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系列第693期（33篇）2024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文章汇编VIP专享

目录

一、党政

1．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姚志华：

把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着力点………………………1

2．黄相怀：

党代会报告的意识形态贡献研究&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例……………7

3．邯郸市邯山区代召乡张茜：

关于农村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考……………………………………………18

4．中共深圳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郑未怡：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

领导权的机制分析&以责任、组织、制度为分析视角…………………………21

5．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姚东：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31

6．王早霞：坚决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会议精神………………………………………………………………35

7．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沈江平：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三个结合”…37

8．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岳爱武：

“六个必须坚持”：

谱写新时代新征程意识形态工作新篇章的根本遵循………………………49

9．中共宿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晓东：

切实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宿迁使命…………………………54

10．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蔡静峰：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59

11．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智平：

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理论研究路向探析……………………………………64

12．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伶俐：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研究……………………………69

13．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谷少杰：

新时代不断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78

14．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宣传部于海亮：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战略部署…………86

15．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赵腊辉：

压紧压实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责任…………………………………………93

16．周欣欣：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巩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战略之维………95

17．龙矿集团运营协调中心梁凯：

增“强三意个识三形”态举工措作的凝聚力和引领力…………………101

18．中共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委党校张筱雨：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科学把握四大辩证关系…………………………104

二、高校

19．福建师范大学江腾飞：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研究…………………………111

20．扬州市职业大学朱倩：

高职院校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策略探析………………………117

21．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朱泽东：

新媒体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及实现路径……………………124

22．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少云：

新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价值挑战及路径……………………………129

23．北京交通大学王浩业：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机制探究………………………………………138

24．李汉超：

找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着力点……………………………………………145

三、企业

25．邓俊青：

把好“三道关”抓实国企意识形态工作…………………………………147

26．山东能源枣矿集团张冉：

创建“六位一体”意识形态工作品牌的探索与实践……………………151

27．中国社会科学院朱继东：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现状、问题、原因、对策………………155

28．兖煤蓝天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张帆：

关于对国有企业打造意识形态强大阵地的几点思考……………………168

29．北京北排水务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张冬梅：

国有基层企业意识形态工作实践探索……………………………………172

30．中共南陵县委党校林慧竹：

民营经济领域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隐患问题研究……………………176

31．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王惠蓉：

如何做好国有施工企业意识形态工作……………………………………180

32．河南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白幸福：

“四轮联动”做好企业意识形态工作……………………………………183

33．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卫华：

新时代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体系研究…………………………………186

把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着力点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姚志华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局面虽然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但仍存在不少挑战，有时斗争和较量还十分尖锐。新时代新征程，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持续巩固发展其良好态势，必将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一、全面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根基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首要的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根本性工作就是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摄地位。

（一）健全工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这是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大举措，对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这就需要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层级学习制度，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以党员干部带动基层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自觉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健全学习教育、研究阐释、宣传普及等方面的制度机制，提高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推动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集中优势力量进行重点攻关，着力推出更多有说服力、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发挥“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的聚合和引领作用，不断丰富和创新学习内容形式，努力提供更便捷、更高效、更适用的学习服务。

（二）推动宣传普及。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党内教育引导和带动全社会的学习，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用通俗化大众化多元化的方法载体引领理论宣传宣讲形

式创新，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普及的基本途径。要积极探索“理论+大众+文艺”的宣传普及方式，打造更符合大众品位、适应群众偏好的理论宣传形式，发挥“授课式”理论宣讲博古通今、系统全面、鞭辟入里的优势，把事实讲清楚、把道理说明白；发挥“讲述式”大众宣讲用身边人讲身边事、以小见大、以情感人的优势，以小题目承载大主题、以小故事抒发家国情；发挥“演艺式”文艺宣讲融理于事、融情于景、情景交融、感染力强的优势，用艺术的力量引发共鸣，推动多种形式的宣讲作品百花齐放、蓬勃发展。

（三）促进内化转化。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行动上才会自觉。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能仅仅满足于“学过了”，更要“学懂了”“会用了”，真正内化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价值追求，内化为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真挚情感。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诚实践者，强化问题导向、实践导向、需求导向，在整体把握科学体系中掌握其中蕴含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深入学习领悟对本领域本单位工作的具体要求，做到融会贯通、深学笃行，在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扎实实践。

二、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组

织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根本，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之所以能从根本上扭转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使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一）落实工作责任。意识形态工作政治性强、涉及面广，必须扎实抓好责任制落实，推进党委（党组）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主要领导带头抓、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统筹抓，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层层压实责任。压实党委的政治责

任，牢固树立抓意识形态工作是本职、不抓是失职、抓不好是渎职的理念，旗帜鲜明站到意识形态第一线，带头把导向、管阵地、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切实做到负总责、亲自抓，不放手、不松手、不缩手，敢抓敢管、善抓善管。压实党员干部的政治责任，增强政治纪律意识，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不能立场摇摆，不能态度暧昧，不能被错误言论所左右。在党和国家形象受到破坏、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攻击时，自觉挺身而出、亮明态度，主动坚决开展斗争。

（二）坚持立破并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做到立破并举，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立”就是高举起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武装，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引导党员、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信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巩固壮大。“破”就是增强责任担当，发扬斗争精神，掌握防范应对之策，旗帜鲜明支持正确思想舆论，坚决反对和抑制各种错误思潮和歪理邪说，对攻击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言论，对挑战价值底线、践踏社会良知的失德行为，坚决批驳、抨击、惩戒，不爱惜羽毛，不当“开明绅士”。

（三）突出阵地管理。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加强新闻舆论阵地、文化传播阵地、社科理论阵地、高校思想阵地、网络新闻媒体阵地的管控，决不给错误思想提供传播渠道。坚持把提高质量、丰富内容、把握导向摆在重要位置，始终确保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确保导向不改、阵地不丢。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和安全预警监测体系，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加强对重点部位、重要节点、重大事项的监测，通过分析研判形势查找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及时掌握各种苗头性倾向，确保不发生重大意识形态事件。积极稳妥处理意识形态问题，正确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

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厚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学理

支撑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更好地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凝聚力量。

（一）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资源。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为我们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飞跃，并指导我国攻坚克难、勇往直前。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才会不断前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只有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才能不断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更好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源头活水。

（二）善于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必须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

（三）善于融通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

善于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坚持洋为中用、批判吸纳、扬精弃糟的态度，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等进行认真鉴别，既不能不加分析一概排斥，也不能不加分析一概拿来甚至将其奉为圭臬，要做到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坚决摒弃；坚持以世界的眼光、开放的胸怀、虚心的态度，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学习全世界一切有用之成果，做到以我为主、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

四、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营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良好环境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需要加强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通过创新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新思想、唱响主旋律，激发人民群众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引导大家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合成“一股力”、聚成“一条心”，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一）理直气壮唱响网上主旋律。当前，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许多错误思潮也都以网络为温床生成发酵，互联网已经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必须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导向，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精心组织主题宣传、形势宣传、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等，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创新，增强正面报道的思想性、新闻性、故事性，更好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凝聚亿万网民，形成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良好氛围。善于从百姓的视角观察问题，以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阐述观点，用群众一听就懂的语言改进文风，多推出“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优秀作品，多推出广受群众喜爱、刷屏热传的新媒体产品。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

（二）守正创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伴随着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出现，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必须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进一步加快融合步伐，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形成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努力催生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

的新型主流媒体。坚持移动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坚持内容为王和渠道制胜相结合，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于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提升内容品质、创新产品形态、改善受众体验。

（三）持之以恒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规律，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把“我们想讲的”与“国外受众想听的”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实现在海外传得开、能落地、影响大，在国际舆论场上激起共鸣、赢得人心。整合优化各类外宣平台和渠道，做大做强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英文客户端、人民网外语频道、环球时报英文版等媒体，发挥海外社交媒体账号集群优势和联动效应，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不断提高塑造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场、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能力和水平。同时，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主动设置议题，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

党代会报告的意识形态贡献研究&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例

黄相怀

全国党代会报告文本，包括目前全党全国正在深刻学习领会、深入研究阐释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功能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功能、政策功能以及对外传播功能等。而在其政治功能之中，宣示立场观点，澄清模糊认识，引领社会舆论，激浊扬清、正本清源的意识形态功能，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国党代会报告从来都是重要的意识形态研究文本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①又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意识形态工作中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以及因之而来的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所以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进行意识形态功能分析，具有了特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高度评价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成就，为新时代新征程做

好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坚定方向指引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所呈现的对于党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时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不利形势（诸如一系列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都亟待解决）的分析中，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的描述是重要的一项内容，其中涉及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尤其是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从而“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①对于这段表述进行深入理解，需要结合党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时间的具体实际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成就。就前一个方面而言，这段话可以说是符合客观事实也是切中要害的。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时间，主要泛滥于文化娱乐领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以及主要为害于思想舆论领域的“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相关典型性言论不时冒头，典型性事件不时出现。尤其是，因当时互联网治理与引导尚未规范和强化，这些言论和事件以互联网为主要场域进行传播，导致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的现象。就后一个方面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与引导，重点指向的就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言论，重点规范的行业与部门包括影视、网络、媒体以及学校等。

对于党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时间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与情况，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涉及的还有一些。比如，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等等。具体看，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②，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严重存在”③，等等。这些“间接表述”，有其独立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意思表达与揭示，也与前引“直接表述”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就独立表达意思而言，像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这样的情况，就属于典型的十分严重、十分恶劣的意识形态问题。这其实主要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不相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自信、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敬信等问题。就构成“互文”关系而言，正所谓“政者，正也”，党风政风连着社风民风；政治成员（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与社会成员中存在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间，政治场域中的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政治制度自信不足”与社会场域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之间，是存在较强的逻辑关联的。这其实就已经构成了当时意识形态治理的一大难题。

正因为这个领域治理之难，因而对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成就的总结，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进行的表述也是比较到位的。比如，“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从而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④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⑤这个重大判断，自202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就开始使用了。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表述的写作笔法。这段表述以“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为开头，以“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这样的判断性描述结尾，将宣传工作、理论工作、文化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等囊括于中间，强化了对思想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效能的总体性呈现、权威性判断和政治性把握。

将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时间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与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行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就作为一个整体性事件看待，并将这个整体性事件放置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和人民事业特别是宣传思想文化事业总体进程中考量，可以明确的是，新时代以来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原则要求的系统性强化与强调，包括对于一些事件的高调处理处置，从松散到谨严，从隐匿到明显，其中所包含和取得的态度、力度、效度，都是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罕有的。正因如此，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路与举措，在取得巨大成就、赢得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衷心拥护支持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上包括境外的一些担心担忧乃至无端揣测。带着“对这些担心担忧乃至无端揣测该如何回应”这样一个重大疑惑阅读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所获得的解答无疑是明确而坚定的：我们走在正确的大道上。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的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必须巩固而不能放松，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立足点。也正因如此，着眼于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面向新时代新征程依然鲜明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①

二、明确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要求与内在机制，为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科学指南

旗帜鲜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意识形态工作所强调并力行的带有根本性的一条原则。回顾起来，提出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的制度”这一表述，始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明的，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主要是“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以此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②

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抓住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所在。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中，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专设了一章，这在全国党代会报告中是仅见的。这又传递了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信号、意图发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功能呢？

在新时代语境中，以党的二十大为新起点，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所指的“马克思主义”，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中可以获

得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这个马克思主义既是泛指的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是确指的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得出这个判断，是因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有这样的表述：“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③而在党的二十大之前，这段话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④，从语义上说，重心是在论证马克思主义本身“行”，并且这里被论证的“马克思主义”通常指向泛指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修改后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作出的表述，其语义重心就转移到了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证上来，其指向也就从泛指转为了确指。与之相伴的，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为依据解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就是要进一步深入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坚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反对或者避免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容易出现的，认为“传统的才是正统的”或者“‘左’的才是红的”的错误倾向。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第一位的要求就是“推动全党全社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坚持“两个结合”、借由“两个结合”而不断丰

富发展壮大的马克思主义

从意识形态分析角度看，“两个结合”凝结着诸多的经验教训，并且，从党的历史脉络看，教训更显深刻一些。“第一个结合”，本身就是反教条主义的产物。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作了深刻阐述。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深刻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从而“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

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众所周知，教条主义看似“革命”和“正统”，实际上不仅有害于革命事业，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吸引力下降、社会号召力受损。教条主义是意识形态僵化的内在机制，或者说教条主义是使意识形态僵化的原因所在，这已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果然，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在阐述第一个结合时，特别指明：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应该说，这个道理，我们党自革命年代起就反复向党内外强调和宣示了。但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再次郑重强调这个道理，自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实际上表达和重申了我们党一以贯之、旗帜鲜明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这对那种试图从“左”的角度理解和解读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心态与言论，是一种提醒和劝诫。

在“第二个结合”上，自20世纪以来更是负载着不少意识形态的纷争话题。如果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在思想理论、社会舆论上所产生的种种纠葛关系，再来思考“第二个结合”，就会发现，提出“第二个结合”本身，就体现了某种直面意识形态尖锐问题的理论创新勇气。以此为背景再来品读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中的相关表述：“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③进而审视在新时代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的意识形态功能，可以体悟到，这是在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提供文化根基和血脉上更加充分的合法性，以及为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扩大自己的魅力和吸引力的战略空间。这种合法性的深耕厚植、战略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对于巩固壮大“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拮抗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融通”，其实就是既反对文化虚无又反对文化复古，向理论自信注入文化自信，用文化的深度滋养理论的厚度，其意识形态功效大可研究发掘。

（三）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自我驱动，在实践基

础上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以“六个必须坚持”的表述，梳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这“六个必须坚持”所承载的理论功能或者意识形态功能看，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六个必须坚持”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提供了原则遵循，而这样的原则遵循当然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比如，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强调“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强调“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实际上就反对了理论上的“精英主义”。众所周知，持精英主义立场的理论可能也声称自己“为了人民”，但这样的理论绝不会以“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为追求。再比如，强调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强调“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强调“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这种“自我做主”的气概，对于一切习惯于戴上精神枷锁、怠于增强精神独立性的言行，对于一切不希图创造中国思想、不努力坚守中国立场的言行，都是一种有力的鞭笞。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的：“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 ①总体上看，“六个必须坚持”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推进提供的强大驱动力量，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造，具备了强大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这种思想理论上的自觉自信自强自立，从全世界范围看，是极为少见因而也是极为可贵的。

因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一章的单独设置及其相关表述，丰富了人们对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传递了人们对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的应有的新的科学态度。这种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上的知识增量，代表和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的重要意识形态功能。

三、集中展现新时代思想理论建设的原创性标志性成果，为进一步牢牢掌

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奠定坚实基础

如果仅看到新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亮剑”行为，仅看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态度更加坚决，以为这就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全部，将会造成很大的误解，遮蔽许多重要的内容。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不难感悟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处理和治理意识形态领域问题上已经深刻认识到，比“破”更具根本性的是“立”，比“揭批”更有说服力的是“建构”。因而，看到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进取之势”，不仅要看到“亮剑”和表态，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一系列具有实质性意识形态意义的思想理论建设举措及其成果，开启了扭转在一些重大思想理论主题上一度被动、进而更加主动态势的新进程，从而在更高层面和更大范围推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捍卫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

以这样的视角深读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不难发现，除了“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直接相关的内容外，一些标志性的、具有意识形态实质意义的理论成果，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全过

程人民民主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都在其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阐述。这些理论成果都极大增强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意识形态主动，从意识形态角度切入理解这些重大理论成果，可以获得相当丰富的思考和认知。比如，在论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包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在相当程度上映衬、揭露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偏颇和局限，特别是在政治伦理和发展伦理上的缺陷。而进一步阐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等，在相当程度上使我们跳脱了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有意制造的“民主对抗威权”话语范式带给我国的话语被动、政治被动局面。进一步阐明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

文明优越”，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虚幻魅力及其作为

话语陷阱的一面。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在锻造这些重大的标志性理论成果的时候，为更好发挥其意识形态作用，我们党还特别注重强化了其作为“刃”的一面而非仅作为“盾”的一面。比如，“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概念在改革开放之初被提出时，着重强调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含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①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首先当然要理解为属于中国、辩护中国的理论，延伸性地也可以解读为分析评判各国现代化成败得失的理论。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也都具有这样的理论潜能。因而，注重“以内为主、内外兼顾”发挥好这些成果的意识形态功能，应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的重点所在。

也正因为有了这些重大理论成果及其指导下的现实成就，2022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美国总统拜登时能够理直气壮地指出：“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都符合各自的国情。”“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体现人民意愿，我们同样感到自豪。”“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至善至美，都需要不断发展完善。对双方存在的具体分歧，可以进行探讨，前提是平等交流。”“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②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展示了我国在西方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制造的核心意识形态话题上的自信与主动。而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和“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则是这番话的底气所在、道义所在、威力所在。

亦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总结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主要表现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主要效应是“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①

四、对一些有可能被过度解读和渲染的论断进行优化调整，为扩大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回旋空间创造了新的条件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对一些重大判断进行优化调整，是党代会报告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党的二十大报告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中，一些论断的调整因为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效能和意蕴而值得进行深入关注和思考。

（一）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表述的调整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表述，始于党的十六大报告文本，当时的表述是：“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党的十六大报告一直到党的十九大报告，“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表述作为一个重大判断，都是沿袭使用的。十九大报告文本的表述是：“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②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中，“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表述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相关内容是关于形势的分析，其表述是：一方面强调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另一方面强调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因而带来的情形是：一方面，“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另一方面，“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注意其中使用到的两个“随时”的表述）。从而，“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二）关于中国的现代化的意义表述的调整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文本中，关于中国的现代化意义的表述是比较饱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③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中，相关的表述则进行了一些调整和优化：“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三）关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表述的调整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⑤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新时代十年）“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可以看出，从“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到“两个‘随时’”，从“强大生机活力”到“新的蓬勃生机”，从“全新选择”到“新的选择”，从“迎来了”到“信心百倍推进”，这些关键表述上的变化和调整，都是应当引起特别注意的。是否可以认为，这样的关键性的优化与调整，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意识形态智慧，即“更低调更内敛、更刚毅更奋发”的“少说大话、多整狠活”的意识形态智慧。这样，在不放弃自己的信念、道路和原则，不牺牲主流意识形态对内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招致一些不必要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麻烦（比如类似“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言论引发的国外不利评价）。能够为这种判断提供进一步确证的是一些关键词的翻译，比如“中国式现代化”的英文翻译是“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ｈ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英文翻译是“ａｎｅｗｆｏｒｍｏｆｈｕｍａ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这些都在不显山不露水地传递着一种“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态度，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强调的：“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的意识形态智慧，是一种避免“树大招风”效应的智慧，是一种“藏锋守拙”的智慧，有利于扩大主流思想舆论的意识形态回旋空间。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个典型的意识形态智慧。

其实，从意识形态功能角度对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的分析，还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展现。比如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在总结新时代以来成就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中特别指出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在阐述国家安全时，指明“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仅意识形态安全维度，也可以分析出从被动安全到主动安全、从管理思维到治理思维、从舆论之战到认知之战的转变等等诸

多思路优化与作为提升。再比如围绕“党的全面领导”“自我革命”“人类文明新形态”“两个确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等，也都聚集着相当多的意识形态深厚内涵，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

总之，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新时代进行意识形态研究，推进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要树立大意识形态观，树立大思政观，树立大文化观，树立大安全观，讲政治、讲科学、讲时效，从党和人民事业方方面面中寻找意识形态工作着力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其立心立魂的作用，也才能把类如党的二十大报告这样的全国党代会报告的精神领会好贯彻好。

关于农村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考

邯郸市邯山区代召乡张茜

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村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许多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筑牢基层安全防线，就要及时发现农村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客观地分析问题的根源，并结合农村发展的实际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一、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

（一）宗教和迷信活动侵蚀农民群众的精神世界

一方面，一些农村地区信教人数增多、宗教活动活跃，给一些非法宗教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打着合法宗教的旗号，散播蛊惑人心的言论，呈现出争夺阵地、争夺群众之势，对农民的精神世界造成侵蚀。另一方面，很多封建迷信活动在农村地区蔓延滋长，农民中信奉鬼神的人越来越多，直接导致了个别农村群众精神思想方面的歪曲：一些人生病不去医院，去拜神；一些人家中有灾难，就找“大师”看等等。非法宗教和迷信思想的蛊惑，严重干扰了广大农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二）农民群众陈规陋习和不良风气较多

一是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在不少农村地区，农民办婚事相互攀比、铺张浪费之风日盛。比如：结婚彩礼过高、名目繁多。高额的彩礼使很多家庭不堪重负，甚至导致个别人铤而走险、非法谋财，危害社会安定。有些地方至今还保留着沿袭下来的丧葬习俗，披麻戴孝、撒纸钱、摆酒席，冥器陪葬盛行，办一次丧事要花费上万元甚至几万元，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二是赌博现象盛行。打牌赌博成了部分农民群众的主要娱乐活动。一些地方地下赌博活动猖獗，甚至存在高利贷现象，造成生产荒芜、债台高筑、家庭破裂，陷入“越赌越穷，越穷越赌”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三是人情随礼名目繁多。不少农村地区人情应酬范围越来越广，数额越来越大，除了传统的婚丧嫁娶，亲友盖房、乔迁、生小孩、孩子升学、老人祝寿、结干亲、参军、开业等，都必须送钱、送物，而且讲究排场、摆阔气，人情被严重异化；四是庸俗落后的“酒文化”普遍存在。在农村地区过度劝酒现象仍广泛存在。过度劝酒轻则使人身体不适，重则致病致死，另外酒后闹事现象也屡屡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同时，过度劝酒造成巨大的浪费，败坏了社会风气。

（三）农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不熟悉不理解

个别农民群众由于文化素质较低、思想境界不高，不善于用先进理论成果武装自己的头脑，对党和政府宣传的方针政策和理论知识不学习、不领会，理论素养不高。这些现象直接导致了个别村民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有抵抗心理。比如：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需要对“散乱污”企业进行集中清理整治，但由于个别村民对这项政策不了解，只是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受损，就认为党委和政府不体贴群众，不关心民生；在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过程中，一些农民群众意识不到严重性，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违法，在拆除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抵抗心理。这些都是理论文化素养较低、对党的方针政策不熟悉、不理解的表现。

二、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

一是对农村意识形态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在思想上存在“经济建设是看得见的硬任务，意识形态是看不见的软任务”的片面认识，在精力、财力上的投入不足，工作抓得不够紧；二是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标准低、条件差，与群众精神需求不相适应；三是村“两委”班子成员整体偏老龄化，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在农村意识形态工作中发挥作用不明显。

（二）对宗教的监管不彻底

传统宗教和封建迷信思想历史久远、根深蒂固，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和肃清。一些基层干部对宗教工作不会管不敢管不愿管，看不到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为念经、烧香、拜佛，没什么危害，对非法行为的依法打击力度不够，让一些封建迷信思想甚至邪教组织有机可乘。

（三）群众文化素质偏低，糟粕文化趁虚而入

一是信息网络迅速发展，一些误导民心的错误言论频现，弱化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感召力、信服力，导致农村网民群众的信仰危机；二是宗教与迷信相互掺杂，用蛊惑人心的传播方式，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控制农民思想，大范围抢占意识形态阵地。农村群众很容易受宗教和迷信观念的支配，把自己的困难病痛归于命运不好、风水不好等等；三是由于个别村民缺乏脱贫致富的专业技能，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赌博、喝酒等陋习存在。

（四）宣传活动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农村宣传活动的方法、形式、渠道相对单一，特别是在党的方针政策和理

论知识的宣传上，农村地区大多数采取条幅、广播等传统的宣传方式，所传达的信息有限、生硬刻板，宣传、教育、引导作用发挥不明显，工作效果大打折扣。

三、解决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由软指标变成硬任务

定期召开农村意识形态工作研判会，正确把握工作形势和发展动向，及时预防和处理影响农村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建立有效的资金收支机制，设立专项经费，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硬件建设。

（二）强化宗教管理，引导宗教健康发展

一方面，抓好宗教管理工作人员的培训，切实提高宗教工作者的政策水平和依法管理水平。特别要加强传道人士的管理，通过登记造册、学习培训、考核上岗等措施，引导他们发挥好特殊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加强宗教团体、宗教场所、宗教活动和宗教人员的监督管理，大力治理假僧假道和封建迷信活动，坚决打击一切邪教势力，确保所有涉及宗教的人和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三）加大教育培训，全面提高群众整体素质

一方面，提高群众文化素质。加强农村教育工作，全面提高农村群众整体文化水平，提升村民辨别能力，主动学习先进，摒弃糟粕；另一方面，加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帮助群众产业致富，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经济基础。

（四）丰富活动载体，进一步灵活宣传方式

要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通过诗歌、快板、讲故事等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及时传递党的声音，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同时，要发挥榜样的力量，大力宣传身边好的典型，破除陈规陋习，营造积极向上的时代新风，凝聚社会正能量。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机制分析&以责任、组织、制度为分析视角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郑未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1］26，意识形态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新时代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能够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其前提就在于党以前所未有的主动姿态在“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上作出的“方向性、战略性”部署，巩固与加强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从责任、组织与制度的视角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行分析，更有助于从整体上探讨新时代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逻辑、维度及完善路径，以期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有所裨益。

一、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逻辑必然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既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目标，也是新时代以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选择。

（一）理论逻辑的必然性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回顾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展开，相关研究肇始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在阶级利益的功能视角上的突破，每一时代的统治阶级“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2］551，从功能上来说，统治阶级“生产”思想、观念、意识等“精神产品”来实现其对社会与国家发展的导向与统领功能。沿着意识形态的功能线索，列宁明确提出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并创造性地指出了“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政党作为意识形态工作主体的线索已然清晰呈现出来。意识形态从来不是抽象的，总是与阶级、政党相结合，葛兰西在此基础上结合列宁对政治领导权的关注挖掘意识形态与政党、政党权力的关系，打通了意识形态与组织、权力的内在关系，不仅认为意识形态是与经济一样真实、具象、可操作性的现实实践，而且能在所有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意识形态领导权由此正式进入学术视野。其后，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瑟伯恩、拉克劳、詹姆逊等人沿着

这一路向，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体、目的、条件等要素从意识形态服务于政党、国家权力的“建构”逻辑中提取并加以系统性描述，指出政党的意识形态之于政党执政乃至国家统治各个层面的辐射与穿透。

总的来说，尽管当代社会的政党政治有衰落的迹象，但政党与意识形态依然密不可分，政党意识形态决定了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属性，政党将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理论旗帜、思想武器和信仰支柱，意识形态视政党为实践中介与物质武器。政党的产生、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政党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而政党要成为执政党，就必须掌握国家政权，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其领导国家、整合社会的必要因素。中国共产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而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鲜明的政党信仰、政党纲领与政党宗旨，先天就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在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和奋斗目标，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320，中国共产党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最终指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主体力量，在其执政过程中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意识形态领导权，一旦党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向，或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不仅党会不复存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也会随之消散，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所为之奋斗的事业轮廓是由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因而，党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发起者、组织者、主导者和执行者，党必须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行使意识形态领导权，使广大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党的意识形态，从而在党的意识形态质的规定下，领导与团结人民继续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实践逻辑的必然性

政党作为阶级的领导者，具有塑造思想、引领大众、耦合社会的职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都对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并扎实推进意识形态工作。与西方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并不局限于阶级视野与政党内部，而是始终着力于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纳入意识形态工作的范围之内，党的组织不仅具有教育、管理、监督党员的职责，更有着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的职责，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尤为重要。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角度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决定了中国的新文化也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文化思想

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就意识到“向各界人民正确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目前的各项主张”即用自己的意识形态统领全国人民思想的必要性，因此，开始“有系统地建立并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和统一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3］75，“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4］194这更是从维护执政地位的新高度指明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主题转变为“改革与建设”，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党作为“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必须适应改革和建设的需要，既改善和加强自身的建设，也改善和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当然也包括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因此，基本上每一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都强调要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宣传思想工作乃至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200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领导都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关键”，要保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主动权”［5］527；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又从“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地位、执政使命”的高度出发，指出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乎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清晰认识到党的领导是党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原因，党管意识形态是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鉴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及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旁落”的危险性，只有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才能保证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得以系统、协调、全面地开展，并要求各方面主体在党的领导下，统一步调、统一行动共同参与意识形态工作，守好意识形态阵地。

二、责任、组织、制度：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三重维度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一个反复循环的动态结构，其中，责任、组织、制度是重要变量，责任是实现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逻辑起点，组织则是领导的关键中介与环节，而制度则是领导的具体保障与规范手段。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工作在形式上嵌入了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的工作，但党组织的功能作用与责任意识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落实，导致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了党的领导弱化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为确保意识形态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

手中，党着力从责任、组织与制度三重维度建立和完善了党的领导机制，使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总的来说，明晰的责任意识、完善的组织架构、严密的制度保障，是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重要工具，一个能够让全体党员干部形成知责、守责、尽责取向的政党，才更容易实现党的领导、形成党的领导的规范，而遵守规范与惯习的意识形态工作，才更有可能形成一个有序发展的意识形态工作环境。

（一）在责任机制上，以责任前置落实党的领导

“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说到底是一个责任问题”［6］33，从党的历史来看，“责任”一直存在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视野中，党在1951年就已经确定了“各级党委必须把向党内外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当作头等重要的任务，并把这一任务和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结合起来”［7］302；1994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指出党的宣传思想战线队伍要担负起宣传思想工作责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更进一步指出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责任”；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党委（党组）一把手要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其他领导成员也要明确任务，负起责任”［8］1047；2000年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指出“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各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思想政治工作体制”［9］97，长期以来，党要管党、党管意识形态的思想共识自然而然地导向了各级党的组织与党员干部队伍的责任意识与责任担当，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履责尽责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实现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答案”，但是，通往责任、实现责任的方式始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导致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始终处于一个认知、推进阶段，还没有聚焦形成规范与制度；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更多地被狭隘地视为宣传思想部门的责任，“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10］35，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权责内容边界明确而清晰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聚焦“责任”这个关键点将责任前置，以责任为中轴，将责任置于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突出位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责任主体、责任关系与责任形式，并以此开展了特定的目标设定、制度设计与行动方

式，从各方面推进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落实，从而激发意识形态工作的“动力源”。首先，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主体，“各级党委（党组）要对意识形态工作负总责”“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各级党委宣传部、意识形态工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结合各自职能，把责任细化、实化、具体化”“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7］302。这就明确了各级党组织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责任主体，党组织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各地区、各相关部门承担属地管理和主管主办责任；其次，优化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目标，随着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职能的重新规范，意识形态工作成为了各级党组织的日常职责，超越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中心工作的外在对立和抽象争论，党组织要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出发，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与其他工作的深度融合，奠立了党在“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放松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再次，建立健全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并完善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相关制度，进行了以保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为目标的制度探索，既强调责任的分解与安排，也强调责任的考核与监督，以此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度。

（二）在组织机制上，以职能整合明确党的领导

结构逻辑是行动进行的前提与中介，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关系到每一个党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因此，探寻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要回到党的组织结构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党在纵向上明确了各级党委（党组）与基层党组织的不同职能，优化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层级分工，中央提出意识形态工作的总目标后，依托党管干部、下管一级的组织原则，一级一级层层部署落实，以基本全覆盖的党组织体系为依托，意识形态工作嵌入到严密的组织体系中，迅速组织集结所有力量。尤其是基层党组织的加强与改进，使党的各级基层组织作为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构成了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毛细血管”，客观上在组织整合的同时进行了意识形态整合；另一方面，在横向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意识形态工作绝不是宣传思想部门的一家之事，而是要形成党委（党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并以组织严密的工作运行机制将意识形态工作的各方面、全流程“控制”在组织体系和制度范围内的“一盘棋”格局，在这一方面，党以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能整合与结构

调整，实现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进一步明确化。

在顶层机制上，形成了以党中央权威为依托的高规格领导决策机构。根据相关会议与新闻，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领导决策机构主要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①、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②、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③、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④、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⑤等，其负责人一般都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兼任，虽然定位和运行各有特点，但都是以最高配置、最高规格的领导机构与领导干部承担其定位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高于常设机构的权威性。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宣传、舆论、思想、理论、教育乃至经济、社会各领域，“委员会”“领导小组”以党中央权威为依托，打破部门壁垒，以其统一领导、统筹协调的能力在顶层机制层面回应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统一、集中领导”的诉求，形成了纵横协同的意识形态领导、决策与协调机制，以高规格的顶层领导机制保证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

在工作机制上，形成了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共同动手、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意识形态工作是政治性强、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的系统工程，与经济社会发展其他工作密切交织。中共中央宣传部是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主要职能有：指导全国理论研究、学习与宣传；进行社会舆论引导；规划、部署全局性的思想政治工作；配合中央组织部做好党员教育工作；舆情信息收集与指导；协调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等［11］220；与行政层级对应，省、市、县、乡四个行政层级都建立了地方层级的宣传部门，各级宣传部门在其权力范围内具体承担相应工作职责，受同级党委与上级宣传部门的指导；此外，宣传部门与诸多部门共同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从宣传部的职责与联合发文⑥来看，其突出的“统筹”“协调”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性与拓展性，意识形态工作已经成为了全党动手、全党参与的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宣传思想工作部门要当好“大管家”“参谋部”、各个部门在工作格局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形成“整体合力”［12］73。在宣传部门的统筹下，组织部门、教育部门、文化和旅游部门、网信部门等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多方联动，形成了上下互通、横向联合、齐抓共管的意识形态协作格局。总的来看，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与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联动机制结成了紧密的意识形态工作组织网络，尤其是确保了党的领导链条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相对连贯性，党的领导通过横向与纵向各层次的党的组织深入到各领域、

各层级，从而保证党始终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处于领导地位。

（三）在制度机制上，以制度贯穿保障党的领导

意识形态工作相关制度的核心目标是为了“加强、改进和保障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13］482，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以愈加完善的制度安排与愈加明显的制度效能贯穿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全过程，巩固与保障“党管意识形态”的落实落细。

一方面，党以专项党内法规的形式规范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相关法规的相继出台与修订，清晰明确地界定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各级党委（党组）日常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以相关责任的履行、监督、考核、问责等规定要求全党上下特别是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党委（党组）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强大制度保障，是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从决策层向执行层落实的重要机制，是实现意识形态建设从“软指标”到“硬约束”转化的现实需要，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另一方面，党以意识形态工作相关制度与党内监督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有机融合贯穿意识形态工作的全过程。在事前，意识形态工作主体、工作内容、工作清单等具体制度规定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逻辑起点，党以看得见的工作安排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成为全党上下的实践性遵循；在事中，如《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制度安排都对意识形态工作监督检查、巡视巡查、绩效考核进行了具体界定，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关键环节，以可预期的外部压力进而凝聚内部动力；在事后，意识形态工作情况被纳入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考评考核体系，以形成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评价机制和用人导向为抓手，化被动为主动，充分调动起全党上下贯彻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相关部署、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

三、新时代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完善空间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艰巨、长期、系统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建立和健全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机制，从责任、组织与制度三个维度进一步将党的领导落实到意识形态工作中，明确了党组织与党员干部的意识形

态工作主体责任，并以组织严密的工作运行机制，将意识形态工作的各方面、全流程“控制”在组织体系和制度范围内，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制度机制。但是，以治国理政的高度来审视当前的制度机制，就会发现还存在着一定的完善空间。例如，在责任机制上，责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技术手段，还没有完全形成明确、正式的责任分工与内化于心的责任角色与责任意识；在组织机制上，组织的明确性与意识形态事实的模糊性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可清晰分解与识别的意识形态工作组织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在制度机制上，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与其他相关制度还未实现完全融合，党发挥领导作用的运行机制还不够健全。基于此，微信22665800整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机制：

（一）走向自觉性：凸显责任机制的柔性引导作用

从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产生来看，责任是一种“涉他”的存在，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使命与位置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关系。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已经初步确定了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地位与角色，进而使不同责任主体以“负责任”的行为展开互动，形成更为专业化与规范化的意识形态工作关系纽带和联结机制，最终稳定为意识形态工作权责结构；从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构成来看，责任是一种“律己”的存在，责任可以区分为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既能外在于党内法规对责任主体的责任身份、责任内容作出的成文规定以及责任主体对于规定的执行落实、体现为清晰可见的责任行为，又能内化于不同责任主体的责任观念、责任意识与责任素质、责任能力，发挥自我约束与自我要求的作用。综合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产生与构成，可以得出，目前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主要体现为客观责任，即责任主体所认为的“要我履责”，但责任最终指向的是责任关系的完备与责任观念、责任意识的内化，即责任主体的“我要履责”。基于此，有必要继续以责任为中轴，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抓手，在一定时期内将重点放在完善主观责任的实现机制上。在责任主体落实责任之前，针对性的教育与培训能够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主体的责任素质与责任能力，让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能够充分地履行自己的责任，预防在意识形态工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与短板；在责任主体落实责任的过程中，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作为原则与惯习，引导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不仅仅把“有责、负责、尽责”视作对上级党组织安排的遵从与回应，而是作为自身主体价值与自我实现的担当与使命；在责任主体落实责

任之后，探索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改正等自我问责的形式，进一步激活

责任主体的责任意识与责任态度。

（二）提升确定性：明确多方协同的权责划分规则

在一定程度上，将意识形态工作分解为各层级、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明确、可操作的工作清单与工作指标，既便于上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实现领导，也便于下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明确工作范围与方向。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工作是按照党组织的层次与部门之间的行政边界来划分职责的，但是，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工作涉及的层级、地区、部门较多，往往依赖于多个主体之间的协同运作，不同的工作主体可能会有交叉的职责与任务；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除了常规工作之外，也有一些需要重点推进的工作，如集中性学习教育等，这些往往会通过设置专门性的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予以重点督导与推进，需要多部门协同特殊安排。可见，无论是常规化的意识形态工作还是一段时间内重点推进的意识形态工作，都体现出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就具有多方共管的模糊性，特别是网络空间为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复杂性，使得属地管理、分级运作等组织原则不能完全适用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体系。由此，需要继续厘清意识形态工作所涉及到的工作事务与工作责任，进行立体化的细分；再在立体化细分的工作区间中配置相应的工作主体，进一步廓清不同主体的工作职责与工作边界，通过有序的组织协调与充分的资源保障，破除各自为政的工作局面，通过较强的政治势能建立起分工合作、各负其责、关系协调、渠道畅通的工作组织体系，使党的宣传思想战线的各个部门之间、党的宣传思想战线与党政其他部门之间、党的宣传思想战线与社会其他组织和团体之间，形成相互配合、密切协作的工作网络与强大合力。

（三）优化规范性，增加制度机制的协调耦合度

制度机制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着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的实现程度，刚性的制度能够在其完善与健全的过程中获得认同与稳定性。制度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依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的设计与完善。一是要完善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关制度，如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为党的领导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要促进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社会工作、党的建设工作、选拔任用工作在制度上的融合，真正做到意识形态工作与治国理政其他工作的共同部署、落实、检查与考核；三是要加强意识形态干部队伍

建设，制度归根结底是由人来实践的，需要提升党员干部运用制度、执行制度、落实制度的定力与能力；四是要建立与完善意识形态工作的检查考核与追责问责制度，清晰的检查考核与追责问责情形、方式与尺度有助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真正树立起意识形态工作的“必然”规矩，可以探索以“可为、应为、勿为”的意识形态工作清单等形式对意识形态工作做出动态性、辅助性指导，有效推动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执行到位。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姚东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七个着力”的重要要求，其中之一就是“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进一步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基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坚定不移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一、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新征程上，必须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一是强化党性原则。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是政治工作，必须强化党性原则，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细化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及成员述职报告、履行党建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同时，健全完善监督检查、责任追究等制度，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推动责任制落实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三是树牢阵地意识。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毫不放松地加强互联网、报刊图书、电影电视、广播电台以及学校、党校（行政学院）、其他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等各类阵地管理，全面落实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让各类意识形态阵地始终成为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坚强阵地，决不允许搞法外之地、舆论飞地。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新征程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着力健全完善意识形

态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夯实共同思想基础，拉紧共同精神纽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第一位的要求就是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按照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要求，深刻领会“两个结合”，牢牢掌握“六个必须坚持”，在深学细悟中感悟真理伟力、在融会贯通中筑牢信仰之基、在知行合一中汲取奋进力量。要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建立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抓好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理论学习教育、理论研究阐释、理论宣传宣讲等机制，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切实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三、加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新征程上，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一是构建媒体融合传播格局。面对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坚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把握“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的发展策略，打通“报、网、端、微、屏”各种资源，将H5、AR、VR、MR、短视频等形式融入其中，进一步加快媒体深度融合步伐，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二是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构建完备的网络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网络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网络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网络法治保障体系。同时，以精细化、精准化、精确化为目标，构建科学的网络预警指标系统、评估研判体系、舆情引导机制、突发事件应对流程。三是持续加大对网络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紧跟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前沿，持续加大对网络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从根本上完善我国网络治理的技术支撑。

四、在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中实现价值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

心。”新征程上，要在站稳人民立场、表达人民心声、把握人民愿望中夯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基础。一方面，解决好实际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才更具说服力和实效性。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等方面的问题，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创新话语表达方式。要改变话风文风，根据不同人群、不同场景、不同文化背景的特点，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同时，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用群众的语言、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宣传科学理论、阐释方针政策、传播主流价值，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入行。

五、始终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新征程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的复杂性和斗争任务的艰巨性，对斗争精神、斗争本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敢于动真碰硬，依靠顽强斗争有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一方面要增强斗争意识。只有保持斗争意识，才能在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建设规律和态势基础上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取得新突破。面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复杂斗争和严峻较量，必须勇于斗争、敢于亮剑，绝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要把握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批驳谬误。要引导广大群众明辨是非，客观、全面、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面貌和光明前景。另一方面要增强斗争本领。要加强理论修养，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从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着力提升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要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加强调查研究，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要提升斗争艺术，注重斗争策略，综合采取舆论、经济、技术、法治等手段，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谋求合作、争取共赢。

六、重点抓好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

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新征程上，要立足新时代青少年的使命担当，从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少年群众基础的高度，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尤其要强化学校意识形态工作，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一是要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潮流中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要持续开展世情、国情、历史、文化等教育，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厚植家国情怀，坚定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时，强化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为青少年群体解疑释惑，着力健全青少年舆情反映渠道，增强青少年抵御各种错误思潮和观点侵袭的能力，团结带动青少年与党同心、与党同行。三是结合青少年的认知水平、行为能力、心理特点和内在需求，注重运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利用微信、快手、小红书、豆瓣和知乎等互动交流平台，通过网络视频、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等多种载体，努力提供满足青少年精神文化需求的产品，真正实现在与青少年“玩在一起、聚在一起”中服务、团结、凝聚青少年。

七、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着力营造良好外部舆论环境。一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坚持民族特色与国际视野相统一，善于把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转化为理论和话语优势，提出一系列既包含全人类共同价值，又体现我国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的原创性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二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在对外传播中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要把蕴含其中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坚持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三是在传播方式上掌握国际传播规律。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坚持叙事方式多元化，在通约性和共通性中实现与传播对象的共情、共鸣、共振。

坚决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

神

王早霞

（2024年1月11日）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坚决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强化政治担当，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是用党的历史经验启迪智慧、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的必然要求，是切实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的必然要求，是筑牢共同思想基础、凝聚磅礴奋进力量的必然要求。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忽视思想的力量、忽视意识形态的作用。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是意识形态工作本质属性。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把思想舆论阵地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管理制度、问责办法，建立健全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研判、风险防控协同、风险防控责任等机制，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

要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各类阵地。坚持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强化对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阵地管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持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研究阐释，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互联网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在互联网这块意识形态新疆域上，我们既面临坚守阵地的职责，又负有开疆拓土的重任，必须把互联网建设管理运用作为重中之重，切实过好互联网这一关，

积极推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释放出“最大正能量”。

要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本领。我们党之所以能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其中包括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严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切实提升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领导能力、研判能力和应对能力。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对可能影响政治安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要增强政治鉴别力，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精准施策。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三个结合”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沈江平

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兴衰，事关各族人民以及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应“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这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搞好意识形态工作和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十年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实践中的新形势、新情况呼唤着意识形态理论的守正创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确立为一项根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也为新时代我国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提供了坚实思想保障和强大精神动力。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涉及领域广泛、变革深刻、斗争复杂，任务艰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各种思潮激荡碰撞、价值观念复杂多样，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任务依然艰巨。

一、坚持“主”与“次”相结合，推进“主导”向“主流”持续转化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主导意识形态与非主导意识形态的有机协调。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历史唯物主义高度重视上层建筑的作用，尤其是意识形态中主导区分，以及主导与非主导之间的相互关联。在一个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有且只能是一个，因为只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担负起主导意识形态的职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主导意识形态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是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稳定和巩固无产阶级统治的重要保障，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本质映现和思想支柱。意识形态领域有强调统治阶级自觉建构并在社会价值观念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有反映社会生活个体性主张的非主导意识形态。显而易见，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一个“主”与“次”的协调处理问题，也即是政治层面和生活层面如何就意识形态进行对话沟通问题。

主导意识形态是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中的规律性存在。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系统存有一项主导的内容，这是事实，也是规律。主导意识形态是处于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直接或第一体现，与国家的根本制度一体共生，具有显著的政权属性。主导意识形态反映和表达的是执政党、国家的意志信仰和价值立场。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支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与之配套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主导功能，坚定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的主导地位，不仅为我国宪法所规定，而且为党和政府所一再倡导与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是任何一个安定有序发展的国家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在一百多年来的伟大奋斗进程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正信心百倍地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得以确立，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实践证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搞所谓的“指导思想多元化”是根本行不通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与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紧密相关的。当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不代表它可以搞“一言堂”，更不能据此武断认为其他意识形态不存在甚至否认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多样形态的存在。实践中，反而要做到坚持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有机统一。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敢于公开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彰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主导，人民就有了立脚点、出发点，才能去谈包容别的什么非主导意识形态。否则，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位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会失去灵魂，最终会被瓦解从而走向解体，所谓包容多样和尊重差异更无从谈起。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明确的主导意识形态，其意识形态领域就会混乱，就会迷失方向，整个社会也就难以维系和发展。对于个体而言，一个生活在没有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中的人，很容易随意选择或接受某个理论、某种思想、某种理想信念，继而导致随意放弃他不同意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个体往往会迷失在这种杂乱无序的社会意识中。因此，确立和捍卫主导意识形态，进行主导意识形态教育，理应是每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非主导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的客观现象。在阶级社会里面，意识形态样态都无法做到纯而又纯，只存在一种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影响和决定相应的意识形态。在阶级尚未消灭之前，不同

阶级对应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不同的文化传统，造就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形成与统治阶级对应的主导意识形态。显然，阶级构成的复杂多样，也必然导致其意识形态形式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既存在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有其他居于非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样态。比如，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既有以个人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为主要标志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有消费主义、女权主义、社区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非主导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是由多种意识形态组成的意识形态系统。除了处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外，事实上存在着不少具有不同程度影响力的处于非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这些非主导意识形态中，其中有些与主导意识形态具有某种相通性，有些则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冲突甚至相背离，即反社会主义的。庞大复杂的非主导意识形态，借助相应方式和渠道在社会中传播、留存，在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理想信念等维度产生着不同影响，不可避免会促使主导意识形态与非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各种冲突矛盾。非理性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消费主义以及我国社会中长期残存的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等，都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影响和冲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讲，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决定和影响人们思想意识观念的多样化存在。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得两种社会制度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互鉴不可阻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相互渗透明显。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互渗性。非主导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存在现象由此加剧。这既是意识形态发展规律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现实。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必须尊重这种多样性，减少或者避免非主导意识形态多样性可能引发的消极影响。这样才能避免扩大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从而使其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并发挥价值引导作用。

在“主”与“次”的辩证结合中为建设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思想保证。非主导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的生产结果，以其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广泛的渗透能力，形塑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思维方式。坚持维护主导与倡导包容多样是有益且是科学的。但是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绝不是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更不是放任错误思潮泛滥。否则，必然冲击、消解主导意识形态。所以，如何在关注非主导意识形态动向中推进主导意识形态建设，批判地吸收非主导意识形态的合理成分，避免大众文化泛意

识形态化，就成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事物发展的本质层面来看，主导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两者具有一致性。在实践中，两者又有较大的区别。从建设主体看，国家、社会基本制度是主导意识形态的建设主体，民众总体思想则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体现。从价值内涵看，主导是在一个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系统起着引导的导向价值，主流则是在数量上和方向上对价值取向的标示。从过程来看，主导指向应然，主流则指向实然，是当下意识形态的总体状况。由此看来，两者有区别，但存在内在关联性。从长期而言，主导意识形态必然会向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两者呈现融合走向，这是由历史规律所决定的。作为一种观念性的主导意识形态，其最大的作用积淀于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中。同时，又能够在实践中转化为国家制定策略的思想资源，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此，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保持主导意识形态转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常态化、制度化。在这种持续转化中，还要正确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非主导意识形态两者关系。它们在逻辑上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一方面，要贯彻主导性前提下的多样性，这是首要和关键所在。在坚持主导性的同时，也要重视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以此丰富、充实多样性；另一方面，要落实多样性条件下的主导性。选择、利用多样性的意识形态元素时，一定要坚持主导性，以免出现以多样性遮蔽主导性甚至代替主导性的错误偏向。任何只强调主导性或偏向多样性的行为都是有害的，必然会影响主导意识形态向主流意识形态的持续转化，由此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弱化乃至抵消、消解。从总体上来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中是向前发展的，当然也有曲折。简言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即主导意识形态，而其他以各种形式存在的意识形态则是支流，即非主导意识形态。我们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主”“次”结合，推进主导意识形态向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化，积极面对非主导意识形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形成主导与非主导意识形态的长效互动机制，以正面引导为主，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合力。

二、坚持“内”与“外”相结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第一位原因，是人们认识和分析问题的首要切入点；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是人们认识和分析问题的重要着眼

点。其中，内因对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二者共同制约和影响事物发展特定阶段的安全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在解析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问题的诸多因素时，立足于矛盾视角，在重视事物内部矛盾的同时，也要兼顾其外部矛盾，贯彻内因外因相结合的辩证思维方法。于此，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涉及国内问题，也涉及国外问题，必须坚持“内” “外”即国内与国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在空间上的辩证统一逻辑。

从国内视角来看，意识形态工作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抽象离不开具体，“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2]。思想只有扎根于本土、本民族，才能强基固本。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既有的文化传统、文化基因、文化积淀，是建构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意识形态工作要着眼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理论和实践自觉、自信，激发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3]。也就是说，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融入中华文化精髓。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底蕴的见证，革命文化、社会先进文化则昭示新时代56个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共生的中国精神文化图景，这些文化厚沃着坚实的中国质地，是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它们不仅能够塑造出鲜灵活泼、匠心独具的国家形象，还拥有极强的感染力、号召力，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撑。作为民族文化传统滋养下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结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质”的集中表现和核心旨趣。如此看来，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要找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佳契合点，将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延续性和文化主体的自觉选择性统一起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4]，进而上升为新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民族精神意识，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感染力和渗透力。这有助于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入鲜活素材，增强其融合力，发挥其主导力，凝聚共识、齐心协力迈向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从国际视角来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要重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意识形态工作的众多视域中，“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5]。在国际话语权中要有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特色”是底色，同时还需兼具“国际视野”。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组织设立专门外宣机构、创办发行外文期刊、邀请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爱泼斯坦等西方记者进驻根据地采访，对外宣传党领导下的各方面建设成就，首次向西方世界系统介绍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击破了国内外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和意识形态污蔑，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向世界初步展示了真实、立体、客观的中国形象。世界历史进程不断深化，国际政治角力不仅仅限于军事或经济上的“硬”冲突，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软”较量已然成为各方碰撞焦点。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基本态势短时期内不会变化，只能缓解和化解。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上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这种改变有利于改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形象，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猜忌、诘难、批评乃至污蔑和妖魔化，无一例外深层次都是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和责难。这也是西方国家在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后的重要遏制手段，打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经济制裁、军事打击等手段，成为常用手段。意识形态被纳入“主战场”，也说明意识形态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缺乏足够的学理支撑。以“普世价值”“历史终结论”“新自由主义”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大都有着系统的学术研究，单纯的道德批判显然成效不大。如此看来，在国际意识形态工作中，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理化学术性研究，建构出一种系统化理论化体系化的理论形态。西方意识形态对我们的曲解、误解、不了解、攻击等都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坚定“四个自信”，敢于斗争，争夺话语权，增强对外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本领，理直气壮地对外介绍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和发展观，展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的中国形象。由此来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和亲和力，扩大其影响力；致力于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说到人的心坎上，让国际社会听得懂、可接受，让国际社会更多的人把中国当朋友而不是敌人、把中国的快速发展当机遇而不是威胁。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正是因为有了国际交流、对比、碰撞，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性、优越性进一步得以凸显，其比较优势才能够充分呈现，

才能不断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在统筹“内”与“外”意识形态工作中推进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国内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渗透交织，是新时代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显著特征，也是当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应对的现实语境。这要求既通过更具叙事深度的“内”之文化传统打破“外”之“中心论”困局，也尊重借鉴“外”之文化瑰宝，克服“内”之“保守主义”论调，在内外融通、文明互鉴、情感共振中向世界更好展现大党风范与责任担当。只有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中的内外视角，致力于内外互动，统筹“两个大局”，融汇于国家发展全局，才能推进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走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偏离正确轨道。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是国际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掌握着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表达仍然存在诸多先天或后天的不足，这种在国内和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建构与宣传的失衡现象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尤其是近些年西方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抬头，世界秩序格局进入新旧交替期。国外与国内的意识冲突加剧，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社会思想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日渐增加。面对如此复杂局面，离不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思维和科学方法论。“内”“外”视域中的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牵涉面广而且复杂，但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塑造的国外因素终究是要依靠内在因素（内因）发挥作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屋建瓴、科学研判，适时统筹起国际国内意识形态工作，在破立工作并举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促使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入新局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就是一个很好的成效显著的范例。它是在科学统筹国内外局势、准确研判历史大势、深度关切人类前途命运的基础上，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底蕴又借鉴西方术语且被西方广泛接受，融汇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外话语权。与此同时，面对反映国际社会大众心理和世界局势的国际舆论（外因），我们要在内部不断加强对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领导，保持高度警惕性和敏感性，拥有更高的政治站位、更远的发展眼光，坚决回击任何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造谣抹黑行径，有理、有利、有节地驳斥各种虚假信息和甩锅推责，展示客观真实权威的中国形象，引导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比如，在2020

年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展开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抹黑、诋毁甚至栽赃、嫁祸中国的无耻行径，我国展开了积极的有理有据的回击，在中外媒体上打响意识形态反击战，国际国内展开了很好的配合，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好的效应。由是观之，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既需要立足本国实际、彰显中国特色，同时也离不开放眼世界、树立全球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学会有机协调好两者关系。同时也要勇于坚决反击、善于主动出击，国际国内密切配合，共同建设好这一意识形态工作。

三、坚持“实”与“虚”相结合，促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变为最大增

量

意识形态的出现几乎可以说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同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判断，在人类的实践活动空间中，世界可以分化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两个场域。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催生出新的人的实践空间即网络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意识形态生成与发展的舆论场，传统意识形态逐渐分化发展演变出一种崭新的网络意识形态样态。从本质上来说，这是现代工业技术以短平快的方式面向生活世界建构意识形态的结果，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意识”批判，正是对网络虚幻外衣下物化意识形态的反思与超越。不可回避的是，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空间中，存在着两个并不完全重叠的“意识形态场”：一个是传统主流媒体着力营造的“意识形态场”，另一个是网络媒介营造的“网络意识形态场”。从现实与虚拟的比较话语来看，前者可以称之为“现实”意识形态，后者则称之为“虚拟”意识形态，形成了“实”与“虚”的场域对比。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下两种场域纠合对于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消解，微信32 31 16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比较分析，较为形象地突出了两种意识形态作用空间的差异，进而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中要合理布局，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这为进一步增强社会共识在理念和行动层面指明方向，为深刻把握历史规律与时代大势争取历史主动，共同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战略工程提供有力支撑。

在加强根本制度建设中夯实传统的意识形态阵地。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境况，支配和影响着意识形态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

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6]意识形态工作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生活实际，“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7]，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落地生根发芽、被广泛接受。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百年征程及其成就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现实支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铸魂聚力的伟大思想工程。“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的明确提出，意味着从顶层决定性、覆盖全面性、全局指导性角度筑牢根本制度之“体”，首先要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以根本领导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等制度“合力”夯实“体”之基石。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使命，必然要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行动指南。作为人们开展实践活动和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就的思想观念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发挥其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与自身思想理论体系的真理性科学性密不可分。鲜明的人民性、先进性、导向性和合法性品质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非主流意识形态，巩固斗争优势。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在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去占领的“阵地”，便可能成为非主流意识形态滋生的“温床”。尤其是面对信息化社会带给意识形态的挑战和冲击，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在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和发展空间。客观地讲，传统意识形态阵地是网络意识形态的发源地，现实生活决定了包括网络意识形态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发展，是对传统阵地的延伸和拓展。基于现实实践进行理论创新，从社会生活中吸取理论营养，反过来又诠释和引导社会生活，是建设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路径。新时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是主义意识形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基础，守好传统的意识形态阵地是前提。

在完善体制机制中着力抓好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经济基础的变革会引发（观念）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及其走向，要把根本制度之“体”的优势在体制机制之“用”的落实中完善。网络时代，人类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网络性特征日益突出，“无人不网、无日不网、无时不网”，网络性已成为当前和未来社会的一个基本属性。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具有了网络性这一社会基本属性，根源于并能动地反映着

网络性的社会存在，由此形成了网络意识形态。突破传统时空栅栏、实现单媒体向多媒体发展，融汇文字、数据、声音、影像等多种呈现方式，网络意识形态在强化主体性、赋予人更多自由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同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力造成了冲击，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21世纪，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拥有最大的话语权，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战场和最前沿，俨然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大变量”，有成为动摇我们政权根基的潜在危险，“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8]更应该看到的是，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人数达10.51亿，“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9]。这反映出人们日渐从互联网来获取信息，热点生成、舆论发酵、舆情民意也不断从互联网中产生。同时，现实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民众在无法实现其诉求时往往会经由网络空间来发泄，感染其他网民，形成所谓“共同体”，以上情况不可避免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消极影响甚至危害。网络意识形态之争，就是意识形态之争。网络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对他国进行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例如，美国占用了全球85%以上的网络信息，牢牢控制着互联网世界，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民主模式和生活方式等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传播，网络意识形态的非对称性必然会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造成极大伤害。可以说，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斗争，能否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事关一个国家总体安全。正如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要清醒看到“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5]。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我们善于占领新兴媒体，建立大数据时代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范机制，有效对标各种社会思潮在网络形成和蔓延的领域、时间、对象和路径，探索更加及时、更加有效的预警、研判和监管机制，消除思想政治教育的盲点和空白点，构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中的引领作用。

在“实”与“虚”结合中构建网上网下相协调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10]虽然意识形态在虚拟空间的呈现具有不同于现实社会的特质，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要实现意识形态阵地的实虚结合即网上网下对接。一方面，现实问题网络化，大量社会热点问题在互联网空间平台快速生成、发酵、扩散，情绪化的非理性宣泄和泛意识形态化现象不断出现。另一方面，网上舆情现实化。

网上舆情或网上意识形态论争反过来引发了现实生活中的群体事件，严重影响民众思想意识和冲击社会稳定。要认清网上意识形态战场和网下意识形态战场的内在关系，通过加速网上网下媒体融合以助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声，加强网上网下阵地管理来延伸拓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两个舆论场”到“网上网下同心圆”的转变，反映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思维方式由“被动防”到“主动建”的重大转变，也反映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网络意识形态的共识度不断提升。“网上网下同心圆”是对我国社会舆论主体关系的新认识和新概括，扩大网上网下同心圆，切实维护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这是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决定的。在新时代，必须与时俱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行动上必须坚持坚决捍卫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政治原则，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才能形成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凝心聚力，构筑网上释放正能量和网下持续有活力的新时代“同心圆”，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坚持“实”“虚”结合，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还要顺势而为，打好“组合拳”。要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全面上网大势和互联网联通世界大势，扩大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主动占领网络这块意识形态阵地，主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在国际竞争中争取战略主动；让主流意识形态“飞入”寻常百姓家，主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更好理解和接受中国。说到底，坚持“实”“虚”结合，就是要依托网上网下两种阵地，建构意识形态命运共同体，促“变量”成“增量”，在协同作战中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结语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任重道远，绝非一劳永逸、一蹴就能完成的。百年光辉历史征程中，我们党从来都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去科学把握、整体布局意识形态工作，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主导意识形态和非主导意识形态、国内意识形态和国际意识形态、网上意识形态和网下意识形态密切结合起来，实现深度融合、有机统一。科学总结意识形态工作规律，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大力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能力。新时代新征程，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不少新问题、存在不少新挑战，斗争形势之复杂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更加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思想共识、引领发展潮流，正确处理好“三个结合”的关系，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