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马骏、马淑萍等公开讲话汇编21篇VIP免费

马建堂：拥抱数字经济的伟大时代

　　一、数字经济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扩散、应用和引发一系列以大数据处理为主要特点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本质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这个过程就是一系列从科学发明到科技创新再到产业变革的动态演进过程。伟大的科学发明产生了科技革命，科技革命通过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催生出新的行业，改造着传统的产业，塑造着产业新格局，这就是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是源泉，产业革命是结果，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激荡，描绘出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美好画面。

　　蒸汽动力学革命催生了以蒸汽动力使用为主要特点，以纺织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电磁动力学革命催生了以电的普遍应用为重要特点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如今，以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智能终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使数据（数字）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使数据获取、加工、计算、运用、存储等活动和过程，较之产品、服务本身的生产、流通、消费更为关键、更为重要、更为本质。随着这一进展的不断升级，人类社会就迎来了数字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在完备的数字经济形态下，相当多的设备或物品可以采集数据和感知信息，绝大多数线路成为信息和数据传输的网络，所有的计算能力可以集合起来并快速计算海量数据，海量级的存储新介质得到开发和应用，相当多的人类活动被智能设备替代，社会经济进入智能化时代。

　　二、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

　　人类社会告别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后，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方面临的是大量的甚至是海量的供应方，供应方提供的产品信息千差万别；供给方面临

的是成千上万的需求方或消费方，消费方的偏好千变万化。简言之，无论是生产方、消费方，还是需求方、供给方，以及成千上万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相关参与者，都面临着信息的不确定、不明确和不断变化。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管理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很大程度就是要解决这一因经济主体无限大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信息的不确定。至于着力于解决效率的动力机制，无非是消除消息不确定的激励制度设计，或者经济活动中的动力问题，无非是构建一种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信息不确定的激励机制。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数字经济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数字经济是大数据经济。人类社会利用实时获取的海量数据，包括主体数据、行为数据、交易数据、交往数据来组织社会生产、销售、流通、消费、融资、投资等活动，数字或数据成为经济活动的第一要素。

　　第二，数字经济是在对已有海量数据进行计算基础上，或按照人类指定，或依据算法逻辑，由人造器物替代人的一部分功能的经济，即经济社会的智能化。

　　第三，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是数字或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分析、利用、存储的能力、设施与设备，包括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与存储能力、计算机尤其是移动智能终端，以及将其联接在一起的软件平台。

　　三、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从根本上要靠科技创新，要靠体制变革，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变革，推动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评价尺度很多，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品品质和供给体系质量的不断提高；二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供给与千变万化的需求相适应；三是在供给满足需求的过程中，社会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生产要素效率不断提高。

　　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在以上三个方面都可以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通过多渠道、多方式获取的消费信息、需求偏好精准地了解、感知、掌握需求的总量、需求的结构和需求的变化，使社会生产更好地满足千变万化、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二是利用大数据把供给方、社会供给能力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供给与需求更好地衔接，提高社会资源与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保持供给体系弹性，消除无效供给，减少无效库存。

　　三是利用已销售产品或已租赁设备来感知、获取产品和设备的利用信息，实现生产、销售、服务的一体化，推动企业转型和价值链升级。

　　四是利用大数据把创新需求和创新资源联结起来，提高科技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四、数字经济呼唤深层体制变革

　　数字经济是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它呼唤新的管理协调方式，甚至是新的思维方式。数字经济在我国已经有了快速的发展，它的更好更快发展需要不断地更新理念，持续地深化体制改革。

　　一是要更好地鼓励创新。如前所述，每一轮产业革命，它的动力，它的源泉无一不是科技革命的转化，无一不是科技创新的累积。发展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数字经济，过去靠创新、现在靠创新、未来还要靠创新，鼓励创新就是以解放科技人员的创造力为依归，不断消除科研项目立项、资金分配、成果结题、产权认定、成果转让所有环节的繁文缛节和不合理规定，让科研人员的奇思妙想不断涌流，将思想转化为科技成果；让众多的科研成果顺畅地转化，变为现实生产力。

　　二是要更好地尊重市场主体的主体地位。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信息的获取更为便捷，几乎人人都可借助互联网平台成为创新者、生产者，成为要素、资源的分享者、拥有者。信息获取的便利化，供给与需求联结的直接化，使得经济活动决策日益分散化。作为经济活动制度安排的经济体制要适应这一深刻变化，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调动市场主体创业干事的积极性、创造力，使市场进入更为方便，要素流动更为顺畅，产权保护更为严格，创新小溪成为洪流。

　　三是要更规范和严格地保护个人信息。数字经济就是利用数据和信息的经济。大众百姓的身份信息、交易信息、行为信息，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宝贵财富，也是涉及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定、私人隐私的个人权利。个人信息，既要利用，也要保护，两者都十分重要，都不可偏废。要加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界定好个人信息的权利归属、保护要则，平衡好社会进步需求与个人安定安全的需要。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显露，其势浩荡。让我们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张开双臂，迎接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我所亲历的2000年

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研究员 马建堂

　　 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2000年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和变革。撤销1998年成立并由中央管理的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中国铝业集团公司和中国稀有稀土集团公司，所属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管理，同时在中国铝业集团公司基础上，重组成立中国铝业公司。当时我任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司长，跟随原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同志，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直接参与了这一改革过程。时值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谨就这一过程做点回忆，以纪念深刻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大潮。

　　 一、改革的背景

　　 1983年3月，国务院决定把有色金属工业企事业单位从冶金工业部划出来，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统一管理和经营全国重点有色金属生产、流通企业和科研、设计、学校等事业单位，归口管理全国其他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成立，对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统一和专业化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为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1998

年，国务院决定对国务院机构进行改革，撤销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组建由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原总公司所属的企事业单位，按行业性质，分别组建中国铝业集团公司、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和中国稀有稀土集团公司。

　　 有色金属工业三大集团公司设立前后，适逢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1997年7月2日，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大幅贬值。不久这场风暴席卷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香港，我国经济也受到深刻影响：出口萎缩、需求不足、价格下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日趋严峻，我国国有企业一直存在的企业负债率高、富余人员多、历史负担重等突出矛盾进一步凸显，相当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统计局监测的6599户国有大中型企业，1998年有4058户亏损，亏损面高达61.5%。这种困难状况在有色金属工业表现得也非常突出，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所属的、地处辽宁葫芦岛市的杨家杖子矿务局是这种状况的典型代表。

　　 杨家杖子矿务局是中国最早的钼矿产地。矿山开采始于清光绪年间，日本侵略东北时期，为掠夺我铅锌资源，于1935年设立“满洲铅锌株式会社”。新中国成立后，杨家杖子矿务局是国家“一五”时期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经过多年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以生产钼精矿为主、兼产铅锌的大型有色金属工业企业。

　　 由于多年开采后资源

枯竭，再加上债务负担较重，富余人员太多，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杨家杖子矿务局经营日趋困难，企业亏损严重，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各项历史拖欠累累，职工情绪不稳，上访事件不断，2000年2月27日发生了当时震惊全国的杨家杖子矿务局“2·27”大规模群访事件。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shu记江泽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作出专门指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杨家杖子矿务局的稳定、改革与发展。

　　 “2·27”事件的发生，有偶发因素，也带有某种必然性，是国有企业诸多矛盾在当时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和资源枯竭地区的集中体现。这一事件客观上不仅推动了国家支持资源枯竭地区转型升级政策的出台，而且促使党中央、国务院开始考虑调整有色金属工业的管理体制。

　　 二、西北与中南的调研

　　 2000年全国两会刚

闭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经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为推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和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业的下放，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省区调研。随行的部门领导有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局长张吾乐、国务院分管工业的副秘书长石秀诗、中央企业工委副书记王瑞祥、财政部部长助理高强。我时任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司长，作为盛华仁主任的助手随行。离京时，北京玉兰含苞待放，柳枝渐绿，但三月中下旬的青海仍然寒气逼人。青海省领导同志是穿着军大衣到机场迎接的。青海当时有三家央属有色金属企业，一是青海铝厂，当时是我国最大的电解铝企业之一，主要是为消纳龙羊峡水电站的水电而配套建设的企业；二是锡铁山矿务局，后来改组为西部矿业公司，虽然叫锡铁山矿务局，但并不产锡，而是生产铅锌；三是民和镁业。在青海期间，吴邦国考察了青海铝厂，与青海省主要负责同志交换了有色金属工业改革和部分企业下放的意见，时任青海省省长赵乐际等省里的同志表态坚决支持和服从党中央、国务院的改革决定。

　　 在甘肃，考察了金川公司和白银公司。当时镍价低迷，金川公司债务沉重，困难重重，提出希望国家解决资本金、债转股、出口退税等七个问题，吴邦国指示国家有关部门逐一研究解决，并要求金川公司勇于竞争，敢于和行业前三名争高低。在他的推动支持下，金川公司很快完成了债转股，通过改制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使企业摆脱了困境，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10年后，吴邦国同志再来金川公司时，金川公司规模扩大了近30

倍。白银公司与金川公司一样，已严重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吴邦国看了铜冶炼厂、铅锌厂以后，深感忧虑，要求企业依托资源优势，依靠科技进步，搞好产品结构调整，迅速走出困境。此后，吴邦国同志还多次批示，给予企业多项政策支持，支持股权多元化，促使白银公司浴火重生。

　　 在宁夏，考察了石嘴山的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和青铜峡铝厂。在考察青铜峡铝厂时，吴邦国建议，自治区应推动青铜峡电厂与青铜峡铝厂多种方式的联合，因为铝厂是耗电大户，每吨电解铝耗电1.5万千瓦时，电厂和铝厂又离得很近。后来，我国相当多的电解铝企业在铝电联营上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探索。有的搞自备电厂，有的铝厂电厂联合，有的与电力公司搞电力直购。印象中青铜峡铝厂共三期，其中第三期是比较先进的预焙槽，环保水平较高，而一期和二期工程皆为自焙槽，车间空气污染较重。现在我想已经都改造为预焙槽了。

　　 最后一站是陕西。当时的省委书记是李建国同志，省长是程安东同志。在陕西，考察了华山附近的金堆城钼业公司。该公司始建于1958年，是亚洲最大的钼采矿、选矿、冶炼、加工企业。陕西是我国有色金属大省，不仅有生产企业，还有地质勘查和研究设计单位。这些事业单位下放地方后，涉及到原有的财政拨款等政策的稳定。中央原来掏的钱尽管继续拿，但省里也要增加负担的。但陕西省顾全大局，支持中央改革。下放后，陕西省将中央下放行业单位与陕西地方有色金属企业整合，成立了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公司，目前企业已成为拥有35家下属单位，在职职工3

万余人的大型资产运营与有色金属资源开发加工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

　　 从西北回来不到一个月，吴邦国又带队到江西、湖南考察有色金属企业，与两省主要负责同志交换有色金属工业整合下放的意见。

　　 江西铜矿资源丰富，铜矿储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江西铜业集团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铜矿开采和冶炼企业，阴极铜产能达到20万吨，拥有我国最大的铜矿——德兴铜矿和当时最大的闪速炼铜厂——贵溪冶炼厂。

　　 2000年4月12日，吴邦国一行来到贵冶调研，视察了闪速炼铜二期工程，提出要把江铜“做大、做强、做好”，创建世界一流铜业公司。回到南昌后，和当时的省委书记舒惠国、省长舒圣佑同志交换了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业下放的意见。由于江铜是国内最大的铜企业，江铜等央属企业下放江西，江西的同志们是非常赞同的。江西铜业交给江西省管理后，企业发展迅速，铜冶炼产能由2000年的20万吨增长到现在的120万吨，营业收入从47亿元增加到2023亿元，在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76位，2017年还进入《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名单。

　　

离开江西后，吴邦国又风尘仆仆赶赴湖南。湖南也是有色金属工业大省，境内探明的十种有色金属储量和产量都位居全国前列，特别是科技实力突出。中南大学是全国有色金属行业的“黄埔军校”，湖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是国内最早从事稀土材料应用研究与开发的机构之一。吴邦国在湖南调研期间专门到株洲冶炼厂进行了调研。株洲冶炼厂是一个以生产锌、铅为主，并综合回收铜、金、银、铋、镉、铟等多种稀贵金属和硫酸等产品的有色金属综合冶炼企业，是我国主要的铅锌生产和出口基地。由于盛华仁主任指示我留在长沙起草吴邦国副总理在西北和中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调研的草稿，株洲的调研我没有跟随。遗憾的是，正在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株洲日报》2018年4月23日报道：别了！老株冶！一个曾经创造了180多项“共和国第一”的工业明珠，计划明年底全面关停，退出冶炼生产。不过，这也是一场必须接受、勇于面对的痛苦转型和凤凰涅槃。

　　 七月初，吴邦国又去云南、贵州，与两省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通过调研，国务院了解到了大多数企业希望下放，地方也希望下放，都支持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这让我们对搞好有色金属行业改革发展更有信心。

　　 三、讲话和文件的起草

　　

赣湘两省调研结束后，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进入领导讲话起草、方案细化和文件的起草过程。我承担的第一个任务是起草吴邦国副总理在全国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会议上的讲话。领受任务后，我根据随同调研中吴邦国的有关讲话，前期起草的西北、中南五省的调研材料，起草了初稿。初稿的第一部分是关于这次管理体制调整、央属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的意义。由于我对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沿革不太清楚，文稿就事论事地从调整下放有利于结构优化、有利于有色金属工业改革等角度进行了阐述。草稿经盛主任呈送吴邦国副总理。

　　 吴邦国审阅后指出：1998年撤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分别成立中央所属的三大专业化企业集团。当时讲，这样是为了推动有色金属工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现在将大部分中央所属有色金属工业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管理，还是说有利于结构优化与调整，显然不太合适。应从总结杨家杖子矿务局群体事件的经验教训出发，指出现行的管理体制不利于有色金属矿山、企业关闭破产工作稳妥进行；不利于地方统一规划、调整结构、更好发展；不利于克服体制上的一些缺陷；不利于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统筹推动企业发展与改革的积极性。吴邦国副总理的指示确实站得高，对于如何写好这次调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我豁然开朗。吴邦国还交待，由他的秘书陈全训同志和我、国务院研究室工交司司长郭振英一起，对讲话稿进行认真修改，印象中改了一天多。这是我第一次起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通过起草讲话，发现自己的诸多不足，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为以后从事类似工作积累了经验。

　　 我承担的第二项工作是起草2000年国务院第17

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调整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17号文件的起草工作比较顺利。起草中，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意见，学习参考了此前中央下放46户中央统配煤矿的国务院文件，明确了有色金属工业企事业单位下放的范围、名单，下放后的财务关系，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原则，以及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的责任，并对下放的企事业单位提出了要求。文件初稿起草后，经盛主任修改后，呈报给了国务院办公厅，报国务院领导同志按程序审定。

　　 在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业下放时，为促进中国铝行业的发展壮大，国务院决定在原中国铝业集团公司的基础上，改组设立中国铝业公司。对于组建新的中国铝业公司，国务院领导同志最初有两种设想，一个是只将山西铝厂、山东铝厂、中州铝厂等几家氧化铝企业留在手上，以加强对氧化铝资源的统一开发和配置，通过加强源头控制，防止电解铝能力的低水平扩张，这是“小号”的中国铝业公司设想。另一个是在中央保留上述氧化铝生产企业的基础上，再将青海铝厂、贵州铝厂和广西平果铝厂三家电解铝企业也组合进来，建立氧化铝生产和电解铝冶炼一体化的中国铝业公司，这是“大号”的中国铝业公司设想。在最初的五省调研中，向地方政府交换意见时，是将这几家电解铝企业

下放的。最后，国务院经过慎重研究，还是决定组建氧化铝生产和电解铝冶炼一体化的中国铝业公司。为此，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还向青海、贵州、广西的主要负责同志写了信。中国铝业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2001年2月23日正式批准组建，第一任总经理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同志。2000年改革后组建的中国铝业公司当时的氧化铝产量430万吨，占我国氧化铝消耗总量的75%，电解铝产量279万吨，铝材217万吨。经过17年的改革发展，中铝公司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氧化铝供应商，第三大电解铝生产商，总资产超过5200亿元，营业收入超过3000亿元的中央所属骨干企业，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这次改革中央决心大，相关企事业单位坚决服从，地方也大力支持，再加上吴邦国副总理亲自深入多省调研，制定的方案比较科学可行，所以2000年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进展顺利。除中铝公司外，其余有色金属工业企事业单位由地方管理的体制沿用至今，中央继续管理的中铝公司在改革中克服困难、不断发展，下放的企事业单位经过整合重组也大都成为地方有色金属工业骨干。

　　 18年前，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的亲自领导下，在盛华仁具体指导下，我有幸参与了有色金属工业的这次改革，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伟大征程中的一个具体案例，感受到了老一代领导人勇于改革、善于创新、勤于调研、周密谋划、夙夜在公的风范，也成为自己成长过程中一段难以忘怀、终身受用的经历！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时任吴邦国副总理秘书陈全训同志对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多帮助，谨此致谢。）

坚定不移地把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 马建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强调，“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动力变革”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夯实基础的关键，必须用高质量发展理念统领经济工作，坚定不移地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产品和服务高品质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主体几乎都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和其他生产者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高质量发展第一位的要求是产品和服务要不断提高质量、改进品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大到一个经济体，小到一家商号，凡经济发展的强者，百年不倒的名店，无一不是把产品和服务的品质视为生命，关注质量、关心品质、创造品牌、打造名牌，在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亦创造和收获品质的价值。所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全方位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细化质量标准，严打假冒伪劣，弘扬工匠精神，严格质量管理，鼓励产品创新，强化优胜劣汰。

　　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与需求高匹配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供给都是为了满足需求，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高低皆由消费者说了算，皆由市场决定。现实生活中，不

仅需求海量多样，而且繁杂多变。供给今天能满足需求，不意味明天亦能满足需求；明天能满足需求，不意味着可以永远满足需求；这部分供给能满足需求，不意味那一部分也能满足需求。高质量的发展，不仅要求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还要求供给结构能保持弹性，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反应、适应、跟上需求结构的变化，在动态中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不断变化的、丰富多样的需求，更要求在技术不断创新的基础上，靠新供给不断创造着新需求，在供给与需求的不断满足、互相创造中实现着供需动态匹配，推动着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资源和要素高效率利用的发展。创造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创造出满足需求的供给，需要多种资源的耗费和生产要素的投入。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讲究质量，也要讲究成本。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住脚，产品和服务不仅物美还要价廉；供给体系满足相应的需求，还要较少的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效率观。我国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极为关键的就是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一句话，既要讲究有品质的产品，也要讲究更少的投入。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推动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更要进一步消除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高质量发展是严格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面临的环境异常复杂，不确定性是一个永恒话题。经济系统的运行也时常出现部件之间这样那样的摩擦和控制系统某种程度的失灵，这是常态，也是现实。对于任何现代经济体系而言，杜绝所有风险的发生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很难做到。应该做到的，一是防范小风险累积成大风险，有时小风险的释放还有利于防范大风险，就像物理器具中减压阀的作用；二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否则会严重扰乱经济的正常运行，损害经济运行的质量，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健全风险识别、监测、防控和处置的体制机制。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是科技创新，为此需要全面实施党中央确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动力；二是体制改革，为此需要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性。

　　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根本动力。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铁器时代再到蒸汽动力、电力时代直至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归根结底是基于科学理论的科技创新。正是人类史上三次伟大的科技革命，人类社会才进入以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社会。

　　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有着两条基本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科技创新创造着新的具有更高更好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新的技术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总是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材料、新的动力、新的工艺和新的产品。比如，仅通信领域的技术创新，迄今就创造了一代又一代的通信产品，其间又有很多老产品被淘汰，从BP机到“大哥大”

，从普通手机到智能手机。彩色胶卷、普通照相机、各种磁带录音机、MP4播放器，也已经或大都被智能手机送进历史“垃圾堆”。电商冲击着商场，微信替代着短信，“宝宝们”影响着银行。“马力”替代人力，电力替代“马力”，化石能源让位于可再生能源。从石料、木料到钢铁、水泥，再到纳米、柔性、电磁等新型材料，无一不是科技创新的产物，无一不是科技变革的结晶。新的产品集合成为新的产业，新的服务聚集形成新的业态。新的产业和业态的出现推动着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着产业结构优化进步。

　　第二条路径是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源于生产过程中动力的升级和机器、机器人及加工中心的使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来源于良种的培育、土壤的改良、灌溉的普及、施肥的精准。资源的配置，在经济学意义上主要讲生产资源在部门间、地区间、企业间的配置，它主要解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在哪里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这既是一个设计资源配置的导向机制和动力机制问题，也是一个解决信息不确定、不对称的问题。而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变革，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创新正在把海量需求与多元供给联结在一起，不断地减少着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极大地提高着资源配置的效率。

　　科技创新要变成现实动力，需要一定的组织、机制和制度把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化。一句话，高质量发展不仅靠科技创新，也要靠体制创新。

　　一是进一步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切实调动科技人员科技创新的积极性，真正激发科研人员发明创新的创造力。要进一步改革科技成果的评价机制。除基础研究外，评价科研成果水平的主要尺度是应用和转化，是市场的选择和接受。要进一步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真正明确界定职务发明人对科研成果的产权关系。只有突破产权界定的障碍，科研人员才能名正言顺地获得科研成果的转让收益。要切实落实中央关于加大科技人员科研成果转化奖励力度的意见，避免期权奖励立即征税、现金奖励税负过重等问题。要进一步放开重大科研项目的选择范围，允许民营科研院所、民营企业科研人员申报国家项目，并真正一视同仁。

　　二是进一步加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力度，使企业真正成为有活力的微观主体。企业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体。要在千变万化的市场中，保证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企业必须能够真正做到生产能多能少、员工能进能出、企业能生能死。不这样做，供给系统就不能保持弹性，供给和需求就会失衡，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下降。

　　三是加大市场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力度，使市场真正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某种意义上就是把稀缺的资源及时配置到市场需要、消费者欢迎的生产经营活动上去。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价格改革要深化，价格要能反映供需，能体现成本，能及时调整，能引导资源的优化；税收体制要改革，税制既要简明，又要体现政府的引导；金融体制要改革，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工具的引导，调节资金的分配，优化货币、信贷和资本的配置；土地制度要改革，完善地价形成机制和征地模式，使土地资源的分配、配置更加有效合理；破产清算制度要改革，加大僵尸企业破产力度，降低重组成本，鼓励破产重整；社会保障制度要改革，人员的能进能出、企业的能生能死必将阶段性增加失业，要完善失业救济制度和再就业制度，既允许企业合理用工、减少冗员，又要通过完善社保制度使失业人员得到培训和尽可能再就业。

　　更好发挥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举措。实现这一历史使命既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更要切实加强党对高质量发展的领导，更好发挥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继续推进宏观调控方式创新。运用有效合理的财政、金融手段，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使国民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防止出现危及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为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等改革。减少审批、放宽准入，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切实保障各类产权，真正调动起市场主体参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更好地发挥政府弥补市场不足的功能，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更优结合。制定科学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出台测度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和统计体系，制定符合实际、企业认同的激励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严格查处各种假冒伪劣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企业顺心、放心、安心，让参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主体得到保护、受到激励。

马建堂：数字经济：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本质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这个过程就是一系列从科学发明到科技创新再到产业变革的动态演进过程。伟大的科学发明产生了科技革命，科技革命通过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催生出新的行业，改造着传统的产业，塑造着产业新格局，这就是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是源泉，产业革命是结果，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激荡，描绘出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美好画面。

　　

蒸汽动力学革命催生了以蒸汽动力使用为主要特点、以纺织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电磁动力学革命催生了以电的普遍应用为重要特点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如今，以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智能终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使数据（数字）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使数据获取、加工、计算、运用、存储等活动和过程，较之产品、服务本身的生产、流通、消费更为关键、更为重要、更为本质。随着这一进展的不断升级，人类社会就迎来了数字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在完备的数字经济形态下，相当多的设备或物品可以采集数据和感知信息，绝大多数线路成为信息和数据传输的网络，所有的计算能力可以集合起来并快速计算海量数据，海量级的存储新介质得到开发和应用，相当多的人类活动被智能设备替代，社会经济进入智能化时代。

　　 数字经济的核心：最大限度减少经济活动不确定性

　　 人类社会告别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后，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方面临的是大量的甚至是海量的供应方，供应方提供的产品信息千差万别；供给方面临的是成千上万的需求方或消费方，消费方的偏好千变万化。简言之，无论是生产方、消费方，还是需求方、供给方，以及成千上万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相关参与者，都面临着信息的不确定、不明确和不断变化。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管理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这一因经济主体无限大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信息的不确定。至于着力于解决效率的动力机制，无非是消除消息不确定的激励制度设计，或者经济活动中的动力问题，无非是构建一种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信息不确定的激励机制。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数字经济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数字经济是大数据经济。人类社会利用实时获取的海量数据，包括主体数据、行为数据、交易数据、交往数据来组织社会生产、销售、流通、消费、融资、投资等活动，数字或数据成为经济活动的第一要素。

　　 第二，数字经济是智能化经济。数字经济是在对已有海量数据进行计算基础上，或按照人类指定，或依据算法逻辑，由人造器物替代人的一部分功能的经济，即经济社会的智能化。

　　 第三，数字经济是平台型经济。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是数字或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分析、利用、存储的能力、设施与设备，包括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与存储能力、计算机尤其是移动智能终端，以及将其联接在一起的软件平台。

　　 实体经济数字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从根本上要靠科技创新，要靠体制变革，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变革，推动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评价尺度很多，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品品质和供给体系质量的不断提高；二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供给与千变万化的需求相适应；三是在供给满足需求的过程中，社会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生产要素效率不断提高。

　　 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在以上三个方面，都可以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是通过多渠道、多方式获取的消费信息、需求偏好精准地了解、感知、掌握需求的总量、需求的结构和需求的变化，使社会生产更好地满足千变万化、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二是利用大数据把供给方、社会供给能力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供给与需求更好地衔接，提高社会资源与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保持供给体系弹性，消除无效供给，减少无效库存。三是利用已销售产品或已租赁设备来感知、获取产品和设备的利用信息，实现生产、销售、服务的一体化，推动企业转型和价值链升级。四是利用大数据把创新需求和创新资源联结起来，提高科技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数字经济呼唤深层体制变革

　　

数字经济是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它呼唤新的管理协调方式，甚至是新的思维方式。数字经济在我国已经有了快速的发展，它的更好更快发展需要不断地更新理念，持续地深化体制改革。

　　 一是要更好地鼓励创新。如前所述，每一轮产业革命，它的动力，它的源泉无一不是科技革命的转化，无一不是科技创新的累积。发展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数字经济，过去靠创新、现在靠创新、未来还要靠创新，鼓励创新就是以解放科技人员的创造力为依归，不断消除科研项目立项、资金分配、成果结题、产权认定、成果转让所有环节的繁文缛节和不合理规定，让科研人员的奇思妙想不断涌流，将思想转化为科技成果；让众多的科研成果顺畅地转化，变为现实生产力。

　　 二是要更好地尊重市场主体的主体地位。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信息的获取更为便捷，几乎人人都可借助互联网平台成为创新者、生产者，成为要素、资源的分享者、拥有者。信息获取的便利化，供给与需求联结的直接化，使得经济活动决策日益分散化。作为经济活动制度安排的经济体制要适应这一深刻变化，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调动市场主体创业干事的积极性、创造力，使市场进入更为方便，要素流动更为顺畅，产权保护更为严格，创新小溪成为洪流。

　　 三是要更规范和严格地保护个人信息。

数字经济就是利用数据和信息的经济。大众百姓的身份信息、交易信息、行为信息，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宝贵财富，也是涉及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定、私人隐私的个人权利。个人信息，既要利用，也要保护，两者都十分重要，都不可偏废。要加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界定好个人信息的权利归属、保护要则，平衡好社会进步需求与个人安定安全的需要。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显露，其势浩荡。让我们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张开双臂，迎接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马建堂：简政放权改革：成效与思路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当代中国共产dang人最鲜明的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明确回答了改革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成为XJP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对各领域改革发挥着体制支撑和保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简政放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改革成效显著

　　 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先手棋”，大力推进“放管服”，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就业、加快新动能成长、增进社会公平正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管理方式创新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第一，政府职能深刻转变。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线与核心。行政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直接配置生产要素和资源，义无反顾地转向以市场主体自主经营为基础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定位，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各级政府紧紧扭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牛鼻子”

，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持续发力、不断加力、上下接力，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明显减少，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明显增强。政府宏观调控方式不断创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加强。

　　 第二，政府管理方式加快创新。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坚持利用市场机制，简化行政程序，调整管理流程，形成了政府规划、政策引导、法规制定、经济激励、信息服务等多种管理方式和手段相结合的管理体系。特别是近年来，我们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形势，注重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大力发展电子政务，大力推广“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努力建设智能政府，行政管理方式更加智能化、电子化、精准化、人性化。

　　 第三，政府组织结构不断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多次重大的政府机构改革，总的趋势和要求是明确划分、合理界定政府各部门职能，不断理顺行政组织纵向、横向以及部门之间的关系，通过机构调整和人员结构的优化实现职能与机构相匹配、任务与人员编制相匹配，不断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改变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情况。特别是今年年初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对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统筹谋划，对各类机构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通过这次改革，进一步理顺了政府机

构与党和国家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了以宏观调控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为主体的政府机构框架，机构设置和职责体系日趋合理，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关键环节

　　 创新永无止境，改革永在路上。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在不少领域还难以起“决定性”作用：“有形之手”有时还是管得过多、伸得过长。这与建设有效、公正、法制、透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全适应，与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我们要在总结以往改革成果和经验基础上，坚持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牛鼻子”，在打造简政放权升级版上取得更大进展。

　　 总体思路上，要更多地从“下放”到“放开”转变。简政放权的目的，就是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放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管得多、门槛高、束缚重、办事难等问题。

　　 过去几年，简政放权改革推出了一系列简化行政审批环节和流程的举措，向下级政府和地方政府下放了不少权力。今后，要进一步明确和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仅要继续简化政府行政审批的流程，更要进一步减少政府行政审批权

力范围；不仅要向下级政府下放权力，更要进一步把权直接放给企业、市场和社会，把应由市场调节、市场也能有效调节的全部放给市场。

　　 一是企业设立环节，要加快从“先照后证”到“先照减证”转变。要继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在“先照后证”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内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加大清理、削减后置审批和许可力度，着力实施“先照减证”，各类证能减尽减、能合则合，着力破解“准入不准营”问题。除涉及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等重大公共利益之外，把能分离的许可类的“证”都分离出去，分别予以取消或改为备案、告知承诺等管理方式。

　　 二是投资建设环节，要加快从准入审批管理向更广泛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转变。要把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投资建设领域推开。各地可从环境容量、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明确禁入的投资项目；对负面清单外的行业、领域，政府不再实施投资准入审批。需要明确能耗、环保、质量等标准的，政府制定标准，企业作出履行标准的承诺。政府相关部门则把工作重心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对没有兑现承诺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三是生产环节，要推动工业产品质量保障制度体系从“双轨制”向“单轨制”转变。

当前，我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和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并存。生产许可证制度实行生产准入，侧重审批，且办证耗时长、手续多、成本高；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实行市场准入，注重监管，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当前，我国实现由许可制向认证制转轨的条件日渐成熟。要借鉴和推广江苏宿迁等地的改革经验，一方面大幅度减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另一方面，可将确须保留生产许可管理的企业转向强制性认证管理，逐步将两种制度并存的“双轨制”向“单轨制”转变。对由生产许可转成认证管理的产品，要建立对接机制，制定转换后的管理规范和技术规则，严格落实发证机构的后续监督责任，加强对准入制度调整后产品质量状况的跟踪评估。

马建堂：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继往开来踏上改革开放新征程

——在国研智库论坛·2018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驱散了神州大地片片阴云，中国昂首进入了深深改变国家、党和人民命运的改革开放时代。40年后的2018年11月14日，XJP

总shu记强调，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要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继续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本次论坛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背景下的中国”为主题展开讨论，是对4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最好纪念，是落实中央精神的具体行动。在此，我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十年光阴一瞬，四十年沧桑巨变。改革开放带来了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改革开放带来了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华民族地位显著提升。

　　 改革开放的40年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40年。1978-2017年，我国GDP总量从0.37万亿元增加到82.7万亿元，年均增速达到9.5%，扣除价格因素，平均每8年翻一番。这一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三倍左右。与此同时，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从1978年的380元增加到2017年的59500元，约合8700美元。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40年。1978年，我国农村有绝对贫困人口7.7亿，占农村总人口的97.5%；2017年，农村贫困人口已减少到3046万，只占农村总人口的3.1%。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71元，2017年已达到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40

年前，我国是物质产品极度匮乏的国家，基本生活用品大多都“凭票供应”，而现在“供大于求”成为一种常态。不仅居民的基本生活用品供应供给得到了保障，连那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产品，比如私人轿车，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40年前，全国每年的轿车总产量不足3000辆，轿车仅供高级官员使用。2017年，全国汽车产量超过2900万辆，私家车保有量达到1.46亿辆，每百户拥有39辆私家车。

　　 改革开放的40年是经济结构不断升级、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40年。40年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社会。40年来，我国在工业化不断推进、已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中心的同时，服务业也高速发展，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超过半壁江山。40年来，我国在城乡居民收入都显著增长的情况下，形成了以城市人口为主导的社会，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不足18%，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近六成人口生活在城镇。

　　 改革开放的40年是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40年。40年前，我国的经济地位，与一个人口占全球1/4的国度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称。1978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仅为1.8%，不足日本的1/5，只相当于美国的1/16；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17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上升至15.2%，是日本的2.5倍，达到美国的63.1%；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1万亿

美元，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的发展受惠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发展也贡献于世界的进步与繁荣。美美与共是中国的理念，共建共享是中国的行动，今天，我们货通天下，我们友遍全球。

　　 同志们，朋友们！

　　 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的大进步，而且使中国共产dang从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真正跨越。

　　 中国共产dang成立于民不聊生、民族危亡之时。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dang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目标，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历史使命。1949年10月，中国共产dang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建立了人民群众坐天下的新中国。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崭新事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描绘了前景，提出了基本原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基础薄弱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思考，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实践探索。

　　 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和1957

年，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经验，提出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强调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要“以苏为鉴”，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实践，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著名判断。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shu记的党中央，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适应新世纪的发展要求出发，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新的视野进行理论创新，以全方位的行动进行实践创新，在发扬光大革命党的斗争精神的同时，坚定地成为率领亿万中国人民创造性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把我党对共产dang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我们党深深认识到，坚持不懈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XJP总shu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但它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度丰富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这既是理论逻辑所决定的，也是客观现实所要求的。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分两阶段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仍然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党执政兴国的根本任务。

　　 我们党深深认识到，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dang的根本立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dang的根本政治立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dang执政的初心。XJP总shu记强调，“必须牢记我们的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dang人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改革开放40年使亿万中国人民实现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没有过的富裕。要朝着全体人民更加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进而实现每个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更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我们党深深认识到，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完善的基本方向。XJP总shu记

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经历40年的跋山涉水，又走到了一个历史关头。攻克新的难关，涉过新的险滩，必须自强不息，勇往直前，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沿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将改革进行到底。

　　 我们党深深认识到，坚定不移地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是我们的基本国策。XJP总shu记强调，“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我们要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当今时代发展潮流，推进结构性改革，创新增长方式，构建开放型经济，旗帜鲜明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改革开放40年使中国深刻地与世界相融合。中国的开放之门只会越开越大，越开越便利，合作之路只会愈走愈宽广，愈走愈灿烂。

　　 我们党深深认识到，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长期执政的关键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也是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40

年来，党领导着人民在实现四个现代化道路上奋进，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如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我们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高的规律，用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同志们，朋友们！

　　 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成绩令我们自豪，但绝不能自满，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使我们奋起，而不能犹疑。

　　 党的十九大和XJP总shu记近期关于推动新一轮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指示吹响了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的号角，我们要破坚冰、涉险滩、过难关，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的束缚，破除一切体制机制弊端的桎梏，奋力夺取改革开放新胜利。

　　 我们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更好条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关键是要以简政放权改革为突破口，优化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改革卓有成效。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去年底，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职业资格许可大幅减少。同时，还取消、停征、减免了1100

多项中央和省级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但还应该看到，简政放权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一些该还给市场的权力还没有完全还给市场，一些该还给社会的权力还没有真正还给社会，一些该放给地方和基层的权力还没有切实放给地方和基层。今后还应该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以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来划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权责边界，既要根治放权不彻底、不到位的问题，也要防止监管跟不上、懒政不作为的问题，以有效的政府作为保证市场的有序高效运行。

　　 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40年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时期，在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的背景下，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XJP总shu记今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真正把民营经济看成我国经济制度的内生要素，切实把民营经济当作我们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力量，在工作中切实加强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利益，切实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去40

年的开放，已经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倚重于中国。几十年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来没有动摇过。今天，我们遇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逆流，遇到了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推进国家现代化，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走回头路。相反，我们应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加快自身的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包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投资环境，大幅降低1400多种日用消费品、1500多种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发布了新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金融、汽车、飞机、船舶等领域进一步开放。今后，我们要加快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确保外资企业准入后在法律、政策上享受国民待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快新兴领域、新兴业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改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条件，切实解决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高、检验检疫和通关流程繁琐等突出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40年的改革开放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改革开放再持续、再深化40年，我们的祖国必将发生我们今天难以预料的巨变。让我们畅想这个巨变，呼唤这个更加伟大的变革吧！

　　 最后，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本文为2018年11月24

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在国研智库论坛·2018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马建堂：张开双臂迎接改革开放新时代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七十年前，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dang人，以摧枯拉朽的气势，横扫蒋家王朝，新中国的红日冉冉升起。四十年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dang人，直面前进路上的重重挑战，毅然踏上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征程。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XJP总shu记强调，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要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继续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在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组织编撰了《改革开放40

年：市场体系的建立、发展与展望》，从一个侧面生动展示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这是对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最好纪念。

　　 四十年光阴一瞬，四十年沧桑巨变。在中国共产dang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迈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台阶。我国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变。在四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始终是确保资源有效配置进而促进社会进步的体制基础。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第一，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我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四十年。

　　 在改革开放之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几乎完全排斥和摈弃市场的作用，把市场看成是社会主义异己的力量。尽管在中央向地方政府分权方面也进行过不少探索，但由于这种行政性分权改革，并没有改变对市场经济本质和作用的传统认识，从而不可能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的体制框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序幕。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重视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具有拨乱反正重大意义的讲话，他深刻指出：“

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一论断振聋发聩，打破了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的认识枷锁，推动着改革开放又一个春天的到来。当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这意味我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201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征程。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面对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新问题、新矛盾，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的作用由“基础性”升级为“决定性”，不仅是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理论认识上的又一次重要升华，也是有效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的根本之路。XJP总shu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根本问题。

　　

四十年的历史向世人昭示，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转折，无不源于思想的不断解放和理论的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无不源于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革命。

　　 第二，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理论创新指引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实现跨越发展的四十年。

　　 四十年来，随着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围绕着让市场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和政府转变职能，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和重大措施陆续出台，推动着经济体制全方位、深层次变革，推动着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转型。

　　 四十年来，我们不断培育和发展着市场主体。让市场发挥作用，首要问题就是培育和发展壮大市场主体。为此，国家逐步放开了对设立个人、私营乃至外资企业的限制，大量城乡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得以迅猛发展；与此同时，通过放开经营自主权、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走向市场，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市场主体格局。目前，我国市场主体数量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50万户增加到1亿户以上，四十年间增长了200多倍。

　　

四十年来，我们不断建立和发展着市场体系。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就必须建设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市场载体。40年来，我国市场体系建设从商品市场起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一系列重要转变，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类型不断健全。目前，我国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规模均位居全球前列，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四十年来，我们不断改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政府的作用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已大幅度减少，更多转向宏观调控、社会保障、法律规范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已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职业资格许可大幅减少。与此同时，继续深化价格改革，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基本放开了商品和服务价格，政府定价的比例仅有3%。与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由政府定价、仅有3%由市场决定相比，鲜明地反映出四十年来政府作用的转变和市场作用的不断升级。

　　 第三，解放思想，创新进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无止境，解放思想也无止境，改革永远在路上！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因此，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就，止步现有的成绩，要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勇往直前，攻坚克难，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的藩篱，打破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桎梏，奋力夺取改革开放新胜利。

　　 我们要进一步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XJP总shu记在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是我党关于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最新成果。XJP总shu记“三个没有变”的承诺斩钉截铁、振聋发聩，这是党和国家的承诺，是党和国家的坚定意志。我们要把XJP总shu记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真正把非公有制企业作为同等重要的执政力量、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同等保护的企业法人，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支持民营企业克服发展中的困难，不断提高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市场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力度。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实现“法无禁止即可为”；要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要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化退出机制；要对价格体系继续深化改革，使价格真正反映供需、真正体现成本，能及时调整、能引导资源的优化；要加快金融、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等要素市场的完善力度，让市场能更加高效地配置要素和资源，能更加有力地促进创新创业，能更加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

　　 我们要进一步简政放权，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更好条件。应该看到，简政放权改革取得了极大成效，是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最强的改革领域之一，但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还要奋力打造简政放权改革升级版，在市场主体设立、投资建设和生产运营各个环节更为简化、便利，把该还给市场的权力完全还给市场，把该还给社会的权力真正还给社会，把该放给地方和基层的权力切实放给地方和基层。要在总结以往改革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打造高效政府、法制政府和清廉政府。

　　

同志们，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受益者、推动者，我们感恩改革开放、钟情改革开放、投身改革开放，我们光荣，我们骄傲。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让我们张开双臂，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迎接将给中国带来更大巨变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吧！

　　 最后，祝本次研讨会取得丰硕成果，祝新书发布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本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2018年12月15日在《改革开放40年：市场体系建立、发展与展望》专著首发式暨高层研讨会上的讲话。）

马建堂：开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新格局

　　 当前，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来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别是重点建设一批国家高端智库，已经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XJP同志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指明了我国智库建设的定位使命、方向路径、总体格局和发展理念。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必须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政治方向、服务工作大局、深入调查研究、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人才活力，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重要支撑。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宝贵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决策研究咨询机构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发展壮大起来。他们植根中国大地，放眼四海全球，牢牢把握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的根本方向，紧紧围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以科学精神、求实态度、专业能力和责任担当，在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些机构已经成长为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必须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服务中心工作，体现中国特色，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新时代呼唤国家高端智库新发展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这要求我国智库特别是国家高端智库积极把握和回应新时代发展变革的主题主线，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为宗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职责和使命。

　　 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取得积极进展，需要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国家高端智库承担着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专门职责，应在构建科学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方面提供强大智力支持。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咨政献策。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爬坡过坎的关键期，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口。在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核心竞争力提升和

可持续增长，必须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这要求国家高端智库把握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全局性、战略性的对策和建议，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凝聚智慧。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巨大成功，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认同。然而，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战略焦虑也在加深，对中国的战略遏制逐渐升级。面对这样的情形，国家高端智库应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发挥好作用，在规划对接、政策协调、机制设计上做好党和政府的参谋助手，在理念传播、政策解读、民意通达上当好纽带桥梁，凝结中国智慧、凝聚国际共识，为我国发展创造更广阔、更有利的空间。

　　 明确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使命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同志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指明了我国智库建设的定位使命、方向路径、总体格局和发展理念，是我们在新时代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明确使命。XJP

同志指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这一重要论述从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智库建设的历史方位和重大意义。新时代我国智库承担着提升国家创造力、思想影响力、文化吸引力的重要使命。对内，要助力启迪国民智慧、凝聚社会共识、提出政策建议，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尽心尽力；对外，要助力树立良好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指明方向。XJP同志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方向路径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坚持改革创新，规范发展。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国家高端智库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原则，提出了各类智库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服务水平的基本要求。国家高端智库要以此为基本发展方向，聚焦事关发展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政策研究，提出对策建议，为国家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确定布局。XJP

同志指出，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各类智库的特点不同、建立的背景不同，应分别明确各自的功能和职责定位。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提供研究咨询服务的国家高端智库，是智库建设的重点。国家高端智库要准确把握自身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在突出特色、创新制度、引领发展上下功夫，不断扩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

　　 创新理念。XJP同志指出，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这揭示了以质量为要的智库发展理念，为我国智库迈向高水平、专业化、规范化指明了方向。国家高端智库应把提高研究质量作为生存之基、发展之本和繁荣之源，坚守科学专业精神，夯实政策理论基础，深入社会实践，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切实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提高决策咨询服务质量和水平。

　　 不断开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新局面

　　 近年来，我国智库数量不断增加，然而与新时代要求相比，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仍比较突出。有的智库研究重数量、轻质量，有的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总体而言，战略谋划和综合研

判能力还不足，政策研究质量和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制约了智库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功能的进一步发挥。要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在改革创新中不断提高智库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国家高端智库在其中应发挥好引领和示范作用，担负起更重大的职责使命。

　　 坚定政治方向。国家高端智库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对智库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管智库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研究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角度客观公正地开展研究。国家高端智库的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确保智库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服务国家大局。国家高端智库应紧密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对新时代我国发展路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略以及大国关系和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持续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研究。强化问题导向，在做好全局性、综合性研究的同时，加强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注重提高政策建议对决策的实际应用价值，使政策建议更加专业化、更富建设性、更为切实管用。

　　 深入调查研究。XJP同志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国家高端智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既到工作局面好

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也到基层一线、边远困难地区和风险矛盾集中的领域寻找短板弱项，解决实际问题。坚持决策需求导向，加强与决策部门的工作对接和信息交流，准确把握决策的目标方向、政策基础，积极推动有关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提高专业素养，加强研究方法创新和专业工具支撑，运用好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提高政策分析和对策研究的精准性。

　　 创新体制机制。在目前的国家高端智库中，有不少是党政军系统的下属事业单位，在管理体制、机构性质、岗位编制等方面与时代要求还不完全适应，需要完善创新组织管理体制。深化研究体制改革，完善决策需求分析、研究选题、招标委托、科研立项、科研组织和考核、研究报告质量评审等关键环节的工作机制，健全政策研究、评估、解读以及重点领域建设等各项科研管理制度。深化经费管理体制改革，在科研经费预算编制和评估、直接费用的支出管理、间接费用的规范使用等方面，加大改革创新和问责监管力度。加强与决策部门的工作对接，完善智库在参与意见征询、方案论证、政策解读、舆论引导、效果评估等方面工作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机制，形成与决策部门的良性互动。

　　 激发人才活力。国家高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在人才。要以开放视野、战略眼光对智库人才队伍培养作出中长期规划，使国家高端智库成为高端人才的聚集地。着力培养智库领军人才，充分发挥其引领带动作用。为人才松绑，放宽人才引进、使用和退出的身份限制，推动政府部门、智库和企业之间人才有序流动，逐步形成人才“旋转门”

制度。加快职称评定、岗位聘用制度改革，建立专业能力导向的人才评价制度。培养国际化智库人才，同时加强研究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建设，培养一支能够担当时代使命、政策理论功底扎实、学术造诣深厚、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国家高端智库人才队伍。

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现状和趋势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严格遵循着从出口贸易、到海外生产、再到海外研发的渐进式发展规律。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与企业自身的盈利状况及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

　　

日本跨国公司担负着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重任，大型跨国公司既是对外投资的力行者，也是组织者和引领者，并成为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习榜样。中国大多数企业正处于国际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只有少数企业进入了跨国经营的发展阶段。因此，研究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促进中国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历程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严格遵循着从出口贸易、到海外生产、再到海外研发的渐进式发展规律。

　　 日本企业成功实现全球化经营的决定要素是技术和品牌。产品的出口市场决定了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方向，而非我们普遍认为的所谓经营战略。就海外投资发展的动力而言，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要大于主观因素的影响。日本企业的国际化严格遵循着从出口贸易、到海外生产、再到海外研发的渐进式发展规律。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与企业自身的盈利状况及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每阶段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投资的地区、投资方式等各不相同。

　　 20世纪60年代为出口导向阶段。6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在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建组装工厂，主要以汽车组装及纤维、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20世纪70年代为海外投资和生产阶段。开始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设立电器、机械工厂，投资金额不大。20世纪80年代为全球化发展初期阶段。金融、房地产等服务业投资显著增加，并开始在欧美先进国家建立研发机构，并购逐渐成为海外投资的重要手段。

1990—2000年期间为全球化发展阶段，中国成为海外投资的重心。21世纪为全球化发展新阶段。

　　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现状

　　 日本跨国公司国际化的水平较高，近几年重新加快了对外投资的步伐。

　　 近几年，日本重新加快对外投资步伐。2011年日本海外直接投资额为10万亿日元，是2004年的2.6倍，超过1999年的历史峰值。

　　 日本跨国公司国际化的水平较高。2011年在世界全球化五百强中，日本企业占68个。日本很多企业的海外销售收入超过了国内收入，如本田和小松制作所的海外销售收入已占到八成，丰田达到七成，松下约为五成左右。本土化经营程度越来越高，2012年日本派遣到海外的员工占海外员工总数的比例为1.6%，海外现地法人中外国籍社长占29%，比2008年提高13个百分点（关于本土化经营的数据全部来源于日本在日企业协会发布的《2012年度“关于海外现地法人全球化经营的问卷调查”结果报告》）。

　　 日本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的新趋势

　　 第一，海外投资领域从制造业向非制造业发展。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调查对象不含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2010年日本海外现地法人数（海外现地法人指日本在海外投资10%以上的企业）超过18000

家，其中，制造业约8000家以上。2007年后服务业、信息通讯业数量有明显增长。另外，海外资源的投资开始回归理性（2012年12月29日《日经新闻》）。

　　 第二，海外投资企业的规模从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发展。50人至999人的中型规模企业拥有的子公司数占海外子公司总数的一半，且呈上升趋势。

　　 第三，海外投资地区从发达国家地区向新兴国家地区发展。2004年至2010年，中国、北美、欧洲是日本海外法人最集中的三个地区，其中，中国地区增长最快，制造业的海外法人比重从2004年的28.6%上升到2010年的36.6%，非制造业从18.5%上升到24.4%，而欧美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第四，海外子公司的功能由单一的生产向销售、服务等综合功能发展。

　　 第五，并购成为重要的投资方式。2011年日本海外并购件数达到457件，是自1996年以来并购件数最多的，但并购金额为6.3万亿日元，比2006年和2008年低。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 “对外投资与促进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研究”课题组（执笔：马淑萍）

日本钢铁行业的并购模式和经验

　　联盟并购模式是日本钢铁行业的主要并购模式，它与通过资本市场并购模式完全不同。联盟并购又可分为软联盟并购（新日铁模式）和竞争型联盟并购（JPE模式）。钢铁产业横向、纵向的协作体制以及协调的政企关系是联盟并购模式形成的重要条件。日本钢铁行业的并购有以下特点：一是中早期的兼并与重组活动政府介入较深，二是以国内企业并购为主；三是企业在业务、技术、生产等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并购。当前，中国钢铁产业正处在严重产能过剩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日本钢铁行业的并购模式和经验对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当前，中国的钢铁产业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我国政府为解决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在积极推进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研究日本钢铁行业的并购模式和经验，对解决中国钢铁产业当前存在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并购具有不同的特点。钢铁产业是日本工业发展的基础产业，与汽车、家电等下游产业形成了紧密合作的“共生”链条，这种成熟的垂直一体化分工体系，使日本的钢铁产业完全依赖于下游产业的发展，同时其产品的质量和技术也直接影响其下游产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而，这种密切的产业组织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本钢铁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必然影响着作为日本钢铁产业重要发展手段的并购模式。日本钢铁行业的并购有以下特点：一是中早期的兼并与重组活动政府介入较深。二是以国内企业并购为主。首先，相对封闭的垂直一体化分工限制了日本钢铁行业的跨国并购，其中，最主要的阻碍因素是汽车等下游企业害怕钢铁核心技术的外溢影响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其次，钢铁产业行业自身的特点，如高炉投资规模大、基础设施要求配套高等，也限制了钢铁企业到海外投资和并购。日本钢铁行业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铁矿石等资源开发上，以及钢铁产品的精加工业务。三是开展实质性并购。日本钢企的并购效果较好，并购后不仅提高了行业的集中度，还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日本钢铁行业的并购以合作为基础，无论是铁矿石资源的海外投资和并购，还是国内企业间的并购，都是在业务、技术、生产等方面进行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并购的。因此，通过资本市场运作的并购在日本钢铁行业接受度较差。

　　日本钢铁行业强调合作与竞争

　　尽管日本钢铁行业在每个时期的并购目标有所侧重，但并购活动自始至终都是为了加强行业的合作与竞争，提高日本钢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日两国钢铁企业并购最大的区别在于：日本的并购方与被并购方是积极、友好的关系，而中国的并购方与被并购方往往只是单纯的收购与被收购关系。

　　——日本的并购更强调合作

　　在并购活动中，日本企业更偏爱企业合并。M＆A是英文Mergers（企业合并）andAcquisition（企业收购）的略称。在中国一般把它译为企业的兼并与收购（简称并购）。而日本把Mergers译为合并，企业合并是指经当事企业协商同意，并得到股东大会的认可，企业间进行的结合，它属于日本公司法管理的范畴；企业收购是指以获取经营权为目的，从各个股东方取得股权，在进行大量收购股权时，必须进行公开收购（TOB），它属于日本证券交易法或金融商品交易法管理的范畴。企业合并与企业收购有严格的管理界定，日本企业较之中国企业更偏爱企业合并活动。

　　日本对并购的理解更为广泛，有利于企业间的整合。日本的并购不仅包括一般的狭义概念，还包括不转移经营权的各种合作以及共同设立合资等广义概念，这对解放和开拓我国企业的战略并购思维很有借鉴价值。

　　——并购是日本钢铁企业成为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