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迟浩田：怀念我平凡却又伟大的母亲……………………………………………12．李鸿忠：母亲的缝连………………………………………………………………73．丁廷模：我的母亲…………………………………………………………………84．刘忠范：我的母亲………………………………………………………………165．刘斌：枇杷•母亲•人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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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迟浩田：怀念我平凡却又伟大的母亲……………………………………………1 2．李鸿忠：母亲的缝连………………………………………………………………7 3．丁廷模：我的母亲…………………………………………………………………8 4．刘忠范：我的母亲………………………………………………………………16 5．刘斌：枇杷• 母亲•人生………………………………………………………20
怀念我平凡却又伟大的母亲
迟浩田
转眼我已年过古稀，真是时光如流水，母亲已离去３８个年头了。这些年来，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母亲的身影便时常萦绕在眼前。尤其过了７５岁生日后，脑海中更是波涛起伏，思绪万千，思念母亲之情经常如潮奔涌，无休止地叩打着我记忆的闸门。
我出生在胶东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母亲一共生了11个孩子，其中４个夭折。我在男性中排行老三。家里人多物薄，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穷，“家徒四壁”的矮屋和“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我家孩子那么多，一人一张嘴就是无底洞。父母每天日出而作，日落方息，只求能勉强糊住十余张嘴，就是最大的满足。母亲是位身材弱小的缠足妇女，没读过一天书。但母亲的的确确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她就是凭着那双小脚、那副弱小的身躯和如柴的双手，跟父亲一起担负着繁重的农务劳作，还要整天为全家人的吃饭穿衣精打细算。为困苦的事情费尽心思，这就是母亲生活的全部内容。然而就在我长到７岁时，妈妈竟下定决心，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要送我去学堂念书。记得那次妈妈说：“我想了想，只有念书，学到文化，才能改变咱们一辈子在地里刨食的命运。不念书就没有出路，一辈子让人家看不起。我看小三挺机灵的，是块当先生的料，让他去念书吧。”
后来，妈妈又专门叮嘱我：“妈妈供你上学，就是希望你能做一个有出息、有志气的孩子，而不是像你爸、妈一样，一辈子都是睁眼瞎，累死累活连顿饱饭也吃不上。你上了学，一定得努力，争取多学点文化，长大了去当先生。”那时的我是懵懵懂懂，对妈妈的话理解并不深刻，就问妈妈为什么要让我当先生呢？妈妈充满憧憬地对我说：“当先生好呀！先生不但是不干庄稼活的文化人，还能到各家去吃‘派饭’，谁家上学一年轮上个一两次呢！能吃到一块咸鱼，一块饼子，有时候运气好，还能吃上个鸡大腿！”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家里一年到头糠菜为伴，吃的尽是谷糠、地瓜叶子，偶尔能吃上顿带点五谷杂粮的“干饭”，那不是过年就是过节。在妈妈眼里，先生一年到头都有饭吃，先生了不起。这使妈妈羡慕先生，更希望我能当先生。正是在妈妈的坚持下，我离开了整天赤着脚、光着屁股在村头玩耍的小伙伴，背着妈妈用旧衣裳改做的小书包，迈进了学堂，迈向了从此改变我一生的一个全新的世界。
为了妈妈的笑容，我拼命吸吮知识的雨露。一份汗水，一份收获。每次的成绩都会让妈妈笑得像孩子一样开心。我让妈妈深信，这条路她为我选对了，一直走下去，我一定能当先生。在妈妈的支持下，我断断续续地读到高小。就在我继续求学信心百倍的时候，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现实改变了妈妈，也改变了我。但直至今日，尽管“当先生”早已不再是我的一个明确的追求目标，但因之而来自于妈妈的鞭策，却成了一直铭记我左右的警句，激励着我踏实做事，老实做人。
1941年的一天，日本鬼子“大扫荡”到我们那里。过去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兵跑得不见踪影了。我们村子西边大庙，是八路军用土翻砂试制手榴弹、地雷的“兵工厂”，被鬼子一把火烧成一片火海。乡亲们到处躲避。当时，妈妈什么东西也顾不上带，拉上我们几个孩子就往外跑。妈妈心惊胆战地喊着这个叫着那个，拽着我们的手拼命地跑，想尽快冲出鬼子的包围圈。一双小脚、几个孩子哪能跑得快？在村头的河畔遇上了鬼子，一拳把我打倒在地，用穿着铁掌皮鞋的脚把瘦小的妈妈踢到了沟里，也正是这一次，我们和妈妈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杀人场面，看到鬼子的野兽暴行。凶残的日军杀害了一个刚结婚不久的新郎，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了新娘。目睹这惨不忍睹的一幕，我们感到妈妈那攥紧我们的双手在颤抖。乡亲们也都个个咬紧牙关，攥紧双拳，但也只能强压怒火、用仇恨的目光进行着无声的反抗，心灵挣扎在痛苦的无底深渊。
也正是这一次血的经历，震撼着妈妈那颗慈软的心，和家人商量后，妈妈毅然做出了送我当兵的决定。妈妈那天对我说：“小三，你要和二哥一样去当八路，不打走鬼子，日子没法过！”我听到这为之一震，在这战火愈演愈烈的时候，妈妈做出这样的决定，难道不怕我有个三长两短吗？是妈妈看到日军暴行后的一时冲动吗？不，不是的！妈妈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抉择，是妈妈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哪个妈妈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她知道仅凭自己的儿子亦是沧海一粟，可是八路的队伍里不正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的孩子吗？她后来对我说：“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过安稳的日子，这些孬种、坏蛋为什么欺负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老百姓？看来，光靠当一个先生，挣几顿饱饭，改变不了我们穷人的命运！”
几十年后每当想起妈妈从“好男不当兵”到送儿子当八路这一思想转变过程，总是感慨万千。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妈妈的这一转变就她本人而言是再朴素不过了。她也许没有抗击外敌、翻身解放的智慧和胆略，当然那时更不会期盼儿子通过从军征战，走上仕途，成名成将。她的想法只是，当日本鬼子逼得我们一名普通百姓连成为一名“先生”、过上能吃顿饱饭的日子都不可能的时候，
就只有去抗争，去反抗，去拿起枪打击敌人。从对鱼肉百姓的国民党军队的厌恶，到送又一个读过书的十几岁的儿子参加八路军，投身革命队伍，从与世无争到奋起抗日，妈妈以及千千万万的妈妈这一朴素转变中，又包含着怎样的伟大啊！
离开家后，我先是在县大队里当通信员、文书。因为我喜欢写写画画，穷人的孩子又不怕苦，所以部队领导对我印象都不错，很快推荐我到当时的“抗大”一分校学习。到达后，我被编入三支队教二团二大队９连，成了一名真正的“学兵”。连队在选人当机枪手时，我被看中，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训练，考核成绩合格。在抗日战争最后一仗打响的时候，我在全连第一个报名参战。被批准后，我又被编到胶东主力团——１３团，即后来的“济南第一团”，在这支能打能拼的荣誉团队，从当文书，直到当团政委，这一干就是２０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随部队南征北战，已几年没有与家里联系了。行军途中，战斗间隙，妈妈送我的那一幕时常浮现在我眼前。
1947年在孟良崮以北的南麻战役中，我的左小腿被打断了，由于失血过多，人近昏迷。在生死边缘的我，真想和小时候一样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尽享幸福。这个时候外面谣言四起，传我已经牺牲了。转到莱阳后，巧遇邻村学友，我便迫不及待地让他给家里带了口信：“我还活着。”家人知道我没有死的确切消息后，妈妈并没有完全从担心中解脱出来，她老人家已知道从没离开过家的孩子，现在正忍受着战火摧残的痛苦，忍受着伤痛的煎熬。骄阳似火，再加上医疗条件有限，我的伤口逐渐恶化，化脓生蛆，恶臭难闻。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我和一个腹部受伤的战友坐在一辆沂蒙老大爷推着的独轮车上，向战地医院赶。当时医疗条件极差，没有消炎药品，医生将热盐水晾一晾，用小扫帚蘸着盐水扫扫蛆，仔细清洗伤口时，就像用利刀在我身上割肉一样，豆粒大的汗珠落地有声。医生们在商议对我的治疗方案，南方口音我不全懂，大概是担心恶化到这样会造成破伤风，只见他们在我膝盖上方划了一个杠后，就把我推到开刀房。到了门口我才明白过来，是要截肢。我那股拗脾气一上来，什么都不顾，只顾死死用手把住门框，坚决不同意，并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要截腿，先截头，我还要打仗，我还要回前方，死也要死在战场上！”医生说我是条汉子，是硬骨头，就没有截肢。在医生的精心救护下，总算保住了我完整的身体，做完手术后我在想，可以上战场了，可以自己走回去见妈妈了。
我于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快结束时回国，并作为志愿军观礼代表团的一员，去首都参加了当年的“五一”劳动节观礼。不久，才回到了已阔别12年的家乡。
听说我要回家的消息后，妈妈高兴得像换了个人似的，专门叮嘱几个儿女，把家里的几间老房子扫了又扫，又修又补，然后便是每天颠着一双小脚，早早就到村口看着，等着儿子归来。
一看见我，妈妈一句话不说上下打量着我，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可掬的笑容，无声胜有声！12年未见，这12年我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妈妈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再见到妈妈已是满头银丝，岁月的风霜刻满了脸庞。全家人相见兴奋不已，爸爸说：“我们家从来没杀过老牛（指没做过坏良心的事），我儿子会平安归来的。”弟弟说：“妈妈半夜睡觉都经常叫你的名字。”到家的当天晚上，妈妈在锅台上又熬又炒，亲手为凯旋的儿子做了满满一桌子好菜，其中还不忘了给我熬了一碗咸鱼，烙了一张金黄的玉米饼子。
吃过饭后，妈妈执意要给我洗洗脚。我理解妈妈的心思，顺从地按妈妈的意思，坐到了一把高椅上。我正准备脱掉鞋袜，老人执意不肯，她把我的两只脚全揽在怀里，放在膝盖上，细心地帮我脱鞋、脱袜，挽起裤脚，也就在那一刻，妈妈看到了我腿上的累累伤痕。妈妈吃惊地叫了一声，赶忙又抱紧了我的双腿，把裤筒挽了又挽，一双粗糙、长满老茧的手在疤痕处抚摸着、停留着、颤颤巍巍的。我感到有水滴掉到了我的双腿上，凉凉的，又重重的。我听到了妈妈极力控制又难以抑制的抽咽声，妈妈哭了，苍老而又瘦弱的肩头剧烈抖动着，银白的头发显得那么凌乱。
年轻时在地里刨食，吃糠咽菜的时候，妈妈没有哭过。含辛茹苦地把一大群孩子拉扯成人，妈妈没有哭过。面对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掳，妈妈有过愤怒和仇恨，但也未曾哭过。送儿子上战场，刚强的妈妈同样也没有哭。可今天，年迈的老人面对儿子的伤痕，她流泪了，而且哭得是那样的伤痛。那一刻，我忍不住也掉了泪。“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想着与我一同征战南北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想着无数母亲已经失去了为征战回来的儿子再洗一次脚的享受，革命的成功，共和国的成立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我一边用手细心地为妈妈梳理着稀疏的银发，一边和老人讲着这个道理。年迈的妈妈听懂了儿子的话，不住地含泪点头，用她那颤颤巍巍的满是青筋的双手摸着儿子腿上的一处处伤痕，眼泪却仍旧不断线地涌出。
临走时，妈妈为我新做了一双土布鞋。我提出不让大家送了，自己一个人走就行了。可妈妈坚决不同意。她在我的搀扶下，送了一段又一段路，最后还是我硬阻止她老人家停住了步子。然而，走出好远，我一回头，再回头，妈妈瘦弱的
身躯却一直伫立在村边石碾盘上，向我挥着手。就在这依依不舍中，我几步一回
头地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乡。
1968年10月，我在北京接到妈妈病危的电话。当时正是“文革”比较乱的时期，部队有任务不能请假，只好让11岁的儿子代我回去看望。我没有来得及赶回去，妈妈就离开了人世，儿子替我给妈妈送了终。及至我到家，妈妈已经下葬。儿子告诉我，奶奶临走的时候还问：“三儿哪去了？”我顿时泪如泉涌。妈妈一生为我操碎了心，可我没有为妈妈做点什么，就连妈妈走的时候，也没能见她一面。看着地上的一堆黄土，想着操劳一生却没享一天福的妈妈，无尽愧疚都化成伤心的放声痛哭。
回顾她老人家的一生，可谓普普通通，平平凡凡，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可值得记载的历史。然而，在儿子的眼里，盛满的却是妈妈的伟大。妈妈是最无私的，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犹如一头躬耕乡田的老牛，从年轻力壮到岁月染白双鬓，妈妈像千千万万的妈妈一样，无怨无悔地付出着，透支着，流尽了汗水，淘尽了青春，皱纹布满了曾经年轻的脸，重担压弯了曾经挺拔的腰。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妈妈也老了。但老了的妈妈心中装满的，仍然是远行的孩子，哪怕是在临终前的一刻，她依然想着我。
妈妈没有文化，也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但却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在国家危难之时，她能放弃自家利益，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送两个爱子奔赴革命的最前方。妈妈是平凡的，是伟大的，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作为她的儿子，我引以为荣。
一个经过炮火硝烟洗礼，经过生与死考验的老兵，一个战争的幸存者，一个在妈妈百般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热血男儿，多年来，没有在妈妈的床前、膝下尽孝，这种愧疚是难以言表的。但几十年来我没有辜负妈妈对我的希望，为党、国家和人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些工作。使自己能在忠孝的天平上寻求点平衡，这也算是对妈妈的养育之恩做点滴的报答吧！妈妈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改变了我的一生。从妈妈最初对我的希望，到经过激烈地思想斗争后做出送儿参军的选择，以及多年后妈妈见到带有多处伤痛的儿子的悲与喜，这一切都淋漓尽致地透露着母亲的平凡、伟大与对我的无限疼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种爱只能化作永久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了。
不知道有过多少次，每当夜深人静时，妈妈那忙碌的身影、殷切的教诲，常
常浮现在我眼前，一觉醒来总是老泪纵横。
妈妈，我永远想念您！
母亲的缝连
李鸿忠
小时候，衣服没有替换，破了要马上补好，再穿白天，拣煤核扒树皮在
征衣上挂的花，和淘气留给衣裤的纪念都变成了母亲夜半的缝连。
黑线穿梭白线灯花邀来月光母亲把破洞缝连成图案把穷酸绣出美感。那图案，是衣裤的年轮和资格是母亲心的印痕是日夜的纹路是穷人家孩子身上的一道风景线。
日子要靠母亲缝连穷人的家计，缺甜少咸多缺少圆，永远不全灾难急险，风去雨来接连不断母亲用手上的老茧用血和汗去缝连。
家里的空气也要靠母亲缝连父亲脸上挂着阴沈母亲把慈爱和欢乐揣在怀里母亲的身影和眼神是家庭和谐的针和线。
离愁更靠母亲缝连那一根一根心思的长线我在这端母亲在那端我就像风筝飞得再高再远母亲都牵着心上的那根线。
我的母亲
丁廷模
一
贵阳市现今的护国路，在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它叫顺城街。那时大南门是名副其实的：有高高的城墙、有宽敞的城门洞。进城来往右拐，不远处就是顺城街。那是一条石块铺的斜坡小路。在顺城街的中段，有一个熊家大院，也就是我的外公家。熊氏家族人丁兴旺。外公那一辈，亲堂兄弟就有六个，我的外公排行第五。其中四外公熊范舆，是清末的进士，曾留学日本，昆明鼎革后即任滇督蔡锷之秘书长，1913年回贵州后任黔督刘显世的秘书长，曾积极参与护国讨袁之役。1920年在军阀权力争斗中，被无辜杀害。我的外公熊静安虽是学徒出身，后来却当了省商会会长。我母亲这一辈，也就是我的舅舅女襄女襄们，小时候我数也数不清。他们这一辈是“大排行”，在舅舅当中，我知道的有二舅熊其锐，曾赴日本学蚕丝。熊家在油榨街办过蚕丝学校，在龙洞堡开辟了大片桑园。上世纪四十年代，二舅去了重庆，解放后，是四川蚕丝公司的总工程师。五舅熊伟，十六岁就去北京求学，北京大学毕业后，去德国留学教书八年，曾被波恩大学聘为终生教授。“二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曾校译过马克思的《德国农民战争》，翻译了海德格尔的许多著作。七舅熊其杰曾从事石油冶炼，后任兰州大学教授。九舅熊其仁，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曾任贵州大学，贵州工学院教授。以上四位舅舅都是四外公家的。还有六外公家的四舅熊毅，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学家，中科院院士，曾留美。抗战期间回到贵阳，我记得他家里摆满许多玻璃瓶，里面装着各色泥土。三舅熊其懋，是母亲的亲哥哥，他长期在银行任职。解放后在省工商联工作。在众多的姊妹中，母亲熊莲英排行第七。我所熟悉的女襄女襄中，四女襄熊瑞英，是母亲的亲姐，阔别贵阳多年，父母退休后曾去昆明看望她。八女襄熊毓英，在贵阳师院数学系三年级时，因结婚辍学，她为此曾大哭一场，当时情景长久留在我的记忆里。十四女襄熊雯英，贵州大学农学院毕业后经我父亲介绍，与抗敌演剧队队长刘斐章结婚，她放弃大学任教的机会，随刘去武汉从事抗敌宣传，不幸在分娩后染上伤寒去世。十四女襄去世的消息，一直瞒着不识字的外婆，我母亲定期用十四女襄的口气写信，还把钱给外婆，说是“十四寄来的”。这种善意的谎言一直到外婆去世。八女襄和十四女襄是我母亲的亲妹妹。
母亲1912年出生，在贵阳女子师范毕业后，曾受聘到桐梓县教书。1933年夏，我父亲丁达三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贵阳，有人给父亲介绍一位女友，他没有看上，却看上了当小学教员的“熊七妹”。真是“有心栽花花不红，无心插柳柳成荫”，1933年冬，父母完婚，婚后，夫妇俩去到北京，父亲补习英语准备留学，母亲也积极准备考大学。1934年冬，母亲生下长子，1936夏生下次子，这样父母放弃了留学升学的打算。从1934年到1947年，母亲生育了四男三女。解放前，父亲先任中学校长，后又在银行当经理，收入较丰，母亲也就安于相夫教子，做家庭主妇了。
二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不仅促使母亲改变生活方式，而且深深触及她的灵魂，接受新观念，抛弃旧观念，逐步树立新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1950年某一天，母亲女师同班同学李适，约母亲去贵阳市妇联听报告，这样，母亲认识了妇女界的领导同志熊蕴竹和张鸿志。从那以后，什么“三大敌人、四大朋友”“新民主主义”“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这些概念就印入了母亲的脑海，每次去妇联开会，母亲往往提前到会，并先到熊、张两位领导同志的宿舍里去摆谈。从这两位共产党员的身上，母亲感到“共产党好，要跟共产党走”。熊蕴竹、张鸿志实际上成为了母亲心中的偶像，用母亲的话来说，这两位身着列宁服的共产党员，“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艰苦朴素、循循善诱，使我非常敬仰和爱慕”。母亲积极响应妇联的号召，从家庭走向社会。她参加劝募寒衣、劝购公债、新法接生等宣传活动，并当了街道夜校老师，后被选为云岩区妇联的执行委员，曾出席贵阳市的妇女代表大会。也许是出于对熊蕴竹、张鸿志的仰慕，母亲也缝制了一套列宁服，当她第一次穿上列宁服的时候，我觉得她变成了一位女干部了，其实，她不过是妇女积极分子而已。
一次，在与市妇联主任张鸿志交谈时，母亲建议说，“广大妇女参加工作的越来越多，但受子女拖累，政府应多办托儿所”。张主任说：“你的建议是好的，可是国家正处在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还来不及办更多的托儿所，要多办就要依靠社会人士，发动群众来办，你们就可以搞起来嘛，妇联支持你们。”经张主任这样一说，母亲思想开了窍，于是她找到曹娥英、陈梅君两位女士商议。后来又有饶婉华、陆涵君、朱敦、项光懿、张淑静、李瑞琴、刘琴秋、胡云英、犹轮秋、阮贤希、魏书凤等十一人陆续参加，这十四人就成为托儿所的创始人。经
商议，成立了托儿所筹备委员会。母亲提议取名贵阳市妇联托儿所，大家一致同意。托儿所的筹建工作得到了省市妇联主任熊蕴竹、张鸿志和省保育院院长韩浩大力支持。张鸿志担任了筹委会主任，母亲被推举为副主任。在筹委会的推动下，市妇联托儿所的筹建工作一一展开。
首先是筹集资金。14位发起人带头捐款人民币共一千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县级干部一年的工资），母亲把她留作结婚纪念的金手镯兑换成人民币捐献出来。另外，她们向社会人士广泛宣传，进行募捐。京剧界人士还进行义演，把门票收入作为捐赠。后来有一位旧军官的家属表示，愿意将三民东路一幢大厦捐送托儿所，但她急需7千元还债。托儿所筹委会决定用7千买下这幢大厦，后又把这大厦卖给市邮电局获3万元。这样，这3万元就成为托儿所资金了。
有了经费后，筹委会在中山东路买了一幢大院，加以装修，美化，就成为了托儿所所址。这时，在市妇联指导下，经筹委会研究协商，确定了托儿所负责人，最初，由陆涵君任所长，母亲任保教主任，不久，由母亲任所长兼保教主任。市妇联托儿所于1951年8月1日迎来了第一批孩子。1958年政府接办了市妇联托儿所，改为市级机关幼儿园，母亲任副园长。从1951年起到1972年退休，母亲在托幼战线上奋斗了22年。这是她一生中最充实、最有意义的日子，当然也免不了有痛苦的磨难。
从托儿所开办起，母亲就搬进托儿所住，星期六下午孩子们被家长接走后，她才回到家里。星期一清早又回到托儿所。一切家务都交由父亲料理。1951年大年三十，母亲从托儿所带来一个女孩，原来这个女孩的父母都是志愿军。春节期间托儿所放假，母亲就把这女孩带到家里来过年，我还让这个孩子叫我“大哥哥”哩。1960年困难时期，儿童营养不够，母亲在幼儿园发动职工养猪、养兔、种菜。除此之外，她对当时广为介绍的小球藻颇感兴趣，专门到贵阳医学院去学习培养小球藻的技术并索要种子。回到幼儿园，她每天精心培养小球藻，把养成的小球藻送到厨房交炊事员加到稀饭里当作孩子早餐用。在母亲看来，托幼工作不仅是为儿童家长服务，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儿童在集体生活中，从小获得德智体的良好发展，为上小学打好基础。所以，她全面关心儿童成长，不仅认真做好保健工作，而且认真抓好教学，努力提高儿童的智力水平。在幼儿园，母亲曾在大班搞了一个试验班。她和教导员制作直观教具，并亲自讲数学课，讲了一学期，儿童成绩不错。其他幼儿园托儿所阳的老师前来观摹，给予好评。
还是在妇联托儿所筹办期间，母亲就到省市公办幼儿园参观学习，着重学习
保教方面的知识与经验。1956年贵阳市卫生局举办业余卫生人员训练班，学习期半年，母亲主动报名参加。学习期间，母亲当了班长，她认真听课记笔记，不懂就问，从不缺席。结业时，母亲通过考试，获得了毕业证书。在妇联托儿所期间，贵阳市委开办政治学习讲座，母亲到市妇联要听讲证，一位同志对她说：“你们是民办托儿所，不是正式干部，不能给你”。母亲听后很难过，她问：“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学习了吗？”后来，市委宣传部长达昭到托儿所接自己的孩子，母亲向部长表示想听讲座的愿望，达部长就给母亲一张听讲证，虽然没有座位，母亲仍然十分高兴。去听课时，确实没有座位，母亲就到讲台前的阶梯上坐起听课。1956年母亲加入了民盟，从此她积极参加民盟组织生活。1957年秋天，在市妇联张鸿志主任的关心下，母亲参加了省政协主办的政治学校，脱产学习九个月。她把这次学习当成提高政治理论水平的极好机会，总感到“不学习，就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
市级机关幼儿园在党支部的领导和全体职工努力下，每年都被评为先进集
体，母亲也总是被评为“关心儿童热爱儿童的好妈妈”。
1964年，“四清”运动的风暴席卷贵阳。中共贵阳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定为“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当时，“四清”运动的领导人宣称：“贵州民主革命不彻底”“贵州的干部好像一篮鸡蛋滚下坡，好的没有烂的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贵州，从省、市委到基层，凡搞“四清”的地方，几乎所有领导干部都成为“四清”对象。1965年，“四清”工作组来到贵阳市级机关幼儿园，掀起了运动，作为副园长的母亲被列为清理对象。母亲解放前没有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没有其他政治历史问题，于是就因为家庭出身，而被戴上“资本家”“地主”的帽子加以批斗。1966年“四清”转为“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把1958年母亲在民盟“交心”的材料找了出来作为“罪证”，把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