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系列第28期（8篇）“父亲节”“笔杆子”系列文章汇编VIP专享

作者及“父亲”简介

1．朱佳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陈云生平与思想。他曾担任“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的秘书3年，担任陈云的秘书4年，跟随2位重量级文字高手7年，文字功力自然了得。

朱理治：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务，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2．俞可平：著名学者，政治学家，中国民主治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29岁获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4年，并未到退休年龄自愿提出不做行政官员而到高校任教，任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他请辞后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我一直希望能够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我有推动学术进步的强烈责任感”。他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两个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一直位列前茅，他曾发表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2006年12月28日，《北京日报》)，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被称为“中国的文胆”“智囊”。

3．加天山：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政教系，在临汾市委组织部调研室从事文字工作9年，现任山西省永和县委书记，《仰望父亲》一文曾获2011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

4．任正非：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43岁开始创业，缔造了全球最大通讯设备企业，也是财富500强中唯一没有上市的民营企业。在他的领导下，华为始终坚持自主科技创新，收入超过一半来自国外，既不上市圈钱，也不搞地产投机，因此，被国人所尊敬。他曾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因“文化大革命”停止学业，后自学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以及逻辑、哲学等知识，还自学了三门外语，他的讲话文章特点是：思想超前，逻辑严密，脉络清晰，论证透彻。曾写过《华为的冬天》《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我的父亲母亲》《北国之春》等文章，在网络引起热议。他曾被评为2013年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2017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第一名。

5．胡木英：胡乔木之女，国家工商总局退休干部，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

胡乔木：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一职长达25年，被邓小平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起草了大量重磅级的中央级文件，带出了一大批“笔杆子”。他在《文件方法座谈会的讲话》，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融合，是文字工作者必读文章之一。

6．曾自：田家英之女，中央文献研究室干部。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由于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千把字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被毛泽东欣赏看重，担任毛泽东的总管家、日常秘书18年，曾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比如非常著名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被诬陷““篡改毛主席著作”而含恨自杀，年仅44岁。他博学多识，记忆力超群，毛泽东写文章和诗词经常引用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根据记忆在纸质文库中查找和核对。

目录

1．朱佳木：父亲朱理治的一生……………………………………………………1 2．俞可平：父亲……………………………………………………………………6 3．加天山：仰望父亲………………………………………………………………10 4．任正非：我的父亲母亲…………………………………………………………15 5．胡木英：回望父亲——追忆胡乔木改革开放期间经历的几件事……………22 6．曾自：父亲田家英的读书生活…………………………………………………31 7．在“2004中国IT市场年会”上的致辞…………………………………………11 8．在中国电信业发展与政策通报会上的讲话……………………………………12

父亲朱理治的一生

朱佳木

父亲朱理治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英勇奋斗的一生。

父亲是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中华大地时，在清华大学的书斋中通过阅读马列主义书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一入党，他就遇到组织被频频破坏、自己被通缉捉拿的严峻考验。昔日的同志有的叛变了，有的消极了，但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义无反顾地组织担当起了清华大学党支部、北京西郊区委、北京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在赴南方找党组织未成后，他回到家乡，一面继续找党组织，一面发展家乡的革命力量。在因人告密而被捕入狱后，他一面利用敌人没有拿到真凭实据的弱点和法律的空子，沉着应付，与敌人周旋；一面积极建立和领导狱中的地下党组织，团结难友，向反动当局开展要求改善待遇的合法斗争。在服刑期满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接着寻找党组织，冒着重新被捕甚至杀头的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用了两个月时间，终于和组织接上了关系。在特务和叛徒云集的上海，他先后担任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党团书记、中共中央的巡视员、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以后，他又被调到河北担任省委的组织部部长和代理省委书记，恢复发展那里被多次破坏的党组织。1935年，他在陕北主持全面工作的三个月，执行了当时中央的错误路线，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当他一旦发现错误，能够实事求是，马上采取纠正错误的措施，并在中央到达陕北后，协助中央顺利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这以后，他担任陕甘省委书记，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主要从事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并担任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在“西安事变”前夕，他作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特派员，被派往西安，在敌人眼皮底下，领导东北军的地下党工作，帮助张学良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发动逼蒋抗日的民众运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重返苏区。以后，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尽管遇到各种磨难和坎坷，却始终无怨无悔，不改初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于自己的错误，他从不诿过。高岗问题暴露之后，中央召开揭发批判的会议，他在发言中依然首先检讨自己的错误。凡是看过他关于陕北工作历史回顾的党史专家，一致认为他对这一段历史是讲得比较公道和客观的。我们继承他的遗志，就应当学习他的这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

父亲的一生，是虚心好学、刻苦勤奋的一生。

父亲自幼酷爱读书，在中学八个学期的考试都是全班第一。报考清华大学时，他虽然只有高中二年级的学历，却能在录取八十名而报考者四千名的情况下榜上有名。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从政治到军事，从外交到经济，从金融到交通，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每干一行，他总是努力探索其中的规律，钻研这一行的业务，留下了大量著述。在抗战初期，他担任河南省委书记、豫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豫鄂挺进纵队政委和边区军政委员会的书记，有大量繁重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亲自执笔为报刊撰写社论文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阐述中原抗战的形势和意义。在这三年里，他正确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打开了中原敌后的斗争局面。他竭忠尽智，恪尽职守，为发展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卓越贡献。在陕甘宁边区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的困难时期，他受命担任边区银行行长。虽然他过去只在清华大学经济系读过一年书，并没有学过财政金融知识，更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他阅读了大量有关书籍，深入调查研究，虚心求教专家，很快掌握了当时巩固边币和同法币斗争的关键所在。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而他不仅能解释，而且能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问题解释得十分清楚。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稿。他的《金融论稿》一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一些金融学家读了这本书，无不对我们党早在延安时代就达到如此高的金融理论水平，就拥有如此精通理论的金融实践家而倍感叹服。

父亲一向热爱工作，他把工作视作人生的第一需要。“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把持的中组部对解放老干部工作阳奉阴违，强迫他去河北而又不给他安排实际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主动找事干。三年时间，他一共下乡三百七十多天，听取了六十多个地、市、县委的汇报，参观考察了二百五十多个工矿企业、五十多个生产队和十多个水库、洼淀。直到最后身患癌症，住进医院，他才停止了调查研究。难怪有人说，许多在河北工作几十年的领导于部都没有他跑的地方多。我们继承他的遗志，就应当学习他的这种刻苦学习、拼命工作的精神。

父亲的一生，是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一生。

父亲对敌人英勇不屈，对同志则与人为善，从无害人之心。父亲病危住院

时，陈云同志前去看望。父亲去世后，邓小平、叶剑英送了花圈，李先念、粟

裕、肖劲光、王震、胡耀邦、康克清、胡乔木等五百多位在京的老同志和群众代表出席了追悼会。这些都是他在党内为人的有力证明。1942年延安西北高干会上，高岗出于政治野心，硬把1935年肃反扩大化造成一些同志被错捕，说成是他有意陷害；把红15军团领导层为迎接中央红军提出的具体方案，硬说成是他拒绝迎接中央，致使他长期蒙受冤屈。自从那次打击以后，他被免去了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职务，接受了多年批判审查。以后虽然恢复工作，但职务却一降再降。对此，他从不计较，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高岗反党阴谋败露后，邓小平同志托人转告，要我父亲对高岗歪曲事实伪造历史提出申诉。后来，中央监委经过详细调查，推翻了强加在他头上的两大罪名，并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结论未能在党内印发。结论证明，当时负责肃反工作的同志沿用过去鄂豫皖苏区的肃反经验，要求开杀戒，是被父亲制止的，所以陕北苏区后方始终没有杀人，前方错杀一些同志是由于消息传得慢，未经请示而擅自决定的。而且，当父亲发现肃反由于逼供信而造成错误后，立即表示要放人，只是考虑到中央马上要到，所以决定等中央到后再处理。历史已经证明，陕北肃反是所有苏区肃反中错误程度最轻的一个，而西北高干会却不顾事实，无限上纲，是所有对肃反扩大化问题进行清算搞得最重的一次。1964年，刘少奇同志同父亲谈话，指出今后再版《毛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关于陕北问题的注解要修改。但后来很快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事情被搁置下来，致使这个沉重的包袱一直压在他身上。

然而，父亲并没有因此对党有丝毫怨言，照样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并没有因此而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照样为党的利益勇于直言。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岗为了搞独立王国，不同意东北的货币与全国的货币统一。父亲坚决站在中央的正确意见一边，在会上与高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会议气氛搞得非常紧张，以至于高岗警卫员竟掏出了手枪。在“大跃进”时期，他不人云亦云，而是强调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他提出对没有矿石或矿石品位太低的矿山，没有炼焦煤和距离煤矿太远的炼铁基地，应当坚决放弃；提出社会主义的威力不只是在数量而在于数量与质量的结合，只有数量、质量、品种都好，才能代表国家的威力。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他不顾好心人的劝告，直截了当地批评当时搞大炼钢铁、搞“小土群”得不偿失。“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他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斗，卧室被封，家被抄过八次，人被扣在“牛棚”劳改。许多亲友为他连连受到不公平待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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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抱不平，但他总是说服大家，要正确对待运动，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在我担任陈云同志的秘书时，有一次他谈到我的父亲，曾深情地说：“你的父亲对党一直是很好的。”我认为，这个评价充分体现了党对他的理解和信任。他去世以后，有些人写文章，仍然沿用西北高干会的不实之词，我母亲上书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当即批示“由中组部办理”，终于促成中组部于1984年就纠正1942年结论的错误向党内发出了案情通报，使这个被歪曲了四十多年的真相得以大白天下。1991年《毛选》再版，《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注释对陕北问题作了相应修改。遗憾的是，这时他已不在人世，未能亲眼看到冤屈的昭雪。我们继承他的遗志，就应当学习他的这种顾全大局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

父亲的一生，是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一生。

父亲一事当前，总是先为公家着想，宁肯自己困难，也不肯给组织添麻烦。1937年，在赴河南担任省委书记的初期，他以报馆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住在由国民党控制的洛阳。当时经费紧张，常常一天只吃一两顿饭，但他还要对邻居装出吃过饭的样子。新中国成立后，家中的房子返潮，机关几次提出要重新翻修，安装地板。他考虑花销太大，始终没有同意，只让机关在原来的地面上加了一层瓷砖。晚年到河北省工作，他只身一人住办公室，吃食堂，有时会散得晚，食堂关了门，为了不麻烦人，索性就在办公室里吃饼干充饥。“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冻结我家存款，发现只有八百元，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他们哪里知道，父母每个月的工资加在一起虽有六七百元，但由于对生活困难的亲友有许多接济，因此一直攒不下钱来。就连他被宣布“解放”后发还的三千元冻结工资，他也全部缴了党费。他去世后，除了一些藏书，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遗产。他给我们最有价值的遗产，就是他的为人，他的作风。我们继承他的遗志，就应当学习他的这种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精神。

父亲自1928年在南通被捕后，直到逝世，一直没有回过家乡。新中国成立后，他几次打算回来看看，由于工作走不开，终于未能成行。但他对家乡、对故土、对父老乡亲始终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家乡领导到北京看他，请他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只要不违反规定，他总是想方设法给予满足。改革开放后，南通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如果健在，是一定会回来亲眼看看家乡新面貌的。可惜，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无法看到这一切了。但是，他盼望家乡经济发展、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遗愿，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南通八百万人民的艰苦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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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已经和正在不断得到实现。南宋诗人陆游临终前，写诗告诉自己的孩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我借用他的这首诗，略改一二，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赤子乘风返通城，满怀锦秀满怀情。故乡四化腾飞日，家祭定当告父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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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俞可平

我曾经写过数篇纪念文章，纪念逝去的友人或先贤。他们或是怀抱理想投身革命的忘年之交，或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学界同仁。今天是我第一次撰文纪念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群众”，他既不是党员，更不是官员，是江南一个名叫花山村的普通农民。但于我而言，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也特别值得纪念。

他生不逢时。还是十多岁的孩子时，就被进村的日本鬼子虏走，强迫做随军马伕和苦役。被日军抓走后的30多个日日夜夜，他一刻不忘逃生回家，却屡屡失败。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这个孩子终于逃脱鬼子的魔掌，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强烈的回家欲望，在一位素昧平生的他乡同胞帮助下，一步一个脚印，硬是从100多里外的异乡，逃回了老家。这一个多月痛不欲生的折磨，给他留下了终身的疾病。他因此痛恨日本鬼子，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军欺凌他的汉奸和伪军。

他的儿子深知父亲对日本鬼子的切齿痛恨，当儿子成为学者后日本的一些大学曾多次邀请他访问讲学，但他始终没有接受。他想，去日本访问讲学会刺痛父亲的心。父亲看出了儿子的心思，他对儿子说：你不要因为考虑我的感受而拒绝去日本访问讲学，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你们应当更多考虑中日两国的关系和自己的学术事业。

一介农夫居然能够忘记个人的好恶，而想到国家的大局和年轻一代的事业。

可见，“普通群众”的境界，未必见得比党员干部低！

他过了80岁仍疾步如飞，每天坚持登山，还骑自行车上街。他的听力不好，有一次骑自行车出门时躲闪不及，被后面的汽车撞飞出好几米远。司机赶忙下车，扶老人起来，问他有否受伤，并说“我有急事要办，要不要先留下我的姓名地址并给你一些钱去医院看看？”老人缓缓坐起身来，伸伸腿脚，觉得没有什么大事，便对司机说：没事，你赶快去办事吧。可到了第二天，老人便全身不适，子女们赶紧将他送进医院，他在医院治疗了十几天，花去了数千元，并且身体从此每况愈下。子女问：你记住那个撞人司机的电话没有？他答：我当时觉得身上无大碍，他又急着要去办事，所以没让他留下姓名电话。竟无半句怨言！

在“老人摔倒后要不要去扶他”成为全社会争议的话题时，居然还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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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明明被人撞了，首先不是考虑自己是否受伤，而是考虑他人有急事要办！看来，即便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候，真正的好人仍不失善心和诚信。

他对自己的不久人世有一种明确的预感。去世前的数个月，他召集5个子女及他们的所有家庭成员，讲了处理他身后事的几个要求，其实也就是宣布了几条遗嘱。第一条是，身后事一切从简，决不允许搞时下农村中正流行的那些“装神弄鬼”的“道场”和“法事”，那是一整套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移风易俗”运动中被废除而在近年中又死灰复燃的传统殡葬仪式。当儿女们说，那样别人还以为我们做子女的不孝顺呢。他却坚持说：如果你们违背我的意愿搞这些我不喜欢的仪式，那才是真正的不孝。他对子女说，如果你们要热闹点，就出钱请村里人看场戏吧。

殡葬是农村中最重要的风俗之一，别说普通村民，就是其他人，有几个敢

于冲破这些习俗啊？我想，不俗的农民，常常比庸俗的精英更加文明！

他还有一条遗嘱，是特地对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去美国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孙女说的。他对孙女的要求是：万一我去世时你在美国，那就一定不要回来，学习更重要。好好学习，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

孙女听后颇为感动，事后对父母亲说：我在学校上政治课时也几乎没有听

说过这样的教导。其实，真正的爱国，常常不在说教！

这个富有个性的普通农民，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叫俞立才，是浙江诸暨花山村的一个农民。父亲生于农历1926年的腊月，按公历应是1927年元月29日，在2014年7月5日走完了他艰辛坎坷而又知足幸福的一生。

说起父亲的名字，还有一个小故事。小时候听奶奶说，父亲本来应该叫“立财”而非“立才”。因为他出生前后，适逢“江浙战争”爆发。一日，爷爷到河边的草丛躲避激烈的战火，居然意外地拣到了一只灌满银洋的战靴。这笔天上掉下来的钱财对一贫如洗的爷爷来说，来得太突然，也太容易，他便将刚出生的父亲取名为“立财”。我爷爷给爹爹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不知是为了纪念这笔“洋财”，还是希望儿子一生有财。但“立财”这个名字对于文化人来说，显然太土太俗了点，父亲上学后先生便将其改为“立才”。

一靴银洋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家里依然赤贫，父亲便从小就给村里的大户人家放牛，没有条件上学。我们村自然条件很好，有山有水，湖田涝了有山田，山田旱了有湖田，在方圆是出了名的富村，所谓“游遍天下，不如花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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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在中国得近代风气之先，村里的富人在民国时期就捐资办了一所新式学校，还起了一个很洋气的校名：“时化小学”，村里的适龄儿童可免费上学。父亲放牛时，常去时化小学傍听。后来，爷爷看他如此爱学习，便在10多岁时送他进时化小学，父亲便断断续续读了3年小学。大概在1946年左右，父亲迎来了人生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浙江省立初级中学，数学和国文的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是全省仅有的7个公费生之一。

但好景不长，父亲在杭州的省立初级中学读书不到半年，同学们惊讶地发现，他的肚子变得越来越大，像是有几个月身孕似的。原来父亲患了一种在家乡常见的疾病：血吸虫病。学校便决定让父亲休学治病。然而，对于赤贫的父亲来说，回家后哪有钱治病？爷爷便说，你不是读书的命，还是在家继续放牛干活吧。于是，父亲的命运再次改变，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一身的聪明智慧，失去了最重要的施展舞台。父亲后来到北京我家小住时，跟他在省立中学最要好的几位同学再次见面了，这些昔日的同学后来大多成了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你父亲绝顶聪明，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不服他，要是不生病休学，成就必定在我们之上。尽管这或许是功成名就的叔叔阿姨们对布衣一生的父亲的宽慰之语，但我听后还是非常欣慰。

1949年家乡解放，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父亲出身贫农，又念过几年小学，还在省立中学上过半年学，这在当时是我党最为依重的农村新生力量。因此，他被委以重任，担任村农会的重要干部。不久，他的血吸虫病也得到了免费的治疗。父亲切身体会到了翻身作主人的感觉，他也终身怀有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他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无论在“土改”、“合作化”，还是在“四清”运动中，他都站在前列，是农会里的年轻骨干和上级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

然而，正当他热情真诚地投身于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时，命运再次作弄了他。作为村里的主要干部，他的重要职责是开展本村的阶级斗争，批斗和改造地主富农。但父亲的阶级觉悟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提高过，他没有打内心去痛恨村里被打倒的那些地主富农。后来他曾经对我说，他觉得有些地主富农并不坏，当年对他们这些长工和放牛娃都很好。因此，每次政治运动要划清阶级界线和批斗“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时，他不但不积极，而且还常常为这些“阶级敌人”说些好话。父亲的生前挚友中，也确实有好几位是本村地主的子女，他们因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大都到城市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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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主子女的工作单位，多半都会派人到村里找当年的农会干部了解家庭情况，父亲照例给他们说了不少好话。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觉得父亲的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够不上党员干部的标准。父亲不仅始终未能成为中共正式党员，而且在“文革”前又从农村干部变成了一名“普通群众”。

父亲虽是个地道的农民，但在当时的农村，他也算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知识分子”了。在不做村干部后，他仍担任过粮站助理员、代课老师、生产队会计等职务。在解放前，我们家还是村里的族长之一。这种双重身份，使父亲成了村里的“乡贤”，享有崇高的威望。村里的公事私事，一旦遇到难题，常常会邀请他出面协调解决。然而，由于长期疾病缠身，不能做重体力活，他倒反而从来没有成为一天挣10个工分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前在我们老家，不能每天挣10个工分的男子，常常称不上是真正的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又不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在这方面，他还不如做儿子的我。我17岁就成了生产队干部，一个十足的农村青壮劳动力。

父亲原先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家长，但到了晚年，他身上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变化，旧式家长的作风荡然无存。他开始主动地体恤关爱母亲，也开始倾听并尊重母亲及子女们的意见。这种转变使得父亲变得更加宽厚，他成了一位“文明”的老人，由“严父”变成了“慈父”。不仅儿女们敬重他，孙子孙女们也都喜欢他。父亲一生充满好奇心，也一生好学。最新款的手机到了他手中，不出半天他便会将常用功能搞得清清楚楚。去世前的那年，我送他一个iPad，他更是爱不释手。父亲的好奇与好学，助他从一个旧式家长变成了一个新式农民，这是父亲晚年得以安享天伦之乐的重要原因。

父亲离开我们快一年了，每当我怀念父亲的一生时，除了感恩父爱，总有许多的感悟。我常常感慨，个人的命运是时代命运的一部分，“普通群众”常常不普通，不俗的农民比庸俗的权贵更可敬。（写于2015年6月21日父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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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父亲

加天山

我们不止一次地仰望星空、仰望高山，但是我们仰望过自己的父亲吗？我

总觉得父亲就是我心中永恒的星空，就是我景仰的高山。

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十八岁。从一岁到十八岁，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上小学到读高中，我是在仰望着父亲黝黑而偶有笑容的面孔，是在仰望着父亲忙碌的身影中长大的。我出生在吕梁山南端，乡宁县关王庙乡的一个小山村。绵绵不断的大山包围了我们的村庄。那时全村人仍过着“人饮泉中水，牛耕山上田”的生活。从小我在山下，看惯了父亲在山上放羊砍柴、开垦田地的匆忙身影。我们家有一棵核桃树，树围在五尺左右，树高近二十米，树冠很大。村里许多年轻人都“望树兴叹”，不敢攀爬，每到核桃成熟的时候，总是父亲攀援在树上，手挥两米多长的木杆子打核桃。我在树下，看着父亲打核桃的矫健身影。我们家当年有两孔石窑，人住一孔，牛住一孔。没有院墙，更没有大门。院里养着猪，喂着鸡，可谓人畜和谐的“美丽家园”。我在院子中，看惯了父亲站在房顶远眺的从容身影。

我最后一次仰望父亲，是1983年10月的一天，当时我正在乡宁县第一中学高中复习班读书，在为实现我的大学梦而日夜苦读。突然父亲捎信让我回家。遵从父命，我急急忙忙向班主任老师请了假。当我步行四十里山路，走到岭西大队王家凹村附近，走进父亲正在为武家河大队创办村级煤矿的工地，走进父亲临时休息的那间石砌的小房子，我看到父亲蹲在炉火台上，嘴里叼着烟斗，面沉似水，一脸的严肃。我站在炉火旁边，仰视着蹲在炉火台上的父亲，等待父亲发话。父亲沉思片刻，俯视着我说：“娃，我供不起你上学了，你验兵去吧!”说着说着，父亲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脸上的皱纹流到腮边。那一刻，我注视着父亲的脸，看着挂在父亲脸上的两行眼泪，知道父亲伤心极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刚强的父亲掉眼泪。我知道，那两行眼泪是父亲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是想让儿子实现大学梦而不能所流出来的伤心、无奈的泪水，更是父亲长期积攒在内心的对儿子充满期望和关爱的泪水。那几年，家里太困难了，父亲咬牙供我读高中、上复习班，做梦都想让我考上大学。如果有一点奈何，父亲是断然不会让我放弃读书的。我的心颤抖着，双手上前紧紧扶住他。我怕我的父亲过于伤心，连忙安慰，谎称自己早想当兵。接着，哥哥便领我去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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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报名参军。在县人民医院体检时，我因视力不好被淘汰。当兵不成，我只好又回到学校，继续高考复习，但心里已多了一层负担。过了一个月，哥哥捎话让我赶快回家，说父亲病重。当我匆忙赶回家中，父亲已经去世。听哥哥讲，父亲在创办武家河煤矿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生产的煤卖不了，仅有的七八个工人的工资也发不了。父亲心急如焚，一连好几天没有合眼，东凑西借，又急又累，病倒了。是哥哥和我大姑姑家的儿子，一同把父亲用平车送到邻近的尉庄乡卫生院，找到名望较高的王大夫。王大夫仔细地给我父亲把脉、听诊之后，开了些药，说还是回家去养吧。谁也料想不到，从卫生院回到家的第二天早晨，父亲吃完药，精神稍好些，到院子中扫院时，不小心摔了一下，便撒手人寰。我伤心至极，悲痛不已，好些天跪拜在父亲的灵前，一边哭，一边默默地在内心里向父亲呼喊：“爸爸啊!儿子多想考个大学让您看看呀!您怎么就急急忙忙走了呀!”就这样，年仅六十二岁的父亲没能等到我上大学的那天，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在我上山西师范大学期间，常常想起父亲，一个人背地里偷偷掉眼泪。

到现在，父亲的身影，不时地在我记忆中显现，使我由思念父亲，进而思考父亲，心目中更加仰望父亲。在潜意识里，我一次次地将做了父亲的我和我的父亲作对比，备感汗颜，在羞愧中多了几分清醒，在思念中多了几分崇敬，深切地感到父亲身上有许多值得我辈及后人仰望的地方。

父亲的孝行，让人仰望。小时候村里一些大人常在我面前讲：“你父亲真是个孝子。”给我印象深刻的是父亲对奶奶的饮食起居特别用心。我奶奶生有四子二女，四个儿子名字中都带有虎字。老大孟虎，父亲排行老二，取名良虎，老三根虎，老四银虎。他们兄弟四人，个个体格壮实、性情刚烈，可说是我们那个山村里的一群“老虎”。奶奶可谓“虎妈”，但性情柔顺。我的父亲、我的“虎爸爸”，时时处处依着奶奶，听话、温顺。爷爷去世后，奶奶一个人住在四叔家的一孔小窑洞里。父亲为了使奶奶活得心气顺、活得有精神，过段时间总要给奶奶买些好吃的，每天再忙都要和奶奶说会儿话，在精神上孝敬奶奶。如今我辈重视物孝多，倾注精神少，致使孝心物化。其实孝行一刻也离不开心灵的交流和精神的安慰。父亲的孝行，对我们后辈人影响很深。姐姐出嫁后，每当我听到别人夸奖姐姐孝敬公婆的话，心里总是美滋滋的，脸上感到很光彩。父亲在世时，每年清明，引领家族男人上坟祭祖，心态虔诚，行止敬重。每到一个坟头，父亲都要添一抷土，都要给我们讲一讲上辈人的业绩。现在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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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不仅表达的是他孝敬感恩的心，更多的是希望我辈及后人在精神上传承家风和孝道。在我高祖父的父亲的坟地上，立有一座清光绪三十三年间建造的碑楼。碑楼上刻有一副对联。上联：深恩堪裕后；下联：至孝在尊亲；横批：追远。我想这肯定是影响了父亲一生的孝文化。

父亲的教行，让人仰望。在日常生活中，父亲教我写春联。从小学三年级起，每逢过年，父亲都要我给家里写春联。初时我总怕写不好，父亲却不断地鼓励我写。上了初中之后，村里人大都让我写春联，这时父亲怕我骄傲，嘴里唠叨着，总嫌我写得不好。书家云：练字练心，立字立人。父亲用心良苦。父亲教我做事明理。记得有一年春天种玉米，父亲在前面犁地，母亲在中间撒种子，我和哥哥在后面施粪，偶尔我偷懒不好好施粪。待到秋收之时，父亲把我领到地里，指着长得参差不齐的玉米对我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看着因我施粪不足而长势不好的庄稼，我心里十分懊悔。还有一次，父亲让我独自上山放羊，我一时埋头贪玩，到了傍晚，却不知羊跑到哪里去了。我急得哭了起来，这时父亲来接我，不慌不忙地说：“哭啥哩，放羊和带兵打仗一样，要知道羊群往哪里跑。”父亲领着我来到有水的山沟，果然看到了羊群。我好奇地问父亲：“你咋知道羊在这里?”父亲淡淡地说：“羊吃饱了，就要找水喝。”父亲在教我做这些农家活的过程中，使我明白许多事理。父亲教我明志。记得我十二岁那年，父亲领我在山上开垦荒地，我累得精疲力竭。坐下休息时，父亲问我：“天山，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尽管我当时的回答不切实际，但父亲没有嘲笑我，却深情地抚摸着我的头，眼望着远方，颇有感触地说：“生在山村里，要有走出深山的想法才行。山外的世面大着呢!”现在想起来，正是父亲的那一问，点燃了我心中的梦想和希望。父亲送我上学，初中毕业后，父亲送我到县城上高中。沿着崎岖的山路，父亲背着行李，我背着母亲给我缝织的土书包，从早上到下午整整步行了八个小时。快到县城的路上，父亲对我说：“娃，你只有好好念书，才能走出咱们那个山沟沟，不然的话一辈子都要打牛后半截。”到了县城，在姨姨家随便吃了口饭，父亲便要领我到乡宁一中报到。我说：“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您歇歇吧!”父亲说：“还是我和你去，你表哥就在一中教书。”我知道，父亲其实是要见老师，要和老师讲对我严加管教的话，我心里有点惧怕。果然，父亲领我见了表哥，再三叮嘱，要表哥对我管严点，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一切安排就绪，父亲便与我告别。我把父亲送到校门口，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知道父亲连夜还要赶回去，明天该轮到父亲给村里放牛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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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难以忘怀父亲教我写字、教我明理、教我立志的情景，难以忘怀父亲送我上学的背影。正是父亲的教行，使我的童年、少年在快乐中成长，有了自信、自立、自强的心。

父亲的力行，让人仰望。父亲是一个支撑门事、忠厚力行的人。1950年代后期，爷爷患病，大伯因病早逝，家道中落，家庭一下子跌到谷底。上有爷爷奶奶，中有未成家的四叔，下有大伯留下的女儿和我的哥哥姐姐，十口之家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年景，吃饭都成问题。父亲上上下下要照应，里里外外要兼顾。有了吃的穿的，总是首先考虑大伯留下的未成人的女儿，而后才是我的哥哥姐姐。父亲不顾家境困难，想尽办法，为四叔成了家。家族中谁家有了困难，父亲总要尽力拉扯一把。父亲是一个勇于担当、守信力行的人。听哥哥说，大伯去世前，曾借了邻村一户人家三百元钱。大伯去世后，人家上门讨债，父亲答应十天后还。到了第九天，父亲没有筹到钱，下狠心卖了自家耕地磨面的犍牛，偿还了大伯欠下的外债。好长一段时间，父亲亲自拉碾磨面。父亲时常跟我们讲：“应人事小，误人事大。一个人不守信用，谁还敢跟他打交道。”父亲是一个历尽挫折、坚忍力行的人。父亲二十多岁被抓壮丁，经受过枪林弹雨的战场，解放后遭受过不明不白的批斗；父亲先后有两次婚姻，前妻因病早逝，生有一子，感情上遭受过挫折；父亲三十到四十岁，领头创办县级国营黄土坡、老虎沟、马匹凹煤矿，曾任总经理，遭受过莫大的委屈但是，父亲愈挫愈奋，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默默地承受各种压力。父亲是一个心想众人、务实力行的人。1960年代，为了全村人出行方便，父亲带领村民，费尽艰辛，打通了西庄村至武家河村五里多长的盘山路，那是我们村走出深山通往稷山县的第一条大路。1970年代，父亲在丁盘大队村办企业务工，带领几个农民，漏粉条、磨豆腐、烧白酒，为当地老百姓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提供了“奢侈品”。改革开放初期，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经商、创办企业。最后，在为武家河大队创办煤矿的过程中，含辛茹苦、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记得父亲去世当天，我从乡宁一中赶回家，匍匐在炕上给父亲清洗双脚。从父亲的脚后跟、脚底板到每个脚趾头、脚趾甲和脚趾间，我仔细地清洗。那是怎样的一双脚啊，脚上有土、有煤糁子，脚底的老茧厚厚的一层，脚上的肉很少，骨头和青筋缠在一起。我不知道，父亲的双脚走过多少路，蹚过多少河，到过多少田地，爬过多少山头，但我知道父亲艰难坎坷、勤苦力行的人生，就是靠这双脚走过来的。如今，我愈加明白：人生的路是走出来的，再好的梦想也需要行动。千里之行，始于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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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脚下功夫深，生活行程远；脚下行程远，人生境界高。

父亲虽然已经离开二十八年了，而且时间会越来越久远，但我对父亲的思

念之情，却越来越浓烈。

父亲至孝、重教、力行的人生，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闪烁着光芒，又像

高山一般，让我不时地仰望。

仰望父亲，眼底潮涌。仰望父亲，心生光明。仰望父亲，行止入常。

（原载《山西文学》2011 年第 11 期，本文曾获 2011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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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任正非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这次在昆明给妈妈说了去年11月份我随吴.邦.国副总理访问非洲时，吴.邦.国副总理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

3、看看政府对华为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妈妈听了十分高兴，说

“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

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妈妈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这次我还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到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她。没想到终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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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再晚了十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两、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4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一。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但我没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后，妈妈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

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

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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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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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