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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中国经济趋势的通盘思考

黄奇帆

2020-09-13

5种压力与内循环的必然性

5月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内循环为主的战略，总shu记是在5月下旬政协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个战略对中国影响深远。

中国可以这么说，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是经过了近30年的外循环为主的战略，然后到了2010年以后逐渐开始往内循环为主的方向转。

2010年前后，中国工业产值成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2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成了世界第一。所以我们GDP第二，工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第一都是在2010年前后形成的。

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世界对我们的外向型经济形成了五种压力、五个坐标面的变化：

第一个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我们的出口碰上了天花板。

第二，从2006-2015年，10年WTO里各种贸易纠纷案件1/3是跟中国打的，因为中国的出口突飞猛进，等于占领别的国家的市场，所以摩擦不断。

但这个摩擦和美国现在和我们搞贸易摩擦贸易战是两回事，那属于WTO常规的经济次序里产生的摩擦。

第三，从2012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边界条件变化了。

2012年以后中国每年退休的人达到了1500万，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每年1200多万，实际上每年要少掉200多万劳动力。整个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这几年劳动力成本提高一倍以上。

5年来少掉1000多万劳动力，为什么大家没有感觉劳动力普遍的紧张？因为经济下行了，从11、12的增长率现在到了6，去年是5.9，降一个百分点涉及200万人就业，降了5个点就有1000多万人就业岗位没了。

但是那时候正好需求上劳动力供给上少了1000多万，两边是平衡的，这本身就说明了劳动力少了以后经济要下行的。

第四，中国在这样的大工业发展中，油电煤气运包括城市土地成本都提高了很多，比较优势开始减弱。

第五，生态环保的压力增加，对环保的治理成本也大大提高。

面对这些变化，中央审时度势，从2013年提出了新常态，2014、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了过去以出口拉动为主的状态，转化为供给平衡的状态，多余的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这一套循环措施出来以后已经把中国的经济其实就在往内循环方向走了。

所以2019年中国GDP100

万亿，中国的进出口折算人民币32万亿，所以中国经济的外向度从2006年的64降到了32，这说明其实在十八大以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已经转了一个弯，从外循环为主逐渐变成外循环、内循环双循环。

这次在疫情下，在美国脱钩的压力下，我们顺理成章的推出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格局，是个顺理成章的事。

它不仅仅是因为脱钩倒逼的，也不仅仅是疫情下支离破碎的产业链倒逼的，而是中国的强国战略，是中国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路径。

外向型经济支撑不起强国战略

当今发达国家没有一个靠外向型经济成为强国的，而是把内需作为一个磁铁，吸引天下的各个国家和他发生关系，由此奠定强国基础。

美国去年GDP总量是21.5万亿美元，外向度只是GDP的19.5%，20%都不到，美国过去十几年一直维持这个平衡的比例。

强国不是以拼命的出口去占领市场成为强国的，恰恰是以全球都跟他做贸易，东西卖给他，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的进口国，中国在进口方面是第二，出口方面我们是第一。

再看欧盟，欧洲这个22个国家每个国家单独算的话，进出口的外向度都是每个国家GDP的60%。

但是，当欧共体变成一体化，如果你把欧洲这20个国家在申根协议范围内互相交易的都算内循环，欧洲20个国家整体出口到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么算的话，欧洲的进出口占欧洲的GDP就是22%。

日本在外向度蒸蒸日上的时候，正好是他从50年代战败国重振旗鼓，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下，他以出口利国带动发展，但外向度发展到了GDP50%以后，日本也开始转向内，现在它的外向度是25%左右。

讲这段的意思，强国战略不是外向度极高的情况下形成的。

现阶段中国经济外向度还比较高，但今后的二三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个意义上讲强国之路，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不是在闭关锁国情况下的内循环，而是开放条件下的内循环为主，是以内循环来支撑开放，这是总的概念。

内循环对中国经济的5大好处

内循环会对中国经济今后十年、二十年带来什么好处呢？至少五条：

第一，内循环下经济效益质量会提高。

大家知道加工贸易大进大出，如果有1000亿的产值出口的话，你产生的GDP只有12%左右，因为80%的零部件从国外进来，你赚的就是零部件进来以后的组装费劳务费，只占10%。

但是，这1000亿带动的是外国的80%，800亿外国的零部件企业的产值，这带动了外国的就业和外国的利润税收，但你自己的效益质量并不怎么高。

内循环下至少产值GDP会占到30%-33%，这就是内外循环的差距。

你要把两头在外的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变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70%、80%本地造——本地造不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自己造，还是开放的，你把全世界能造零部件的最优秀的企业七八百个引过来，告诉他们我这有世界1/3五六千亿的市场，你到这来这个市场就是你的。

这样七八百个外资企业都在你的城市100平方公里半小时、一小时的半径内齐聚，形成开放、国际化的产业链集群，但是垂直整合一体化放在国内。这样，这些零部件的税收、劳动力带动的都是我们国家的，这是第一条。

第二国民经济更安全，这也不言而喻。

如果两头在外、大量依靠外国的进口，一旦有经济危机、有地质灾害或者社会灾难，总之一个企业停了，哪怕其他100个企业都是好的，少了这1%，产品也做不出来。

第三就是企业的技术进步，核心器件、自主开发这方面会加强。

外循环的情况下会认为世界是平的，一切都可以交换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都可以通过买买买来的，资源优化配置没有任何干扰，这样去想的时候，就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什么都可以买卖。

最近很多舆论总是有点诟病联想，如果用历史的宽容度来说，他过去30年就是买买买的外循环，所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换一个战略，整体上如果以内循环为主的话，还真应该像华为这样自主开发，加强研发核心根基、基本面、基础性的东西。

第四，内循环基础上要素市场就会充分的发育。

要素市场不复杂，最多一个国家就那么十来个品种，什么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石油天然气能源市场。

这些市场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要素是支撑一切企业、一切商品流转的基础，这种要素市场可以有一二级市场，有期货市场，有常规的交易市场，这样的市场如果充分发育，就会支撑整个社会的商品市场发育。

我们的要素市场这几十年发育不够。今年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意见》。

这个文件极其重要，讲了一系列的要素市场，如果按中央政策操作到位，一个要素市场至少产生1-2万亿的红利，那这五六个要素市场可以产生10万亿，一年产生10万亿，十年100万亿，30年300万亿量。

我们常规经济系统里的各种坏账什么的，都可能通过要素市场改革产生红利，把它对冲掉，而且要素市场不需要国家投资100亿产生100亿，它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产生了生产力，这个红利是改革的红利。

所以大家注意，应该把中央的这个文件当做十分重要的文件把它给搞懂。

那为什么过去十年、二十年要素市场发育不够畅呢？因为我们在外循环，世界的要素市场是充分发育的，你的商品各方面在世界要素市场的循环中，你不会感觉有什么问题，国内的哪怕没发育你也觉得很正常。但内循环为主的时候，这些发育就十分重要。

第五，一旦内循环为主，国内的市场潜力充分发掘了以后，进口对中国显得更加重要，一方面大量进口代表中国国内的老百姓相对富裕，有消化世界产品的能力。

另外一方面，大量进口你的国际市场的地位就更高，贸易摩擦就更少，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就更强，因为你是世界最大的买主。

中国现在和美国就差五千亿美元，他比我们采购量、进口量多五千亿，我觉得中国其他的第一都不那么重要，如果进口量能够今后几年内实现第一然后一直保持下去，就凭这一个，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会大大增强。

还有一点，进口多的国家有定价权，买东西多就可以打折，对手看到你买的多也容易迁就你。

再有一方面，进口多的国家有货币支付的决定权。

最近几年中国这种决定权逐渐增加，大家看到跨境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去年是七万亿人民币，规模也不小，相当于一万亿美元。

从这个角度最近大家看到一些新闻，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用人民币计价，从中东进口原油，期货市场用人民币计价，石油美元变成石油人民币，当然这个量现在还小，如果你是进口大国，如果不断的推进这一环，人民币国际化就出现了。

所以说，内循环真的很有战略意义，是强国之路。

推进内循环的的举措

具体的一旦推进内循环，重要的措施有那么几项：

首先要抓好创新，内循环的重要载体是创新；第二，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把新基建搞上去；第三是老树新芽，挖掘传承产业的新发展空间；第四，解决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

我们的创新目前有三个薄弱环节，如果在内循环下要把这三个薄弱环节补上，就会形成巨大的发展动力——

第一，目前中国在核高基的研发投入上还是短板，中国的研发费已经达到GDP的2.2%，一年有22000亿的投入，在世界排名第二。

但是其中投资到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研发，只占5%约1100亿，比例非常低。美国在核高基投入的研发费是我们的20倍。

这方面我们要向任正非学习，任正非一年研发费是他的销售额的15%，他1000多亿的研发费里面，30%投在芯片这些核高基上，也就是300亿。这样的话，全国1000多亿核高基研发投入里任正非一家去了300亿。

而我们那么多大专院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研发费，都是分散耗散，核高基领域的品种投的真的不多，今后要补这个短板，

第二，科技成果转化的不多，好不容易有0-1的研发成果，但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率太低。

4月9日中央要素市场改革文件里特别讲了一个概念，要形成一大批像德国的弗劳恩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干嘛的？

它不搞科研，而是把德国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科学技术转移的机构。你有成果，他有成果转化生产力的智商，弗劳恩研究所就把两头接起来。

我们国家就缺这个，孵化器一大堆，就把发明创造的科学家纳到孵化器里，这个孵化器其实就是一幢楼，房租不要，让你在这搞，结果那些专家在大学实验室能无中生有的发明科学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的成果，但这些成功转化没有发生，所以这方面我们路径有误差。

好不容易转化出那么一点东西，但过去资本市场没开门，从去年开始科创板出来了，独角兽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资本投入体系开始大门打开。

如果这三个环节打通，将是中国今后内循环创新的重要的核心的链条。

再说新基建。新基建之所以重要，它代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现在我们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就是智能化革命，5G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形成的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等等。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仅是跟进者，我们还是引领者之一，在5G一些方方面面我们是比较领先的引领者。所以中央在疫情下推出新基建，非常了不起的前瞻性，把这件事做好也是内需。

第三，老树新藤，挖掘传统产业新的发展空间，外循环的时候可以不当回事，但是当内循环的时候这也是新的增长动力。比如汽车我们已经连续三年销售量在下降，年年下降好像到了天花板。

但仔细想想我们的汽车保有量是17%，每1000人是170辆，美国1000人是840辆，欧洲所有国家加日本、韩国发达国家经济体系是60%多，我们现在才17%，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发展中国家也有40%以上，凭什么我们到了17就天花板了呢？这些都是可以动脑筋的。

最后一条，我们有一个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发展的主体动力源泉一是企业，二是小微企业，三是老百姓，这三块内循环的主体动力要发挥。

企业有没有积极性看六条，一就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能解决好，二税费成本要比较低，三有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四要保护企业的资产的权力，五政府和企业之间亲戚关系要处理好，六还要保护企业家的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你把这六条做好企业就发展了，这是一个。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小微企业不是生产力突破的什么工具，但它能够自我解决就业，80%的就业都在小企业里边，所以你把它当做民生自己保障自己，能有钱消费的重要的一个群体。

我们还有六个亿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农民。我做过统计，重庆3千多万人，2千万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占全部年收入3%，97是劳动收入或者出去打工的收入，这个问题40年没变，这就是中国农民穷的一个基础性原因。

如果能够让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3%变成30%

，我就相信农民的收入会有巨大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讲还要靠改革。

以上这些就是我讲的内循环下要从技术进步开发到新基建、新的工业革命，老树新芽，动力系统，企业动力、小微动力、个人消费的动力，把这些事做好，内循环就会很好的转动起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黄奇帆：疫情下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双循环

2020-08-30

疫情下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是2020年最大的令人紧张的黑天鹅事件，对全世界都产生深刻影响。应对疫情，在疫苗和特效药都尚未问世的情况下，当前最好的措施就是隔离，阻断病毒传播。

截至目前，疫情已经对全世界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国家、城市停止人员来往、相互隔离，成千上万企业停工，经济损失巨大，社会矛盾有进一步激化的可能，而人们对疫情下一步的发展仍处于混沌阶段。

纵向来看，传染病的爆发足以改变历史进程，新冠肺炎疫苗或特效药越早研制出来，将越早改变这种混沌形势。

面对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世界各国政府通常都采用三种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一是财政政策；二是货币政策；三是直接干预。

以中国为例，今年的财政赤字从2.3%增长到3.5%，全国人大允许国家财政增加1万2

千亿赤字维持经济运行；中央政府还发行专项债务、特别国债，以解决地方债务问题、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和建设救灾体系。同时，商业银行两次降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资金的流动和使用量，也促进了贷款的增加。

美国的救灾措施同样以上述三条为主：新发债、发钞各3万亿美元，降低存贷款利息，货币进一步宽松；对波音这样的受疫情重大影响的公司，采取购买公司债券、注资等方式进行保护。

而美国哪儿来的这么多钱？答案是印钞票。救灾投入的钱，多半都进入了虚拟市场，所以期间美国股市一路走高。

而印这么多钱，“放水”的后果客观是全世界来承担的：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黄金储备，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当前仍能保持信用值和国际地位；国际支付体系SWIFT系统也是以美元为中心，强化了美元的信用。

另外，伊拉克、科索沃战争等已证明，美国不惜通过极端战争形势来维护美元低位，这也是当前美国印钞票、全世界买单的一个基础。

但物极必反，欠的账总是要还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府的负债在已经很高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增加，甚至超过美国政府的税收，为美国经济的长期趋势蒙上阴影。

当前，美国经济社会出现了三种极端状态：经济出现滞胀状态，社会出现民粹主义状态，政府系统出现围剿中国作为政治正确的状态。

通货膨胀+经济萎缩导致人们生活水平降低，民粹主义盛行，又恰逢今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美国的政客通过大量转移视线的办法，通过挑起与中国的矛盾来获得支持。

美国打压中国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下一步将大概在十个方面与中国脱钩：

一是贸易脱钩，事实上中美贸易摩擦一直在持续；二是金融脱钩；三是资本市场脱钩，目前已加大对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管制力度；四是投资脱钩；五是技术脱钩，包括封锁芯片或者对华为进行技术专利上的管制；六是教育脱钩；七是网络脱钩；八是SWIFT脱钩；九是货币脱钩；十是通过长臂管辖权，迫使中国企业和全世界其他国家脱钩。

面对这种十面埋伏，我们一定要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守住底线，灵活应对；抓住关键，补齐短板。把自己各方面的事情做好，未来中国经济才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中国经济双循环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的提出，不只是因为疫情导致国际产业链破碎，也不只是因为美国对中国进行制约、脱钩等措施，实际上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后进入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举措，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历史来看，在上世界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开放主要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主要有以下基点：

一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支持我国的产品以较低成本走向国际市场；

二是沿海地区先行的开放战略，为大进大出的大循环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前30年的外循环，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致使全球市场萎缩，同时我国也面临人口红利淡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面对当前国际上疫情、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倒逼，我们在“十四五”期间推出内循环为主、双循环的格局正逢其时。

如何理解以内循环为主的完整的内需体系？

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促进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持续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要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要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

如何启动内循环，有哪些着力点？

第一要着力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当前，我国在以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核、高、基）为代表的核心、基础、高技术方面的创新力度不够，投入不足；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也不足，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培养一大批科研成果转化、转移的机构和经纪人，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

第二要着力新基建。

主要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这些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体系。同时，新基建既包括数字经济产业化，如云计算带动服务器产业的发展；也包括传统产业数字化，进一步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

第三要着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破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如传统的煤炭产业，要从国家能源安全的高度出发，在控制污染的基础上，做好煤化工、煤变油、煤变气、煤变甲醇、煤变乙烯、煤变丙烯，形成可利用可存储的清洁能源。

第四要着力提升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提升是扩大内需、促进内循环的关键。对中等收入人群，要降低个人所得税，促进消费；对广大农民，要通过改革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对小微企业要固化对其的支持和优惠政策，为其吃下“定心丸”。通过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

第五要着力区域经济协调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西部地区将在内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本地企业应该全面审视自身禀赋，理清“发展什么”和“怎么发展”的逻辑关系，按照自身发展逻辑办事，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建立起与开放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的、有竞争力的经济结构。

不管风吹浪打，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变，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将会形成多极化的世界经济体，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也将构建多种货币共同运行的全球化。

世界经济东移亚洲的趋势不会变；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世界走出困境的趋势不会变；中国的改革开放趋势不会变；中国巨大的内需潜力和中国经济的增量在世界经济中的带动力不会变。

我们要集中力量补齐短板、自力更生，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赢得中国经济更光明的未来。

以创新创业“引领”国内大循环

黄奇帆

2020年8月21日

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

XJP总shu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形势下，总shu记

的这一论述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1全面准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内涵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的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一）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

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当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shu记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根据经济学理论，作为内需的主体，消费和投资之间应当有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这又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动态匹配，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当前，针对消费升级的趋势，我们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受疫情影响，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遭受重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为基础

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内需就无从谈起。我国现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6

亿中低收入人群。当前，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对民生就业带来巨大影响，失业率冲高，部分群众收入下降，一些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压力加大。在此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将6亿低收入人群减半。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

（四）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

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和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

（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在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贸易投资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将会持续扩大进口以满足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仍将会以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2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

XJP总shu记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四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五是要打破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六是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一）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

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人力资本开始向新供给集中，新的需求会被创造出来，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平衡，而且能级还会有一个大跃升。这正是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的涵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三个短板，分别对应于创新活动从无中生有到产业化的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这三个阶段存在的短板分类施策。

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

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五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

”，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著名的德国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而中国恰恰就缺乏这样的机构。日前，科技部发布《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特别提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不直接从事市场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不与高校争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品之利。中心将研发作为产业、将技术作为产品，致力于源头技术创新、实验室成果中试熟化、应用技术开发升值，为中小企业群体提供技术支撑与科技服务，孵化衍生科技型企业，引领带动重点产业和区域实现创新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在培育中国的弗朗恩霍夫，补技术转移转化的短板。接下来，要进一步理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好《方案》提出的“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股权分红激励、所得税延期纳税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要通过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与转移的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

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上线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二）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可以对内循环产生巨大的赋能作用。

一是新基建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600万座，每座50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几万亿。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2-3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这些新基建投资产出以及建成后为社会带来服务产出将超10万亿元。

二是新基建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根据中国信息通信院数据，2018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24.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1%，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8年的79.5%，占GDP 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8年的27.6%

，产业数字化部分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86.4%。这还只是开始，随着产业互联网深入推进，对经济的拉动、裂变效应将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90万亿，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10%的效率，就会产出9万亿的增加值，经过资本市场催化后形成百万亿级的市值。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近代以来，人类已经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机械化，第二次是电气化，第三次是信息化。目前，世界正在进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中国正值闭关锁国的沉睡状态、清末民初的动乱时期，都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赶上了，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得以参与到这场以工业革命，成为受益者，但不是引领者。201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的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特别是在5G

领域具备了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在新冠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的动能，有助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三）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

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一方面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寻找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在这些新增长极、新动力源中寻找扩大内需的机会和空间。

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

，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见的“经济学”。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级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三是注重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推进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事实证明，简单的把东部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精细化的逻辑搬到西部是行不通的。西部之所以落后，不能归结为西部观念落后、知识不足、不懂得东部的运作方式，而是东部的这些方式并不适合于西部的资源禀赋。新形势下谋划国内大循环需采取超常规思路，应因地制宜地采用现代高科技、工程化、大资本、企业化和系统推进的方略。比如，西部土地多、人口少，发展农业不宜采用沿海那种劳务密集型的模式，而应发展高技术、工程化、企业型的新模式。建议学习以色列和新加坡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体种植和无土或少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中东部。假设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农业搞了10万平方公里（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将会产生1.5万亿的产值，形成上万亿的农业增加值。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再比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

近年来频频出现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对此，一要通过发展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技术，平衡此类能源的峰谷差，将此类能源改造成稳定可持续的电力资源。二是加大特高压电网的投资力度，努力将这些地区富裕的电力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出去，提高对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东数西算”为东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总之，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发展思路将西部地区富裕的清洁能源开发出来，进而转变为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

（四）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

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意味着中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如政策不当，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应采取特别措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强化保障，进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的所得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

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

二是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占数量80%的小微企业吸纳了70%的就业。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注：2018年7月，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77号)。随后，针对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扩围后如何征管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0号）。】：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此项政策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降到了10%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优惠的政策了。但为何大家都不知情，还在众说纷纭地提出各项优惠政策要求呢？除了有关部门宣传不够外，还与该政策不是立法、只是短期政策、缺少长远预期有关。考虑到立足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需要，建议将这一短期性临时性政策转变为长远的基础性制度，上升为法律，以稳定社会预期。一旦小微企业缓过来劲来，必将以新的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推动经济向好的循环方向发展。

三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6亿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大城市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很大一块表现为财产性收入比重的提升。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广大农民除了务农收入和打工收入外，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始终停留在3%。这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思路，特别提出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快推进这些重大改革措施落地生效，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四是增加社会事业支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合计占人均消费支出的43.9%，比2015年提高了3.7

个百分点，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政府应增加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换取居民在这些领域减少支出，将节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费。比如，可通过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给，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稳定商品房的房价（房租）；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加大力度鼓励学生报考医疗卫生专业，减免学费，大幅增加医护人员供给，以应对因中国老龄化慢病化加重而产生的医护服务供给短缺。

（五）打破部分行业政策性梗阻，促进供需实现高水平均衡，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

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我们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是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过剩”产能。毕竟产能“过剩”总是相对的，是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环境变了，供需条件也自然会发生变化。

比如，汽车行业。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 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50%

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再如，钢铁行业。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产能增长较快，已有再度“过剩”的迹象。注意到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技术落后的、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去掉了，现存的产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在消费端，尽管来自建筑业的钢材需求占比已超过40%，但潜在的需求空间仍然较大：一是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左右，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二是目前我国房地产用钢量为每平米40-50公斤，而发达国家已达150公斤/平米；我国每年新建十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使每平方米建筑用钢达到150公斤，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三是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再比如，能源化工行业。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

43%。未来几年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这些进口的原油天然气有大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注：全世界之所以用原油、天然气作为化工原料有技术上的路径依赖的原因。欧美资本在这条技术路线上深根多年，长期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降低了石油化工的综合成本。这条技术路线也被欧美资本带到了全世界，全世界采用了这条技术路线后又对原油天然气产生了深度依赖。我们看到的石油美元正是这种“资源-技术-资本-产业-贸易”所主导的国际大循环的集中体现。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不得不采用这个技术路线。】。而我国有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产能50亿吨，实际产量40亿吨左右，似乎是“过剩”的。鉴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对未来新增的炼化原油以煤炭来替代，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而不是简单用来发电（将来的电也将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方面我国的神华集团等大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增加8-10亿吨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减少2-2.5亿吨的石油进口，既可以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目前煤化工这条技术路线无非是遇到成本和清洁利用技术的制约，这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来逐步解决。建议引导相关领域有实力的央企民企进入该领域，用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来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将这条技术路线的综合成本降下来、降得更有竞争力。

（六）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今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比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另一方面，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

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2018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58.7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建议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有关要求，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10万亿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或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如果这10万亿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10%，每年就会有1

万亿左右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应该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10万亿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20多万亿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

推进物流运输体制改革。中国全社会各种物流成本占到了GDP水平的15%，而美国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和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为此，建议围绕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四是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的智慧交通。

推进内外贸监管一体化。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时代发展最为迅猛的贸易方式，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虽然年均增速超过50%，但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比重不到2%

。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源于内外贸监管体制的分割。比如跨境电商做零售不能做贸易批发。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为保税进、保税出、一般进、一般出四种类型，只能择其一种来经营，不能四位一体干零售。而内贸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这种跨境电商的监管体制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从国际视野看，国际巨头亚马逊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其不分国内国际、进口出口、批发零售，全方位一体化，值得我们借鉴。最近海关总署已经允许在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B2B，建议进一步打破零售与贸易批发的界限，允许所有跨境电商企业都可以做2B、2C，把零售和进出口贸易一体化，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的选择零售或批发等不同业态，为其开展国际供应链整合创造条件。

3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五个新的特征：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对外开放格局的这五个转变是中国助推国际经济外循环的基础。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新形势下，要按照XJP总shu记

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重点抓好“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双边合作深入发展”这五件大事，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XJP总shu记指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货币纳入SDR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建议在未来3-5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三是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二）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加快引资补链扩链强链

当前，全球流动性泛滥已成定局。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三）按照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近几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与我们持续不断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关方面改革有关。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仍然离不开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甚至这方面要求更加迫切了。这就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众所周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中对营商环境有八个方面的要求，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等八个方面内容。营商环境国际化，主要是在这八个方面与国际接轨，实现营商环境趋同化。所谓营商环境法制化，就是要将这些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所谓营商环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

（四）以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

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以18个自贸区和1

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无论是自贸区也好，自贸港也好，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建设开放新高地，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所谓高度，就是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所谓深度，就是要围绕率先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所谓广度，就是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五）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

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其中的毒丸条款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是其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地位的重要一步。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FTA协议。这实际上对我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对此，我们应抓住当前中国正恢复欣欣向荣，而欧美陷于危机的机遇，加快中日韩、RECP、中欧BIT谈判、中英BIT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谈判。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我“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完整、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加深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经济的联系，牢牢扭抱在一起。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加快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我们坚信，在以XJP总shu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在塑造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必将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领域演进。

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更好地循环

黄奇帆

2020年08月07日

来源：新京报

以下为黄奇帆演讲原文（略有删节）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这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

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首先，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货币纳入SDR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

建议在未来3-5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第二，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

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可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第三，按照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近几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与我们持续不断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关方面改革有关。在新形势下，更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例如，实现营商环境法制化，就是要将这些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实现营商环境便利化，最大限度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

第四，以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以18个自贸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我们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基地等；要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还要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第五，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其中的毒丸条款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是其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地位的重要一步。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FTA协议。这实际上对我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对此，我们应抓住机遇，加快中日韩、RECP、中欧BIT谈判、中英BIT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谈判。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我“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

黄奇帆：甘肃可以通过三个“变”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0/07/02/

（根据报道整理）

目前，甘肃恰好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地理节点上，可以通过三个“变”将这一“节点”变成“枢纽”，进而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首先是变锁钥为通途，建设西部对外开放新高地。

甘肃作为牵引东西、连接欧亚的西部重要省份，历史上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锁钥之地”。如今，这一“锁钥”在“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下，正日益成为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通途”。在这个基础上，甘肃应通过建设兰州为中心、沟通西南西北的交通网络体系，加快融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打造“一带一路”西北陆海联运战略枢纽。在强化对西北地区辐射效应的同时，集聚国际国内各类要素，做强做大枢纽型经济。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申报自贸试验区，争取在低空开放、服务贸易等领域试验试点，以开放促发展。努力形成一头连着国内大市场，一头连着欧亚大市场的发展格局，成为西部重要的商贸物流枢纽。

第二，变尾雁为头雁，打造独具特色的产业链集群。

在“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下，向西开放，甘肃可占到一定先机，甚至在部分领域可以变尾雁为头雁。通过扩大开放、改善营商环境，打造独具特色的产业链集群。事实上，甘肃具备一定的科技创新实力。怎么样才能把这些科研机构的创新动能和乘数效应发挥出来呢？核心是需要产业，产业需求是研究开发、技术应用的主要驱动力量。如果能在一个园区空间范围内集聚一批同行业或者上下游相互嵌套的企业，即形成产业链集群，不仅产业链自身可以形成小循环，可以抵抗一般的风浪，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产业链集群也为这些科研单位创造了稳定的需求，可以将科研院所的创造动能充分释放出来。

第三，变分散为集中，建设兰州等区域性中心城市。

与东部地区相比较，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城镇化率都比较低。过度分散的人口和产业不利于形成规模经济、知识溢出和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这反过来也制约了基础设施投资效益，城市经济的优越性迟迟得不到体现。建议甘肃重点建设好几个区域性大城市如兰州、天水、酒泉等。选择有条件的县城，加大投资建设力度，推动人口适度聚集，加快城镇化进程。这些城市在规划时应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实行“多中心、组团式”策略。每个组团内部，都配建有居住、商务、产业、教科文卫、基础设施和生态休闲娱乐等功能设施，但要分类布局、相对集聚、互相配套。各个相对独立的组团之间，依靠自然山水体系和城市绿化带合理分隔，并通过城市快速路、轨道交通等互联互通。这种板块特色鲜明、整体效益最优的现代化城市，能够有效疏导人流、物流、资金流，促进城市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基础设施利用效率，这本身也是绿色发展的一部分。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黄奇帆

2020年6月11日

最新的统计显示，截至6月8日24时，全球确认新冠患者超过700万人，累计死亡41万人左右。

预计今年上半年全球确诊病例将超过850万人，全年保守估计将达到1800万-2000万人，按照目前5.5%-6%左右的死亡率，死亡人数将会达到100-120万人。

这个疫情对全球的经济、各国的经济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我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疫情发展的三种判断

针对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全世界的经济专家、各种智库发表的判断和预测可谓一波三折，大体上有三种判断。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场暴风雪。

暴风雪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经济本身是健康的，城市本身是健康的，国家整个来说是健康的。但是突然遇上了一个暴风雪受到了灾难，受到了冲击。

在暴风雪期间经济会受到一些损伤，但风雪一过天气一放晴、冰雪融化，一切会恢复正常。这个观点在2月份时较为流行。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导火索。

这场瘟疫灾害，对美国、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冲击，这个冲击可能会持续半年到一年。在这半年里，由于社会停顿、经济断链，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因而疫情成为导火索，会引爆经济系统里潜在的问题、潜在的危机，引发经济衰退，这个衰退的后果可能会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些观点基本是在3月初出来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比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后的大萧条还要严重。

基本上4月份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场瘟疫不仅仅是引发经济体一连串反应的导火索，而是一个大炸弹。这个大炸弹不是一时性的炸了就结束了，而是全球性的经济停摆、上游中游下游产业链断裂、各个国家之间经济阻断，各类服务业都停止运行。不管你是好系统差系统，不管你是本来要倒闭的企业还是个优秀企业，统统一股脑地停摆。这个冲击顶得上一次世界大战，甚至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会比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引发的十年大萧条还厉害，是人类这一百年来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那么，这三种观点的基础在哪呢？在疫情危机的治理。不管你怎么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来救灾、救企业、救股市，基础还是在病毒灾害的治理。如果不能做到及时果断的封城、迅速建方舱隔离病人以及实施有效的社交隔离政策来控制疫情传播，又不能在一定的时间里拿出疫苗或特效药，这个灾难的基本原因将会一直存在，那么不管你拿几万亿还是十万亿、二十万亿美元在全球进行经济上的救灾，经济也是恢复不过来的，这是一个大的判断，这是对人类的这场灾难的这一个阶段以来的一种判断。

二、高度重视当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出现的新动向

在疫情应对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政治领域可能会出现一连串的新动向，主要有：

一是大水漫灌之下经济陷入滞涨的风险在加大。 　

二是欧美社会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在加强。

因为疫情，人们不得不社交隔离，时间久了，社会心理发生变化也是自然的。加上经济停滞、失业加剧，老百姓储蓄率不高、朝不保夕，原来的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等社会矛盾有可能因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而激化。

在一些政客和媒体的鼓噪下，欧美国内民粹主义声浪进一步升高，一些激进的言论和行为频频以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表现出来，威胁社会稳定。

三是大选背景下一些政客操弄的“甩锅”闹剧在发酵。

疫情发生期间，恰好一些国家进入大选。一些政客为了赢得大选，不择手段、投机取巧将自身疫情防控不力的责任扣到中国头上，甚至不排除铤而走险对我采取极端措施。

目前，这些“甩锅”闹剧频频上演，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普通民众的对华态度，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冒出一些政治黑天鹅事件。对此，我们要有所提防。

三、积极应对美国对华脱钩的系列措施

疫情之下，美方正极力将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甩锅给中国，加上前期贸易战、制造业回流等政策举措和11

月的美国大选，中美关系目前进入自建交以来最困难的阶段。

特别是近期，美国近乎以举国之力封杀华为，将共计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以财务监督为由对中概股进行打压，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读STEM，暂停/限制部分来自中国的持有F类和J类签证的留学生、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入境，一些政客甚至叫嚣要注销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冻结中国在美资产；等等。可以说，当前已经出现了美国在实质性推动与中国脱钩的苗头。

美国对华这些措施有其踪迹可寻。201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叫《2015年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现在这个法案是美国财政部认定相关国家是否是“汇率操纵国”的法律依据。

2019年8月，美国财政部一反自定标准和长期惯例，突然决定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社会上又流传美国将因此对中国制裁如对中概股进行退市，引发美国股市暴跌，财政部后来又改口确认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

尽管如此，近半年多来，许多美国政客在各种场合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的甩锅中国、脱钩中国的言论，综合在一起却是来源于一个系统的算计。

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一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二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三要守住底线，灵活应对；四是要抓住关键，补齐短板。

归根到底要办好自己的事，以更大的力度和决心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加快补齐我们在法治、创新等方面的短板，以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四、坚信当今世界仍有五个“不会变”

不管怎样，我认为未来的10年，世界和中国有五个基本格局五个大趋势不会变。

一是全球化大趋势不会变。人类的全球化事业是过去几十年、未来几十年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中间某一时段会有磕磕碰碰，但绝不会出现全球化终止。从10年、20年、30年长周期时间来看，全球化总是在越来越深入、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中，在克服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新的发展。即使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冷战时期，也不是没有全球化，而是基于美苏两个阵营的各自及相互的全球交往。苏联解体后的近三十年，美国一极独大、主导着全球化进程。这次疫情也必将重塑全球化的表现形态，将形成多极协调平衡的全球化。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进程中，将出现双边、多边FTA与WTO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因此，总的来说，全球化不会停滞，是在曲折中上升。XJP总shu记在今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将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二是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大趋势不会变。最近30年、40年，世界经济的中心开始东移，从欧美重心逐步移到亚洲。1980年时亚洲的GDP占世界的20%，2019年已达到36%

。尽管亚洲还不是世界的中心，但是亚洲在世界的比重、份量不断地加重。未来10年、20年，这个趋势不会变。因为亚洲的抗灾的复苏能力比欧美的强。不管是我们国家的体制还是亚洲其他国家的体制，亚洲人的文化和抗灾能力比较强。199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亚洲的国家最先复苏。2008年危机的时候，全球都遇上了世界金融危机，又是亚洲的国家最先复苏，进入加速度发展。疫情后，我也相信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也会率先复工、复产、复苏。亚洲国家过去30年有个趋势，就是每年世界GDP新增的30%在亚洲，预计2030年时亚洲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可以达到40%。所以，今后几十年，世界经济的中心进一步东移的大趋势不会变。

三是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的变革的大趋势不会变。新科技革命对世界带来的变革性拉动，不会因为新冠疫情、新冠病毒肺炎而终止、而改变。5G基础上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新能源、新的生命科学，这些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颠覆性的变革、对未来的生产力的拉动，将是极其巨大的、革命性的。这一块现在刚开始。在疫情下它发挥独特功能，疫情过后它更会波澜壮阔。这是第三个不变。

四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会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因为中美贸易战而改变，也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而退后，也不会因为一些西方政要、政客有意地抵制跟我们脱轨、脱钩、要撤出中国而改变。我们决不会因为有人搞逆全球化的贸易战而被逼得关上开放的大门，退回封闭的老路，不会的。“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开放的大门都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习总shu记在2018年博鳌论坛上的讲话。过往的开放是要素、流量、资金、贸易量的开放，现在除了要素、流量的国际化、规模化以外，更多的是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是营商环境与国际接轨，实现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公布，传递的信号正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会变。

五是中国经济内在的巨大活力、潜力的格局不会变。中国14亿人口的潜力，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还没到增长的极限。一般来说，国家的发展在人均GDP由3000美元到1万美元有个中等收入陷阱，一旦跳过这个门槛达到人均GDP 1万美元，往3万、4万将是比较平坦的阶段；而一旦过了人均5万、10万美元以后，会遇到增长的极限，增速会放缓。中国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后面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假设未来15年翻一番2万美元，再下一个15年翻半番为3万美元，那么到2050年GDP规模可能达到42万亿美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发展的潜力、空间很大，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包括欧美给它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出口到中国来，也是帮别人一起发展。帮别人的也就是帮自己，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是在互利、互助中发展的。而中国一定能担当这样的大任。我对我们国家疫情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今天就讲这一些。谢谢大家！

关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六个战略思考

黄奇帆

（2020年5月15日）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新思考。工业社会在最近两百年里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建立了全球水平分工的经济体系。但是，疫情的到来打破了这种看似高效率的体系，全球供应链被疫情阻断、分割，导致了大量地区的经济近乎停摆。在困难之中，互联网经济因为其非接触的特性受到冲击相对较小，从而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是疫情中全球经济所看到的希望。但是，传统的互联网经济也有很多问题，仅仅依靠原有的模式无法带动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所以，即便是谷歌、Facebook、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在疫情中也在寻找着新的发展方向，互联网经济必将进入一个与传统实体经济全面融合的新阶段。

从接入技术上看，随着5G网络日渐普及，互联网进入高带宽、低时延的时代。4G时代无法支持的物联网，到了5G

时代会成为重要的发展领域。互联网将不再只是以流量为核心的电商生态，随着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它还在向着以信用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新生态转变。跟得上这一潮流的互联网企业以及其它传统产业都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更多抓住产业互联网新机遇的创新企业将会在全球大量出现。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革时期，中国的互联网经济该如何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在全球取得发展优势，是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也是疫情后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举措。为此，这里对中国互联网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提出六点思考。

一、疫情后互联网经济将向所有领域扩展，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

疫情之下，全球订单萎缩、产业链断裂，传统产业一片萧条，只有互联网产业受疫情的影响较小。因为网络跨越了物理的阻隔，互联网办公、互联网娱乐、互联网教育、互联网零售等商业模式迅速走红，成为了疫情中经济发展的热门领域，互联网经济也因为在对抗疫情时的独特优势而备受关注。任何一个企业并不只是存在于物理空间里，它也同时存在于网络空间之中，这也就是数字孪生企业的概念。疫情虽然阻断了物理空间，但如果一个企业或者整个产业构建了自己的网络空间，就可以在这个空间里不受疫情影响继续经营。这个网络空间所承载的就是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

疫情让企业充分体会到了利用网络空间的价值。当员工被物理隔离在家里，企业依然可以利用远程会议、社交软件等实现居家办公，企业的基本活动也就转移到了网络空间里。基于这个现状，企业必须要学会在网络空间里进行经营管理、价值创造。也就是说，疫情已经开始迫使企业向互联网经济的新模式转变。比如电影产业，因为电影院的全面关停损失巨大，但同时我们看到互联网娱乐产业迅速兴起，传统的影视公司必须要转移到网络渠道上尝试全新的发行模式才能生存下去；再比如餐饮行业，如果没有互联网上的外卖业务，估计疫情中倒闭的餐饮企业将会更多；医疗服务行业在疫情中也开始加大互联网医疗的投入，一批互联网诊疗公司也迅速兴起；跨境电子商务自2014年启动，虽然每年以50%-60%的速度增长，但规模也才在1500亿人民币左右。疫情使得大量的国际贸易要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完成，于是会极大促进这一产业的发展。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互联网经济在疫情中加快了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步伐，并因此创造出大量的互联网经济新模式。

这次疫情的影响不是短期的，欧洲、美国的感染人数还在持续上涨，印度非洲的疫情蔓延刚刚开始，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恐怕要持续2-3年。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推动基于网络空间的商业创新，是全球经济未来几年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新的全球化趋势。

二、发展互联网经济需要克服消费互联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创造公平、共赢的经营环境

过去十余年来，我国消费互联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涌现了阿里、腾讯等一批世界知名企业。但消费互联网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参与者之间的博弈往往是零和游戏。

不管什么行业领域、面对什么竞争对手，消费互联网竞争到最后往往是赢家独吞整个市场。因此，很多早期互联网企业不计成本融资烧钱扩展业务，意图打败对方。在形成垄断优势后，又对平台商户或消费者收取高昂的门槛费、服务费。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在社会总体价值创造上贡献有限，因为过度关注流量助长了假冒伪劣商品在网上的泛滥，甚至倒逼制造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第二，利用人性弱点设计各种产品。网络市场形成初期所主导的自由理念，使得网络上失信的违约成本极低，于是会出现很多企业利用人性的弱点设计各种产品来获取流量，罔顾消费者的长期利益和市场的良性发展。比如一些信息服务公司，通过各种打擦边球的图片、噱头标题吸引用户点击观看视频、新闻。这种利用人性弱点诱使用户使用产品的行为实际上是不正当的，甚至是触犯法律的。未来互联网经济的竞争，一定是在更公平、可信的环境下进行，这些利用人性弱点设计产品的公司很难长期生存。

第三、企业数据采集没有底线。

消费互联网时代缺乏数据治理规范，很多互联网企业在用户使用产品的时候要求用户提供个人数据，但这个过程中，有些平台采集的数据、要求的授权和提供的服务明显不对等。明明很简单的服务，仅需要几个数据，却要求用户提供几十个数据；明明只需要一项权限，却让用户把权限全部打开，从而超范围收集个人数据。比如，有的公司获取了消费者手机麦克使用权限，通过窃听客户交谈内容而获取用户习惯，看似聪明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法律。随着互联网产业不断成熟、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上述行为在未来将会很难行得通，消费互联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要加以避免。

下一步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克服上述的三个问题，大家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共同创造互联网经济的新规则，探索能够增加社会总体价值的互联网经济新路径。未来的互联网企业要尽量避免零和游戏，要从产业链、价值链入手，提升企业市场与社会价值创造能力。互联网企业在设计产品时要更好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手段，尽量避免那些利用人性弱点的行为；在数据获取上，要尊重日益完善的关于数据资产的法律法规，合理、公开、公平地采集和使用数据。

三、产业互联网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

传统产业规模巨大，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价值空间也非常巨大。全国目前有60余个千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000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只能够容纳几家千亿美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

产业互联网是通过产业内各个参与者的互联互通，改变了产业内数据采集和流通的方式，并运用区块链等技术保障产业内数据、交易的可信性，进而改变产业价值链，提升每个参与者的价值。产业互联网充分体现了数据要素在产业内的价值创造能力，通过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提升产业价值。

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链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通常先烧钱补贴再通过规模经济或增值业务赚钱，等等。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在发展产业互联网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组织能力进行升级迭代，提高组织内部协同效率，更好更快地为数字化转型服务。

产业互联网的理念应用到城市方面就是智慧城市，应用到交通领域就是智慧交通，应用到工厂就变成了工业4.0，应用到供应链方面就是智慧供应链金融。在哪一个层面上、哪一个领域发展产业互联网，就是对这一领域的数字化改造、价值链重塑。以供应链金融为例，供应链金融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供应链金融1.0是主办银行模式，银行和企业是点对点的连接关系，只是主办银行将供应链上下游作为整个链条来开展业务，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供应链运营中；供应链金融2.0

是核心企业主导模式，这种模式下，核心企业可以对供应链中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仓单等信息进行有效掌控，银行再依据这些信息对供应链各类主体服务，因此可以大大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效益；供应链金融3.0是数字金融模式，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整个供应链中获取每个产业链上企业的动态、每时每刻的数字信用。此时，供应链生态圈将相互打通，交易完全透明可信，资金流动清晰可见，在这个阶段的供应链金融将是智能化的、数字化的、效率极高的，大大提高了融资便利性与风控水平。供应链金融3.0才是这一领域产业互联网的新生态。

四、数字人民币在未来互联网经济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是构建新经济秩序的基础之一

中国消费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大量第三方支付工具的出现，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扫码支付已经渗透到中国电子商务的每一个交易过程，大大提高了支付的便捷性。但是传统的移动支付也有自身的弊病，比如需要绑定银行账户、需要网络支持、非匿名性、交易额度受限等等。这些问题使得这些现有的移动支付手段大多用在2C层面的小额支付场景，一旦涉及到产业互联网中的大量企业间交易，目前的移动支付手段就显得力不从心了。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行数字人民币（DC/EP

）试点以后，困扰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如何构建企业间可信、便捷、移动的结算体系问题，有望得到彻底解决。近日，数字人民币已经在苏州相城区开始测试。从数字人民币钱包测试截图来看，央行数字货币作为法币也可以实现扫码、二维码收付款功能。因此，理论上中小商户可以直接打开钱包（数字货币分发机构APP）进行收款。从收款账户来看，此次收款方为“中国人民银行（DC/EP）”，说明未来数字账户可能是直接开立在央行的数字货币账户，它的交易、流通是通过个人-钱包（支付电子工具）-央行（清结算）-个人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银行或者第三方支付仅仅是数字货币账户的分发者，不是数字货币账户的开立者及交易者。

数字人民币钱包测试阶段由三大电信运营商、四大国有银行发行，未来可能会允许其它第三方支付机构参与。在使用便捷性上，央行数字货币未来还会支持离线支付、芯片卡刷卡和手机近场通信支付等，便利性极高。传统的支付宝、微信在移动支付上的垄断地位可能会有所改变。而他们建立在支付业务导流上的信贷、理财、保险等业务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截至2020年4月27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申请了涉及数字货币的共84项专利。内容涵盖数字货币生成、投放、流通、验证、兑换、回收等解决方案；数字钱包的开通、升级、密钥更换、存币、支付、查询、货币兑换、注销等方法和软件系统。目前来看，从央行到商业银行的数字货币投放、交易和回笼过程都已经实现，基于DCEP的新结算体系呼之欲出。DCEP的价值不仅仅限于传统纸币的M0替代，其更为重要的价值是可以参与未来国际贸易中全新的数字结算体系的构建，因此是形成互联网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之一。

五、新基建是互联网经济创新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

三月份以来，中央再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基建”。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把新基建分为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无论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技术基础设施，都是为了中国的数字经济转型而准备的，投资这些新基建的价值，不只是建设项目本身的投资拉动作用，还有由这三类基础设施助力其它行业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价值。

未来中国大概需要600万个5G基站，与之相配套形成的产业链规模接近10000亿。中国现在有大约100个行业，上百个行业背后是上百个产业互联网或物联网。随着5G、云计算、大数据的应用，这些互联网、物联网背后的企业、设备都要安装配套的数据采集、监控设备、检测设备、通讯设备等，这就形成了上万亿规模的配套芯片等软硬件产品。这些设备在与外界建立联系过程中进一步传递、放大对配套设施的需求，于是其背后又是几万亿的软硬件配套支持。仅就数据中心而言，2019年全世界共有180个10

万台服务器规模的数据中心正在建设，但这还远远满足不了全球经济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保守估计，我国未来五年需要的服务器规模大约是1000万台以上，这至少需要5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投资。再加上数据中心配套的电力、机房等基础设施，加起来大概又有10000亿人民币的规模。也就是说，仅仅从5G基站、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方面来看，新基建投资就至少有10万亿人民币的空间，这笔投资自身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还是非常巨大的。

新基建虽然冠以“基建”的名字，但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传统基建的概念。传统基建如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投入大、周期长，往往是社会效益大、经济效益小，所以一般由政府主导来投入或者政府用PPP方式与民营企业共同开发。所以有人把新基建等同于这种类型的投资是错误的。新基建跟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联系在一起，是促进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因此其组织模式也必然会不同于老基建，并不一定需要政府大量投资。只要政府的政策得当，新基建几十万亿人民币的投入会有大量企业愿意参与其中。而新基建的商业价值也是立竿见影的，比如一个数据中心一投入运营，马上就可以带来收益，所以企业更愿意主动参与。

对于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提升，就会带来车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个汽车工业数字化转型、形成汽车产业互联网的新业态，这将会是又一个万亿美元级的发展空间。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在带来能源产业成本降低的同时，也为电动车等新能源领域提供了商业模式创新的机会、创造能源领域产业互联网的新模式，同样也可以创造万亿美元级的发展空间。其它如医疗、教育等行业的基础设施转型升级，也同样会有利于打造各个领域的产业互联网，从而带来这些传统产业发展的新机会。

对于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是百年大计、是中国科技强国的重要举措。创新基础设施的投资原则上应该由政府引导社会各界共同投入，参与这些设施的建设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前瞻性，也是中国企业真正走向世界领先的标志，即使仅仅从投资收益上来看，这些投入也还是有可会给企业带来长远回报的。

总之，一旦有了这些新基础设施，产业互联网就有了施展的舞台，这部分产业增值带来的价值是传统基建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新基建是推动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必需，新基建政策也充分体现了中央在把握经济发展大势上的高瞻远瞩、在制定落实方案上的实事求是。

六、推动FTA框架下数字贸易新规则的建立，努力扩大互联网经济领域的服务出口

疫情阻断了大部分原有的贸易渠道，这为原本就处于数字化冲击下的世界贸易提供了变革的良机。在区域自由贸易（FTA

）的基本框架下，建立数字贸易新规则势在必行。凭借巨大的内需市场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中国要在疫情后主动引导建立不同的区域数字贸易新规则。在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上，加快与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尽快建立区域贸易数据中心；基于数字人民币等数字交易手段，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在区域自由贸易中的应用，建立区域贸易主体数字信用联动体系、并基于此建立区域数字交易中心。同时在网上消费者权益保护、跨境电商经营等方面也要努力引导国际规则的制定。通过制定一系列数字贸易新规则，中国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的优势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服务出口增长点。此外，在算力基础设施上，利用5G、北斗、国产大型数据中心等技术快速增强中国的对外服务能力，为FTA伙伴提供强大的算力；在新技术基础设施上，加大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的出口贸易，为自由贸易区提供全方位新技术支撑。在行业应用层面，加大产业互联网的出口贸易，在电商、物流、旅游、医疗健康、家电、通信等领域开辟数字出口新机会，为海外提供一体化产业互联网服务，扩大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总额。这些机会对所有企业都是存在的，企业要抓住历史机遇，通过发展互联网经济，提高自身的数字服务出口能力。

互联网经济过去25

年的发展带给世界很多思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生产力，需要人类社会构建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并基于此为人类文明创造更多的财富。中国在新基建、数字人民币等领域已经做好了布局，产业界需要努力探索互联网经济的新思想、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布局以信用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重塑传统产业的价值链、创造传统产业的数字经济新生态。近年来，XJP总shu记多次强调要推动网络强国建设，在全球产业链因为疫情而面临重构的时刻，正是我们落实总shu记指示，加速网络强国建设的好时机。只要我们总结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规律，克服消费互联网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新型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民币所带来的机会，大力创新产业互联网，就一定会让中国的新型互联网经济借助数字化转型在世界舞台上全面领先！

疫情之下中小企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黄奇帆

发布日期：2020-05-09

各位企业家朋友：

很高兴受邀参加今天的活动，与大家通过在线的方式进行交流。

目前，新冠疫情已经对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创，在线的各位企业家也必定有深切感受。借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疫情之下中小企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经济运行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各地在迅速有序复工。但随着疫情在全世界蔓延暴发，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在急剧恶化，经济运行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存在“断链”的风险，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夹击效应。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占全球总产出的3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我国制造业所需要的高端元器件、原材料来源地和重要的出口市场是目前正在蔓延暴发的欧美国家。特别是欧盟，既是我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疫情重灾区。欧美停摆，导致短期内产业和贸易无法恢复，已对我国制造业上下游形成夹击效应。

二是受疫情影响，尽管各地在抓紧复工复产，但恢复消费的活力仍面临不少实际困难。在供给侧，酒店、宾馆和观光游览等旅游业遭受重创，至今未见重启迹象。在需求侧，疫情期间人们似乎压抑了不少消费，但随后而来的经济下行预期对人们的消费欲望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季度经济下降6.8%。很多人因此而削减消费支出，我们寄予厚望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实物消费、服务消费等仍将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

三是民间投资大幅下降，带动失业率攀升，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疫情对广大中小企业冲击巨大，目前除了防疫物资外，多数企业的复工复产侧重于消化现有订单，部分地区新增订单呈断崖式下跌。不少企业的现金流面临断裂风险，挣扎在死亡线上，民间投资严重受挫。部分企业因此大幅削减用工需求甚至开始裁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由去年12月的4.9%上升到2月份的6.2%；3月份虽有所好转，但仍达5.9%，社会就业形势十分堪忧。

四是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地方财政风险持续累积。1-2月累计，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11.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9.9%。其中，中央同比下降11.2%；地方上，除个别省份如浙江保持正增长外，绝大多数省市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呈负增长，总体上地方同比下降8.6%。支出方面，1-2月全国一般预算支出同比仅下降2.9%，在疫情防控带动下，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大幅增长22.7%

。疫情之下，原本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更是雪上加霜，一些地方“三保”支出尚需中央政府予以支持，财政风险持续累积。

五是上述状况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短期内疫情难以完全得到控制。目前，全球病例已经超过220万，情况不容乐观。不仅美欧发达国家尚未看到拐点，令人揪心，印度、中东、非洲、拉美等地的疫情更加堪忧，这些国家的检测能力、医疗卫生设施等更为短缺。全球疫情可能会有第二波、第三波，总体持续时间被拉长。对中国来说，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压力将会持续存在，防疫之下对人员流动的阻隔、商务活动的限制、物流运输的不畅和资金结算的迟滞都将是常态，除了部分生产防疫物资的企业外，多数中小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二、应对措施和未来走向

疫情对世界经济也带来了巨大冲击。IMF已经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下滑3%，美国将下滑5.9%，欧盟下滑7.5%，日本将下滑5.2%。总的来看，由于发达经济体以服务业为主、总体债务水平较高，在疫情打击之下经济陷入衰退将是大概率事件，其后果不仅可能全面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有可能超过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

自疫情发生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及时果断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一是财政政策方面，要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二是货币政策方面，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三是出台税费减免政策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包括增值税抵扣、延长重点行业（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亏损结转年限、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缴费和公积金等；四是推出鼓励投资新基建、改造升级传统基础设施的有关政策，扩大战略新兴产业投资，稳定和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等；五是采取综合措施帮助企业应对外贸形势的变化，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

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特别提出了加大“六稳”工作力度，实现“六保”阶段目标的具体要求。这些政策措施综合起来至少也是十万亿级，无论是对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对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

疫情发生之后，若持续半年以上得不到有效控制，必将对中国经济带来重大的灾难性的冲击。关键时刻，XJP总shu记亲自指挥，采取了最正确、果断坚强的决定，就是武汉封城、建方舱、全国性隔离。没有XJP总shu记的决断，没有全国包括医护人员、军队、警察、公务员直至居委会在内的动员能力，不可能把感染比例下降这么快、这么多，这是我们党和政府执政能力、治理能力的体现。我们仅在短短的2个月内就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又在抓紧复工复产，经济逐步恢复的景象令人鼓舞。

虽然目前疫情在全世界持续蔓延，美欧经济短期内很难恢复，中国的疫情防范和经济恢复还会深受影响，但只要我们在稳控疫情的基础上，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开放，以改革的红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中国经济不仅将率先反弹，还将在稳定世界经济基本面、推动全球经济克服衰退走向复苏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三、危中有机

XJP总shu记3月份在浙江考察时指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我们要坚定克服危机的信心，就要认识到疫情之下五个“没有变”和五个重大机遇。

五个“没有变”。

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此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了严重破坏，引发了人们对过去基于“世界是平的”的理念而形成的全球水平分工、大规模跨国贸易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反思和调整，甚至引发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地化、区域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全球化。人类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全球化本身是螺旋式发展的，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进的。

二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决心没有变。前几日，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含金量极高的文件，标志着中国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迈出了关键步伐，标志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了全面深化的新阶段，也体现了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坚定不移深化改革的战略定力。

三是扩大开放的力度没有变。我国现有18个自贸区、1个自由贸易港。接下来，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即将出炉，自贸试验区的探索试验也将进一步提质增效。同时，中日韩自贸区、RECP

等有望达成。我国对外开放将加速由要素流通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方向没有变。

四是我国内需潜力大、韧性足，回旋余地充分，这个格局没有变。我国有14亿人口，其中中等收入群体达4亿多，拥有全球最具成长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市场规模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是我国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的重要优势。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产业配套齐全。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五是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逐步提升的格局没有变。疫情之前的二十年，亚洲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上升到60%，仅中国的贡献率就高达30%。不论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复苏速度都超出预期。越来越多的人有这个共识，疫情之后的亚洲和中国可能比其他地区更有优势，恢复更快。

我们也面临着五个方面的重大机遇。

一是重点地区有望打造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今后两三年将是中国抓住机会“补链”“扩链”“强链”的时间窗口。那些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如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和成渝双城经济圈将形成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进而成为全球产业和资本避风港。

二是支撑数字经济的新基建（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将迎来飞速发展的重大机遇。疫情之下数字经济、数字服务显现出强大的韧性，在线科技、远程办公、无接触服务、无人配送物流体系快速发展，加速催生了“零接触”经济。

三是几大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将带来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机遇。因地制宜建设城市群都市圈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源的重大举措。未来五年，城市群都市圈将提档增速，相关基础设施更新改造的需求将达几万亿级。

四是一些新的改革红利会给产业带来新的机遇。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使得金融、保险、科创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进入门槛正在降低，市场竞争将更为公平，相关红利将持续释放。

五是疫情下总体宽松的国内金融环境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随着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无论是为大规模基建还是中小企业投融资都带来了巨量相对廉价的资金。

建议

XJP总shu记在4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疫情之下，广大中小企业也要深刻领会总shu记讲话的深刻内涵。在这里，结合上述分析，我提几条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是疫情之下，生存是第一位的，投资须谨慎。

建议适当收缩投资条线，千方百计保持现金流稳定。要狠抓内功，降低成本，尽量不要烧钱去搞什么“平台经济”，商业模式创新要谨慎。环境变了，商业的逻辑也变了，15-20倍P/E（市盈率）都不算高的情形已经成为过去了。这次疫情是一次产业大洗牌，活下来的才是好项目。

二是要保证关键技术研发不断档，稳住核心员工。危机时刻也是考验企业家智慧的时刻，做好有取有舍的关键是记住“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箴言。对中小企业而言，核心员工在，队伍不会散。等形势稍微好转，恢复起来也快。

三是要灵活应变，积极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外需不行了，要尽快想办法掉头找内需；传统的贸易方式出现困难了，积极应用跨境电商拓展业务；原来靠进口满足国内需求的，何不趁机开发新品补进口替代？一些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应用，必将带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四是战略上要聚焦，做专特精深小巨人。希望广大中小企业从现在起不要四面出击什么都做，而是把专业化作为核心战略，拿出“一指宽、一公里深”的韧劲瞄准一个方向做专做深做精，做出特色，以工匠精神把每一件产品做好，做到质量过硬，做到客户满意。

五是抱团取暖，在相互帮助中互学互进。

相对完整的产业生态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优势，也是别人搬不走、打不垮的重要优势。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产业链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尤其要注意抱团取暖，形成更为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分工越深化、协作越高效，综合成本才越低，越能扛过寒冬。一起走，才能走更远。

在“数智市北•链接未来市北高新产业空间项目云上推介会”上的演讲

黄奇帆

（2020年4月25日）

如今，数字经济时代已经来临，数字化转型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的本质是发力于科技端的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更能体现数字经济特征，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生的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基础技术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如果将数字经济比作人体，那么云计算相当于脊梁骨，大数据相当于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必须挂在脊梁骨上，没有脊梁骨便无法形成运作的空间。人工智能相当于大脑，起到运算、信息存储的作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类似于神经系统。区块链则相当于基因、细胞。2019年，我国政府率先推出了5G标准，宣告进入5G时代。2020年初，新基建项目的正式启动以及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逆势上扬表明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因此，2020

年对中国数字经济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标志着产业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正式起步。

数字经济自身能够形成一个巨大规模的产业，并且将从底层深刻改变每一个行业，对社会整体发展产生穿透性、颠覆性的影响。数字经济凭借其强大的跨界融合能力将对制造业、城市基建、金融业、物流业等带来无与伦比的强劲动能。例如：当工业遇到数字经济，于是就有了工业经济4.0版本，即自动化工业；当城市发展遇到数字经济，便孕育出了智慧城市体系；当金融遇到数字经济，便产生了金融科技新品种、新平台；当供应链、物流遇到数字经济，智慧供应链、智慧物流体系也相继诞生。可以说，数字经济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都起到了革命性、引领性的作用。为此，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

未来，我国可以围绕三个重要抓手大力推动数字经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消费互联网为抓手。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经济和交通一度停摆，加之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不断叫嚣要与中国脱钩甚至是提出逆全球化的措施，很多行业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恰恰是稳定国民经济、促使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也是重要的技术基础、经济基础。因此，互联网应该与全球化结合，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消费互联网、互联网经济以及数字平台的发展作出贡献，继续提升行业自身的发展空间。

二是以产业互联网为抓手。2020年是产业互联网迎来大发展的元年，我们应该抓住机遇，继续扩大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各行各业的深度赋能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做到降本增收，并针对不同产业链形成可循环、高效益的开发模式，深度推动工业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的协同发展。

三是以新基建为抓手。通过完善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高附加值产业链方面的投资，以投资带动产业集聚，促进各行业互联互通与深度融合、上下游联动。新基建同时具有宏观效益、微观效益、社会效益、企业投资效益，其高质量发展必将成为实现数字经济的有力抓手。

改革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发展企业年金奠定充实基础

黄奇帆

（2020年4月15日）

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培育长期投资资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通过改革公积金制度，和年金相结合，将可形成资本市场长期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

公积金是社会公共福利系统的阶段性产物，有它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国家环境。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房地产市场体系都跟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还拿着原有的公积金账本算账，就没法把账算清楚。

如今，需要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思考，如何把这14.6万亿元（截至2018年末，公积金缴存总额145899.77亿元）用得更好？如何为员工创造更大价值？如何为企业减负？如何让中国资本市场更健康发展？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以改革现行公积金制度为突破口，带动年金制度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通过制度安排和转化，将中国特色的“公积金”转化为养老预筹资金的组成部分，并入市投资，从而做到让员工、企业、国家都受益。

一、新加坡公积金政策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与养老和医疗保险相打通

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只有新加坡和中国有公积金政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这说明公积金制度本身是个案，没有普遍意义。这不同于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搞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样的社会福利制度。

新加坡设立的公积金政策有三个特点：

第一，新加坡是个典型的城市型国家，一个国家就是一座城市，只有560多万人口。这个城市型国家有80%以上的人都住在新加坡政府建造的组屋（公屋）里面，只有不到20%的人住商品房。所以，针对超过80%的人而言，他们使用公积金购买住房的需求很小。

第二，新加坡的住房公积金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相通，包含普通账户（OA，OrdinaryAccount）、特别账户（SA，SpecialAccount）、保健储蓄账户（MA，MedisaveAccount）。当雇员满55岁时，公积金局将为公积金会员自动创建一个退休账户（RA，RetirementAccount）。这四个账户只有普通账户可以用于购房。四个账户不同年龄段交的比例不一样，最高的比例也就是37%（员工交20%，雇主交17%），比例还是比较低的。而我国的“五险一金”占员工工资比例大概在55%，其中养老保险占28%，医疗保险占12%，公积金占12%，再加上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几个小险种一共大概是55%。所以我国的“五险一金”总体占比要比新加坡高18

个点。

第三，新加坡的公积金、养老金、医疗金并不是分门别类独立存在的，而是一个整体，可以互相打通。如果一个公民住在公房系统里，没有买房按揭贷款的需求，那么买房的公积金也就用不上了。但是当该公民身体出问题时，他的公积金账户的钱可以用来治病。如果这位公民的身体很好，住房又不用公积金贷款，那么这笔钱积累下来，可以增加其养老金的总额。我国从新加坡学来公积金理念，落实的只是单一的住房公积金，结果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概念，收缴比例和医保系统一样高，变成了刚性的12%，显然这是一个相当高的社会住房补贴政策。

二、中国公积金政策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职工的住房困难，具有一定的时代特性

当初上海在1990年仿照新加坡实行公积金政策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没发展起来，整个中国还在实行公房分配制度，当时每个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七到八平方米，住得非常拥挤，人民的居住环境急需得到改善。当时的矛盾是要建造更多的房屋，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建造，由此才考虑设立公积金的政策，通过个人出一些、企业出一些、国家出一些，集资公住，来激活中国房地产市场。应该说这个政策对当时的上海来说是合适的，确实激活了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并普及了商品房的概念。

到了1994

年前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崛起，土地批租等政策开始成熟，一大批房产商开始涌现，住房开发量激增。1995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开始提供按揭贷款业务。发展到现在，中国的房地产系统已经基本建立，购置商品房的商业贷款体系渐成主流。

可以说，当商品房市场循环已经形成的时候，公积金最初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其为人们购房提供低息贷款的功能完全可以交由商业银行或成立专门的住房银行来解决。截至2018年底，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5.75万亿元，而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4.98万亿元，在整个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不到20%。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债务主要为商品房的商业贷款。

如果我们能够针对不同人群制定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完全有可能用商业贷款补足公积金贷款20%的份额，同时并不增加老百姓的住房贷款债务。而公积金缴存的14.6万亿元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运营低效率、高消耗、不公平等问题也就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从而逼迫我们必须找到更有效的路径，为个人、企业、国家建立新的、替代式的“公积金循环”。

三、改革现行的公积金制度，代之以建立新的年金体系并不会降低老百姓的公共福利，会为百姓带来更大的财产增值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居民已经把公积金作为一项理所应当的公共福利。每个月工资中自己的钱拿了6%放入公积金账户，大家依然觉得是福利的原因在于，个人所在单位也帮大家在公积金中心存入了工资额的6%，这样每个人的公积金账户就变成了工资额的12%。用我的6%换来了12%

，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一个6%的既得利益。所以很多人说，取消公积金就是取消了大家的福利待遇。

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国家福利系统的角度看问题，再回到老百姓自身，就会看到，改革现行的公积金制度体系，并不会降低老百姓的公共福利。取消公积金不是单一的政策，一定要和建立一个新的企业年金体系配套实施。可以有以下三个措施，确保取消公积金让老百姓完全不会吃亏。

第一，公积金变年金，公民已缴存公积金的收益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如果公积金政策取消，公民在工作期间已经缴纳的公积金（2018年末的缴存总额为14.6万亿元）全部转入补充养老的年金中。实施中要明确，公民的这笔钱应放入个人账户，而非统筹账户，否则对老百姓不公平。现行占工资比28%的养老保险里，8%是个人账户，20%是统筹账户，公民缴纳的养老保险绝大部分归国家统一调配，个人无法自由掌控。如果这笔钱放在年金中，按照年金制度规定，应和公积金账户的钱一样，在退休时会全部划归给个人。

但不同于公积金的是，年金的运行可以进入资本市场，通过保值增值产生更高的收益。2013年人社部出台的《关于扩大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中规定，年金可以投资股票、偏股型基金等高风险高收益产品，最高比例不超过30%，由专业机构运作的企业年金的收益率可以相对比较高。

目前公积金利率是按照国家一年期存款利率给付的，再扣除各地公积金中心运行管理成本，在1.5%左右，而新加坡公积金要求利率不得低于2.5%。年金利率大体在5%～6%

，美国年金利率一般在7%左右（股票投资平均年收益率在10%，债券和货币基金收益率在3%~4%，平均下来7%左右）。所以，居民缴存的公积金变成年金之后，只要投资合理运作，就会给居民带来更大财产增值。假如某人有20万公积金且还有10年退休，如果在公积金账户，他最终最多能拿到（1.5%复利）23万元左右，而如果在年金账户，一般而言可以拿到35万元左右。

第二，对已经发生的公积金贷款，可以按照一定利率优惠政策转化为商业贷款。目前国家的公积金贷款与商业贷款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利率差别，公积金贷款利率在3.25%左右，商业贷款利率在5.5%左右，有大概2%的差异。国家可以通过一定的利率优惠政策，来消化这一部分存量贷款。比如，某位公民因买房发生100万元按揭贷款，这笔按揭贷款中可能有80万元是银行的商业贷款，有20万元是公积金贷款。公积金贷款利息低，按揭商业贷款利息高，公积金一旦取消以后，欠公积金中心的20万元贷款可以转移到银行的按揭贷款系统，相当于该公民总共欠银行100万元，但执行的利率可以有差别，从而让贷款实现平滑转变。

即使利率优惠比例有限，转化后的银行贷款利率依然比公积金贷款利率高一个点，居民个人所多花的一点贷款利息（1%），与把置换出来的公积金投入到年金之中的收益相比（5%～6%），依然是很少的部分，对居民来说整体上还是划算的。

第三，取消公积金不是意味着职工就得不到企业缴存的6%，而是个人有了更大的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取消公积金后，企业原本替职工缴纳的6%公积金转变为企业给职工缴纳的6%企业年金，而职工个人的6%年金，并不强制缴纳，职工可以自愿决定是否缴纳。如果不缴纳，意味着每个人多了工资额6%的现金进入消费市场，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如果缴纳，职工的年金理财增值收益将比住房公积金收益高得多。

年金比之于公积金，在于年金政策的灵活性，并能够投资资本市场和货币基金市场，这对于每一个缴存者而言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取消公积金一定要研究如何配套一个更加完善的年金体系。

基于上述三点，我们可以看到，取消了公积金政策后，职工是根本不会吃亏的，而是可以获取更加有质量的、公平的社会公共福利。一般而言，只要企业年金理财的收益大于3.75%[1.5%+（5.5%-3.25%）]，职工通过年金就可以比公积金获得更高的收益。

四、取消公积金政策有利于为企业减负，而年金政策有助于进一步增强职工的养老能力

我国现行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要求“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第三十八条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种强制性实际上给企业带来了不少隐形成本。

事实上，2018年公积金缴存职工人数为14436.1万人，占我国城镇就业人数的33.2%。也就是说，公积金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试水，2002年颁布《条例》，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才覆盖了三分之一的城镇就业。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对广大尚未执行公积金政策的中小企业而言，取消公积金制度无疑降低了其企业运行成本，至少不至于整天担心因社保缴费严格执行而导致的额外成本。

公积金也好，年金也好，都是一种储蓄机制。前者是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后者是为了解决养老问题。取消了公积金，为职工提供优惠贷款的职责可以交由商业银行或组建的住房银行来解决。但城镇职工的养老问题，如椽巨笔公众号整理，却随着老龄化加剧而日益紧张。要保证自己退休后的生活质量不下降，单靠28%的养老保险所形成的养老金是不现实的；靠自身储蓄的话，如何保证储蓄的购买力保持大致不变也是一个难题，很多人为了养老只好去买房，对房地产形成了“虚火”。在这方面，企业年金作为非常重要的补充养老保险，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在2007年就有了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但仅仅是一个部门规章，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律。由于缺少法律基础，由企业自觉缴纳，政府并不强制；又由于住房公积金企业与职工两个6%工资额的缴交比例，企业负担偏重，所以大部分企业没有缴纳。到今天为止，除了少量国有央企单位设立年金制度以外，其余的国有、民营企业大多没有设立。整个中国的补充养老保险总量只有1万多亿元，仅占我国近100

万亿元GDP的1.1%。如果我们把公积金转为年金，不仅会使年金有了十几万亿元的基数，还可将公积金政策与年金政策合并，进一步加大年金的支持力度。

事实上，年金与公积金的筹资思路是一样的。以美国401K年金计划为例，其核心内容是：雇主为雇员建立个人退休账户，雇员根据收入的一定比例（3%~10%）进行缴费，雇主也按一定比例匹配缴费（一般为3%），每年缴费总金额上有封顶（最高4.9万美元）。账户资金一般情况下要到59.5岁后才能提取。雇主为雇员缴的年金额在雇员工资的6%以内可以进行税前列支；雇员缴费在上限以内的部分可以免个人所得税，待到退休领取时再缴税，即递延纳税，投资形成的投资收益免利得税。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基于企业缴费税前列支、个人缴费税收递延、投资收益免税的杠杆机制，激励雇主很认真、很努力地把本来可能要交税的转化为为高管、为职工的补充养老保险，雇员也会很认真参与。

如果我们取消公积金的概念，将现行公积金政策与年金政策合并在一起，不仅不会减少职工利益，还会鼓励企业和职工把年金逐步积累起来，就可以有效提升职工应对养老问题的能力。

五、公积金转为企业年金有利于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建立高质量金融体系的重要举措

年金出现后，既有利于资本市场长期资本的注入，又有利于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为什么美国黑石基金可以有几万亿美元的基金规模，KKR可以有5000亿美元的基金规模，就是因为他们的基金规模里有60%来自于各种养老金。目前，美国股市总市值中有63%左右由机构投资者持有，其中各类共同基金占了三分之一。而这些共同基金的一大来源就是各种退休金。其中401K计划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401K计划形成的资产的投资绝大多数不是由企业自己来操作，政府也不帮企业归集操作，而是通过招投标交给私募基金，由最优质的大型私募基金帮助运作。正是在此类养老基金的参与下（占美国股市市值规模30万亿美元的30%），加上美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战略投资者等的长期投资（占了股票市场的40%），美国的资本市场才形成了以长期资本为主、机构投资为主，散户投资、短期基金投资为辅的投资格局。

结合中国国情，在取消公积金制度的同时，将14.6万亿元的公积金直接转化成企业年金，并同时疏通投资资本市场的机制和通道，这将为资本市场提供一个庞大的长期资本来源。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健全推广企业年金。可将原来缴存公积金时使用的税收优惠政策沿用到企业年金上，要求企业缴存6%，个人按自愿缴存（但最高也不超6%）；企业和个人缴费都享受所得税税前抵扣政策；各个企业的年金可以按自愿原则集合成规模更大的投资基金，委托专业的投资机构投资，条件成熟时可以将投资股票的比例放宽至50%甚至2/3。这样就可以为资本市场引入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

有了这类资金的加入，资本市场就活跃起来了，大型的基金机构投资者也被发动起来，资本市场能够向更大规模、更高质量发展了。现在我国的资本市场规模只有60万亿元，如果中国年金制度和其他的保险基金可形成20万亿元长期资本投入，市场规模变大，同时长期资本比例变高，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变好，这对中国老百姓在股市上的投资也是有好处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单纯讨论公积金取消或不取消是没有意义的，而是要考虑如何通过改革实现一个既支持企业降低运行成本，又使得职工有更好福利回报、更加健康完善的社会公共福利系统，以及一个规模和深度更宏大、更高质量的长期资本市场。我们此前讨论疫情时期的企业减负，也并非笼统地取消或延缓公积金企业缴存6%的概念，而是把取消公积金制度和建立完善的年金制度一并提出，形成平滑转移，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把百姓、企业所创造的财富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并让它为国家、企业、个人都创造更大的价值。

总之，将公积金制度转化为年金制度，并不损害每一个职工的利益，而是让职工福利有了更可靠的保障。与此同时，年金既有对企业的短期价值，更具有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长远价值。为此，取消公积金，转化为年金制度，值得国家有关部门深入探讨、大胆创新、全面实施。

疫情对全球制造业未来趋势的影响

黄奇帆

（2020年4月5日）

清明节期间，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已过130万人，疫情带来的全球各国封城、封国，阻断人流物流，阻断交通运输（人类至今还没有疫苗和特效药，唯一的手段就是隔离），已经对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创，其后果不仅可能全面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有可能超过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

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没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了。一些地区的企业即便有复工复产的能力，也会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零部件供应而处在不得不停工的状态。面对一片狼藉的全球产业链，即使是最忠实的大规模生产时代的“水平分工”专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在这次疫情中为何如此脆弱，什么样的制造业系统才能让人类更好地抵御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化风险。

一、传统水平分工的全球产业链体系抗风险能力弱，需要调整

近三十年，全球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把产成品和半成品、零部件、原材料的加工制造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本和技术获取高额利润，形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另一个是跨国公司按水平分工的理论把产业链中一些产成品和半成品的加工外包给全球加工质量好、效率高、成本低的企业，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分工。于是几十个国家、几百座城市、上千家企业可以共同生产一个产品，如椽巨笔整理，而跨国公司往往既不搞零部件、半成品制造，也不搞产成品的总装。他们抓住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销售结款清算和售后服务，并通过控制生产性服务过程获取高额利润。这样的水平分工产业链体系，以市场化方式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了跨国公司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水平分工这一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

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书中率先系统阐述的。这一理论体系影响了最近二十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产业链上各类企业不分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优势进行水平分工是十分合理的，有助于产品成本的降低。但是，实际上地球是圆的、世界不是始终那么平的，产业链条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势必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整个产业链断裂的风险。由于水平分工产业链的单纯逐利，导致链上每个环节都已经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把产业链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运转到了极致，所有链上成员都沾沾自喜于平稳运行时期的水平分工全球产业链的高效率，却很少考虑一旦发生全球性事件时这样极致运行的产业链蕴含着的巨大风险。诚然，一个局部性事件并不会全面影响原有产业链的平衡，如果一个地域生产企业停滞，产业链会自动到全球其它地方寻求替代。但是，一旦遇上人类社会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牵一发而动全身，就会打破紧绷的全球水平分工产业链平衡，信息阻断、物流停滞，让原来不同地域协同生产的优势瞬间转变为劣势，过大的物理距离把产业链分割得支离破碎，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倒退。

面对危机，我们应该从全球化发展的更合理的趋势来反思全球制造业这种生态十分脆弱的产业链水平分工。我们当然不能因为疫情就去搞民粹主义、搞每个国家或地区狭隘的自我独立、搞自主循环的封闭制造、搞逆全球化，这些都是愚蠢的行为。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不是风平浪静的，全球性大范围的产业链分布是不安全、不科学的，如何既能实现产业链全球化水平分工，又能避免各种不可控因素带来的产业链断裂风险呢？最合理的方法就是让这种产业分工能够在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

二、产业链集群所带来的产业垂直整合更有利于全球制造业的发展

水平分工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制造时代的典型生产关系，是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链利益最大化的产物。产业链集群是数字时代的垂直整合型生产关系，是在一定地域内的全球化水平分工，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也就是说，产业链集群依然要发挥全球化水平分工的特点，而不是由一个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地搞整个产业链体系；也不是一个地区自力更生、肉烂在锅里，让本地企业大包干儿、做整个产业链。产业链集群还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分别来生产产业链上的零部件、半成品以及最后的产品集成总装等，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企业分享，每个集群内的企业虽然在某一个地域干活，但是利益是全球共享的。所以，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并不矛盾，而是逻辑合理的更深层次的全球化。产业链集群与传统的水平分工的区别在于，产业链上的企业不再是广泛分布在地球每一个角落，而是要选择合适的地区，在1小时到3小时车程半径内（50公里-200公里半径）形成整个上中下游70%以上的零部件、半成品的集群化生产基地。通过产业链集群最大限度降低运输成本，缩短物流时间，提高物流调度效率，最大程度地避免各种自然灾害、疫情灾难的冲击，通过集群化极大地强化了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

三、产业链集群的形成也是价值链重塑的过程，有利于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

产业链集群的形成过程中，还要注重产业整体价值链的重塑。所谓价值链包含了产业链制造系统的上游研发设计、品牌建设环节，和中游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第三方物流、仓储、产业互联网、产业链金融等等，还包含了产业链下游的消费清算、售后服务等环节，是产业链中的所有价值增值环节的集成。这些价值增值体系原本可以游离在世界各地，通过网络链接。但一旦产业链集群基地形成，如椽巨笔整理，营商环境良好，能够与当地产业链适配的价值链上的企业也会自然而然地集聚于此。

当一个制造业的产业链集群形成后，一些跨国公司为了节约时间和协同成本，就会将它的研发基地、零部件生产厂、整机装配厂转移到此处。如果该地区能够降低关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些跨国公司甚至还会将销售清算企业也转移到这里来，其它服务贸易类、产业链金融类企业也会应运而来。产业链集群+价值链集群的双重集群更能有力抗击灾害和其它不确定性。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中国的产业调整，世界其它各国都可以因地制宜地采用。

产业链+价值链的集群，也为整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产业链与价值链上的每一个成员都更容易利用数字技术改变生产模式、协同模式和服务模式，从而为整个产业创造新的价值空间。比如挖掘机市场在徐州附近聚集，也会带来大量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他们与挖掘机产业链融合，就会改变挖掘机产业的盈利模型，创造该产业大量新商业模式，这就是集群之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能够为人类带来更多财富。

四、产业链集群所在地要由市场来配置，是企业的选择而不是行政官员的意图，应具备五个突出特点

产业链集群会集聚在哪一个地区，不是地方政府的长官意愿，而是根据市场需要，既要考虑“销地产”、“产地销”的要求，又要考虑交通物流条件、地区开放程度、人才配置条件等问题。

产业链集群的“产地销”和“销地产”是两种不同的经济逻辑。“产地销”是以产业链集群地为核心，打造销往全球各地的区域产业链产品。这类产业链产品往往具有轻小、附加值高、对物流运输和距离不敏感等特点，可以在某一地点进行生产并出口全球，不用过多考虑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如集成电路、手机、电脑、软件产品、文化产品等。“产地销”的产品分发渠道主要是航空运输，也包括数字网络渠道。“销地产”是指聚集的产业链集群生产的终端产品主要用于本地销售，如汽车、挖掘机、推土机等重型产品。该类产业链聚集应该在计划的销售区域直接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建立集群，从而大量减少物流运输成本、本地创新成本、售后服务成本等。

能够承载产业链集群的区域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是各个国家、各地政府应该重点考虑的方向。这样的区域（城市）应具备五个突出特点：

1．交通运输枢纽地。产业链集群需要便利的交通以降低物流成本、人员协同成本，所以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形成全球化产业链集群的基本条件。

2．劳动力和人才的配置。一个地区在教育上的投入会在将来决定这里会形成什么样的产业链集群，百年树人，劳动力和人才配置是一座城市竞争力的根本体现，需要行政负责人具有长远眼光给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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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由于产业链聚集依然是国际化的水平分工，因此需要聚集地具备支撑国际企业入驻的营商环境。

4．社会环境以及生态环境良好。产业链集群发展的人文需要也非常重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高素质的社会环境，更有助于吸引全球产业链资源的聚集。

5．拥有生产成本优势。生产成本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创新成本、税收成本等，一旦形成了产业链聚集，本地域的成本优势会更明显。在产业链聚集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需要当地政府在各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以降低成本。

具备这五个基本特征的区域，需要系统地思考本地既有产业链的特点、周边其它产业链聚集区的分布等信息，从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创造尽可能垂直整合的产业链、价值链。在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地域，已经基本具备了这五个基本特征，可以围绕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大力布局相关产业链集群。其它地区也要努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形成不同规模的产业链集群。

五、产业链集群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中国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创造适合产业链集群发展的营商环境

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不能是靠行政权力“强扭的瓜”，而是应该由跨国公司、龙头企业和零部件企业自然选择市场资源配置而形成的，政府应该为此做好开明的配套服务。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根本因素，国家间和企业间的竞争就在于市场资源配置的有利条件。这一规律适用于全世界各个国家，也是世界产业发展的大趋势。这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的严重破坏，使大家发现了我们原本的全球化模式在太平时期没能暴露出来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中国及世界各国都应该对“世界是平的”思想影响的全球产业化方式进行重新思考并做出调整。但是，重新调整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也不可以直接进行强硬调整，推行逆全球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错误行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辩证式地螺旋上升，而不是180度大转弯。

所以在疫情稳定的地域，会率先开始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产业链集群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从硬环境到软环境，从基础设施到人才队伍，适应全球化产业链集群需要的营商环境的打造是对地方官员面向未来执政能力的考验。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占了全球制造业30%的份额，制造业也占了中国GDP的30%。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产业链集群化的趋势下，我们既面临机会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水平分工下的全球各国加工的产业链的基础是低关税；形成水平分工又能集群化扎根于一个地方为全球服务的产业链集群的前提，不仅仅是低关税而且是零壁垒，是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所以只有更深度、高度、广度的开放才能救世界、才能让世界摆脱困境，才能让世界共享新的利益。

为了更好形成产业链集群的营商环境竞争力，中国在宏观政策上要进一步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推动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放宽金融服务等领域准入条件，实现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开放。要进一步改善各级政府的服务能力，打造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改革开放的高地，推动围绕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的改革，并与各国共同推动自由贸易区（FTA）的发展。

六、并不是所有产品类别都可搞产业链集群，要根据区域特点慎重规划选择

产业链集群是垂直整合的国际化水平分工，事实上，并不是每一种产品都需要建立产业链集群。比如，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用品虽然也都有自己的产业链，但是产业链的分布大都较为分散；有的产品甚至只在某些固定地区存在，并没有必要形成产业链。

对那些物流链、产业链较短的大部分低端产品，每个相关生产企业的市场覆盖面较小，可以按照全球化市场需求的自然分布，布局的自由度很高。对这种产业的竞争，政府只要做到低税收、贸易自由化即可，不一定要建设专门的产业链集群。

但对于国家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或国家支柱产业等重点产业，必须形成从研发、设计到物流、金融等产业配套的全产业链集群，从而大大提高这些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产业链集群市场规模巨大，增加了其在全球产业生态中的话语权，从而用市场规模来有效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所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

此外，大量的传统制造业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会，这也意味着原有的产业链、价值链需要重塑，有可能形成新的产业链集群。只要这样的集群价值空间足够大，一个区域都可以考虑选择在这一方向上布局。

XJP总shu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2020年3月29日，XJP总shu记在浙江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考察时强调，宁波舟山港率先恢复生产，对推动我国企业复工复产、恢复物流体系、恢复全球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要未雨绸缪，关注境外疫情形势，在坚持不懈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应对和化解各国为抗击疫情采取的各项限制性措施对货物航运带来的影响，促进我国出口货物出得去、进口货物进得来。总shu记的这一论述就是对建设全球一体化的产业链集群的具体指示。

上述的六点讨论，是对过去三十年制造业产业链国际化进程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反思，是全球各国的跨国公司都值得重视的趋势。这种反思调整，绝不是逆全球化，绝不是民粹主义的自我封闭或者自力更生，而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形成既发挥水平分工的合理内涵，又发挥垂直整合的三低一高（低运费、低运时、低风险、高效率）的区域优势，既发挥WTO和FTA

关于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又要求全球的产业链集群所在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最终，产业链集群基地的形成将是跨国公司和产业链企业自主的选择，是市场化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国家行政管制的结果。

人类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内涵不会变。因为疫情的隔离阻断、因为冷战或贸易战的对立，妄言全球化结束是短视的，全球化本身是螺旋式发展的，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进的。凡是能在历史的螺旋发展中、解决产业更迭问题中担当责任的大国一定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国家。

完善行政体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黄奇帆

（2020年2月20日）

行政体制是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的交集点上，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特别重要地位。完善行政体制，既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和发展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行政体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行政体制改革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治组织结构、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加强依法行政、健全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问题，着力解决党政机构职责重叠、政府机构职责分散交叉、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中央地方机构上下一般粗等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等四个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为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更好把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体现了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要坚定不移地把完善行政体制推向前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优化组织架构提高行政效率

组织管理的实践表明，管理层级越多，决策信息传递过程越长、衰减量越大；管理幅度越多，越难做到权责统一，更难保证步调一致。因此，合理的行政组织架构才能够做到幅度和层次科学匹配。扁平化即减少中间层，避免机构设置“叠床架屋”，这至少有三个方面优势：一是运行成本较低。一般来讲，省级财政供养人数与总人口之比大致在1：25—30，直辖市由于少了一个层级，其比例大致是1：50—60

。财政供养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保持在合理水平，有利于把有限的财力用于发展，节余的行政经费可以用于社会事业和民生改善。二是管理效率提高，尤其是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更直接、效率更高。同时，各省区市的自主权更大，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配置资源能力增强。缩减层级，可以改变过去省级政府掌握行政资源、经济资源配置权集中在中心城市所导致的省市两级行政与资源要素统筹难度大、成本高、摩擦多的问题，让行政处置权、资源配置权在省级和地市州充分流动。缩减幅度就是要功能重组，解决政府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和公共管理“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等问题，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放管服”，事权下放与精兵简政相辅相成，极大提升了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和行政便利化水平；另外，不少省区市还不断探索省直管县改革，打通了县与省的直接沟通渠道。这些都是行政层次扁平、幅度精简的有效探索。

二、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效能

一个地区、一个领域，凡是存在长周期、大面积和反复出现的问题，往往是体制机制性问题，需要用市场的思维从基础性制度和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从而在基本面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操作中，切忌行政化导向，重视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给相关部门或条线加编制、升级别、增机构，以行政手段强化推进，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职能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合理边界，进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要坚持运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两种手段，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放大行政体制效应，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法，统筹协调，盘活各类要素资源，达到“1+1>2”的效果。比如，城市化过程中，存在农村耕地保护不到位、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不足、城市征用土地指标不足等问题，只靠“5+2

”“白加黑”是不行的，关键要推动城乡土地资源配置的要素市场改革，让大城市反哺大农村，既能落实好农村耕地保护政策，又能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平衡农房改造成本，帮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支持贫困区县发展，可谓一举多得。

三、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以提升营商环境为衡量标准

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和群众最直观、最实惠的感受，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体制的重要目的。改善营商环境，重点是通过行政体制的不断完善，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三化”是自由贸易谈判的重要标准。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企业准入了，要的是同等国民待遇；没准入之前，首先强调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在行政管理体系里，无论是国有、民营还是外资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

二是负面清单管理。企业经营必须有负面清单，法无禁止都可为；政府的行政管理也必须有行政权力清单，做到行政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不乱动、政府不多动。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劳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三个保护”是我国融入世界、与发达国家接轨的重要方面。

四是扩大开放领域。

包括教育、卫生、文化领域开放，以及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特别是银行、保险、证券、快递、电信等领域的开放，消除各种不必要的行政体制限制。比如，去年以来，我国对外资银行提出了股权比、建立子公司、营业范围等三个方面的扩大开放，目前已经操作落实下去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XJP总shu记关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的重要决策部署，我国营商环境得到不断优化。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从一年前的78位跃升至46位。但是，对标世界银行11个指标体系，我们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我国尚有80多条法律法规需要修订；自贸区建设中遇到不同程度的授权不充分问题；信息系统碎片化，软件数据尚不能互融互通；缺乏将先进经验迅速推广的机制等。这些方面，需要持续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积极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效能。

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激发基层干事创业活力郡县治，天下安。激发基层发展活力，是完善行政体制、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上面千根线，下面一个针。最近几年，不少地区和部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是明确发展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实现途径等的重要方式，对于调动利益相关者积极性、科学指导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一个个的国民经济五年规划（计划）。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发展规划这种“顶层设计”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培训期间，笔者对美国发展规划问题进行了粗浅研究，其很多做法对我们做好规划工作有许多有益启示。

黄奇帆：新冠肺炎疫情下对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复工的几点建议

尽快落实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有关政策，快速解决制造业用工短缺问题；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实行年金制度；想方设法降低物流成本。

随着2月10日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复工，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XJP总shu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全国已经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目前在进一步防控传染的同时，疫情阻击战也开始进入有序恢复生产的阶段。

目前看起来，这次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会比“非典”大很多。2003年“非典”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二季度，增速比前后两个季度低1.5个百分点；客运、旅游、住宿餐饮、零售等行业短期内受到较大冲击，投资和外贸所受影响不明显；受人口红利和加入WTO双重利好的影响，“非典”的出现并没有中断当时经济的上升趋势。但此次疫情不同，波及范围远超“非典”，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经济活跃和发达的省市。从持续时间上来看，以武汉为核心的“新冠”很可能会长于以广州为核心的“非典”。

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的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处于增速下行、艰难转型的关键时期，疫情将导致消费承压、投资不振、财政收入雪上加霜。疫情发生后，随着武汉封城、全国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原本预计有望超4.5亿人次出游消费的“春节黄金周”变成了“全民防疫周”，酒店、宾馆、影院等消费大跌，大量中小企业因此承受重压。

目前，我国旅游业对GDP的贡献已经达到11%左右，直接和间接从业人数超过1个亿。此次如受重创，一方面将拖累整体就业，给全社会就业形势和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还将对这几年供给侧改革所培育出来的有利于促进高品质消费的“优质供给”带来冲击，一旦疫情过去，这些供给跟不上，也不利于重启经济循环。

在这些内外因素作用下，如不采取稳控措施，大量的中小制造企业会出现经营困难，更为重要的是，部分较脆弱的制造行业的产业生态，很有可能会被破坏，从而导致更长期的负面影响。物流中断和疾控措施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冲击比中美贸易摩擦要大得多，并且一旦中断，形成了转移替代，部分行业三十年制造业基础丢了，很难再找回来。所以我们必须像是重视疫情自身一样，高度重视保护产业生态、保护产业链和供应链、保护中小企业，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够度过难关。

采取综合措施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

尽管此次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但短期内对制造业、对广大中小企业以及整个经济交易活动水平的冲击不容忽视，应采取综合措施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努力将全年经济增速稳定在5%左右。

一是要在管住人流（对确诊、疑似、密切接触者全部集中隔离）的同时，畅通物流。

当前，一些地方为了有效防控疫情蔓延，采取了一些严格措施，但注意不要走极端，不能轻易断路、断航甚至“封城”，影响物流这一国民经济动脉。整个工业制造业包括钢铁、化工、电力、装备制造以及轻工电子的原材料、零部件及其产品销售如因物流跟不上而停下来，不仅损失巨大，还将对整个上下游带来灾难性影响。

二是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今年情况特殊，可以突破财政赤字不超过GDP 3%的常规限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增发1万亿特别国债，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减税降费和对疫情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三是采取适应财政扩张的货币政策。央行加大购买国债的力度，在二季度疫情缓和后进一步降准降息。

四是对因此次疫情防控而延长的假期实行补工。为了弥补企业损失，建议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对该延长的假期实行适当补工，由员工自行选择在一年内的双休日或其他节假日进行补工。一些地方已经在国务院延长假期决定的基础上再延长若干工作日补工。

五是动员各地区各部门因地制宜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的纾困措施。对中小企业实行全面减税降费；对因疫情停工造成的中小企业贷款到期不能还款的予以适当延期；继续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进行风险排查及处置工作，将此次疫情定性为不可抗力的外在因素，缓冲因股市下跌而导致的强行平仓风险。

制造业复工、复产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2月10日复工、复产，是大部分地区规定的，但是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复工复产依然困难重重。

一是疫情防控所导致的工人极度短缺。工人返回工厂手续很多，各级政府之担忧确实能理解，复工申请层层批复、复工培训、疫情防控、人员梳理管控，每一个细节都重要，这确实是无奈之举；不过只要手续齐全，效率还是很快的。但是工人依然回不来，封路、封村、劝返、拒入、户籍、住所、隔离时间等问题，这才是导致复工的第一大难点。

二是疫情导致很多产业供应链残缺不全。全国各地大部分企业都有很多外协零部件供应商，大家都会面临工人短缺、材料短缺、部件短缺的问题。这些企业处于不同城市的不同区域，政策不同程序不同，恢复生产时间不同、互相匹配极难，这是第二大难点！

三是疫情期间的企业物流运输几乎停顿。除了疫情必需的物资，全国各地设置了各路关卡，供应商原材料、零部件进不来，复工生产后产品运不出去；同时人员限制流动导致市场拓展极难开展。尤其是外贸，目前60多个国家限制中国进入，市场损失巨大。此乃第三大问题！

目前控制疫情和及时复工确实是矛盾，处于胶着状态，我们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但是我们能熬多久？国家目前要求企业不裁员、正常发工资，可是企业的产品生产不出来，生产出来又流通不出去，资金不能及时收回来，如何保障员工工资？就怕疫情没有了，工厂也没有了，社会失去了造血的机器，这比起疫情本身其实更可怕。

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除了现在各级政府所采用的税收等政策以外，建议加快如下几方面改革：

一是尽快落实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有关政策，快速解决制造业用工短缺问题。如果3亿农民工中有2亿能在城市落户，不仅可以纾解春运压力，还能快速补充城市劳动力、有效延长农民工工作年龄、年度工作时间，延长人口红利机遇期。

二是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是1990年代初从新加坡学来的，现在我国房地产早已市场化，商业银行已成为提供房贷的主体，住房公积金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将之取消可为企业和职工直接降低12%的成本。

三是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实行年金制度，并疏通企业年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渠道和机制。这不仅有利于补充社会养老保险资金，还有利于形成庞大的长期资本供给，为资本市场繁荣稳定奠定基础。

四是想方设法降低物流成本。此次疫情将给一些“在线”产业带来重大机遇，也对物流效率提出更高要求。建议重点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疫情猛如虎，不仅仅伤人身、更伤害国家经济运转。我们必须如同防控疫情传播一样，全体动员、严防发生经济运行的风险。在以XJP总shu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中国经济也一定能够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中国的制造业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实现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

（作者系清华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

新冠肺炎疫情下对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五点建议

黄奇帆

（2020年2月13日）

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新冠肺炎现有确诊病例38800例，现有疑似病例16067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653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451462人。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社会与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

国家高度重视此次防疫工作，成立了由李克强总理任组长的中央领导小组，XJP总shu记亲自指挥，多次对防控疫情做出重要指示。自2020年1月20日起，中央政府建立起来的防控疫情体系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在如此巨大公共卫生灾难面前的应对能力、大国担当。目前防控疫情战役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国严防死守的管控模式正在发生效果，虽然感染数量还在上升，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央政府能够率领全国人民救感染民众于水火、彻底战胜疫情。

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这样大的疫情的发生、把疫情消灭于萌芽状态呢？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现有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治工作有很多系统性的问题呢？有很多专家学者对湖北武汉的疫情应对已经提出了大量意见和建议，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从宏观上来看，武汉的防疫应对问题不是湖北独有的，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领域是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后领域，甚至是盲点。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始终没有很好补上，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在人员、技术、设备各方面都远远落后，这才是导致我们缺乏防控大疫能力的根本性的原因。

大疫当前是坏事，也倒逼我们深刻反思，国家应该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供给侧的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方向性的问题、系统性的问题、基础性的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政府要扩大对公共设施的投资，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质量

中国经济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1978年中国GDP是3679亿元，2018年达到90万亿元。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就是不断释放各种消费，高度重视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在2010年，消费拉动、出口拉动、投资拉动差不多各占三分之一的贡献率。最近5~10年，中国经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消费拉动快速增长，到2019年消费拉动已经占GDP的60%左右，出口和投资占了另外的40%。

如果要进一步保持国家经济的长久增长，形成新的增长动能，就必须要继续保持或扩大消费对GDP

的拉动作用。消费拉动经济发展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公共消费两部分，个人消费虽然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但增长空间的比重不大，有巨大潜力的是政府的公共消费。以往的政府投资在基础设施领域占比比较大，公共设施投资和消费比重不足。

公共消费包含教育、卫生和文化等方面，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比重往往比较低。以医院为例，1978年全国医院数量为9293个，2018年为33009个，增长了3.55倍。在这四十年GDP增长240倍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卫生方面的投资就显得很不够了，2018年中国卫生领域政府财政支出1.6万亿元，占GDP比重不到1.7%。

所以，疫情之后，国家要加大对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加大公共卫生服务设施的投资。这里有个概念，如果政府财政拿1000亿元投资在高速公路、铁路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上面，这1000亿元转化为当年的GDP一般最多只有30%左右；但是如果这1000亿元投资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及其设施上面，其转化出来的GDP可以达到60%~70%。就这个意义而言，同样的财政投入，如果投入到公共卫生领域，对GDP的拉动反而更好。同时，它还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形成社会服务的平衡。

为此，政府财政应该把原有投向基础设施的钱，转移一部分到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里面来，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质量，用这一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中国医疗及公共卫生系统整体质量提升的投资空间巨大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表现出我国现在的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除了北上广深杭等医疗设施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以外，整体上普遍存在各种医疗设施还不够健全的情况。许多大城市三甲医院数量配置都不到位，中等城市、小城市各级医疗机构的配置也很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为什么大城市的大医院忙得不得了呢？实际原因是整个城市的医疗资源设立不齐全、不合理，已有的各级医疗机构设施差别太大，小医院的设施太差，所以老百姓就都往大医院跑了。

我们对比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可以看到，美国、日本即使是小医院，配备的设施也是和大医院一样的。所以对各个城市医疗防疫系统的补全以及高质量设备的投资，就是公共设施消费的具体内容，政府投入的每一台设备也就变成了方便民众的公共服务设施。国家要像修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修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中国33000多家医疗机构可能会变成5万家、6万家，而政府主导的医疗机构的高质量设备投入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能够极大带动经济的发展。

另外，除了硬件配置不到位以外，医护人员的配置也远远不够。现在很多医院，医生和护士普遍缺员，一般医院里的编外医生和护士相当于编内的50%，也就是说一座医院里面医护人员三分之二是编内的、三分之一是编外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增加十万、二十万个编制，让这些编外的医生护士进入编内呢？

进入编内，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但事实上，这一方面是我所说的扩大政府公共卫生消费投资；另外一方面，政府给予的编制补贴，是有一个杠杆效应的，要知道医护人员并不是完全吃皇粮的，现在的医生在医院里面给人看病，政府在编制上的投入往往只占医院实际收入的五分之一，所以从总体上看，政府这个编制投入是理所应当的公共投入，更何况它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全国2000多个县、400个地市州大都存在着各级医院等医疗体系不健全，人数也不到位的现象，如果我们健全体系、扩大编制，通过财政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支出，不仅可以大大缓解14亿中国人医生护士不足的现象，同时还可以拉动政府消费，比基础设施投资更高效率地带动GDP增长。到2018年末，我国卫生人员总数有1230万人，按照美国1900万卫生人员总数来看，我们国家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果通过政府投入让卫生人员总数达到6000万~8000万人，将会极大推动我国未来GDP的提升。

三、预防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立是百年大计，具有长远投资效益

虽然国家现在也有传染病防治的相关机构，但从社会系统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各个城市目前都还缺少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范体系、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体系。这三个概念你可以说每个常规医院里都可以有，但是常规医院毕竟是常规医院，它往往不具备控制传染的基础设施。为什么2003年的非典、现在的新冠肺炎，大量感染人员常规医院无法收治，就是因为他们的基础设施，比如空调、排污等，没有办法控制传染，也就没办法收治传染病人了。

所以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需要一个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包括按照收治传染病标准来设置的具有足够床位数的各种医院，也包括与控制传染相关的其他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很多人看起来，可能是一种浪费，因为可能有一些设施我们十年都不会用。但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来说，有了这些设施就能够避免百年一遇的对城市毁灭性的打击。

就像是上海黄浦江的防洪大堤，我们必须要按300年一遇、50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来建，否则一旦真有了大洪水，是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的生死问题。所以建立这样一个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就是要做到防患于未然，你就得把百年一遇的事情当作现实的事情，把这套系统高质量建设好，搞好以后宁可有部分闲置浪费，比如花掉了1000亿元，它的折旧利息都很高，但这是社会整体运营质量的提高，是社会公共保障能力的提升。

这个概念就和我们花了几千亿元去做环保、绿化、保护生态是一个道理，你不能急功近利去看当前的投入产出比的，也不是说你有了这个系统就希望每年来一次瘟疫来让我发挥伟大作用。而是要长远看到这个体系的投资效益，它是一个国家面对巨大公共卫生灾害时的强有力的保障。作为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系统，当然不能完全靠市场、靠民间、靠企业来建设，而是要依靠国家、城市的公共投资来建设。因为公共消费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该做的，尤其是今年更是如此。

美国的这套系统是直属总统管理的，公共卫生系统有事情汇报，是直接向总统的卫生安全委员会汇报并报给总统的，它已经跳出了常规的医疗卫生管理系统，是一套独立的体系。所以，中国也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应急组织体系，一旦出了应急防疫问题，从一个县到一个地市、到一个省、直到整个国家的紧急防疫应对系统就启动了。就像是国家的灾害委员会，一旦出事的话，几个层次一报就报到国务院的应急办去了。所以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也应该直接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和各级政府主导投资建立。

整套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具有一套独立的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应急响应体系，就是层层拉警报、层层预警的报告制度和紧急行动的预案与落实措施；第二个层面是用于防疫的物理设施的管理与使用方式，比如那些隔离病房，可以10000张床位集中放在几个定点医院，也可以各个医院都分散有一些。这样，一旦有疫情发生，病人可以马上得到集中隔离，避免扩散传染；第三个层面是疫情时期的紧急征用机制，一座城市一旦出现疫情，就相当于进入战时状态，一些民用设施可以被政府按照预案征用，包括酒店宾馆、体育场馆、展览馆、房产商闲置的房产等，用于隔离大量疑似、密切接触的人群，通过广泛隔离人群，来控制传染源。这三个层面都不能是临时决策，而是有预案、有准备的。

这个公共卫生与防疫系统不是每个城市的卫生局，或者哪一家三甲医院，兼顾着就可以建设起来的。这个系统是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战备”职能，跟医院本身的基本诉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由中央统筹规划、各级政府投资建设。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笔投资对政府来说各方面都是值得的，具有长远的投资回报。

四、国家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与防疫的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工作

从湖北省的疫情中不难看到，公共卫生防疫人才是多么短缺，黄冈市一个外行的卫健委主任被火线撤职，从一个点上说明我们必须要尽快解决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不足的问题，解决问题最长远有效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三千多个大专院校的学科设置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设立公共卫生学院的大学比重很低，仅有80余家。但这些公共卫生学院往往重预防、轻应急。一旦涉及应急防疫，就涉及文、理、医、工、经的融合，涉及政治、经济、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的交叉，所以各所现有公共卫生学院的课程设置应该做大调整，重视应急防疫方面的教育。

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的培养一定要扩大规模、提高质量，要鼓励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尤其是传统的文理工科强校，要加强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据我所知，即使是清华大学也没有公共卫生学院，只是在清华大学医学院下设有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很多双一流大学也没有公共卫生学院。

所以我第一个建议，就是教育部要鼓励双一流大学（原来的985、211

大学）设立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而不是只有医学院校来设置这一专业。财政部要有专门的投资来建设这种类型的公共卫生学院，这样才能快速培养一批既懂得公共卫生，又懂得系统防疫、应急响应的人才队伍。

第二个建议是应该建设一所国家重点的单体公共卫生与防疫大学，比如叫做“中国公共卫生大学”，类似于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大学”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该所大学要教学与科研并重，为国家培养高端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的研究体系、实验室体系，汇集全球高端科技人才，承担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前沿研究工作。

建设公共卫生学院与公共卫生大学，要打开大门、加强国际合作，可以跟国际知名机构合资、合作建设整个学院或大学，也可以在一个公共卫生学院里面某个实验室跟国外公共卫生学院或研究机构合作。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要开放，一切瘟疫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必须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这方面不要格局太小，而是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破除阴谋论，真正发挥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与防疫领域的引领作用。

此外，对其他现有的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机构要进行梳理，加强公共卫生、防疫研究的体系性、针对性，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现有的很多研究机构，比如一些病毒所，还没能真正发挥作用、研究水平比较低。政府所建立的新型研究机构要不仅仅研究中国的病毒，也要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病毒，让中国在病毒和防疫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五、在各级政府制定“十四五”规划时，建议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的比重

这次新冠疫情应该是给我们各级政府上了很重要的一课，我们一定要痛定思痛、引以为戒，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力度，在“十四五”的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花上2000亿~3000亿元把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给补上，则善莫大焉。

所以，我建议各级政府在今年制定“十四五”规划时，一定要充分重视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资与管理运营规划。要意识到补上公共卫生这个短板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是不亏的，我们前面专门讨论了投资公共卫生类基础设施对GDP的高效率拉动作用，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规划合理、落实有力，这个投资将会是中国经济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标志。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万民之心、牵动全球经济，这次疫情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重中之重还是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打赢这场防疫保卫战，通过一系列宏观、微观政策的迅速调整尽量避免对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

不管怎样，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个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数以万亿计的经济损失。所以我们用5~10年时间投入几千亿元来建立和完善一个国家级公共卫生与防疫体系，是非常值得的。通过该体系做到防患于未然，尽量避免今后再在中国出现非典、新冠肺炎这样破坏力巨大的传染病的流行。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体现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水平上，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国在住、行方面的政府投资巨大，现在到了必须要在卫生、防疫这类的基础设施上加大投资的时候了。中国有制度的先进性，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体系，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的建设，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从容应对各种疫情，让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

 

对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复工的几点建议

黄奇帆

（2020年2月12日）

随着2月10日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复工，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全国已经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目前在进一步防控传染的同时，如椽巨笔整理，疫情阻击战也开始进入有序恢复生产的阶段。

目前看起来，这次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会比“非典”大很多。2003年“非典”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二季度，增速比前后两个季度低1.5个百分点；客运、旅游、住宿餐饮、零售等行业短期内受到较大冲击，投资和外贸所受影响不明显；受人口红利和加入WTO双重利好的影响，“非典”的出现并没有中断当时经济的上升趋势。但此次疫情不同，波及范围远超“非典”，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经济活跃和发达的省市。从持续时间上来看，以武汉为核心的“新冠”很可能会长于以广州为核心的“非典”。

一、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的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处于增速下行、艰难转型的关键时期，疫情将导致消费承压、投资不振、财政收入雪上加霜。疫情发生后，随着武汉封城、全国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原本预计有望超4.5亿人次出游消费的“春节黄金周”变成了“全民防疫周”，酒店、宾馆、影院等消费大跌，大量中小企业因此承受重压。

目前，我国旅游业对GDP的贡献已经达到11%左右，直接和间接从业人数超过1个亿。此次如受重创，一方面将拖累整体就业，给全社会就业形势和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还将对这几年供给侧改革所培育出来的有利于促进高品质消费的“优质供给”带来冲击，一旦疫情过去，这些供给跟不上，也不利于重启经济循环。

在这些内外因素作用下，如不采取稳控措施，大量的中小制造企业会出现经营困难，更为重要的是，部分较脆弱的制造行业的产业生态，很有可能会被破坏，从而导致更长期的负面影响。物流中断和疾控措施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冲击比中美贸易摩擦要大得多，并且一旦中断，形成了转移替代，部分行业三十年制造业基础丢了，很难再找回来。所以我们必须像是重视疫情自身一样，高度重视保护产业生态、保护产业链和供应链、保护中小企业，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够度过难关。

二、采取综合措施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

尽管此次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但短期内对制造业、对广大中小企业以及整个经济交易活动水平的冲击不容忽视，应采取综合措施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努力将全年经济增速稳定在5%左右。

一是要在管住人流（对确诊、疑似、密切接触者全部集中隔离）的同时，畅通物流。当前，一些地方为了有效防控疫情蔓延，采取了一些严格措施，但注意不要走极端，不能轻易断路、断航甚至“封城”，影响物流这一国民经济动脉。整个工业制造业包括钢铁、化工、电力、装备制造以及轻工电子的原材料、零部件及其产品销售如因物流跟不上而停下来，不仅损失巨大，还将对整个上下游带来灾难性影响。

二是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今年情况特殊，可以突破财政赤字不超过GDP3%的常规限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增发1万亿特别国债，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减税降费和对疫情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三是采取适应财政扩张的货币政策。央行加大购买国债的力度，在二季度疫情缓和后进一步降准降息。

四是对因此次疫情防控而延长的假期实行补工。为了弥补企业损失，建议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对该延长的假期实行适当补工，由员工自行选择在一年内的双休日或其他节假日进行补工。一些地方已经在国务院延长假期决定的基础上再延长若干工作日补工。

五是动员各地区各部门因地制宜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的纾困措施。对中小企业实行全面减税降费；对因疫情停工造成的中小企业贷款到期不能还款的予以适当延期；继续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进行风险排查及处置工作，将此次疫情定性为不可抗力的外在因素，缓冲因股市下跌而导致的强行平仓风险。

三、制造业复工、复产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2月10日复工、复产，是大部分地区规定的，但是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复工复产依然困难重重。

一是疫情防控所导致的工人极度短缺。工人返回工厂手续很多，各级政府之担忧确实能理解，复工申请层层批复、复工培训、疫情防控、人员梳理管控，每一个细节都重要，这确实是无奈之举；不过只要手续齐全，效率还是很快的。但是工人依然回不来，封路、封村、劝返、拒入、户籍、住所、隔离时间等问题，这才是导致复工的第一大难点。

二是疫情导致很多产业供应链残缺不全。全国各地大部分企业都有很多外协零部件供应商，大家都会面临工人短缺、材料短缺、部件短缺的问题。这些企业处于不同城市的不同区域，政策不同程序不同，恢复生产时间不同、互相匹配极难，这是第二大难点！

三是疫情期间的企业物流运输几乎停顿。除了疫情必需的物资，全国各地设置了各路关卡，供应商原材料、零部件进不来，复工生产后产品运不出去；同时人员限制流动导致市场拓展极难开展。尤其是外贸，目前60多个国家限制中国进入，市场损失巨大。此乃第三大问题！

目前控制疫情和及时复工确实是矛盾，处于胶着状态，我们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但是我们能熬多久？国家目前要求企业不裁员、正常发工资，可是企业的产品生产不出来，生产出来又流通不出去，资金不能及时收回来，如何保障员工工资？就怕疫情没有了，工厂也没有了，社会失去了造血的机器，这比起疫情本身其实更可怕。

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除了现在各级政府所采用的税收等政策以外，建议加快如下几方面改革：

一是尽快落实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有关政策，快速解决制造业用工短缺问题。如果3亿农民工中有2亿能在城市落户，不仅可以纾解春运压力，还能快速补充城市劳动力、有效延长农民工工作年龄、年度工作时间，延长人口红利机遇期。

二是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是1990年代初从新加坡学来的，现在我国房地产早已市场化，商业银行已成为提供房贷的主体，住房公积金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将之取消可为企业和职工直接降低12%的成本。

三是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实行年金制度，并疏通企业年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渠道和机制。这不仅有利于补充社会养老保险资金，还有利于形成庞大的长期资本供给，为资本市场繁荣稳定奠定基础。

四是想方设法降低物流成本。此次疫情将给一些“在线”产业带来重大机遇，也对物流效率提出更高要求。建议重点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疫情猛如虎，不仅仅伤人身、更伤害国家经济运转。我们必须如同防控疫情传播一样，全体动员、严防发生经济运行的风险。中国人民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中国经济也一定能够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中国的制造业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实现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

数字化为何具有颠覆性

黄奇帆

（2020年2月10日）

数字化主要包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技术。通常称为ABCD：A——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B——区块链（BlockChain），C——云计算（Cloud），D——大数据（BigData）。这几者之间的关系，普遍的观点是“融合发展”，分不清孰重孰轻，孰先孰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工业互联网，其中既有区块链技术，也有大数据技术，还有云计算技术，三者合成一体，又衍生出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概念。但也有人认为，ABCD

的地位并不平等，其核心应当是区块链技术。因为，区块链技术解决的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而且撞击到了生产关系这个根本问题，如果将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和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就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数字化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可以从DNA层面提升人的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改造之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大幅度扩展。

从具体功能上讲，云计算的核心功能在于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和通道能力；大数据的核心功能在于静态数据之大、动态数据之大以及数据被使用后新生的叠加数据之大；人工智能的核心功能在于将数据通过滤波去除垃圾后变成信息，把信息经过挖掘推送后形成知识，把知识通过智能算法形成决策性判断；而区块链则是一种特殊的互联网技术，是对“共识人群的一种管理方式”。如果说云计算、人工智能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大数据让生产资料分发更高效，那么区块链就是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区块链技术也可以通过新的信任机制大幅拓展人类协作的广度和深度。

数字化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就在于它所拥有的五全基因：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地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

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而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数字化具有的五全基因，与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产生颠覆性的冲击。与工业制造相结合，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过程中，数字化拥有的海量信息、计算能力，可以大幅度地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安全性，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坏账率和风险。

公共卫生领域需要供给侧全面改革

黄奇帆

（2020年2月9日）

此次疫情的发生发展是不是说明我国现有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治工作还有很多系统性问题？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重大疫情发生、把疫情消灭在萌芽？大疫倒逼我们深刻反思。国家需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供给侧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的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以下是五个建议。

一、关注公共卫生消费与投资的高效性

40年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GDP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万亿元。2010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大致各占1/3，但最近5到10年，通过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消费已占GDP的60%左右（2019年），而投资和净出口仅占40%左右。可以肯定，要保持经济长久增长，就必须保持并扩大消费的拉动力。

消费包括个人和政府公共消费两部分，总体看，个人消费虽有一定上升空间，但已有限，而政府公共消费——包含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却存在巨大潜力。以往，政府基建投资比重较大，但公共设施投资和公共消费比重较低。比如全国医院数量，从1978年的9293个增长到2018年的33009个，扩大3.55倍，但同期GDP增长240倍。二者增幅落差明显，这说明我国公共卫生投资明显不足。2018年，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

为此建议，疫情之后，财政应把计划投资项目上的钱，转移一部分到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提高国家公共卫生供给质量，并以此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经验表明，财政投资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其只有30%左右转化为当年的GDP；但投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及设施，大致60%到70%可以转化为当年的GDP。因此，同样是财政投入，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效率更高，对GDP的拉动作用更大。同时，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形成社会服务平衡。

二、增量提质扩编中国医疗系统

此次疫情表现出我国现有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的问题。实际情况是，除北上广深杭等发达城市外，许多大城市三甲医院数量不足、设施配置不到位，而中小城市各级医疗资源配置更是不齐全、不合理，医疗设施、医治水平参差不齐。这就是大城市、大医院往往应接不暇主要原因。

对比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许多小医院的设施配备与大医院基本无异。所以，有计划地补齐城市医疗系统短板，提高医疗设备质量，这就是财政公共消费的具体内容，而且政府每投入一台设备立即可以服务民众，变成公共服务设施，同时发挥社会和经济效益。

为此建议，第一，国家要像投资高速铁路、公路一样修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如果中国3.3万家医疗机构变成5万家、6万家，那政府主导的医疗机构，其高质量设备投入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能够产生极大的经济拉动作用。

第二，如椽巨笔整理，除硬件外，着力解决医生和护士普遍缺员的问题。现在，很多医院编外医生和护士相当于编内的50%，或者2/3编内、1/3编外。那为什么不能增加10万至20万个编制，让编外医生和护士进入编内？表面看，入编要增加财政支出，但这一方面可以扩大政府公共卫生消费；另一方面，政府给予的编制补贴可以产生杠杆效应。事实上，如椽巨笔整理，医护人员并非完全吃皇粮。目前，政府在医院编制上的投入只占医院实际收入的1/5，所以总体看，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加大编制投入理所应当，更何况它还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第三，大幅提升医务人员数量。2018年末，我国医务人员总数仅为1230万人。如果按美国4亿人口中1900万医务人员的比例，我国提升空间巨大，如果通过政府投入使医务人员总数达到6000万到8000万人，必将对我国未来的GDP增长构成巨大推力。

三、建立独立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需要一个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它不是每个城市的卫生局或某家三甲医院可以兼顾的事项，而是职能区别于一般医院的、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战备”体系，是一个跳出常规医疗卫生管理系统的、作为公共服务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立体系，所以必须依赖中央统筹规划、各级政府投资建立。在美国，这套系统直属总统管辖，公共卫生事件直报总统卫生安全委员会，卫生安全委员会设计处置方案报给总统。

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治理体系包含三个层面：其一是应急响应体系——层层拉警报、层层发预警的报告制度、紧急行动预案制度及其落实机制。其二是防疫物理设施及其管理与使用制度，比如隔离病房10000张病床既要大量集中在几个定点医院，同时也要分散在各个医院，以此确保发生疫情病人马上可以集中隔离，避免传染扩散。其三是疫情下紧急征用机制，疫情出现，一座城市相当于进入“战时状态”，政府需要征用一些宾馆酒店、体育场馆、展览馆等民用设施，用于隔离大量疑似、密切接触人群来控制传染源。可以肯定地说：这三个层面都不能是临时决策，而是常备预案、常备不懈的治理体系。

目前，我国虽有一套传染病防治的制度安排，但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各城市公共卫生、传染病防范、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三项体系尚属短板，看起来这三项系统每个常规医院似乎都有，但空调、排污等基础设施往往达不到控制传染病的要求，从而无法收治感染人员。2003年“非典”、2019年“新冠肺炎”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按照收治传染病标准设置具有足够病床的各种医院，建立控制传染相关的基础设施，或许10年、8年用不上一回，这是不是一种浪费？问题是，300年一遇、500年一遇，按照哪个标准建造上海黄浦江防洪大堤更合算？动辄几千亿元投资环保、绿化和生态保护收益何在？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是关乎成千上万老百姓生死存亡的问题，就得把百年一遇的防患于未然当作现实任务去做，要从长远看这个体系的投资效益，它是面对巨大公共卫生灾害时，国家安全强有力的保障。所以，宁可有些闲置浪费也要把这套系统高质量地建好。

另外，中国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应急组织体系。一旦出现疫情，从县到地市再到省、直到整个国家的紧急防疫应对系统全面启动。就像一个国家的灾害委员会，一旦出事，几个层次一报就到国务院“应急办”了。所以，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应该直接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和各级政府主导投资建立。

四、扩大卫生防疫院校和科研

此次疫情暴露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人才非常短缺，黄冈市的“外行卫健委主任”被火线撤职，从一个点上说明：我们必须尽快解决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不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就是“办教育”。

在我国高等教育3000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科设置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或设有公共卫生学院的仅有80

余家，而这些学校往往重预防、轻应急。我们必须看到，疫情应急涉及到文、理、医、工、经的融合，涉及政治、经济、公共管理等多学科交叉，所以当务之急是：大幅调整公共卫生学科的课程设置，重视疫情应急教育；扩大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的培养规模，提高质量，鼓励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尤其是传统文理工科强校，要加强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据我所知，包括清华大学在内，很多双一流大学都未设立公共卫生学院，清华大学只是在医学院下设有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

为此建议：第一，教育部要鼓励双一流大学（原来的985、211大学）设立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而不只是医学院校设置这一专业；财政部设专项投资建设此类高校，快速培养一批既懂得公共卫生，又懂系统防疫、应急响应的人才队伍。

第二，单独建设一所国家重点公共卫生与防疫大学，比如“中国公共卫生大学”，使之类似于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大学”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该大学教学、科研并重，为国家培养高端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体系、实验室体系，汇集全球高端科技人才，并以开放的态度强化国际合作，承担中国乃至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最前沿的研究任务。

第三，梳理现有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机构，加大政府投入，强化公共卫生、防疫研究领域的体系性和针对性。现在，中国有些研究机构，比如一些病毒所，并未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研究水平还比较低。政府所建的新型研究机构不仅要研究中国的病毒，也要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病毒，让中国在病毒和防疫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五、各级“十四五”规划应加大公共卫生投资

此次疫情给各级政府上了重要一课，痛定思痛、引以为戒，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体系刻不容缓。所以，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之时，从中央到地方安排2000亿到3000亿元投资公共卫生系统，补上该领域短板，善莫大焉。

我们需要意识到，补上公共卫生短板，无论从短、从长都不会亏本。它不仅对GDP具有高效拉动作用，而且只要规划合理、落实有力，它将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标志。

疫情牵动民心、牵动全球经济，更导致中国经济数以万亿计的损失，所以现在的重中之重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打赢防疫阻击战的同时，通过一系列宏观、微观经济政策迅速调整，尽量避免对经济，尤其是对民营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而未来用5至10年的时间投入数千亿，建立和完善一个国家级公共卫生与防疫体系，并通过这一体系防患于未然，非常值得。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其文明程度就体现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水平上。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在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巨大，现在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时候了。中国有先进的制度优势，有强大的组织保障，因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十四五”乃至更长远的规划建设，我国一定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使我们能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疫情，大幅降低疫情对社会、对经济的影响。

对2020年经济增速6%左右有信心

黄奇帆

（2020年1月15日）

新的一年到了，大家都在判断今2019年增长多少，2020年会增长多少，都有一个形势的预估。我自己判断2019年尽管世界经济比较低迷，美国经济也下行了，欧洲的经济也下行了，中国的外部经济走势趋低，自然也会影响我们中国自身的经济。

一、经济增速2019年在6%以上，2020年预计在6%左右

1～9月份是6.2，2019年全年在6%以上，这是一个认定。之所以这么说，一个是在需求侧，我们国家逆周期的调控，也就是说温度高了就降温，低了就升温，这样的一种逆周期调控，针对需求侧的各种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调控。

另一个是在供给侧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在国家有效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调控、改革的推动下，2019年在6%以上。2020年预计在6%左右。

这是一个总的认定，这个认定符合中央提出的“6个稳”发展的方针。

大家现在一般从投资拉动的角度看，觉得比以前要低迷，但是大家应该理解，整个中国一年的固定投资已达50

多万亿元，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哪怕这个数字增长力不像以前17%、12%或者两位数增长，现在是1位数增长，但是这个基数极大。

经济增长靠投资拉动，过分依赖投资拉动的时间段过去了，投资拉动最经典的是2008年出现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国家4万亿元启动投资，然后拉动经济，那时候出现了投资增长力一年16%、17%的增长，所以现在不能过分地依赖投资拉动。

我们现在也不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我们国家的出口数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国，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过分依赖出口来拉动经济也不合时宜。消费我们始终保持在8%左右，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因为基数也很大了。

总的意思是，三驾马车完全依靠高增长来拉动，已经过时了，基数小的时候可以，现在是不合适的，所以中央提出新常态，主要就是不靠高额的投资拉动、出口拉动、消费拉动，而是更好的、稳稳当当的持续的发展。

我国发展的真正动力，过去40年靠改革开放，今后的10年、20年，继续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今年最好的形势就是由于美国人想跟我们脱钩，倒逼我们更大地开放，大家一定要看到现在中国的开放形势比1990年邓小平南巡时候的开放格局有过之无不及，是非常大的开放力度在中国大地上展开。

我国最近五六年，平均每年出口增长6%左右，每年的进口增长在10%

以上。进出口贸易是双向的，我国市场扩大进口也同样是拉动中国经济，因为进口量大说明中国老百姓消费能力强，一定是消费了再进口，所以进口的量代表了消费的能力。

进口大国说明你外汇储备多，硬通货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进口大国有定价权。再就是进口大国到一定的阶段，人民币就可以直接用作支付进口的货币。

2019年，我们国家进口出口用人民币直接支付，到了7万亿人民币，以前基本上都要花美元，现在有7万亿元人民币的进出口用人民币支付，有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代表了中国的支付能力强，进口大国将是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一个标志。

我们国家在投资方面以前是引进外资为主，每年引进1300多亿美元，这个5年引进了6500亿元，这几年我们走出去投资，5年时间投资了7000多亿元，所以我们现在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并重，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也是对中国经济更好循环的推动。

二、东西南北中同步改革开放

我们现在的开放是东西南北中同步开放，以前一般是沿海先开放，沿海开放以后，中部、西部过了3年、5年之后慢慢跟进。现在我们国家开放都是同步，比如说1990年我们最新的开放叫做浦东新区、滨海新区，这个新区的政策是比特区还特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前面的10年、20年一直没推开。

十八大以后，全国一下子推出了16个新区，这16个新区有6个在沿海，有5个在中部，5个在西部，东中西一起推，这两年我们又推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现在一共推出了

18个，东部有7个，中部和西部有11个，就是说东中西全部开放，一起推，因为自贸区的政策比以前的特区、新区，开放的高度、深度又有新的内涵。

我们国家以前是工商产业，比较彻底的开放，但是在金融、服务业、服务贸易，基本上没太大的开放。有时候说外资可以办银行，但是办了20年的外资银行、30年的外资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的资产只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的1.8%。

我们的工商产业，外资开放了以后，经过几十年的开放，工商产业里面外资的资产占整个资产的30%，通过这个比例就看的出这个是彻底开放了，那个是相对开放。现在中央提出来要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对服务业、服务贸易、金融业比较彻底的开放。

我们国家原来的开放是适应外国游戏规则的开放，现在我们既顺应国际的游戏规则，同时也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谈判，比如说最近一个很重大的事，就是中国政府和亚洲十国，加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一共15国，形成一个recept，recept就是这一个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这个自由贸易区代表了人类20多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

这些都是中国5个双向的开放，这个开放从长远说会带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从我们微观的，具体的各个省来说，现在各个省都沉浸在一个新的开放发展的过程之中，大家都在想自贸区的事、想新区的事，想建设各种新的开放高低的事，这一波的开放当然会拉动经济。

可以这么说，中国越来越开放，而开放一定能带来进步、带来发展，推动中国经济更好、更有质量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改革，我们国家的改革一直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词是十八大以后党中央作为改革的一个主线、一个纲领提出来的，所以十八大以后的每次中央全会，在确定指导思想的时候总是有这么一句话，“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改革、推动开放，等等”。

这里大家要注意，供给侧结构性是一个基础性制度的改革，是体制机制的改革，一谈改革到位对经济就会有长远的调整，生产关系调整了，推动生产力发展，产生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

我们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推动中国搞了一轮改革，大家还都记忆犹新，非常重大的改革，不管是承包制还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有民营企业发展，发展出几千万个个体户，3000多万个民营企业，还有引进外资，还有股份制，这些都是在供给端，推动生产力的动力是企业，不管是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包括农村承包制的组织，都是从供给端的一种改革，这个改革推动了整个80年代、90年代的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在江泽民总shu记、朱镕基总理的推动下，对我们企业经济降成本做了很多供给侧的改革，比如当时把税收从55%降到33%，后来降到25%

，然后在特区、开放区税收一下子降到15%，这个就是降税费，增加企业的效益。

降成本里面包括3000多万的多余的冗员、工人下岗再就业，帮企业降成本。比如说让企业办社会，剥离了，也是降成本。比如说我们企业中的坏账、破产关闭，当时差不多有5000亿元的企业破产核销坏账，还有13000多亿元的债转股，也是帮企业降成本。跟我们现在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是异曲同工，一码事。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具有长周期意义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说中国正在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上推进，只要在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就不会丧失动力，就会不断地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所以说2019年经济增速在6%以上，2020年6%左右是应该有信心的。

三、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要说产业的话，我们在座的企业都是内行，都是企业家，怎么发展呢？自己的脚穿什么鞋，自己最理解，我这边要说的话，我们国家现在有五六个方面的政策，顺应这种政策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比如说最近18个自贸区，自贸区聚焦的政策最核心的，它不是保税区，不是以前的开发区，搞工业搞什么，自贸区最重要的政策就是6个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物流自由，还有数字经济的自由，还有人员进出就业的自由。

在这6

个自由下，中国经济的服务贸易会有非常大的发展，恰恰在服务贸易上，不管是在座的还是整个国内，这一块在过去的几十年做得不够好，我们的服务贸易一共7千多亿元，出口才2000亿元，进口2000多亿元，逆差3000多亿美元，效益很差，劳动密集型。主要原因有一下几点。

一是我们自己家里的服务贸易都让别人做了，如椽巨 笔整理，比如我们有4万多亿美元进出口货，这个4万多亿美元进出口所对应的服务贸易，4万多亿美元要结算、要保险、要国际物流仓储运输，大部分是外国人在干。我们自己怎么让别人去做服务贸易呢，说明我们这块不够发达。

在自贸区的政策推动下，这一块原来做不起来，现在就做得起来。

二是我们现在的产业链制造业做得很宽，但是产业链上的服务企业大部分是外国企业，同样在产业链、供应链相伴随的服务企业，大量的外国公司我们开放，我们自己发展都是可以的，现在是大量的外国公司做产业链供应链服务，企业注册点都注册在香港、新加坡等境外。

如果注册在境外的外资，我们欢迎注册到国内来做制造业服务业，另外也可以做这方面的服务业。外资来办金融机构也是服务贸易，学校、医院文化方面也是服务贸易，数字经济也是服务贸易，这一块可以展开。

现在“中国制造2025”，时间点也就是六七年的时间，这方面有九大行业，如果涉及这个行业应该非常扎实努力地展开，这9个行业都是战略信息制造业，包括机器人等一共九个方面。

三是ABCD的数字化平台，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形成的数字化平台，在5G的背景下搞产业物联网、互联网等等，这块也有许多业务可以做。

我们现在如果想搞金融，你现在再去搞银行、保险、证券意思不大，大机构早就把市场占领了，但是产业链金融、供应链金融、数字金融、科技金融这一块方兴未艾。

如果说过去5年搞了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房产公司、工业企业可能都搞了一些全牌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但这些金融机构脱实就虚，自我循环，现在资管业务一搞可能2/3都会趴下来。合理的方向是这些趴下来的金融机构，照样可以重组，和实体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结合，为产业链金融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实实在在，今后的空间极大，这也是一块。

以上所举例子都是大方向、大趋势上，中央政策也鼓励的，更重要的是市场决定未来，市场上这一块空间很大，所以跟着市场走、跟着国家的政策方向走，大家的前景都会很好。

有一句话不能忘记，我们现在每个企业都在各行各业内发展，一定要认识到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未来，如果你不出现新领域，又把自己原来熟悉的东西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丢一棒的话，那也是得不偿失。

所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与时俱进的技术改造创新发展，同样是很有前景的。

讲讲这个重要问题

黄奇帆

2019-12-10

很高兴来参加今天并购公会组织的活动。按照会议的主题，今天讨论并购公会，又是讲国有制的，主要就是讲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国有制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混合所有制。

我今天讲的内容分三块：

第一，讲一下我们国家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对于推动民营企业长足的发展、坚定不移的搞好国有经济，也坚定不移的搞活民营企业，这两个坚持是始终不渝的。

在这两个“坚持”推动下，我们国家的民营经济从1979年20%的比例，上升到了现在60%，我们经常说的“5、6、7、8”，50%的税收、60%的经济比重，可见这个比重已经很高了。

最近几年，也经常有人在讨论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好像这几年民营经济不够快，是不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的更快挤占了民营经济的比重。我这里想说的一个观点，这都是误解，都在数据上有基本的不确切，没有基本概念产生的一个误解。我自己认为，我们这么多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各级政府对支持发展民营经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是不遗余力的，是坚定不移的。事实上民营经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起着重大的推进作用、不可磨灭的作用，实际不管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初的十年，以至于到现在，在这个立场态度上，始终是没有变化的。

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个感觉，比如广东省，2000年的时候他因为非公经济发展的很快，到2000年的时候你去查广东省GDP的数据，已经达到70%几的GDP，外资和民营非公经济创造的，今天的广东省非公经济比重也是70%几，你是不是能得到结论，十几年下来广东省怎么非公经济比重上不去了，以前上的多，现在上的不多，是不是现在思路变了，不想发展非公经济了。错了，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以为非公经济比重可以从70%涨到80%几、涨到90%几才是正常的，我可以说在美国都做不到。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浙江省，浙江的非公经济比重早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也是发展的很快的，浙江的非公经济在80年代、90年代都是出了名的发展的快，到2000年之后他就到了71%，比广东省低一点，低两三个点。今天浙江省经过了十几年、二十年，是不是就变成了81%、91%呢？也不是，也是70%多一点。江苏省也是非公经济发展很快的2000年左右是68%，现在也差不多68%、70%。我讲这段意思，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到位、发展最快的几个地方，在80年代、90年代非公经济迅速崛起，到了70%左右、68%、70%、73%、74%，为什么这十几年涨不动了呢？是国进民退了还是怎么了？都不是，天花板到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有20%

左右的国有经济是固化的，美国如此，德国如此，法国如此，新加坡如此，所有国家都如此，另外每个国家都有占GDP25%甚至30%左右的税收财政收入，这个财政收入作为政府必定每年有多少财政收入全部花掉，给公务员发工资，给事业单位的人发工资，就表现为当年的国民收入GDP的一部分。同样，拿来一定的资本，财政资金进行投资也会产生GDP。教育、卫生、文化拨款也会产生GDP，大体上一个政府如果财政收入的30%左右的政府收入，花完以后产生的GDP有20%左右，所以美国的GDP中也有20%左右是国有的，不是企业创造的，是政府的行为创造的，欧洲也如此，所有国家都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作为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政府的GDP中也有20%多税收，再加上政府还有非税收入，至于中国政府花钱产生的GDP，比美国政府可能高一点，美国政府20%，我们有个23%、24%，政府都有了20%几了，这个地方如果非公经济有70%，这个地方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只有10个点、8个点而已，也就是说不可能让广东没有国有经济、没有国有企业的经济，所以政府总归占掉了20%，企业再占到8、9、10个点，非公经济到了70%就上天花板，大体如此。所以当整个国家非公经济到了60%，你想还要到70%、还要到80%，不可能。重庆，2000年我刚到重庆的时候，重庆非公经济比全国要差很多，全国我刚才说的，1979年就从20%到2000年全国平均值已经往40%几、50%左右走了，发展改革快的地方到了60%、70%都有了，重庆2000年的时候只有25%，所以非公经济发展是比较慢的。

但是这几年我们推动的比较快，重庆到了2014

年的时候非公经济比重到了60%，赶上了全国平均值，比全国平均值还高了2个点。到了60%以后是不是他还可以到70%呢，我知道在我们的100里边有20是政府的量，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包括地方国企，保持20%左右可能是必要的，必须是必要的。因为中国总而言之“两个坚持”，国有经济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坚定不移的两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是我们的宪法基本路线决定的。所以这个意义上讲，当GDP到了60%非公的时候，大家不要以为20%、30%、40%时候的那种感觉，不断的把这个比例往上涨，涨到了60%还应该到70%、还应该到80%，否则就是国进民退了，否则就是民营经济不够重视了，没有这回事。大家知道新加坡的民营经济比重是多少，他算资本主义国家的，我这次跟楼继伟、周小川前不久一起到新加坡去，新加坡政府叫我们去参加一个智库的讨论，我顺便了解了一下，新加坡GDP中不同所有制的比重，他的政府也差不多有个20%左右的比重，剩下来的国有企业占40%，非公经济包括外资、民企占40%，他的公有制的国有里面，淡马锡等几个新加坡财政国家直接管得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公司产生的收入，因为他们几个公司有近万亿的新元，怎么投资，每年的投入10%几，这笔钱算下来在他们GDP里边公有制产生的GDP占了20%，政府直接管得，相当于我们的央企。当然还有其他的，机场、港口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也是国企，也有股份制的野战了20%，就国有企业、国民经济、非公经济，公有制占了60%

是不是就叫社会主义国家呢？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讲这个话的意思，首先要确立一个公有制的概念，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坚定不移的两种所有制并存、一起发展，绝不可能搞到公有制的企业比重连20%都没有，只剩下政府永远会有税收、永远会有个20%，还有80%都变成了非公经济，不可能的，也不合理的，也不应该的。所以这条我讲，首先，不管是混合所有制，强是资本运作重组，应该要有这个明确的概念，当今中国对非公经济的支持和推动可以说是诚心诚意、不遗余力，而且非常快的推向极致、推向天花板，一下子就从20%推到了60%、40年推到60%，是不是再过40年推到100呢？那是幻觉，所以到了60%我不是说到天花板，以后涨到63%、65%也可能，但是总而言之，非公经济的步伐最重要的已经不在规模上把他扩大到60%、70%、80%、90%，而是在结构上，债务结构上、资产结构上把效益和质量搞上去。

同时，非公经济在国际竞争力上、在世界范围内的制造竞争上，服务业、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上，经营企业的国际竞争上要崭露头角，要发挥作用，要做强，而不在于进一步做大，大已经够大了，从这个角度讲，我首先讲这么一个观点。我想我的脑子是不保守的，我在重庆一看重庆非公经济只有25%，可以说不遗余力的推动非公经济的发展，也因此它能够赶上全国的平均值，还超过一点平均歌，现在到了61%左右。

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做任何事要有一个总体判断，如果这个概念没有就没有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大家凭着感觉在胡说。

第二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的管理，提出了增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同时提出了，国有经济的管理，要从资产管理转化为资本运作，这个资本运作，在资本管理、资本运作上提出了两个命题，一个叫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第二个，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三中全会报告里讲了这两个概念。大家有时候望文生义，资本运作公司、资本投资公司差不多的意思，所以所有的国有企业，管你中石油、中石化，好像要加强资本运作的时候对他们也有用。要做大、做强、做好资本投资的时候，好象也是一回事，这里边就对三中全会决定的这两个定义理解的不深、不透，搞资本重组的人、搞资本运作的人，如果不理解这两个词重要的区别，基本上就是江湖、就是忽悠、就是马大哈似的搞资产运作。这里面要说的是，有时候说的多了把中央定义的基本面忘记了，资本运作公司、资本投资公司到底什么意思，这里面大家要把这个定义搞清楚，大家考虑资本重组、资本运作基本型的东西要搞清。

所谓资本运作，就是一个不举债的公司，有100亿资本金就是100亿资本的运作，这个公司的总资产等于总资本，因为它没举债，如果你100亿资本去借了200亿的贷款，这个公司总资产就是300亿了，所以他总资产等于总资本，不举债，100年也不举债，既然叫资本运作公司，不举债。大家注意这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只投资，不管人财物的，就像私募基金，私募基金拿了10个几拿到某个公司去，他不会去管这个公司的人财物、这个公司的子公司、孙公司的事，不会去管这个市场的市场、营销恩或者去管这个公司其他的产品开发，这些是那个公司的事，我只是一个财务投资者，所以资本运作公司本质上是一个财务投资者，跟私募基金差不多，你属于不叫基金公司，就叫投资公司，像淡马锡，淡马锡有5000亿新元，差不多等于400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他不举债的，他把这个4000亿美元，1/3投在美国、1/3投在欧洲，1/3投在中国和亚洲地区，主要在中国。他投了资以后，不管你的，淡马锡今天为止管着几千亿新元，相当于几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全部公司总的人口800人，包括在全世界办事处的人，就是淡马锡北京的、总部的人、亚洲总部的人，或者欧洲总部的，通通算在一起800人。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拿了几千亿美元投资了各种公司的话，在公司如果人财物都是你在管，包括工人也是你招来的工人，你可能几万人、几十万人。资本运作的公司，他是相当于一个财务公司、理财的公司，他哪怕拿了1000亿美元，他可能只要1000人或者500人，一个人管2亿美元的概念，就这么在管。我讲这段话的意思，中央讲的资本运营公司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于淡马锡，类似于一个私募基金的那种基金管理方式，哪怕资金是国家的基金，但是你是用一个私募基金的方式。

巴菲特投资公司也是如此也是一种运营公司，他投资的各种企业，投资在股票市场，投资在可口可乐，但是可口可乐里的人不管的，用脚投票，你干的实在不好我把股票抛了走了，他也在董事会里边发表意见，进行审计、进行监督，这个事情上资本运营公司干这个活的。按这个目标，我们国家假如说有100多万亿的国有资产，资本金如果算个账有个50万亿的话，是不是该拿出10万亿甚至15万亿是资本运营公司。人倒不用多，但是非常高超的理财大师在这里边做基本的管理人员。

第二类，资本投资公司。三中全会《决定》文本里讲到的资本投资公司就是指产业内的或者伞形控股类的公司，这类公司一般有三级，一个是集团级，集团级负责资本运作、投资决策等等，第二层就是产品开发、市场竞争营销的子公司，第三层可能就是工厂，负责全面质量管理、劳动人事管理、职工运作的管理，以及市场各方面安全的管理。就是说中石油、中石化，上面是集团，中间是各种各样的公司，到了基层就是很大很大的工厂，哪怕1万亿产值、2万亿产值、10万亿产值，也是在这么几个层次的框架里形成一个产业集团，集团是资本运作决策层，公司级，中间这个公司级是盈利、销售、利润、管控的一个级，第三级是安全运行，保证质量的生产管理的一个层次，这样的产业内公司分为三级，资本投资集团，还有一种是伞形公司，整个公司不是一个产业，这边搞房地产，那边可能在搞百货商店，还有一边可能在搞一个什么工业制造企业。当你是这么一类的时候，比如美国的GE，GE差不多5000

亿美元的资产，里边有银行、也有房地产，资产管理的，也有造发动机、造飞机发动机的，制造业的，还有造电子的等等。相当于集团管着几个方方面面，但是总之，方方面面都是他管、他控股，他直接一直管下去，形成一个伞形的控股公司。这两种公司，不管是产业内的还是伞形控股类的，一般都是叫做资本投资公司。

讲到这块以后就形成区别了，就是说国资委一百几十个集团，如果都是伞形的或者产业内的公司，资本运营公司如果我们100多万亿的资本或者资产里，资本运营公司1万亿、2万亿，很小，有等于无，不起什么重要作用，是不是就落实好了三中全会精神呢。三中全会已经六年了，怎么还没把这个体制调过来，这是资产管理转变为资本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党中央明确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的国有资本管理，不管是省里还是国家的，资本运作很重要的一块，是把一部分的国有资本圈起来，变成资本运营类的，不管是公司类的、还是基金类的，总之，变成1万亿或者5万亿、10万亿的一个资本，这个资本就用私募基金的方式，或者巴菲特投资、淡马锡投资这一类的公司投资方式，总之这一类投资是股权投资，不带任何债务。投了资以后，只管财务，不管吃喝拉撒睡，你这个投资哪怕投了几千亿到这些公司去，这些公司到底怎么发展，有这些公司自己的财务、党委、公司法人，自己在管，你就是个财务投资者，但是要起到保值增值。淡马锡整整20年，平均资本回报率15%，你想想这是不是对国家最大的报答、贡献。

所以这个地方把资本运营和资本投资公司区别开来，搞清它的定义，然后把这两个方面搞起来，我自己认为，如果有100万亿国有资本的话，2/3变成产业类，1/3是运营类，是不是运营类就脱实就虚了，不是，运营类公司掌控着30万亿，你还是作为股权投资投到了资本投资公司里，还是那个制造业、商业、其他的类。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是属于资本投资的资产中的体系，而是作为一个第三方，使这个公司股权多元化已经变成了一个战略投资者，而且你通天的，你就是国资委直属的体系，如果你发现中石油、中石化或者各种各样的国有资本里边运作不当，可能一万亿、五千亿放在里面，你立刻在财务里面、董事会里面上接国资委就可以举报了，绝对起着重要的管理和监控作用，其实钱还是100万亿都在国资委的100个公司里，但是这100个公司直属的资本变60万亿了，还有30多万亿是在旁系的资本运营公司，由它表达为对它的各种各样的投资，表达为一个股权，总之把这两个体系理好是当今我们国家资本运作、国有资本经营很重要的事，也是落实三中全会很重要的事，这是我讲的第二个事。

第三个事，三中全会也决定了要通过混合所有制，使国有的、集体的、民营的，包括外应的股权交叉形成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杠杆放大的作用，形成经济的一种新的活力。混合所有制我们不能为混合而混合，不是为了一个定义而混合，所以我们就很努力地把独资的都变成混合的，其实这个混合一定是有目的的，站在国有的角度讲，一般就是这么四种、五种目的，第一种国有投资管起来，好像权利很清晰，产权清晰，但有时候法人治理结构容易缺少监督，容易内部人控制。所以我是为了转制的需要去上市，或者去混合所有制变成多元的股权董事会，所以有的时候为转制、为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而搞混合所有制。第二个，是为了资源优化配置，我这一块资源和你这个民营，甚至外资的那块资源有互补性我们一起合作，股权上互相划转，形成了混合所有制，最后不仅是资金混合以后资金实力准大了，而且这两个企业中的长项，技术或者其他市场资源互补了，资源优化配置，一加一大于二，这也是一种目的，为了这个而混合。第三种，我这会儿发生困难了，不得已也好，主动出击也好，混合所有制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把自己的困难、被动给甩掉，不是破产重组，而是通过资产重组化解客观存在的困难，这也是一种目的。第四个，我现在希望超常规的发展，我收割了你，我超常规地发展，乘势而上，这也是一种目的。再有就是时代发生变化，政策发生变化，整个的运行基础发生变化，这个时候进行适应性的、与此同时的重组来把握机遇，更好发展也是一种目的。总之，混合所有制也不是书呆子式的为概念而去混合，是有一定目的的。

在这样几个方方面面的目的的推动下进行混合，混合会出现四五个层次、四五种类型，一种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很特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我这个投资公司涉及到的一万人多层次的资产体系、所涉及到的业务就是特别保密的，特殊功能的，必须独资的，有这种业务，该独资就独资，它就不参与混合所有制了。第二种，如果我是资本运营公司，哪怕有十万亿资本组建了一个运营公司，那因为是运营公司我永远不会找别的股东成为我的股东，淡马锡企业四千亿、五千亿新元就是财政部投的，不存在各个国家的资本或者民营资本一起往淡马锡入股，谁都想入股，他15%回报，但是他始终独资，也就是说资本运营公司、资本运营的基金就是独资的，你这个独资跟别的人的基金、别的企业合作，一起投到某个地方，这个可以合作，但是资本运营公司本身这个法人独资，资本投资集团中的某些特定行业，如果国家意志认为就该投资，那就投资，这是第一种，就是要坚持独资的这种特定的企业。

第二种是可以引入战略投资者，但是要控股的，假如我是一万亿的一个资本，引入战略投资者，你控着股，哪怕20%就花2000亿，如果让民营企业出了1000亿、2000亿，在这个董事会里说不上什么话，你反正绝对控着股，他投你干吗？除非他是财务投资者，他就为了要你的10%

的回报，他投到你这儿，他变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凡是政府国有独资，规模又极大的，要引入战略投资者，要引入混合所有制，基本上混合的朋友、混合的对象应该是战略性的基金，应该是我们自己国资委里的资本运营公司，应该是跟国资委没关系，但和国家有关的社保基金理事会，应该是中投这样的投资公司。当然，也包括民营企业里非常有实力的财务性的基金投资公司，这种公司，你叫他控股，叫他来管几万人的事他也不要管了，他就是财务投资、财务监督，然后保持一个法人治理结构，这个结构是货真价实的董事会，这些人在董事会里提意见是真刀真枪，绝不含糊的。在这个意义上形成混合所有制，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有些集团本身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股票上市，就按上市公司规则走，也是一种混合所有制。

第四种，就是有些集团哪怕有几千亿资本，但是理论上市场化可以控股，也可以控股权给其他的参与投资的非公经济的或者外资的，可以全部转让掉，也可以转让一部分，也可以转让控股权，也就完全市场化地推开，我就认为地方的许多许多国有控股的所谓集团，基本上都属于这个第一种，都可以转的，随意的，国家的有一部分可以转，有一部分是第三种、第二种，很少是第一种。

第五个层次就是国有资本，不管是资本运营公司，还是资本公司，也可以参与非公经济的集团，参与他们的股权投资，投了以后人家控股，我就是财务投资，所以资本运营公司不仅是投资国有资本的公司，也可以投资到市场上的各种类型的企业，只要效益好、有前景就可以去投资。

我讲这三段意思是什么？三中全会关于国有资本要更好发展和资本运作有关的话一共大概是有这么五句：第一句，要让国有资本控制力、影响力、活力地大大增强。第二句，要管资产变成管资本，管资本就是资本运营公司和资本投资公司。第三句，混合所有制。第四句就是要形成国有资本市场化资金补充的长效资金来源，这个长效资金是什么？国有资本来源除了财政第一单桶给他，划拨一些资金给他以外，他自己每年有利润滚在里面，也是资本的补充，当然政府有土地资源，一定情况下把这个土地资源注入到这个国有资本企业也是一种资本，一定情况下政府还有其他的各种资源也可以注入，这个不是补贴，而是作为一个注入的国有资本。政府还有一种资源当然是社保基金，或者各种各样的企业年金，这些是公有制的，是老百姓的，他可以注入到里面，但是注入到里面不能跟国资委的国有资本混在一起，分给社保基金和分给国资委的利润是两回事，桥归桥、路归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社会要有长效的资本，要把企业年金做到他比如有几十万亿，社保基金做到他有十万二十万亿，企业年金的规模理论上可以比社保基金规模高一倍，如果社保基金有20万亿，企业年金是可以做到40万亿的，总之这个社会要把长效资本积累起来，积累了以后有的进股市，有的进私募基金，有的进国资企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有的就和资本运营公司一起，等于你是一种LP，我也是一种LP，我们两种资金一起组合着投到哪个企业里去，总之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这个格局形成了，那么中国的国有资本运营的格局就出现了真正的大规模的收购、兼并、重组，格局就出现了。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本文为黄奇帆于12月8日“2019（第十六届）中国并购年会”的发言实录。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在2019中国营商环境研讨会上的讲话

黄奇帆

2019年5月11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今天的话题是营商环境，包括硬环境、软环境，一会儿要发表的指标体系，各方面的考核也十分重要，很精彩。我想结合营商环境这个主题讨论一个现在全球讨论关注的题目，就是中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公开化，透明度提高的主题。

中国开放的五个时代特征

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开放出现了五个新的时代性的特征：一个是从过去主要着力于增加出口转变为既支持出口也鼓励进口，而且努力地降低关税以增加进口；一个是从鼓励吸引外资转变为既鼓励吸引外资也积极地走出去投资，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这五六年我们走出去的投资7000多亿，引进来的投资5000多亿，出去大于进来，比过去40年从1979年-2012年30多年的历程当中，总的对外投资是6000亿，这5年对外投资比过去30多年还多；一个是我们国家的开放，从过去沿海为主，逐步递推到内陆，现在有重大开放的举措，不管自贸区或者新区各种开放举措，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自贸区12个，沿海4个，内陆中部有8个；一个是过去以工业制造业开放为主，现在服务业、服务贸易和制造业全方位开放；一个是我们过去的开放以商品进出、资金要素的进出为主，有关它的流量大和小，总是流量越大越好，是以商品要素的流量型的开放，今后是会进一步转化为制度规则型的开放。这五大开放的新特征是过去5年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必将在今后几十年对中国的开放形成新的高度、广度、深度，产生重要推进作用。

分析这五个开放的新特征，有一个关键因素，有一个基本面的概念就是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没有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治化、公开化，就不会有刚才说的五个新的特征的产生。

营商环境国际化

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就是我们现在搞营商环境不简单地就是根据自己原有的基础，自我的改革，自我的发现问题，自我解决问题，不断地再根据自我的实际情况下，不断地解决问题，也不断地有所提高。这个路子没错，但是时不我待，营商环境国际化要求按照WTO改革的要求，FTA发展的要求，WTO、FTA讲国际营商环境是什么样的标准，我们就应该一步到位地把这个标准引过来，整个中国不能一下子实现，就先让自贸区，上海的4个，中部的7个，海南岛的自由港，这12个自贸区理所当然就应该以国际的营商环境的标准，合适不合适拿来先试验。

所以自贸区的试验本质上试什么？试的是国际营商环境内容，这些内容吃不准在中国一下子推开会怎么样，在这12个试验区里边试，每个试验区现在100多平方公里，现在还要进一步扩大。这些范围如果试的可以，就是可移植、可复制、可推广。进入WTO修改以后的规则，融入FTA的规则也好，我们心里有底。签订FTA协议，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和协议签订国国家营商环境大体一致。对整个国家来说，怎么让关税、壁垒等问题比较一致，这是国家层面的事。对地方来说，地方政府的行为怎么国际化、法治化的问题。这个意义上，自贸区的试验本质上就是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试验，就是零壁垒的试验。

营商环境国际化八大要点

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更重要的还不是边境上、海关的两方的管理，更重要是边境内的规则国际化的问题，边境内的营商环境规则从FTA、WTO的要求来说，大体上涉及8个方面：

1．准入前国民待遇。要点不是一个企业和另一个企业同等国民待遇问题，而是能不能有生存权、出生权的问题，如果不让你出生权，就没有你这个人，所以准入前国民待遇。

2．准入以后企业产生了，不同企业之间统统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法无授权政府不可以作为，法无禁止企业都可以做，负面清单清楚了，所有企业在一个行动的框架中。

3．要保护知识产权。

4．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5．劳动力保障，权利方面的要求。

6．同等国民待遇，不同所有制，不同企业竞争中性，在政府采购、银行贷款或者其它各个方面不同所有制同样一件事有同样的游戏规则。

7．不应该有各种补贴，这是不合理的，也要去掉。

8．开放一些以前不怎么开放的领域，或者开放度不够的领域，比如教育、卫生、文化，比如服务贸易，服务业、金融业等等。

面对这么一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