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室等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的投入”。在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确保了浙江在公益性文化事业改革中，政府投入只增不减，文化设施建设有序推进，体制机制更加灵活，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省财政用于文化建设的支出有了大幅增长。2005年，浙江文化建设投入总额与“九五”期间5年文化建设投入总量基本持平。

浙江美术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踏勘选址、审定方案、参加奠基仪式，推动建成的国家重点美术馆。自开馆以来，浙江美术馆积极拓展公共美育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图为浙江美术馆外景。 浙江美术馆供图

五、高度重视文化产品供给的优质性，提出“围绕面向群众、面向市场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把最美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既是文化建设的目的和旨归，也是文化创造的源泉和动力。21世纪初，与经济大省的地位相比，浙江文化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文化产品不论在总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充分满足人民群众需求。2005年11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繁荣发展浙江文艺，必须始终坚持‘三贴近’原则，把最美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为了“把最美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多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他部署了一系列政策举措，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和发挥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化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就是围绕面向群众、面向市场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他还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感召人，努力推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浙江特点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了推动更多优秀作品的创作，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要求，“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切体验社会实践，深入思考社会生活，深深热爱人民大众，善于从浙江人民改革开放的实践和追求幸福生活的现实中发现新题材，展示新形象，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组建的“钱江浪花艺术团”，把优质文化节目直接送到基层群众身边，20年间已送出5000多场演出。

六、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提出“人民创造艺术，艺术属于人民”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文化在本质上是人民群众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样态，才能实现“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2006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出席中国越剧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并致辞，他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人民群众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与经济发展交融贯通、相得益彰，影响着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方方面面”，“人民创造艺术，艺术属于人民”。2003年11月24日，在浙江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会上，习近平同志谈到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提议下，2004年9月举办的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上，一位九旬老人和一位五岁儿童代表浙江人民为艺术节鸣锣开幕，真正体现了“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宗旨；在这次艺术节“文华奖”的评奖中，首次将观众意见纳入评审体系，首次设立由观众投票产生的“观众最喜爱剧目奖”；这次艺术节近100万人次观众直接参与，各地同步上演600余场次群众文化活动。

七、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对文化旅游的需求，提出“精心打造出更多体现浙江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特色的旅游精品”

人类文明是在大迁徙中发展演化形成的，旅游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旅游产生灵感、产生智慧、产生文明成果，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文人墨客正是在游历中写下了诸多不朽诗篇。浙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浙江优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将之作为赋能旅游发展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上要求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实现文化与经济的有机结合。2004年9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全省旅游发展工作会议上，作出“加快建设旅游经济强省”的重大决策，并全面阐述了“加快建设旅游经济强省”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坚持原则、重点任务和组织领导。他深刻指出，“发展旅游经济，不但能够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且对增进国家和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弘扬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还提出“要以优秀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主干，突出‘诗画江南，山水浙江’主题，精心打造出更多体现浙江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特色的旅游精品，打响文化旅游、休闲旅游、商贸旅游、生态旅游、海洋旅游五张品牌”。随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分别以《发展旅游经济要坚持创新与继承相统一》、《重视打造旅游精品》、《发展“无烟工业”也要可持续发展》等为题，进一步阐述了要把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入旅游经济发展之中，打响文化旅游品牌，人文资源是发展旅游的基础等观点。

文化惠民工程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推动城乡发展的重要支撑，又是直接关系民生福祉、人民生活品质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把文化惠民作为浙江省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紧迫任务，在省域层面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发展文化惠民的理论思考、战略部署和实践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也深刻启示我们：坚持人民至上，在文化领域就是坚持文化为民、文化利民、文化惠民，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因此文化建设要始终坚持人民性，把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根本宗旨；坚持多样性，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坚持均衡性，强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使人民群众都能享有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坚持优质性，将“把最美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作为文化惠民的主要着力点，打造更多为人民群众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高质量文化产品；坚持创新性，面向群众、面向市场，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中心环节，加快完善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不断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贡献

——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生动呈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集中反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和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展示了这一重要思想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与时俱进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实际和丰富实践出发，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全面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关系的深邃思考和科学回答，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创造性运用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鱼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创造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理念，强调“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要求“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