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在2022年金融街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XX书记、XX代市长，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参加2022年金融街论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北京市委市政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走在全国前列。尤其令全世界惊叹的是，在复杂严峻的疫情形势下，北京如期举办第二十四届冬奥会和第十三届冬残奥会，取得极富特色堪称完美的巨大成功。让我们再一次向北京市表示热烈祝贺！向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着力解决供给侧结构性短缺。受多种因素影响，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我国的各项社会事业虽然也取得历史性巨大进步，但与实际需要和可能相比，这些领域普遍欠账较多，发展明显滞后。截至2021年末，按人口平均计算，我国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床位仅为发达国家的七分之一左右；养老床位约为发达国家平均的50%左右，失能老人护理供给十分紧缺，医养结合服务好的机构“一床难求”；国民教育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新市民子女就学面临诸多困难；适龄劳动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约为发达国家的一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41平方米，而发达国家是15至20平方米；图书馆和博物馆数量不足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

社会领域各项事业关乎民生、连接民心，承载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社会事业大多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高附加值服务行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把我国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毫无疑问，这意味着要聚集巨量的要素资源，建设更多的建筑业工程和宏大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推动社会领域“硬件”“软件”实现跨越式提升。说到社会领域投资，首先容易想到的就是政府财政。谁都希望财政能增加投入，财政确实也能不断加大投入，但是与现实需要相比，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我国总储蓄率高、社会资金相对宽裕，只有统筹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个人等各方力量，才能优化配置各类资源，全面加快社会领域补短板的进程。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金融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交通建设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传奇。从19XX年“沈大高速”开工，19XX年“秦沈客专”开建，在不到40年时间里，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金融体系将巨额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为交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要借鉴“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这一成功实践，改革完善社会领域投融资体制。强化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配合，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衔接，支持符合条件的医院、学校，以及文化、体育、养老、托育等机构借助多种融资工具实现高质量发展。毋庸讳言，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些负面案例，有的医院、学校由于盲目举债或管理不善陷入经营困境。为避免发生类似问题，必须遵循各类社会事业的内在规律，差别化地建立健全政府部门、融资主体、金融机构各自的约束机制。要重点关注现金流平衡，科学设定债务融资预警监测指标，确保机构和项目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二，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也是改善社会领域供给的重要举措。截至20XX年末，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口10.29亿人，基金结余6.4万亿元。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覆盖职工超过7000万人，积累基金4.4万亿元。第三支柱方面，经过近些年的清理整治，目前真正具有养老属性的保险产品快速增加，为人民群众积累了规模超过5万亿元的养老责任准备金。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一年来，投保人数超过25万，其中包括4.7万新产业、新业态劳动者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养老理财已发行49只产品，规模合计1000亿元。昨天，特定养老储蓄产品已在五个城市试点推出。不久前，《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正式发布，相关配套政策陆续出台，个人养老金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最要紧的是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名实相符、运作安全的商业养老金融产品。通过优化大类资产配置，设立收益平滑基金和风险准备基金，为不同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的群体，提供相匹配的养老金融产品。三个支柱所积累的养老保险资金，都应坚持“长期投资长期收益、价值投资创造价值、审慎投资合理回报”理念，将一定比例投入社会领域的事业和产业，发挥出强大的“动车组”作用。

第三，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对于增强社会领域投融资能力、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这为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既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也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中国一定能够把公益慈善事业做到世界一流水平。到20XX年底，我国慈善组织占已登记社会组织的1.1%，当年捐赠额约占GDP的0.2%。而有的发达国家当年捐赠额占GDP的比重超过2%，有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捐赠总额不是很大，但参与捐赠的人口比例高达70%。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公益慈善除了扶贫济困救灾以外，在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和人才发展方面也可以发挥政府和其他力量难以替代的作用。我们应借鉴国际良好实践，对慈善活动作出更规范、更便利的机制安排，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加快发展壮大。必须正视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曾经走过的弯路和曾经发生过的不光彩事件，一定要深刻汲取其中的教训。公益慈善是天底下最阳光最崇高的事业，决不能暗箱操作，更不能允许有任何违规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要严格落实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实现慈善管理全流程透明运行，确保所有捐赠资产规范高效地用于公益事业。

推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需要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弘扬慈善文化。我国自古倡导胸怀天下、博施济众，人民群众自发具有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习惯。要坚持政策激励和精神激励并重，建立慈善褒奖制度，大力营造捐赠光荣、行善者受尊敬的社会氛围，使公益慈善成为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光荣事业。二是强化法律保障。修订慈善法，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建立健全非营利法人制度，完善社会团体登记、基金会管理等条例，推动形成完备的慈善规制体系。三是便利税收优惠。我国相关法律给予公益慈善许多税收减免待遇，但公众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实际操作时又附加很多条件和程序。应当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手段，采取简明方法和措施，使支持公益事业的政策目标切实落地。四是强化监督管理。必须健全分级分类的严格审慎监管体系，加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坚持慈善的公益性和利他性，通过第三方机构专业化运营，实现捐赠人与受益人完全独立，防止打着慈善捐赠旗号搞商业化经营或者其他套利活动。五是积极发展公益信托。这是信托业的本源业务，国际上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在促进慈善事业规范发展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信托机制具有财产独立、破产隔离、管理专业、运作高效等优点，因此应当积极推广公益信托。《慈善法》颁布以来，我国慈善信托迅速发展起来，累计备案总规模40多亿元。从备案规模看，浙江、广东、甘肃居于领先。从备案数量看，浙江、甘肃、陕西名列前三位。这种情况既发人深省也令人鼓舞，经济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都可以培育第三次分配。六是金融系统要在公益慈善事业中努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金融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特别是在应对世纪疫情斗争中，作出了新的创造和新的业绩。我们建议，银行保险机构应当以更加优惠的价格，为公益组织、慈善活动提供融资、结算、风险保障等金融服务。

女士们、先生们，今年以来，美欧通货膨胀率创40年之最，货币政策由极限宽松猛然转向激进加息，叠加新冠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冲突及其他问题，极大地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中国具有独特制度优势，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和最广阔的统一市场，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最为坚实。最近一段时期，海外媒体持续炒作中国“房地产危机”和“建筑业衰落”，实际上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的高峰时期和乡村振兴的起步阶段，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很大的增长潜能。我们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充满信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

坚持对外开放始终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当前，中国金融业进入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增长近30%，在华外资保险公司资产增长约120%，一批外资控股的理财、资管、基金和保险集团公司已陆续开业经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经营稳健、资质优良、特色突出的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市场，共享世纪性增长机遇，共创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辉煌。

在关注宏观金融环境的同时，我们也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最近由于市场看好经济恢复前景，债券收益率有所上升，引发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净值波动，这是市场自身调整表现，总体风险完全可控。另一方面，我们也持续关注到，现在个人投资者可选择的金融产品越来越丰富多样，同时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复杂，需要很好地把握收益和风险的平衡。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宣扬“保本高收益”“低风险高收益”肯定都是金融诈骗。我们要持之以恒、不厌其烦地开展宣传教育，让人民群众时刻警惕高息诱惑，避免上当受骗，以理性投资收获合理回报，增加更多安全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最后，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人民银行副行长在2022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

晚上好！非常高兴出席金融街论坛年会，预祝大会圆满召开。

大家都知道，当前，全球发展面临不少新挑战和不确定性，国际金融风险增加。通胀持续维持高位，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挑战。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快速收紧货币政策，全球经济衰退迹象已经显现，或将进入滞胀状态。值得关注的是，新冠疫情导致政府债务大幅增加，企业和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受到损害，全球杠杆率高企，金融市场容易受到情绪和宏观政策因素等的影响，债务较重的部分经济体对全球融资紧缩更加敏感，一些脆弱国家的经济金融走向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国内看，近期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恢复企稳，积极因素累积增多，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但也要看到，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时期，国内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牢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稳定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同时也要看到，当前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金融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国内依然存在金融风险隐患，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金融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安全网建设，持续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能力。在此，我借这个机会，与大家交流关于扎实推进金融稳定长效机制建设的一些体会和思考。

一、巴塞尔协议III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切实维护金融稳定，已是我国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资本是银行承担风险和吸收损失的首要资金来源，建立资本约束机制是促进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重中之重。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在资本金约束规则的基础上，逐步推动形成银行业的监管规则体系。

20XX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先后于20XX年12月和20XX年12月发布了《增强银行和银行体系稳健性的全球监管框架》和《后危机改革的最终方案》两份巴塞尔协议III框架文本，在文中对资本工具的定义进行了调整，提出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等监管要求，强化了流动性监管，增加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指标，提出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要求，体现了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形成了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相结合的全新金融监管框架。

随着《巴塞尔协议Ⅲ》最终版落地在即，我国开始筹备相关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今年7月1日，在银保监会发布的《中国银保监会2022年规章立法工作计划》中，就明确提出了关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试行）》的修订计划。

然而，巴塞尔协议III也绝非万能药，还存在一些不足。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角度，巴塞尔协议III主要还是围绕资本监管这一指标进行“修修补补”，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的改进，并未触及本质制度安排。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还需要其他配套制度和措施同向发力。

二、实施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是防止挤兑、促进银行体系稳定运行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是现代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年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20XX年我国《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实施，2022年6月末全国共有4018家投保机构。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旨在加强对存款人的保护，推动形成市场化的风险防范和处置框架，建立维护金融稳定运行的长效机制，促进金融改革和银行业健康发展，目前这方面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在包商银行等高风险中小银行风险处置过程中，存款保险的很多功能得到了有效发挥。随着风险差别费率、早期纠正、风险处置等核心机制逐步发挥作用，未来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更强，有助于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进一步提升金融安全网的整体效能，助推金融业稳健发展。

三、健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20XX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从“逆周期、防传染”的视角，重新检视和强化金融监管安排，完善分析框架和监管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全球性共识。健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避免金融风险跨机构、跨市场传染，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统筹监管，逐步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从全球看，近年来，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超常宽松、政府部门过度举债、资产市场泡沫化严重、金融产品复杂化等问题反复引发金融隐忧。例如，近期英国政府减税计划引起金融市场大幅震荡，英格兰银行被迫暂缓收紧货币政策，来稳定金融市场。

我国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如，2020年9月，发布了《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2021年12月，发布了《宏观审慎政策指引（试行）》，等等。中央银行如何有效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如何与货币政策良好配合形成双支柱宏观政策框架，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前沿课题。

四、加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建设

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规模大、复杂性高、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性强，在金融体系中提供关键的金融服务，对整个金融体系高效运行有着重要影响。在20XX年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通过提供担保、直接注资、购买问题资产等方式救助大型银行集团，付出了高昂的公共成本，不但增加了财政负担，还导致“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TLAC强调应当由股东和机构债权人先行吸收损失，降低公共资金救助成本，力图从根本上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

20XX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正式发布《TLAC条款》，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提出了TLAC要求，要求确保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处置中具备充足的损失吸收和资本重组能力，在陷入危机时，首先采取“内部纾困（bail-in）”或“自救”的方式，维持关键业务和服务功能的连续性，避免动用公共资金进行“外部援助（bail-out）”。目前，TLAC监管国际标准已成为相关国家监管当局和市场参与者评估单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稳健性的重要指标。

20XX年以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相继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未来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也可能进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加强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TLAC建设，保障其具有充足的损失吸收和资本重组能力，有助于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健康性，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去年10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财政部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了TLAC监管要求，构建了全面的TLAC监管框架，有助于提高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抵御风险能力，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健康性。

今年4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发行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在我国正式推出TLAC非资本债券这一创新型工具，进一步拓宽了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TLAC补充渠道，丰富了债券市场产品序列，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管理办法》以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为监管对象，构建了我国的TLAC监管框架，对TLAC定义、构成、达标要求、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范。应该说，我国的TLAC框架在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接轨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我国银行业发展实践。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明确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的合格标准，理顺现有各类工具的损失吸收顺序；二是借鉴相关国际经验，允许存款保险基金计入TLAC；三是合理安排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实施资本扣减规则的过渡期；四是强化监督检查要求，将TLAC监管与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处置机制建设相结合，审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恢复与处置计划，评估TLAC工具的可执行性。

关于进一步推动我国TLAC达标，有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是落实主体责任，国内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建立完善的TLAC内部管理机制，制订中长期TLAC达标规划，确保2025年和2028年起分别满足TLAC监管要求。

二是推进TLAC工具的外源补充。统筹规划资本工具、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的发行。

三是推动TLAC工具发行，加大市场培育力度。应继续加大对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的市场培育力度，改善发行环境，拓宽投资者范围，鼓励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赴境外市场发行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

四是完善制度框架，夯实法律基础。在《管理办法》基础上，进一步研究TLAC信息披露、内部TLAC规则等，不断完善我国TLAC监管制度体系，提高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境内外的可处置性。

此外，可以考虑以修订《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和明确银行破产债权等级序列，将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的清偿顺序和损失吸收能力进一步明确化、清晰化，更好地保障各类债权人在处置阶段的合法权益，确保处置程序有序展开。

金融是经营管理风险的行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人民银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持续抓好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建立维护稳定的金融长效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最后，感谢各界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对人民银行工作的支持！再次祝贺金融街论坛隆重举办并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在2022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XX书记、XX代市长、XX社长，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今年以来，受“高通胀”和“紧货币”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包括外汇市场，经历了剧烈震荡的一年，中国外汇市场展现了较好的韧性。下面我就“美元周期与中国外汇市场”，谈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美元呈现长周期波动特征，是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因素。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共经历三轮升贬值大周期。本轮美元升值周期自20XX年中开始已延续11年。20XX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曾较长时间处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环境，直到20XX年通胀开始快速上升。

美元大周期受多重因素共同驱动。一是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变化是重要决定因素，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与美元走势高度相关。二是政策分化带来的利差优势驱动跨境资金流动，放大周期波动。三是美元升值存在自我强化机制。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融资货币，存在“美元升值→新兴市场资产价格调整→资金回流美国→美元升值”的循环。

从历史长周期看，全球宏观环境可能由“大缓和”走向“高波动”。二十世纪80年代到2019年，全球宏观环境以低通胀、低波动为突出特征，可视为“大缓和时代”。但这一趋势在20XX年已发生转变。疫情后主要发达国家的大规模刺激政策提振了需求，但供应链扰动、劳动力市场紧张、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等限制供给恢复，主要发达国家通胀远高于政策目标。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数据波动幅度大幅上升，全球宏观环境或步入“高波动时代”。

为对抗通胀，全球主要央行快速收紧货币政策。美联储大幅加息并缩表，货币政策紧缩之快历史罕见。欧央行也大踏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