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罗立彬:
2.蒲实:
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执行副主任孙超:
4.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钱智俊:
5.熊园:
6.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7.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教授、每经特约评论员尹响:
8.刘大山:
9.伍少安:
10.湖南省远景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北冰:
11.孟秋:
1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段炳德:
13.鞠昌华:
14.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邹薇:
15.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
16.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7.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争涛:
18.浙江省商务研究院院长兰健:
19.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甄新伟:
20.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张占斌:
21.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负责人蔡普华:
22.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副教授韩文龙:
23.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
24.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外联委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本报特邀
25.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室自贸试验区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
26.朱育漩:
27.广西财经学院经贸学院院长、教授唐红祥:
28.广西宏观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师张卫华:
29.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邓亚保:
30.孟秋:
31.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邹蕴涵:
32.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钱智俊工银国际宏
33.董少鹏:
34.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
35.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刘瑞:
一、中外经济总量占比此消彼长决定了内需对中国经济会越来越重要
27.57%到23.91%
二、大规模国内市场带来多重优势
三、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四、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
一、扩大内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核心要义
二、“双循环”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局势更加严峻复杂
二、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一、国内大循环是以提高国民福祉为依归
二、全球化与国际大循环进入新阶段
三、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关系及政策应对
二、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一、深化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涵与战略意义
二、积极融入“双循环”发展格局谋划沈阳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选择
三、立足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建设消费主导型城市
四、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作为主攻方向着力增强沈阳自主创新能力
五、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提升沈阳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
六、以高水平开放合作作为支撑深入参与引领国际经济循环
七、以高紧密度区域合作为载体积极对接国家重大战略
八、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积极促进有效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一、发挥政府作用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二、以市场主体的开放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
一、科学界定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的功能定位
二、准确把握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的关键特征
三、充分聚焦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动能转化
四、切实发挥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建设的国有资本优势
五、厘清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的基本脉络
一、当前浙江外贸发展面临突出矛盾
二、稳外贸是推进大循环和双循环的基本前提
三、强化外贸优势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1.外贸依存度过高
2.全球化发展出现逆流
1.全力以赴技术创新“补短板工程”
2.认真做好技术创新“人才工程”
3.及时完善技术创新“资本工程”
1.持续完善国内消费市场
2.加速完善生产资料市场
1.同时面对两个市场
2.同时利用好两种资源
1.协调好对内对外准入开放
2.坚定不移支持全球化发展
3.积极发挥新兴市场在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
4.提升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国际化
5.注意我国企业的国际安全发展
一、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双循环”的三个宏观背景
二、“双循环”的具体概念内涵
三、“双循环”推动新一轮区域一体化提速
一、应当重视国际大循环对双循环格局的优化和带动作用
二、自贸试验区将成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载体
三、加快培育苏州片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开放发展新优势
一、“黄河大保护”助“一带一路”国际大循环
二、沿黄城市群为国内大循环释放空间
三、巧借自身资源禀赋
四、绿色经济为国内大循环韧性发展蓄能
一、把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来抓
二、以更开放的举措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主动融入国内东中西循环
二、促进产业线上线下循环
一、察大势
二、筑优势
三、练内功
四、立潮头
一、“双循环”提出的国际背景
二、“双循环”提出的历史溯源
三、对“双循环”的理解
四、如何实现“双循环”
一、保持经济增长要充分发挥国际经济循环的有利条件
二、保持国内经济自身良性循环的战略性思路和方向
目录
1.罗立彬:
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1
2.蒲实:
双循环格局要着力抓好国内大循环………………………………………4
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执行副主任孙超:
“双循环”之思……………………………………………………………6
4.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钱智俊:
金融赋能“双循环”的三大维度…………………………………………8
5.熊园:
推动双循环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11
6.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完整准确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13
7.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教授、每经特约评论员尹响:
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17
8.刘大山:
在“双循环”大坐标中找准发展定位……………………………………21
9.伍少安:
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3
10.湖南省远景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北冰:
聚焦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好岳麓山大科城………………………………24
11.孟秋:
打造双循环格局,提高抵御风险能力……………………………………26
1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段炳德:
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关系辨析……………………………………………28
13.鞠昌华:
利用双循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32
14.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邹薇:
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34
15.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
在融入“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促进沈阳高质量发展………………………39
16.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刘志彪:
市场主体活力是“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活力……………………………43
17.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争涛:
立足农业内外双循环打造省级农业投资平台……………………………45
18.浙江省商务研究院院长兰健:
更好发挥外贸在“双循环”中的作用……………………………………50
19.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甄新伟:
从五个维度深刻理解“双循环”战略内涵………………………………53
20.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张占斌: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58
21.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负责人蔡普华:
推动内外双循环实现良性互动……………………………………………63
22.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副教授韩文龙:
练好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两大基本功以国内国际双循环助力经济高
质量发展……………………………………………………………………65
23.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
准确理解“双循环”推动新一轮区域一体化发展…………………………69
24.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外联委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本报特邀
评论员王济光:
加快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3
25.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室自贸试验区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
重塑“双循环”格局下苏州片区开放发展新优势………………………76
26.朱育漩:
生态环境保护为“双循环”添薪助能……………………………………79
27.广西财经学院经贸学院院长、教授唐红祥: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84
28.广西宏观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师张卫华:
融入双循环助推我区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87
29.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邓亚保:
积极打造链接双循环的重要节点…………………………………………90
30.孟秋:
打造“双循环”格局,提高抵御风险能力………………………………94
31.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邹蕴涵:
国内国际双循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必然选择………………………96
32.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钱智俊工银国际宏
观经济分析师高欣弘:
新基建:数字经济时代畅通“双循环”的关键…………………………101
33.董少鹏:
构建“双循环”格局更要扩大对外开放…………………………………104
34.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
率先形成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双循环为战略支撑的增长方式………107
35.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刘瑞:
以“双循环”保障中国经济行稳致远……………………………………108
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罗立彬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5月2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一、中外经济总量占比此消彼长决定了内需对中国经济会越来越重要
国内市场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以来,代表外需的商品与服务净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最高的时候也只在2007年达到过8.9%。不仅如此,中国经济总量近年来在全球比重越来越高。世界银行WDI(世界发展指数)数据显示,2005年到2018年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从4.81%逐年增加到15.84%,基本每年递增1个百分点。与此相对的是发达国家经济比重的下降,美国从
27.57%到23.91%;欧盟从30.39%到21.85%;日本从10.01%到5.79%。同期人均GDP方面,中国年均增长率为6.1%,美国为2.29%,日本为1.0%,欧盟发达经济体为1.8%,世界平均为1.84%。中外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占比的这种“此消彼长”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经济会越来越依赖国内市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只要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内需的状况就不会变化。2018年,代表外需的商品与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已经低至2.59%。随着中国贸易顺差收窄和经济继续增长,内需作为中国经济主要引擎的作用会持续提升。
二、大规模国内市场带来多重优势
中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大规模经济体,这其中包含多重含义。一是指绝对经济总量大,可以容纳比较完备的产业结构在经济体内部存在,各行业规模足够容纳多个企业在不牺牲规模经济效应的情况下相互竞争,从而同时收获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和竞争效应;甚至可以容纳不同区域相互竞争创造更为适宜且有差异化的营商环境来吸引优势资源。2019年,中国GDP总量99.1万亿人民币,稳居全球第二;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
类的国家,产业配套能力全球领先;中国在各个产业领域都有规模巨大的头部企业,同时也很难形成垄断的市场结构,多数产业内部竞争激烈,企业可以同时收获规模经济效应和竞争效应。另外,地区间多年来也经历着经济增长等多方面的竞争,区域竞争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制度中的典型特征之一。
大规模经济体的第二层含义可以是指占据全球经济比重大,有助于在全面开放的格局之下,对全球优势资源产生足够引力,也有利于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经济活动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形成国际竞争力。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已经高达16%。此外,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1万亿人民币。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万美元,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因此具备发展潜力。也就是说中国是同时具备“人均中等,总量巨大”这两个重要特征的经济体,也是全球唯一一个在中等收入阶段就成为大规模经济体的国家。这说明中国既有潜力,又有引力。这样,一方面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吸引全球优势资源,在中国形成生产能力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以国内大市场需求为基础,使一些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品在中国产生“本地市场效应”,产生出口竞争力,从而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国内需求对国际要素的引力
要发挥中国国内大市场对全球优势资源的吸引力,从而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就需要尽量破除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壁垒,让全球优势资源能够到中国大市场来寻求就业机会,竞争为中国国内市场提供服务,这就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目前既有全球第二的经济总量,又有人均中等的收入水平,在很多领域都既具备巨大的市场规模也具备增长的潜力,可以为全球优质生产要素提供就业机会。比如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球领先,这就会吸引未来全球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建设、分销以及客户服务等更倾向于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偏好,这些领域的全球优势资源也会向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流动和集中,形成中国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产业竞争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并最终推动形成国际竞争力。举一个文化产业领域的例子,在去年戛纳秋季电视节上,湖南卫视联合电视节组委会ReedMIDEM,宣布启动“全球飙计划”,面向所有国际制作公司和电视平台,征集节目创意,旨在打造下一个引领中国电视新趋势并具备全球发行潜力的现象级节目模式,到今年3月,“全球飙计划”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及地区的公司和独立制作人参与,共收到60余原创模式提案,最后西
班牙AtresmediaStudio的《落地之前》最终被选定为冠军方案。总之,要实现国内需求对国际要素的引力,从而挖掘发展潜力,就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到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发挥大规模经济体的作用,首先就要成为一个“经济体”,即商品以及生产要素在内部的各个地区间实现比较充分的自由流动,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可以比较高效率地发挥作用,使得各种行为的投入产出关系比较高效率。近期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就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并做出了具体安排。
四、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继续发挥中国经济制度优势
一方面,发挥大规模经济体的作用需要商品以及生产要素在内部各地区间实现比较充分的自由流动。但是另一方面,多年来促进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制度特征是“区域间竞争”,这种独特的经济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在过去几个十年当中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解释;虽然在促成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地区分割”“区域间产业结构雷同”等负面作用,但是在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时候,这种“区域竞争”制度的“收益”可能是大于“成本”的。然而,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这种“区域竞争”制度的“收益”逐渐下降,“成本”开始凸显,但是这并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制度的“优越性”,而是应该对其进行一定的调整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降低其负面影响。其中一个调整方向大致就是将区域竞争过程中的“竞争主体”规模扩大,这就有点像产业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个产业发展到相对成熟期时就会出现企业间的合并”。但是不同之处在于,产业经济学中“产业集中度提高”是“市场之看不见的手”所主导的,而“区域一体化”战略则是在市场力量形成的产业集聚的基础之上,“政府之看得见的手”也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应当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通过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既可以加强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又可以更好地发挥区域竞争的制度优势。
双循环格局要着力抓好国内大循环
蒲实
(2020年7月27日)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如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立足国内大循环,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从外部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引发了全球经济的持续萎缩,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我们深挖国内巨大需求潜力,以国内大循环引领国际循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内部看,内需是双循环的主引擎。我们立足国内需求有序复工复产,同时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领域各环节强化“六稳”“六保”措施,我国经济呈现深V型恢复态势,为国内大循环奠定了良好基础。从长期看,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阵痛期”,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受疫情影响,一些结构性矛盾凸显。实现国内大循环,可以营造一个相对稳定和可控的环境,稳住产业链、供应链和经济运行,有效对冲日益增长的国际风险,促进价值链和需求链转型升级。
立足国内大循环,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
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4亿多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比较优势和我国强大的发展韧劲所在,孕育着巨大的潜力与活力。一要进一步挖掘内需潜力。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促进国内消费提质升级。积极培育新型消费,加快形成创造国内消费增量的新增长点。二要健全和完善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和供应链。找准高端产业发展中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薄弱环节,开展集成研究、协同攻关,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整体实力和先进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打造先进制造业和关键产业链外商投资高
地,更好辐射并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三要在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中构建内需体系的制度架构。构建完整的全国统一市场,畅通要素在国内各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打通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循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投资的营商环境。
立足国内大循环,还要谋篇国内国际供给需求良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既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的客观需要,同时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责任担当。为此,一要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拓展国际间外贸、外资、技术贸易等经济层面的合作空间,加快创新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夯实供应链基础,提升价值链层次,培育产业链生态,推进区块链应用,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深度分工调整和创新发展中作出新贡献。二要进一步增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柔性和韧性,从制度、技术、规则等多方面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在世界变局中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是党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新趋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刻领会、认真贯彻,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以更高效的资源流动和要素配置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血脉”,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双循环”之思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执行副主任孙超(2020年7月31日)
毋庸置疑,“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当下我国经济最重要战略之一。能否正确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将是把握接下来一段时间所有经济政策的关键。与此同时,在“双循环”这一概念的周边,也仍有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重大命题。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双循环”不是闭关锁国。
正如决策层所强调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也就是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国策,依旧是一以贯之的。
那么,需要思考的是,“新发展格局”新在何处?核心落脚点恐怕还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主体”二字上。与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相比,侧重点将会放在“国内大循环”上。“既要又要”的辩证法,终究要在资源禀赋的有限性下,做出果断的抉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大国经济体,会更有韧性、更有耐力。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转型的阵痛也值得清醒评估、认真准备。
虽然“双循环”的落脚点几乎涵盖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但核心线索还是“人”与“钱”。换言之,人力资源与经济资源在新时代如何优化,如何扛过转型阵痛期,将是这份答卷的题眼。
那么,“双循环”下的人才与科技是否足以支撑新时代的需求?
众所周知,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是我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也离不开海量的人才储备。然而,在人才与科技领域,量变并不必然引发质变。在当今最核心的基础科学领域和应用科学领域,新型举国体制如何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前行。
一个基本常识是,前沿的科学发现离不开最优秀大脑的思维碰撞。越是在国际环境趋向保守的艰难环境,我们越是应该鼓励人才——尤其是顶尖科学人才——的顺畅交流、尽情发挥。在这一点上,我国部分优秀的企业家们已经先
行一步,纳全球人才“为我所用”,值得充分借鉴与推广。要想成就超大经济体的顺畅的“双循环”,首先应当实现人才与科技的“双循环”。志存高远,才能有所作为。毕竟,没有哪个国家的世界级科研成果仅仅依赖出生于本国的人才就能完成。换言之,首先要有高质量的人才“双循环”作为基础,才谈得上后续一系列的科研成果转化、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此外,“双循环”下的财富流向与民心所向,也是关键观察点。
天下没有无源之水。在当下世界范围一些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之下,在全球一致货币宽松的大背景中,国内各类资产的名义价格也许都有望稳步抬升,但真实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才是真正关乎民生的有效变量。无论“双循环”如何做深做实,“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初心永远应当保持。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积累的天量财富、庞大中等收入群体,正是我国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石。本固邦宁,如何留住这些宝贵财富,引导其充满热忱地投向决定未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其他关键领域,是值得思考的核心问题。
世界范围内,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国民财富外流是极其普遍的现象。这样的国家,只能极其可惜地看到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外流,而无法形成“双循环”的良性互动。相比之下,我国反复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这正是保障“双循环”顺利实现的基础。
归根到底,唯有以更高效的资源流动和要素配置、更公开透明的依法行政和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写好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篇章,而我们的国家也才能不辜负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屹立于新时代。
金融赋能“双循环”的三大维度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程实、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钱智俊(2020年8月3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基于历史经验和当前国情,笔者认为,金融体系将是构建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战略重器,将在三大维度发挥积极而深远的赋能作用。以金融支持、金融改革、金融开放为关键支点,中国经济有望在“双循环”之中夯实韧性,在全球疫情乱局之下行稳致远。
维度一:金融支持是“内循环”的稳定器。本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从这一视角出发,虽然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已经率先回暖,但是由于全球疫情仍在加速发酵,全球经济“外循环”的压力预计难以消解,料将在金融领域形成两大长期挑战。其一,从总量来看,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拖累之下,“内循环”中的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匹配难度加大,实际利率更易于偏离经济的自然增长率,若不能灵活适度调整,或将延缓“内循环”的长期修复。其二,从结构来看,疫情时代高涨的全球不确定性或将压低风险偏好、抬升信用溢价、扩大交易成本,由此阻滞实体经济循环的正常运转。受此影响,一方面,欠发达地区、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居民等将承受非对称的成本冲击;另一方面,“高风险、轻资产、少抵押物”的新经济亦将难以跨越融资成本上的“价格歧视”。
面对上述长期挑战,针对性地加强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将是稳固中国“内循环”的关键之一,以下举措预计将成为核心抓手。其一,以LPR为“利率锚”,以“促并轨”“破刚兑”“抑套利”“降成本”等改革方式引导融资成本的长趋势下行,将推动金融周期匹配经济周期、金融体系让利实体经济,由此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有望构建长期良性的共荣共生关系。其二,加速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和DCEP应用,优化金融市场信息匹配效率,从而扩大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普惠性,助力中小微企业等短板领域更便利地接入国内资金融通的“内循环”。其三,扩大直接融资占比,拓宽融资渠道,通过发挥资本市场风险定价功能,打破新经济在融资环节的“价格歧视”,引导要素资源流向经济新动能。总体而论,这三大举措料将形成“稳经济+补短板+锻长板”的政策集成效
应。
维度二:金融改革是“内循环”的加速器。回顾历史,欧美经济强国夯实“内循环”的深层逻辑,在于长期聚力并以合理次序推动“双升级”: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大规模创造消费新场景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同步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聚焦当下,中国金融市场有望通过两大效应推动这一进程。一方面,基于“投资效应”,中国居民财富的配置重心有望逐步从房地产转向金融资产,更有效地转化为经济新动能领域的增量投资,为供给侧的产业升级打开空间。另一方面,基于“财富效应”,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消费能力同步扩张,为需求侧的消费升级注入新动力。
展望未来,发挥金融加速度的关键在于蹄疾步稳地推动金融体系改革。其一,以注册制改革为核心,配合多元退市机制,打造高标准的资本市场体系,形成上市公司“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循环,强化“投资效应”对产业升级的引导作用。其二,以“零容忍”监管政策加强投资者保护,巩固“财富效应”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其三,发挥金融改革的全局性先导作用,带动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以金融价格信号优化要素的配置方向和激励机制,以金融市场工具突破要素跨期限、跨区域、跨部门的配置约束。
维度三:金融开放是“双循环”的连通器。放眼全球“外循环”,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势力加速涨潮,持续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已迎来新一轮重塑。面对百年变局,脱钩自闭只能陷入存量博弈,加速开放才能在新赛道上化危为机。以金融市场的扩大开放为重要纽带,未来中国“内循环”有望构筑与全球“外循环”的新型良性互动模式。
第一,在疫情时代,基于“内循环”的相对韧性和政策的独立性,人民币资产将进一步凸显“高α+低β”属性,即在提供超额收益率的同时,保持与全球其他资产波动的低相关性。由此,人民币资产将在全球视角下呈现稀缺的配置价值,吸引国际资本的长趋势流入。在疫情时代全球FDI增速大幅回落的背景下,这一趋势将提供充沛的资本增量,支持“内循环”的持续升级。
第二,伴随国际资本流入和市场准入放宽,国际金融机构料将提速进入中国市场。一方面,全球竞争者的涌入将激活“鲶鱼效应”,加快国内金融行业对资产定价、风险管理、资金融通等核心能力的提升,进而在宏观层面优化“内循环”中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专业化的机构投资者将逐步成为资本市场的
主导力量,长线资金占比亦有望增加,引导交易行为和市场预期趋于理性和多
元化,为市场长期繁荣提供微观基础。
第三,基于金融市场的更高水平开放,中国经济“内循环”亦有望把握“外循环”的重塑机遇。在全球疫情乱局之中,中国将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稀缺的“稳定锚”,以“亲诚惠容”的理念与更加多元的国际伙伴共享双赢机遇。以此为契机,中国经济金融有望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条、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的重塑优化,从根本上规避脱钩风险、改善外部环境、防范外溢冲击。
推动双循环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熊园
(2020年8月3日)
最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透露出信息,下半年我国稳就业稳增长压力仍大,政策宽松并未转向,仍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也会更注重内循环、促改革和调结构。
本次会议对短期经济更有信心,对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有更加准确深刻的认识。会议认为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对经济恢复有信心。同时,“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等表述,表明国家已把疫情、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全球经济低迷等问题看得更为长远,这也表明危机意识、风险意识会贯穿至后续的各项政策制定。
本次会议再提“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且明确了“双循环”的总要求,即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总体看,后续我国改革举措都将围绕“双循环”来展开,可重点关注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科技创新和提升产业链水平。
具体到下半年的政策思路,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
其一,继续强调“六稳+六保”,新增“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要求,并提出“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疫情对青年人就业影响”,背后反映的还是疫情对民生、就业、市场主体等方面影响仍大。同时,稳增长仍是硬要求,从当前经济表现来看,后续我国经济有望逐步修复,呈现逐步向好的趋势。
其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提法未变,但更强调落地见效、结构发力、加强协同。财政政策继续强调“更加积极有为”,但新增要“注重实效”,预计发力重心仍是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特别国债、专项债、减税降费、老旧小区改造等;货币政策继续强调“更加灵活适度”,但新增要“精准导向”,再结合继续要求“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预示货币宽松并未转向。需要注意的是,本次会议新增“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协调配合,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的表述,预示货币政策和财政
政策有望强化协同效应。
其三,继续强调扩大最终消费、扩大有效投资以及“两新一重”,预示下半年投资仍是稳增长的主要支撑。鉴于上半年我国生产明显好于消费、供给明显好于需求,消费应是本轮经济恢复的关键所在。
其四,改革进一步提速,制度红利可期。继续强调“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并再次强调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实施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等。此外,本次会议更重视区域政策,明确“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由此看,后续可重点关注资本市场改革、国企改革和区域新政。
完整准确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2020年8月3日)
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称“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分组讨论时,进一步阐释了“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内容。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下称“7•30”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结合学习“7•30”会议精神谈几点体会。
一、扩大内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核心要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逐步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但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货币危机逐渐演变成席卷全球新兴市场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负面影响不断加深。
1998年2月,《关于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指出,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中央文件首次将“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一项政策提出来。同年2月底,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指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要做好我们国内的经济工作,以增强我们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要努力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果断将1993年宏观调控以来实施的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努力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1998和1999年,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上升,较好对冲了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拖累。199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再次强调,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渐消退,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恢复。2003~2008年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50%以上,2006~2008年间外贸顺差占到GDP的6%以上。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国际收支平衡主要矛盾已由过去的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会议提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
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当前工作着力点是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
2008年底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再次凸显了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性。2010年底,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扩大内需排在首要位置,同时也是首次在五年规划建议中独立成篇。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其中之一就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2017年底中共十九大虽然没有提及扩大内需这一概念,但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2018和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本延续了这种提法。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过二十多年不懈努力,我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到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1.9%,较2012年回落了13.5个百分点。2013~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0.5%,较2008~2012年上升了6.4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4%,回落了17.6个百分点;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0.1%,上升了11.1个百分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7•30”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进一步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二、“双循环”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7•30”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可见,“双循环”已被提到了中长期战略高度,应该会被纳入“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规划。
一个战略从提出到落地、见效,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我国制定五年和远景目标规划的做法,本身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优势。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经济内外均衡协调发展的格局。如去年,经济增速较上年回落0.6个百分点,其中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上年均回落0.9个百分点,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回升1.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同比回落7.5个
百分点,其中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回落6.5个百分点,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分别仅回落0.1和1.3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二季度经济修复明显好于预期。但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挑战仍然前所未有。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做出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和措施准备的重要判断。“7•30”会议进一步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发挥好本土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率先复苏的优势,更好发挥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的优势,稳住企业和就业基本盘,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挑战。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争取对外交往的主动。
当然,抓住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而是要巩固和发展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成果,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分组讨论时指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笔者认为,这将有助于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一个国内有效投资和有效消费相互促进的循环。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是要闭关锁国、主动脱钩,而是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打开国门搞建设。2013~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总额之比上升了18个百分点,升至80.6%,国内市场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要继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在“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在“稳出口”的同时“扩进口”,打造中国“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合作新定位,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提高中国产
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此外,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改革与
开放相互促进,以“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
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教授、每经特约评论员尹响(2020年8月5日)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国内外局势更加严峻复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一遇之大疫情,正在深刻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更加严峻复杂。第一,美国某些政客为了摆脱抗疫不力、经济大幅下滑的事实并为即将到来的大选营造“对华强硬”形象,不断升级与我国的冲突与摩擦,在国际社会上不遗余力抹黑、“甩锅”中国,并对华为、字节跳动等具有技术和用户优势的中国科技公司进行全方位的“围追堵截”,试图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第二,美国试图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中构建更广泛的联盟,企图在经贸、科技等领域与中国“脱钩”,并试图制造“意识形态冲突”,拉开“铁幕”以形成“冷战”格局孤立中国。第三,虽然美国围堵、孤立中国的意图在国际社会应者寥寥,但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正积极向美国靠拢,并响应其提出的“印太战略”,在我国周边制造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印度更是不顾国际形象和市场准则,悍然强制关闭59个中国企业开发的APP,并为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在印度的正常经营制造极大障碍。
虽然国际社会中部分政客为了一己之私不断制造政治、军事、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冲突、摩擦和对立,逆全球化潮流而动,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全球化格局的形成是历史演进的必然选择。受疫情影响,全球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尽管有所波动,但从长远看,国际社会在卫生、科技、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将不断增强,通过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人类健康带来的冲击与挑战。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内循环与扩大内需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有内在的联系,是国际政治与经济运行相关联而势在必行
的抉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通过发挥我国14亿人口的巨大内需潜力,不断完善国内市场体系,实现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补链、扩链、强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内外需相互促进,综合发力。
二、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以稳定、一流的营商环境反制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干扰市场主体运转的行为,加快形成国内、国际经济相互促进的大循环体系。
第一、通过扩大开放实施补链、扩链、强链,为全球提供稳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为应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美欧日等经济体都通过降息和“印钞”增强流动性,但客观造成了全球流动性泛滥。从全球看,中国是疫情控制最好、资产泡沫最小且增长预期最稳定的地方之一。进一步扩大开放,流动性过剩背景下的全球产业资本必加速流入中国,不仅部分外资向外转移的计划将泡汤,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
就此,一是要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国际市场份额。要用足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扩大出口信贷投放,适度放宽承保和理赔条件。二是要运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进一步简化通关手续,降低港口、检验检疫等环节收费,推出更多外汇便利化业务。三是要围绕全球产业链协同,在粤港澳、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四大经济圈,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元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四是要继续优化软、硬营商环境,各地要加快建设以5G、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更大程度按照“负面清单”原则,提供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和“一视同仁”的金融支持政策,为吸引全球产业链提供一流的营商硬环境。五是尽全力维护全球供应链和物流链稳定。尽量做到“人停货不停”。六是积极扩大进口、稳定出口。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第二、核心产业要加快技术攻关,积极填补国际产业链高端空白。从历史
经验看,短期应对经济衰退的措施是财政和货币刺激,长期来看,还是靠科技创新带来的技术革命,依靠技术作为内生动力,创造新的供给和需求,带领全球经济从低迷走向新的繁荣。近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抢抓5G、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量子技术等新技术,以占领下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动权。当前以美国为主的发达经济体因疫情大规模隔离和封闭导致经济陷入衰退,总需求和总供给“双降”,国际产业链中的高端供给会出现空缺。我国当前要尽可能快地走出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一是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二是在补齐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促增长;三是要防止大水漫灌,引导资金投入到四大经济圈和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关键产业链领域的集群优势、规模优势和关键技术的创新能力,提高应对关键技术被卡脖子风险的能力;四是加快国际产业链高端的科技攻关和产品研发,形成诸多新技术的应用场景和市场化产品,填补因经济停滞而出现的国际产业链高端空白。五是建议选择对外开放基础较好、创新氛围较为浓厚、产业体系相对健全的地方,谋划建设面向“一带一路”、以合作创新为核心主旨的示范平台,重点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规则对接等方面先行先试,条件成熟时再复制推广,可对内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对外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反制科技脱钩、经贸脱钩。
第三、加快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其中的“毒丸条款”是其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中的地位的重要一步。将来,美国很可能会与欧盟、英国、日本、印度等国进行类似的FTA谈判并附加“毒丸条款”,对我国进行新一轮的封锁堵截。我国应抓住当前经济快速恢复活力,而西方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且欧美之间矛盾日益加深的战略机遇,尽快落实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签署,并加快中日、中韩、中欧投资贸易协定、中英投资贸易协定的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成熟一个签署一个,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将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促进更多国家和地区深度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
第四、以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为依托,完善我国对外开放的制度建设。我国当前已形成了18个自贸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自贸区
(港)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即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标准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实力、能力和规则,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建设开放新高地,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在“双循环”大坐标中找准发展定位
刘大山
(2020年8月6日)
日前召开的区委书记座谈会上,市委主要领导强调,各板块下半年要集中力量抓好五件事,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动力的增长方式。其中之一是以实施“四新”行动为抓手,扎实做好“两个循环”的事。
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双循环”概念后,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调整,既是应对当前复杂环境的必然之策,也为城市提升发展能级、实现加速超越提供了宝贵机遇。
作为省会城市、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南京在构建“双循环”格局上拥有独特优势,包括地理区位、创新名城建设、产业链发展、城市功能底蕴等自身条件,也包括“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及自贸区建设等加持。上半年南京GDP增长2.2%、改革开放40多年来首次跻身全国十强,正是这些优势的反映和体现。做好下半年工作,南京必须进一步把握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深刻变化,进一步增强抢抓机遇的敏锐嗅觉,进一步畅通产业、市场和经济社会循环,力争成为引领省内循环、支撑国内循环、推动东亚循环、促进国际循环的战略节点和重要枢纽。
在畅通国内循环上,扩大内需并不是仅仅追求“大”,更重要的是“新”。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创造更多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提供更多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服务。尤其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对南京而言,就是要以“四新”行动为抓手,更加突出项目拉动、消费回补和系统推进,在确保经济运行持续向好的基础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为未来发展积累优势胜势。
在畅通国际循环上,新一轮全球竞争的灵魂是创新,南京必须着眼全球资源和市场,更好地集聚技术、人才、项目,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努力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从而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进程,不断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坚定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大自贸区制度创新效应,加强“一带一路”城市创新合作和市场开拓,积极促进东亚“小
循环”、融入国际“大循环”,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产业升级和科技
创新叠加赋能。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构建双循环”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课题。南京必须要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谋划工作的大坐标,找准定位和站位,立足优势发力奔跑,只要我们保持定力,苦练内功、积极进取,就一定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伍少安
(2020年8月12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发展战略。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我们应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做好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发展工作指明了战略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力应对疫情前所未有的冲击。境外疫情仍然在持续蔓延,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充分挖掘国内大市场的潜力,保持经济发展加快复苏的好势头。贵州正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劳动就业、民生福祉保障有力,产业发展、市场主体培育成效显现,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先降后升、由负转正,呈现出总体回稳、恢复加快、势头向好的发展态势,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日益明显。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激活高质量发展强劲内生动力。畅通经济大循环,需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打通这些环节,不仅能够稳住经济基本盘,而且能够稳中求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贵州加强劳务就业扶贫,做实各项民生保障,实施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惠民措施,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促进消费升级;通过纾困惠企政策稳住企业生产,通过解决各类市场主体痛点难点,助力企业渡过难关、发展壮大;奋力打造门槛低于周边、服务高于周边的营商环境,厚植企业迅速成长、回报丰厚的沃土,吸引各类投资进入贵州。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绝不能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要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我国具有完整规模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投资和消费需求潜力巨大。随着脱贫攻坚节节推进,农村产业革命不断释放新的投资机遇,贵州4000万人大市场的消费能力将得到提升。贵州抓住国家构建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机遇,加快三次产业转型升级,奋力实现数字经济“六个重大突破”,大力招商引资,就能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格局,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聚焦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好岳麓山大科城
湖南省远景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北冰(2020年8月13日)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以下简称“大科城”)是湖南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重要平台,其发展目标是成为“湖南新名片”“全省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示范区”“最美大学城、领先科技城、一流创业城”(以下简称“一名片、两极区、三城”)。
大科城坐拥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20多所高校,拥有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等120余个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40多家部(省)属科研机构、10万余名科教人员、30多万各类大学生研究生,是我国中部地区科教创新、产学研结合的科教高地。面向未来,推进大科城建设需要进一步提升站位、拓展视野、凝聚合力、精准施策,才能加快实现“一名片、两极区、三城”的发展目标。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国须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省应充分发挥大科城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发展方面的巨大优势和潜力,从省内循环做起,主动融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推动提升全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把控力。
全面研究“一名片、两极区、三城”的深刻内涵。应着眼于“在‘名片’上写什么、在‘极区’里示范什么、在‘城’里发展什么”,于全省、全国、全球发展大格局中谋划推进大科城建设,为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注入强大动能;着眼于湖南产业结构的深度变革与调整,从根本上提升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与效益,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突出重点补短板、锻长板,为新时代湖南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提高站位,组织好谋划好大科城建设。应跳出长沙看大科城,让它成为湖南的大科城、全国的大科城。在湖南省、长沙市的“十四五”规划中,对大科城建设应有更为明确、更具战略性的谋划,并加快制定大科城中远期建设规划。建议成立由省市领导挂帅的大科城推进委员会,举全省之力将其建设成为智能现代化科教新城。同时坚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给予大科城充分的行政权,以及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产学研等领域的制度创新空间,将大科城打造成为我省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主要载体。
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完善基础设施、推进区域建设。规划建设以中速磁悬浮为骨干的快速安全通勤系统,将大科城连成一个通勤时间半小时的有机整体;规划建设领先世界的通信骨干实验网以及数据中心、信息中心等重大信息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学科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对大科城核心区域内的城乡接合部、城中村进行综合整治、科学改造。
引领创新抢抓机遇,推进高新技术转化与产业发展。大科城应聚焦5G通信、智能制造、超高清视频、移动电子商务、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紧扣一批“卡脖子”技术深入开展协同攻关,推出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研创新成果,不断提升我省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
大手笔谋划平台发展和院校建设。大科城应积极推动创新资源和研发平台的高效配置,引进培育一批智能硬件企业、国家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省级制造业双创示范平台。大科城内知名高校的规划建设应向世界一流水平高校看齐,学校的专业设置应与湖南战略性支柱产业高度对接;校企合作对象可着力向我省乃至全国知名民营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等方向拓展;在面向全国招收优质生源的同时可探索面向全球招聘教师;学校对创业学生可给予基金支持。
打造双循环格局,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孟秋
(2020年8月15日)
好消息和坏消息同时出现在刚过去的一个月。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整体经济情况好于预期,主要体现在第二季度的部分数据相对于第一季度由负转正,另一部分跌幅缩小。例如,第二季度国民经济同比增长3.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4%,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9%,货物出口增长-0.2%。这些数据显示国民经济的活力正在迅速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6月25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中国将是2020年唯一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的表现几乎是黯淡的全球经济中的唯一亮点。7月全球每天增加的新冠肺炎疫情患者保持在20万人以上。疫情大流行正在进入一个不受控制的肆虐阶段。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世界各地的人们需要做好与病毒长期共存的准备。因为这一原因,全球各大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世界经济碎片化和区域化的迹象已经出现。经济恢复的时间要比之前预测的要更长,路程也更艰难。
在这一背景之下,7月间中美关系出现的一系列波折毫无疑问让人们感到了失望。虽然中美之间没有再出现互加关税的贸易战,但美国咄咄逼人地继续追打华为,打算封禁抖音海外版TikTok,对中国内部事务加大干预程度,甚至强令关闭中国驻美休斯敦总领馆,使得中美关系在短短一个月内急转直下。而中印之间的关系,受到边境事件影响,也出现了逆转。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正在面对着一个加剧变化的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
面对这种情况,有关部门正在进行新的布局。最早的迹象出现在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显然,中央政府正在做两手准备,一手继续推进全球化,通过提升贸易、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加强与各个经济体的合作以防止全球合作治理体系出现功能性失灵,另一手则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提高市场要素配置的效率,加大内需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以此来加速国民经济基础的优化,另外则是加强对外部经济环境剧烈变化的抵御能力。
目前一整套相关配套政策已经先后推出,且层次清晰层层递进。首先是农
业政策保持稳定,确保粮食安全;其次是力保中小企业的稳定,达到维持就业稳定和消费稳定的目的。上述两个层面是从经济上确保存量,寻找增量的任务包括几个层面,首先是推动国企改革和进行自贸区建设,加快开放节奏,其次是推动以5G为主要内容的“新基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两者的目的都是以提高企业经营和决策效率为目的。最后一个层面是加速完善科研领域的鼓励机制和市场机制,为国民经济长远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双循环”理论建立在上述政策基础上,无疑是为各种可能做出了全面的计划。
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关系辨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段炳德(2020年8月17日)
国内大循环为主着眼于提高国内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国际大循环逐步进入全球化的新阶段,更好地分工协作,及应对人类共同难题。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格局逐步形成,大国经济才能做到行稳致远。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要坚持创新发展,加快有助于效率提升促进公平的制度变革,尽快形成新的全球化伦理,等等。
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方针战略的提出也反映了近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
首先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化。2020年注定是一个要载入史册并留下浓重一笔的年份,这一年发生的重要事件可能会对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第一个重大事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暴发。截至8月10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接近2000万例,达到19988503例。其中,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感染人数达到52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6万人,疫情还在继续蔓延。第二季度美国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滑32.9%,这是1947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虽然较早在国内暴发,但是现在成功控制住了疫情。受此影响,上半年中国经济下降1.6%,其中一季度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
实际上,本次疫情因为时间长、跨度大,在多个重要经济体迟迟得不到稳定控制,它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逐步显现。因为抵抗疫情而采取的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使经济活动停滞,在疫情期间只有关键性、基础性行业与产业在继续营运。在现代经济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服务业受到的冲击尤其剧烈。疫情还对全球产业产生重大影响。为抑制疫情,各国纷纷采取限制人员流动的政策,国际航班大幅减少,人员流动急剧缩减。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的物资流动,也深受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深受疫情冲击。
其次是逆全球化趋势抬头。疫情暴发前,逆全球化趋势就有所抬头,疫情
暴发之前,随着大量人流物流的减少,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更加严峻。
一、国内大循环是以提高国民福祉为依归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经济实现腾飞。这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
大循环,融入全球分工链条并在国际价值链上不断攀升的过程。虽然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今年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数千万人的脱贫。但是经济发展还有不平衡不协调,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新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国内经济大循环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契机。
为什么要提升优化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在国际大循环的背景下,全球市场为中国产能提供了广阔市场,对国内市场的精耕细作略显不足。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越来越逼近极限。与此同时,人民对干净的空气,安全营养的食品和洁净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企业对法治化、透明化、制度化、高效化的营商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也具备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我国的大市场、健全的工业门类、综合实力等是其中关键因素;中国有14亿人口,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由全球最全的工业门类,制造业比较发达,近年来,在价值链持续攀升,一些高技术产业在全球取得领先地位。
提升国内大循环的途径,一是在消费侧,在消费一端大力提高商品消费品的质量,大力提高服务业产品的质量,使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这需要在商业流通,零售和批发和物流,等等,甚至是产品制造的几个环节,大力提高质量。像一些民生行业在这次疫情当中会体现出来,一些食品加工运输、物流生产都是民众生活的必需行业,这些产业也决定群众生活的质量,无论疫情暴发前后,都是民生离不开的产业。二是在供给侧,大力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抑制生产率提高的一些制度性的因素,努力提高这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努力地畅通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使之更加的高效润滑。
国内大循环为政策制定提供了转圜空间。因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导致的全球供应链危机,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再依赖外需,将会因为需求的萎缩导致严重的经济收缩甚至是陷入到衰退当中。因为主观逆全球化思维的存在,一些大国秉持损人不利己的贸易战措施,对经济全球化形成双重挤压,动辄实行制裁和关税大棒,使外部需求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不能畅通国内大循环,势必会使经济遭受双重打击,而放大经济周期波动,导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要重视创新。新一轮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依靠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深度改变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科学技术依然是第一生产力,插上新一代信息技术翅膀的经济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的需求和供给
端的效率提升。中国随着宽带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信息需求激增,一些高科技公司具有全球竞争力。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的信息技术不够强,特别是在底层关键基础设施部分,操作系统、半导体、存储等核心关键设备依赖国际供应链,遇到主客观逆全球化冲击,都会累积高风险。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要持续制度变革。更好的营商环境,更高效链接的公共服务制度。加强要素市场改革,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肠梗阻”和事实垄断现象。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要真正实现消费者为中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典型的通过改革更好满足需求的政策导向。更发达的商业性服务业的发展。
二、全球化与国际大循环进入新阶段
全球化传统阶段的大循环,是劳动力富裕国家、资源型国家和资本型国家的国际分工和全球大循环。传统阶段的全球化是消费、投资和制造的大循环。新阶段的全球国际大循环,可能需要跳出传统国际化全球大循环的窠臼,在新的信息技术的助力下实现全球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大循环。
这种国际性大循环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了一些新的特征和因素。首先是国际大循环的引导力量,从之前的资本和消费引导,制造跟进,带动资源消费的传统模式,逐渐过渡到更加平衡的发展。这归因于英美发达国家的自身经济发展复苏不畅,又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冲击,陷入了新的经济泥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把基础设施输出和供给端的产能输出相结合,畅通消费品国际循环的渠道,成为一种新亮点和新的模式。这种新模式成为新阶段全球化的推动力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与之前几次的疫病流行就有较大的不同,这次疫情的持续时间更长,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在一些国家没有缓和的迹象;它的影响特别广泛,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疫情将深刻改变全球经济发展轨迹。
三、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关系及政策应对
国内大循环的水平提高越快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越大,越能在全球化领导力下降的今天,发挥我国对全球化的一种引导能力,使中国的市场对全球经济和国际企业更具有吸引力。国内大循环的水平越高,越能促进我们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在全球化市场当中提供更高效的产品和服务,为全球经济大循环提供新的触媒和推动力。国际经济大循环虽然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但是全球化分工的长远趋势,不会中断,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还是要鼓励企业走出去,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主动融入全球分工和全球经济,
但是以更高质量、更高标准、更高效率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中。
从各个国家特殊货币政策的角度讲,目前财政货币政策的转化率低,在一些经济发达体的财政债务水平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持续攀升,已经不能够在经济刺激方面提供更大的力度的财政支援。为应对上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各个国家出台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疫情暴发之前各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逐步地退出。但是为应对这次疫情大流行使各个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余地已经到了耗竭的边缘。国际主要经济体的财政货币政策的余地有所减小,这也加快塑造新阶段全球经济循环的新模式新特点。对我国经济体系的启示意义就是要加强跨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协调,完善宏观调控。
基于此,国内大循环为主着眼于提高国内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国际大循环逐步进入全球化的新阶段,更好地分工协作,及应对人类共同难题。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格局逐步形成,大国经济才能做到行稳致远。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要坚持创新发展,加快有助于效率提升促进公平的制度变革,尽快形成新的全球化伦理,等等。
利用双循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鞠昌华
(2020年8月18日)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积极利用经济全球化契机,推动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了以国际市场为主体的“单循环”发展格局。但是,出口依赖模式在通过从国外取得技术、设备及原材料等,再将产成品销
售到国外市场赚取加工利润的同时,在生态环境方面,也带来不利影响。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笔者认为,有必要借力双循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长期以来,出口依赖型生产方式,在国内巨量消耗资源。无论是维系人们基本生存的淡水,还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能源和矿产资源都相对短缺,遭遇到巨大的瓶颈制约。巨大的消费总量导致严重的资源能源缺口,2018年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约21%,其中原油对外依存度达71%。世界工厂模式还导致产品出去了,环境污染却留在我国,引发公众担忧。
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为控制国际竞争中的人力成本,容易忽略国内的收入改善,甚至刻意压低劳动收入,导致人均收入低、消费能力差,国内市场发育不足或不良。低水平国内市场带来消费不振,需要较高收入支撑的绿色消费更加不足,妨碍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成为绿色经济发展的消费端瓶颈。
长期的国际代工不仅难以在竞争中培育出自主品牌和技术,被锁定在产业链的中低端,还限制了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而影响到绿色生产的发展。此外,超长距离的大规模原材料及商品运输也带来物流中的巨量能源消耗及损耗。
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畅通国内大循环,不仅能为我国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动力,还将有力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大力推进绿色新基建。新基建应区别于过去大、笨、粗,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大传统基础设施的绿色化改造力度,完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体系。强化基建投入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倾斜,完善城乡垃圾收集转运与
处置体系,污水收集处理等公共设施建设,补齐供给严重滞后的环境基础设施短板。结合无废城市建设和垃圾分类,推进生活垃圾转运体系的智能化改造。加强水利、园林等公共物品建设。
构建绿色生产体系。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用严格的环境监管和环境准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形成绿色经济结构,扶植和培育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质量、生态类产业,降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并促进低碳化发展,推动生态旅游。提高现代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促进有机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发展。鼓励企业加大绿色产品研发、设计和制造投入,提高绿色产品供给质量,扩大绿色产品有效供给。配套绿色金融政策,为绿色生产提供财政税收政策支持。
积极促进绿色消费。进一步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促进国内潜在市场的现实化,形成有效的绿色消费能力。完善绿色消费支持政策,建立健全绿色产品认证机制和市场准入机制,构建绿色消费财税支持政策。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物联网、云平台等高新技术手段建立起产品信息追溯机制,助力消费绿色化。
推进环保市场开放。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要求,构建开放均等的市场竞争环境,对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发挥民营企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绿色生产。如上海通过引入特斯拉,就有力带动我国电动汽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升了我国新能源汽车制造水平和绿色交通水平。
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分享我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经验,将生态环保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促进企业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促进绿色技术和产业发展,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有力的生态环境保护服务、支撑和保障,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国际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潮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能力,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邹薇(2020年8月18日)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着眼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规划部署“十四五”和未来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全面开拓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和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战略选择。
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
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一、从战略高度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面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需要而提出的新战略,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现实考量和战略远见。
一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30%。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我国在不同发展时期准确把握国内外战略机遇,制定和实施全局性的发展战略,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和全体人民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加快转型,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的红利正在逐步释放。必须以国内、国际市场链接互动的战略眼光,以更加稳健的步伐直面新挑战、捕捉新机遇,确保经济发展的规模、水平、质量、效益持续稳步提高。
二是解决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过去我国发挥比较优势,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出口主导型增长,通过加入国际大循环带动国内循环。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中仍存在不充分性,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不充分,社会福利与保障水平发展不充分,核心科技领域突破不充分等。在许多方面还存在比较突出的不平衡性,例如存在产业布局低端同质化,低端产能过剩与中高端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把重心转到构建高效率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上来,着力破解这些矛盾和问题。
三是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当前,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流,基于效率最大化和经济理性原则所构建的全球分工体系仍然发挥着强大的效能。但是,近年来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复杂,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加剧。
因此,必须改变过去通过“两头在外”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带动国内循环的方式,要适应比较优势的变化,发挥国内超大市场规模潜力,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位势。
四是进一步发挥我国综合优势条件的需要。历史经验表明,全球化格局动荡变化之时,也正是后发国家加快赶超、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之际。一方面,强化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性地位。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所有门类、全产业链制造能力的国家,要通过双循环强化我国在世界产业链、价值链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另一方面,努力争夺下一代新技术制高点。据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已跨入世界科技创新型国家行列,在一些技术领域实现了由跟跑转向并跑、领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孕育着巨大机遇,有助于我国迈向制造强国和创新强国。
五是强化经济安全化解风险的需要。当前,面临全球化逆流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际风险压力加大,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对于维护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尤其重要。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即要坚持“以我为
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建设和维护全产业链经济活动的安全性、自洽性。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即要积极扩大“朋友圈”,建立安全可靠、风险可控的国内、国际联系,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
二、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确保“两个循环”协同运行
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必须做好“持久战”准备,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确保“两个循环”协同运行。
着力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必须构建消费、投资和政府公共支出“三驾马车”均衡增长的内需新体系。首先是大幅度提升消费能力。应大幅度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障低收入群体,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其次是确保投资稳步增长。稳投资对于稳就业、稳增长至关重要。应有针对性地推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道路交通、信息服务、智慧城市、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投资,特别是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持续增进和发挥有效投资的乘数效应。最后要发挥政府公共支出的效能。要进一步推动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两新一重”建设,特别是加快发展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通过新基建具有的通用目的技术特性和产业链带动特性,增强其关联倍增效应。通过与传统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助力交通、电力、水利、管网、市政等领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现新的蜕变、新的发展。
着力打造产业体系的竞争优势。必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新型举国体制锻造国家创新能力,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方面,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发力。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紧紧抓住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基础科学拔尖人才培养和基础科学研究,推动协同攻关和原始创新突破;发挥好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协同的作用,促进自主创新与引进创新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工程开发结合、核心技术突破与外围技术配套结合,为创新提供要素保障、资源保障、金融保障、政策保障,把创
新渗透到产业体系的全领域,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奠定“中国智造”
的竞争优势,重构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新地位。
着力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湖北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30条”、弘扬“店小二”精神“十必须十不准”等一系列突破性举措,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联通两个市场、促进双循环的关键一招。优化营商环境既要“对表”又要“对标”,强调国际化规范化高标准。“对表”是指要对照世界营商环境评估的主要指标表,针对一个个具体指标制定政策目标和措施;“对标”就是要对照国际国内一流标准,根据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财产注册、获得贷款、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合同执行和破产手续办理等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发展和管理要求,制定详细的政务服务标准。优化营商环境既要“对上”也要“对下”,注重市场主体获得感。“对上”就是要紧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树立长远和战略眼光。“对下”就是要切实回应各类企业关切,确保企业有真切感受和真实收益。优化营商环境既要“对外”也要“对内”,强调竞争中性原则。“对外”是指负面清单和准入标准要与国际规范、惯例接轨,更好地吸引外资、外企和开展外经外贸活动。“对内”是指遵循竞争中性原则,各类企业都应该享有公平竞争的权利。
着力优化要素配置和经济空间布局。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发展要以强大的国内市场为基础,提升经济效能和韧性。必须稳步推进城市化,消除国内贸易壁垒,便利要素跨区域配置和商品服务流动,建立强大的国内市场。一是构建要素配置市场机制。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城乡、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打破城乡二元隔离、户籍障碍、区域壁垒。建立统一大市场,从发展共识、制度设计、组织方式和政策操作等层面推进区域合作治理机制建设。二是完善市场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加强新经济领域的立法规范,完善物权、合同、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强化市场规则、监管执法的统一性,清除歧视性市场准入限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三是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推动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环渤海、长江经济带等城市群(圈、带)建设,使中心城市成为国内市场对接国际市场的核心枢纽点。以中心城市的带动功能,统筹与周边地区共赢发展。
着力推动新全球化的体系和秩序。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由于短时逆流而改
变,改变的是新全球化的体系和秩序。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的大国,要在新全球化体系和秩序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是积极扩大进口。研究表明,中国对全球化产品的消费能力将从2017年的10%上升到2030年的16%,中国由“全球工厂”转变成“全球市场”,能够提高国内消费质量,并对更多产品定价具有影响力。二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在我国有优势的消费品、资本品领域建设一批示范性国际循环项目,与相关国家之间形成合理分工和良性循环关系。三是加强国际产业链协调合作。引进国际一流科研人才和创新要素,组建国际合作的高端科学中心、研发中心、工程技术中心,吸纳全世界科学、技术、工程领域的优秀成果和前沿进展,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四是维护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促进区域开放合作和双循环格局的构建。
当前,我国正面临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开拓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新机遇新挑战。抗击疫情、抗击汛情、疫后重振的三战并举,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潜能。目前湖北经济发展有中央一揽子扶持政策的大力支持,有全省人民勠力同心的发展干劲,有内陆开放交汇点和中国立体交通枢纽点的区位优势,湖北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多年积累的综合优势没有改变,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没有改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湖北要努力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长江经济带发挥支点作用,努力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节点,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在融入“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促进沈阳高质量发展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2020年8月20日)
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比较优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适应国际环境复杂深刻变化的迫切要求,是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我们要认真落实中央这一战略部署,让沈阳经济在融入“双循环”发展格局中全力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进程,不断促进沈阳高质量发展。
一、深化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涵与战略意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十分丰富,要深刻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这是我们做好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工作的前提。首先,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带动,对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循环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任何一个大国经济都是以国内需求为主体的,外部需求只是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的延伸和补充。其次,新发展格局要以扩大开放为条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的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与世界市场和国际规则接轨,促进国内国际大循环,是中国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促进世界经济保持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再次,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要求。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二者缺一不可。在工作中,要积极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国际循环更好促进国内大循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
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短期看近年来由于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泛滥,“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沉渣泛起,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特别是今年叠加新冠疫情影响,人流、物流阻断,全球物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跨境投资受阻、国际贸易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损,世界经济将进入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正进入20世纪30年代全球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减弱,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将大打折扣,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把扩大内需作
为后疫情时代促进经济发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方
向。
长期看后疫情时期,是转方式、优结构、换动力的最佳时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发展动力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市场、技术、关键设备和零部件受制于人,其主要原因是过度依赖于外需,依赖于国际循环,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没有得到发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调整需求结构,优化供给结构,转换发展动力,充分挖掘和激发国内市场、国内需求的巨大潜力,成为必要的选择。这其中,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完善国内大循环,主要是畅通商品的大循环,保证全国在统一高效的商品市场上实现货畅其流;畅通要素供求大循环,提高要素市场化程度,最终形成内需主导增长、消费拉动增长、创新驱动增长的局面。
沈阳是典型的内需主导型、投资拉动型经济。在后疫情时期,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转化发展动力的要求更为迫切、任务更为繁重。要抓住国家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利时机,让沈阳在融入“双循环”发展格局中育新机开新局。
二、积极融入“双循环”发展格局谋划沈阳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选择
在融入东北亚区域合作中谋划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沈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中心城市作为所属区域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中心,是区域或国家对外交流的窗口,是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是区域经济连接世界的桥梁和纽带。一个中心城市需要规模和体量,也需要强大的实力和完善的功能,这些都是在与区域的经济循环中实现的。沈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把城市规模做大、功能做优、品位做高、形象做美,充分彰显在全国、在东北亚地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沈阳在“双循环”格局中加大对内合作对外开放领域,不断强化城市的开放功能,不断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提高参与国际合作的层次。
三、立足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建设消费主导型城市
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发展的三大需求。从全国而言,外部市场的萎缩使得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目前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突出矛盾,投资主导既严重扭曲了产业结构,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而且投资的边际产出持续下降。消费作为最主要的内需,应当成为沈阳最主要的拉动力。沈阳由典型的投
资拉动型经济,逐渐变为消费拉动型经济;由生产主导型城市,逐步变为消费主导型城市。针对居民消费需求,应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让广大居民能消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提升对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保障水平,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让更多市民敢消费;不断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推动居民消费好。特别是充分发挥交通设施便捷、发展基础雄厚、网点布局完善、高端消费业态集中、购物环境优越的有利条件,加快提升商贸流通业态,拓展城市商圈,促进多样化商业业态发展,进一步增强区域商贸辐射功能,打造“东北购物天堂”,使沈阳真正成为东北商贸中心。
四、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作为主攻方向着力增强沈阳自主创新能力
发挥科研院校和重点企业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构建科技支撑体系。加快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围绕市场急需、长期未能解决的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关键零部件,组织政产学研用共同攻关;实施创新平台工程,积极争取建设一批国家级产业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着力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完善科技成果产业化机制,建设国内枢纽型技术转化中心,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从战略高度抓紧追赶数字经济发展步伐。全力保障新一代信息网络基础建设,营造数字经济发展氛围,加快布局工业互联网示范项目,集中精力抓好工业互联网示范工程。
五、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提升沈阳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
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浪潮,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全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围绕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压缩机、燃气轮机等优势产品,梳理关键材料、关键部件,尽快实现突破。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放在突出位置,着力推动强链补链固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维护产业安全。以国内价值链为依托,既壮大本土的“链主”企业,又培育有发展前途的“隐形冠军”。梳理具备较强比较优势的产业链,通过实施产业协同延链、企业培育建链、项目牵引强链、创新提升补链、数智赋能畅链、要素保障稳链等行动,增强产业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善于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加大国际化科技孵化平台、离岸创新中心等新型平台建设力度,探索构建开放式自主创新体系,走开放创新道路。
六、以高水平开放合作作为支撑深入参与引领国际经济循环
坚持开放带动,顺应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和区域新型分工,积极加入新型产业链价值链和区域供给链,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汇聚资本和资源,争取在国际经济新的循环体系中有所作为。用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东北中心城市和东北地区广阔腹地的优势,打造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积极扩大进口,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吸引集聚更多高质量外资企业。绘制重点产业招商目标“地图”,打造“区中园、组团式”模式,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推动区域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同时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中欧班列等通道建设,在“走出去”中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立足中东欧、东北亚区域合作,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建立更加紧密的产业和市场循环关系。
七、以高紧密度区域合作为载体积极对接国家重大战略
在空间布局、产业功能定位、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产业布局等方面,主动与国家重大战略及相关规划做好对接。融入东北腹地和京津冀发展循环,增强东北区域协作机制,发挥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连接带作用,推动产业合理转移和高效集聚。融入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大循环,强化辽宁江苏、沈阳北京对口合作机制,全面对接体制机制、经济结构、开放合作和思想观念,全面加强产业、资本、金融、项目互利合作,参与国内大循环和产业分工,促进区域间产业链供应链协作。
八、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积极促进有效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坚持改革推动,着力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促进土地要素提质增效,形成劳动力要素集聚效应,突出资本要素输血功能,破除技术要素转化瓶颈,发挥数据要素赋能作用。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强化对市场主体和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长期稳定发展预期;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辽沈企业家投资兴业致力全面振兴。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抓住“关键少数”向抓好“绝大多数”延伸,从优化政务环境向优化社会环境拓展,从整治突出问题向建立长效机制深化,清除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中存在的“堵点”,让各种生产要素、各种优质资源按市场规律顺畅地运转起来,使域内域外企业“能投资”“敢投资”“愿投资”,真正使沈阳成为“投资的沃土”“创业的乐园”。
市场主体活力是“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活力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2020年8月2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16次提到了“市场主体”这个范畴。这个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市场主体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于国家下一步改革开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发挥政府作用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强调市场主体,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要与其职能和能力相配合,使这种干预减少到最适当的限度;另一方面,适当的干预,必须在法治国家的框架下进行。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市场公平的维护者,要更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当前条件下维护和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政府要做的工作:一是要落实好各种纾困惠企政策。二是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三是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四是要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帮扶。
二、以市场主体的开放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前提下,让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成长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仅要以国内大市场体系循环代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单循环格局,而且要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起来,以国内市场发展和壮大,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
面对新形势,对内开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至少不低于对外开放,进一步对
内开放已经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
一是要明确对内开放就是对本国公民的开放,要把政府机构为民众包办的一系列经济事务的选择权赋予个人和家庭,让其自由选择、自我发展。从开放的受益主体看,对内开放主要是对民营经济的开放,要运用法律破除一切针对民营企业的行政壁垒和政策歧视,创造公平竞争条件,破除行政垄断,实行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重点鼓励其创新发展和兼并收购发展,鼓励其走出去、走
进去、走上去,迅速做精做强,让其有驰骋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
二是要通过推进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奠定基础。要重点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运用国家战略破除区域行政障碍,进行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试验,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如果这些中国的主要发达地区都已经实现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再在此基础上进行相互开放,那么中国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统一大市场格局就基本形成了。
立足农业内外双循环打造省级农业投资平台
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争涛(2020年8月20日)
逆全球化趋势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农产品贸易和供求关系带来了深远影响,农业安全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四川省是农业大省,也是农业人口大省,农业的平稳、高效、可持续发展,事关保民生、稳就业,也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国有资本作为国计民生事业的重要载体,对加快其在农业领域的合理布局,切实发挥其产业先导作用,与民营资本共同形成农业“内外双循环”格局,努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望,既是国有资本布局与功能完善的必要举措,也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
农业是基础产业,也是新兴产业,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源、人才、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的步伐加速,农业风险也由自然风险向运营风险、金融风险等扩散,对现代化治理与管控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代表性产业与代表性企业两个核心问题。省委省政府已确立了建设现代农业“10+3”产业体系、推进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战略部署,系统阐述了代表性产业的发展方向。就代表性企业而言,省内农业领域已孕育了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适时探索省级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合力构建“战略性农业为基础、市场化农业为主导”的双驱动模式,对深化乡村振兴与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有积极作用。
一、科学界定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的功能定位
省级农业产业投资平台是探索国有资本功能在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
的主流模式。从全国看,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组建国有农业投资平台的达到
24个,其中吉林、河南、陕西、辽宁等省份分别建有多个农业投资平台,进一步向精细化、专门化发展。我国农业产值前十位的农业大省中,国有农业投资平台覆盖率达到80%,并作为所在省市重点产业投资集团之一,在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发挥了发动机和压舱石作用。
结合各级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四川省农业产业化实践,以及其他省市平台的经验借鉴,着力打造“战略供应的保障平台、重大项目的投融资平台、技术创新的应用平台、对外开放的合作平台”四位一体的省级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通过该平台的有效运作,可整合全省农业产供销资源,保障省内农产品的错峰
调剂与应急供应;可引领全省农业产业发展,解决重大产业项目的融资问题;可积极推广应用创新技术,提升全省农业科技含量;可引导农业产业更好地“引进来、走出去”,推进全省农业产业高水平开放合作。
二、准确把握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的关键特征
省级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作为贯彻国家农业产业发展重大部署的重要抓手和全省农业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至少应具备“四个兼顾”特征,即兼顾政策导向与市场规律,兼顾产业实体与产业配套,兼顾农业本源与科技创新,兼顾国资效率与社会发展。
首先,省级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性质为国企,既要有主动担当国家重大关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又要有充分参与市场活动的市场意识,将政策导向与市场规律有机结合起来。其次,发挥省级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的功能作用,既要掌握核心资源、提供符合社会需要的实体产品和服务,避免空心化、泛资本化,又要强化农业产业配套服务建设,打通“育繁推种养加销商服”全产业链环节,提升农业附加值。再次,由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牺牲环境和人民健康为代价片面追求高产高收的战略已经不再适应,而尊重自然、环境友好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成为主流,同时也要高度重视高科技装备、信息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在指导甚至变革农业生产经营中的重大作用。最后,国有资产的内在属性要求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履行保值增值义务,同时避免与民争利,注重为社会创造价值。
前述四个基本特征,既是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组建时应当注意的原则,也
是长期运营中应当坚持的价值取向。
三、充分聚焦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动能转化
四川省现代农业经过多年发展,农业产值总量稳居全国前十,许多领域走在全国前列,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省,在我国农业产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与其他先进农业省份相比,还存在一定程度存的“大而不强、多而不优”问题。省级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填空白、补短板、强优势”。
第一,规模优势要转化为质量优势。四川省农业面积大、产值高、从业人口多,具有典型的规模优势,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和产出率偏低,初级农业从业人员占比高,产业集约化与农民职业化水平距农业强省还有一定差距。从国外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经验看,农业附加值高、GDP占比低,是农业强国的基本特征,
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化将是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必要条件。
第二,品类优势要转化为结构优势。四川省农业资源丰富,具有其他平原地区不可比拟的品类优势。从全省第一产业的内部构成看,依然存在传统种植业比重偏大,林业、牧业、渔业和农业相关服务业比重偏低的问题。从一二三产业融合看,全省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程度较低、融合不紧密、层次较浅,大部分农产品还停留在原料或初级加工阶段。以平台为基本抓手,通过产业链构建与优化,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将品类优势转化为结构优势,凸显四川省农业特色与核心竞争力。
第三,地理优势要转化为环境优势。四川省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形成了独有的地理优势和农业体系。以往的农业发展,主要依赖地理资源,通过消耗环境实现增长,近年来平原土壤结块、高原草场沙化等问题已凸显,地理优势已无法持续支撑粗放型农业增长。发挥平台的环境保护与集约型模式推广作用,加快地理优势向环境优势转化升级,对提升四川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绿色农业强省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历史优势要转化为创新优势。成都平原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环四川丘陵地带是优势畜牧产区,具有悠久的农业历史和深厚的农业传统。经过多年的投入和发展,我省在农业科技的创新和应用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仍然占据主流地位,重种养、轻加工,重经验、轻技术的问题在传统农户群体中依然根深蒂固,产业前端和后端不匹配,农业技术整体发展迟缓。平台要充分联合科研院所加强农业基础创新和技术推广示范,引领农业生产模式转型升级,将农业历史沉淀转化为创新之源。
四、切实发挥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建设的国有资本优势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引入跨行资源,推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向农业强省跨越的产业推动力。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的组建与运营,有利于协助本省“10+3”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为市场提供高质量供给,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拓宽国资布局领域,完善国企功能。从全省范围来看,省属国资主要集中布局在城市地区和非农领域,没有一家以农业产业为主的投融资平台,有必要建设一家省级农业产业平台。从横向看,国内其他省份基本都有自己的省级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
加快发展绿色循环经济,提升生态和环境保护能力。发挥国有资本优势,
引领新型绿色经济的形成。发展粮食绿色循环经济,鼓励多元化、定制化、个性化产品供给,促进优质粮食产品的营养升级扩版。适应养殖业发展新趋势,发展安全环保饲料产品。绿色农牧业等产业体系运转,有助于提升种养区域尤其是省内高原地区脆弱生态和环境保护能力。
契合政策导向,符合发展趋势。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开展乡村振兴战略,支持产业兴旺。推进“两类公司”国企改革,支持国有资本投资企业发展。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支持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全省“10+3”农业现代产业,符合政策发展导向。发展绿色农业,保护高原生态系统。
充分利用省内农业资源优势,夯实农业产业发展基础。省内农产品资源比较丰富,特色农产品较多。省内聚集了大量的农业企业,其中不乏龙头企业,大小市场主体的共存给省级农业产业化平台提供了大量的合作、并购的机会。
五、厘清农业产业化投资平台的基本脉络
围绕主营业务,布局全产业链。培育龙头企业,将部分产业链增值收益让渡给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其他产业链主体;以农产品加工业为抓手,引导农产品加工业从规模扩张向转型升级、粗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高度重视农业全产业链的品牌建设,并通过建立健全品牌标准体系,强化对相关主体的行为监督。
建立利益机制,合力驱动发展。引导龙头企业与其他经营主体制定规范的经营契约,明确各方在价格、供需上的权利与义务,以减少后续纠纷,降低交易成本;引导龙头企业通过价格保护、中介服务、利润返还、资产整合等方式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与其他经营主体共享农业产业化的福利;鼓励农户以资金、农地经营权、生产设备入股龙头企业,真正形成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利益同盟。
搭建合作平台,推进要素对接。加快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建设,促进农业技术合作,完善农业高精尖人才的培养机制;围绕农业基础设施装备、农业技术操作、农产品流通过程、农业管理过程、农村社会服务等方面打造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平台;打造投资合作平台,整合资金和资源,布局具有农业产业特色的金融业务。
开展对外合作,拓宽发展空间。引导龙头企业积极走出去,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吸引国外领先企业走进来,加强在经营模式、技术应用、人才培
养、物流仓储等方面合作交流,再结合国内市场需求。
强化金融保障,实现双轮驱动。通过兼并收购服务,支持资本扩张,使企业在资产规模、新产品开发、市场份额等诸多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建立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吸引大企业、民间资金、资本市场上的资金合理投向农业;建立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积极探索有效业务模式。投资平台的业务运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资金筹集。目前国内投资平台的主要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政府资金、产业资金、金融资金、民间资金与境外资金;资金管理机构组建。投资平台应成立专业的资金管理子平台,以基金的形式对外投资;投资标的筛选。基金管理机构接触到项目后,对项目的市场前景、管理模式、竞争优势、管理团队、扩张模式等进行综合审查、仔细评估,确定项目为可投资标的,再通过一系列的谈判,最终签署入资协议;投后监管与赋能。对基金管理机构入股的企业,投资平台可视情况向标的企业董事会派遣董事,也可在投资协议中谋求重大问题的一票否决权,以监管标的企业;基金的退出。少数具有重大战略性意义的产业项目,投资平台会长期持有,以保持在农业产业内的引领能力。对于非战略性投资的项目如财务性投资项目、引导性投资项目等,投资平台规定投资资金的退出时间和方法。
更好发挥外贸在“双循环”中的作用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院长兰健(2020年8月20日)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央充分结合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和新挑战,针对性提出的重要部署,浙江需稳住外贸基本盘,强化外贸竞争优势,主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一、当前浙江外贸发展面临突出矛盾
一方面,经受住疫情考验,对外贸易总体发展和趋势好于全国。1-6月浙江实现进出口1.47万亿元、出口10858.1亿元、进口3866.1亿元,分别同比增加4.2,%、3.3%和6.8%,分别好于全国7.4、6.3和10.1个百分点,浙江出口占全国份额14.1%,外贸出口已连续四个月保持单月同比、环比正增长。“订单+清单”系统对浙江5726家年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重点外贸企业监测显示,7月外贸企业产能利用率、员工在岗率分别保持在88%和94%以上,订单履约率从4月中旬的低点(58.8%)回升至当前68%以上。
另一方面,供应链产业链受阻给外贸带来较大压力,外部单向循环可能性加大。近日,美国计划以提高关税上限“全面重置”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承诺,将是美国25年以来的贸易政策最重大的转变,会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产生深远影响。中美经贸博弈持续升级,美国不断将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浙江企业全球产业链布局受阻,部分外资企业转移风险进一步危害浙江产业链安全。欧盟启动大规模经济复苏“欧盟下一代”计划,强调战略自主,强化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保护自身产业链。越南-欧盟贸易协定于8月生效,为欧盟企业减少中国市场的依赖增添了途径,劳动密集型产业链转移至越南风险加大。贸易保护主义不断上升,1-7月,浙江共遭遇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贸易摩擦案件129起,涉案金额89.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6.6%和225.4%。
二、稳外贸是推进大循环和双循环的基本前提
稳住外贸基本盘,才能真正构建国内经济社会大循环。外贸是浙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是推动国际国内要素循环的重要载体。浙江外贸依存度约50%,外贸对浙江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外贸直接和间接带动社会就业超过2000万人。当前来看,外贸牵一发动全身,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中之重,只有稳住外贸基本盘,才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只有保外贸订单,才能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才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稳住外贸基本盘,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相互促进。双循环的本质是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互动互促、融合发展。外贸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最好粘合剂,将部分适合国内市场的产品出口转内销和大力发展进口贸易,可以促进消费升级,挖掘内需潜力。尽管全球化正在面临巨大考验,但以外贸为基本内容的开放经济国际循环模式仍然是世界经济中流砥柱。目前,浙江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品质浙货已经遍布海内外市场,传统市场不断巩固,新兴市场逐步拓展。稳住外贸基本盘,有助于巩固浙江对外开放的成果,为双循环提供强力引擎。
稳住外贸基本盘,才能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地位。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系统循环,不是看单个企业规模,而是看产业链的集群、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疫情蔓延导致原有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平衡被打破,全球化分工格局重新调整。在全球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的有序配置是浙江企业成长为全球化供应链企业推进循环的必然路径。外贸引进了大量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提升了企业装备水平,从而扩大了高端产品出口,推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而且浙江制造业仍处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外贸附加值低,需要往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在国内国际双向发展上下游供应商,发挥产业集群供应链粘性作用,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强了自主供应链配套能力。
三、强化外贸优势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是拓市场保订单,稳定双向循环主体。坚定不移地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支持企业跨产业联合、跨地区协同、跨领域合作,组团出海开展直接投资、海外并购,扩展境外销售和服务网络。着力落实各项惠企惠民政策保就业,提供援企稳岗补贴,惠及更多外贸中小微企业,确保企业“应享尽享、应享快享”。迭代升级“订单+清单”系统,不断增强服务企业应对剧烈变动的能力。
二是出口转内销,加强贸易内向循环。积极利用多种渠道方式促进适合国内市场的出口产品转内销,支持出口转内销企业参加线上线下各类内销展会,省市县协同推动外贸企业“六进”工作。加强供应链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
对出口产品转内销提供金融支持,支持保险公司提供多元化的保险服务。支持企业发展“同线同标同质”,简化出口转内销产品认证程序,加强对外贸企业知识产权运用培训。
三是发展服务贸易,提升国际循环地位。扩大服务业双向开放,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方式,积极拓展技术、文化、金融等知识型服务贸易领域。鼓励企业从生产加工环节向产品研发、设计、渠道、品牌推广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研究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为放宽或取消限制措施做好政策储备。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设立省级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在浙江推广复制杭州市乃至全国的试点经验。
四是推进数字贸易,创新双向循环方式。依托浙江数字经济基础,培育数字贸易新模式、新场景,加快推进数字贸易循环。加大数字贸易开放,依托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探索在市场准入、数据管理、数据使用、数据监管等方面先行先试。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市场引领性的数字贸易龙头企业。
五是发展新基建优化老基建,疏通双向循环堵点。落实《浙江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促进外贸数字化、智能化,吸引外资参与浙江新基建,对外投资参与全球新基建,承包“一带一路”市场国际工程进行老基建。充分发挥浙江海、陆、空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推动“四港”开放协同,构建高效畅通国际物流循环。推动物流企业加强平台化管理和资源整合,提升国际转运、仓储配送等服务水平和效率,提升跨境电商与航空物流、快递物流服务的全链条国际竞争力,服务双循环。
从五个维度深刻理解“双循环”战略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甄新伟(2020年8月20日)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增长都取得了阶段性的较好成绩,在全球大国经济体中做出了表率和榜样。为应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发展形势,中央新提出“双循环”战略,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不同维度深刻理解“双循环”战略丰富内涵,对做好今年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经济工作非常重要。
第一个维度是“内需为主”,我国经济增长将倚重“内循环”体系。
从需求角度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土地、广阔市场等比较优势,以及超国民待遇税费优惠,大力对外招商引资,依托引进大量外资企业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以及产业链带动作用等,加速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较短时间内缩小了我国制造业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建立了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同时增加了国民财富。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人均国民收入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已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约9000美元的平均水平。今年中央提出以内循环为主,既是我国经济传统增长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应对国际严峻形势的正确选择。
1.外贸依存度过高,资源消耗过大。
自2000年成为WTO(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我国开始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充分享受了全球化发展红利,成为贸易大国。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球份额为0.8%,2013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但是,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也曾一路飙升,例如2012年,美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3%,中国为50%,日本为24%,印度为30%。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反映一个国家对外贸易与该国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我国长期依靠“国际国内循环”(外循环)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两头在外”,位于贸易循环价值链中低端、能源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粗犷,贸易顺差带来的国际关系压力等。随着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融入程度越高,我国国民经济受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越大,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
2.全球化发展出现逆流,暂时进入调整期。
2018年美国单方面与包括我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挑起贸易摩擦,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遭受了前所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