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理论、调研文章
1．重庆市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优化路径探究………………………………………1 2．广州数字营商环境建设的成效、问题与优化路径……………………………6 3．湖南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实践与优化路径…………………………………18 4．边疆城市营商环境现状与优化路径探索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为例…………26 5．对鄂尔多斯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调查思考…………………………………34 6．鄂尔多斯优化营商环境的创新探索：坚持“四个环境”一体化建设………40 7．滨州市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优化研究……………………………………………46 8．江苏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研究………………………………………48 9．焦作市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研究…………………………………………………53 10．宁波优化营商环境的调查与思考……………………………………………59 11．新发展格局下县域营商环境优化与对策……………………………………63 12．新发展格局下优化营商环境的难点与路径分析……………………………68 13．新乡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发展活力问题研究…………………………74 14．雄安新区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政务服务………………………………………80 15．以一流营商环境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83 16．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江西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85 17．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90 18．云南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实践、问题及对策………………………………95
二、各级政府
19．云南省深入实施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三年行动………………………………99 20．湖北省共建共治共享优化营商环境…………………………………………103 21．四平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综述………………………………………………106
22．通化市持续提升营商环境建设水平…………………………………………109 23．银市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综述…………………………………………111 24．焦作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综述………………………………………………113 25．天水市“十四五”以来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综述…………………………115 26．毕节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综述…………………………………………117 27．通辽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综述………………………120 28．宝鸡市持续深化营商环境突破年活动综述…………………………………123 29．商丘市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筑起经济发展新高地…………………………127 30．宁波市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市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131 31．平凉市全力推进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综述………………………136 32．濮阳市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建设新能级工作综述……………………………140 33．咸阳市深化营商环境突破年活动综述………………………………………145 34．承德市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149 35．滁州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综述…………………………………………151 36．洛阳市优化营商环境打出“组合拳”………………………………………155 37．兰州市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兰州品牌”………………………………157 38．锦州市多举措加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优化营商环境保驾护航………160 39．丹江口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综述……………………………………………162 40．祁阳市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活力…………………………………………166 41．义乌市以“三个聚焦”优化营商环境………………………………………167 42．景泰县努力构建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综述…………………………………170 43．灵台县营商环境优化对策……………………………………………………171 44．台前县凝聚政法合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综述……………………………174 45．竹山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综述………………………………………………176 46．翁源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综述…………………………………………179
47．蓝山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招商沃土……………………………………184 48．大连市西岗区六项机制打造近悦远来营商环境……………………………185 49．肃州区以营商环境大优化助力发展质效大跃升……………………………187 50．福州高新区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189 51．湘西高新区优化营商环境升级四大品牌……………………………………191 52．章丘区以营商环境之优厚植投资兴业沃土…………………………………193 53．资阳市雁江区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198 54．长春市九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综述………………………………………200 55．甘州区多管齐下优化营商环境………………………………………………206 56．天坛街道打好优化营商环境“三张牌”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209 57．任圩街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212 58．盘龙区鼓楼街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企惠企解难题………………………213
三、人大
59．绵阳市人大常委会市县联动“小切口”营商环境“大提升”……………215 60．武胜县人大常委会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纪实……………………………218 61．南康区人大常委会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220
四、纪委
62．纪检监察机关纠治“四风”优化营商环境…………………………………223 63．江门市纪委强化监督执纪“硬约束”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225 64．宁波市纪委监委政治监督护航营商环境优化提升…………………………229 65．双塔区纪委监委为优化营商环境清障护航…………………………………232
五、政法机关
66．广西政法机关力创更优法治化营商环境……………………………………234 67．张掖市两级法院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综述……………………………………237 68．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多举措答好营商环境“司法卷”……………………240
69．湘潭市法院“三力”齐驱，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242 70．孟州市法院多措并举让营商环境“优”无止境……………………………245 71．简阳市法院“三化”改革创优法治营商环境………………………………247 72．范县法院以高质效司法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综述……………………………248 73．鹿邑县法院能动履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250 74．郎溪县法院打好司法服务“组合拳”厚植营商环境法治“沃土”………254 75．汉寿县法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综述…………………………………………257 76．建安区人民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综述……………………………261 77．黑龙江省公安厅“六向发力”优化营商环境………………………………266 78．南京市公安局着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267 79．长沙市公安局全方位优化园区营商环境……………………………………272 80．平顶山市公安局优化营商环境助力高质量发展……………………………274 81．萍乡市公安局多举措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276 82．河南省司法厅多措并举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278 83．甘肃省司法厅“三个聚焦”着力打造更优法治化营商环境………………281 84．济南市司法局多举措提升涉企执法质量……………………………………284 85．滁州市司法局多举措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286 86．桐柏县司法局强化法治保障优化营商环境…………………………………287
六、其他单位部门
87．新余市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290 88．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更优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292 89．重庆市大足区市场监管局优化辖区营商环境………………………………294 90．乌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经营主体健康发展………295 91．张家口市人社局“五维同向”持续优化人社营商环境……………………298 92．定西市人社局厚植人文环境沃土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300 93．襄州区人社局“三个精准”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302
94．佳县人社局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305 95．惠州市税务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惠州高质量发展………………………307 96．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做好助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312 97．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聚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315 98．隆阳区自然资源局“三心”服务让营商环境“优而不忧”………………316 99．厦门市应急管理局造提良升好依法法治治营安商能环力境水平…………317 100．鄂尔多斯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以“五新”擦亮营商环境品牌…………320 101．济源示范区卫健委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322
重庆市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优化路径探究
张明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现已基本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调整国民经济体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新时代，民营经济已经初步成为社会创业就业的重点领域、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加速政府职能转变、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开拓国际市场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的优劣，极大地关系着市场的开放和人民的福祉。推动促进民营经济稳定和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也是全面解决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自身发展问题、不断有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1]。
重庆市作为依托国家级著名的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等重要对外开放战略支点、成为“一带一路”和国家长江经济带的核心联结枢纽点，积极稳妥营造一个良好的对外开放营商环境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开发建设，助推重庆市内陆经济开放高地建设进程的重要举措。2021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确认重庆入选为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之一。2021年和2022年，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万家民营企业评价营商环境报告”，浙江省排名首位，重庆市相较于北京、上海等直辖市依然存在差距，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践中，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鉴于此，本文主要分析重庆市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优化改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重庆市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优化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重庆市高度重视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优化建设工作，各区、各部门政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主动作为，在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实践取得了新成就、新突破。《2023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重庆市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为30145.79亿元，比上年增长6.1%，其中民营经济增加值17932.40亿元，增长5.8%，占全市经济总量比例达59.5%。由此可见，重庆市民营经济发展向好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稳定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好坏，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了一些评价标准，但归根结
底企业主体才是评价营商环境好坏的裁判员。企业愿意创业创新，营商环境自然好；企业市场进出中出现退大于进，不愿意不认同，营商环境自然反之[2]。在《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排行榜》中重庆市位居第五，但与同时新晋成为营商环境试点城市的北上广等城市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短板问题亟须进一步解决。
（一）公平竞争环境不够充分
一是部分政府部门服务意识不够强。不少区县部门负责人并没有充分了解和把握改善营商环境决策工作部署提出的重大现实意义，还存在一定的本位主义思想。对于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虽然有些部门也在思考谋划，并出台相应的利好政策。但是当好民营企业的“娘家人”，当好“服务员”的意识还有待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营企业的活力，不利于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部分政府服务承诺的兑现有偏差。虽然重庆市推出“全渝通行”“一网通办”以及“最多跑一次”等公共服务清单，但在具体实施中仍然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例如线下服务窗口资源并未充分有效整合，尚未完全实现一窗式服务、一表式并联审批工作模式，办事方式与办事流程还是原有固化的模式，服务效率并未切实提高[3]。
三是企业享受的服务待遇有差别。个别政府工作人员存在明显的国有企业偏好，对国有企业就热情招待，对民营企业就冷眼相待，在一些政策配套上也出现区别对待的现象。特别是对于小微民营企业，审查时标准过高、缺乏弹性，将其拒之门外，大大地限制了民营企业扩大生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民营企业发展配套的政策未能落地，财政和资金方面的获益较少[4]。
（二）政策信息来源相对滞后
目前，重庆市政务信息透明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政策信息来源依然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不利于企业的高效经营决策。一是对于政府的政策文本了解不够，对本企业是否违法违规无法正确判断。相比于大中型国企、合资企业公司等主体，民营企业在对一些敏感政策信息披露和市场信息获取层面上相对滞后，常常错失良机，进而无形中降低了自身的竞争力。二是对办理审批许可手续不熟悉，导致报件不达标现象大量出现，增大了人力、物力投入，降低了办事效率；对优惠政策和申报程序不了解，导致错过了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三是部门工作方式仍然较为传统，联系微信226658009，部门工作人员之间沟通、信息及时共享等机制仍然不够健全。各个部门存在信息推送不相容、
网上平台条块分离，难以实现横向互联互通，导致政策信息在民营企业面前出
现时差。
（三）融资贷款环境欠佳
一是民营企业面临融资成本较高、难度大的困境。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融资流程繁杂、手续众多，尤其是民营企业贷款程序繁琐，贷款期限偏长。融资困难，成本高昂，致使民营企业发展艰难，市场竞争力偏弱。金融机构还没有深入践行为民营企业融资纾困的理念，融资矛盾依然较大。二是隐性融资方式导致民营企业融资信心不足。在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的复杂市场形势影响下，部分小银行虽未被法律明令禁止贷款和押款，却能通过下调受押物售价等形式变相操作，这无疑会打击民营企业的融资信心。三是部分民营企业存在信用贷款难题。由于信息披露不完整，缺乏财务透明度，以及企业内部存在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等诸多短板，直接增加了民营企业的信用贷款难度。
（四）政策稳定性与效力不足
近年来，在财税制度层面，重庆市为优化发展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撑和保障，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一是一些部门政策指导水平欠佳，兑现的严肃性不足。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存在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出现政策效力递减和稳定性欠缺的现象。目前，重庆市市场经营秩序由不规范逐步走向规范，但政府部门在实施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相关政策时，频繁调整部分政策、条例，导致政策延续性欠佳。二是存在政策落实问题。一些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怕承担责任，存在不敢为、不会为的现象，导致政策落实不到位，政策效力达不到预期。这不仅给企业管理带来困惑，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营企业的持续发展[5]。
民营经济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以及提升民生就业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政府持续推动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改善，才能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和政策支持，才能助推企业的可持续成长。近些年重庆市民营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还存在上述不足，这是下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突破口。
二、重庆市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优化的路径对策
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不仅是重庆市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重庆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两大定位”的必然要求。针对目前存在的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政策信息渠道狭窄、融资障碍及政策延续性程度低等问题，重庆市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增强市场活力和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助推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不断提升。
（一）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增强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
一是政府部门应进一步紧扣“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增强主动服务的责任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树立“以服务优先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意识，强化相关职能部门执政为民的观念、妥善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以服务优先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和质量。以积极、真诚、高效、务实和公平的方式为民营企业提供日常服务，协助企业解决各类难题，有效应对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突发问题和紧急情况。
二是全面落实政府保障服务承诺，深入推进审批全程服务。继续深化“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政策，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取消、清理和调整一批束缚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审批服务事项，优化工作办事机制，使办事流程更具灵活性。
三是加大企业家精神的舆论宣传，增强民营企业未来发展的信心。在对民营经济发展进行讨论、学习、宣传的基础上，要继续加强企业家理想信念教育。广泛且系统地宣传企业家艰苦奋斗创业、创新求发展的事迹，弘扬企业家理想信念精神，鼓励民营企业逐步构建自身特色企业文化，定期组织活动并表彰一批全市优秀民营企业和优秀民营企业家，为民营企业健康优质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同时激发民营企业家自我创新和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
（二）拓宽政务信息来源渠道，持续优化企业政策环境
一是公开透明政务信息，完善政务公开机制。逐步完善并公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构建行政权力运行透明机制。二是借助政府各网站，整合统一相关政策信息的发布平台，宣传和解读政策事宜，提高民营企业对政策的敏感度与识别度。三是畅通需求意见收集渠道。政府在发布重大经济决策、研究制定涉及企业政策时，建立多方面的联系沟通机制和渠道。不断鼓励企业家建言献策，主动与企业沟通、询问需求，将政府政策目标和企业意愿有效结合，提高政策的透明度，使出台的政策更贴合实际，不断促进优惠政策落地落实。
（三）破除民营企业融资障碍，推动民营企业加速发展
一是准确发现痛难点，针对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等问题对症下药。政府作为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中间人”，搭建两者之间的沟通桥梁。例如建立跨部门共享信息平台，与多个相关部门共同推动“银税互动”“银商协作”等机制。加大重庆市财政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加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担保额度，适当地降低担保率和反担保要求。贯彻落实中央“降成本，优环境，促发展”系列政策措施，财政主管部门应当切实采取多种具体有效的政策措施，逐步降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利率标准或按规定酌情给予适当的年息优惠政策支持。
二是增强民营企业融资信心，提供融资便利。鼓励银行为民营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延长其融资贷款合作协议期限，让贷款的民营企业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银行抽贷、压贷，给自己留出贷款缓冲期，促使部分经营困难的中小民营企业能够真正安心谋发展。
三是推进完善民营企业守法诚信的激励约束机制。利用政府网络与大数据优势，充分整合相关市场信息资源，鼓励各类中小民营企业主动树立依法、诚信、和谐发展的理念，增强企业依法经营发展的意识。加大有关政府部门对本市各类失信企业的打击惩戒力度，配套信用修复机制，引导失信主体自觉纠正失信行为，重塑自身诚信形象。
（四）确保政策稳定性和延续性，支撑民营企业后续发展
国家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加速发展的政策措施众多，重庆市应深入研究国家大政方针，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完善落实中央政策的规章制度。
一是强化常态化服务承诺与责任落实。各部门工作要坚持依法行政、强化过程服务，主动规范引导投资者“界内活动”；强化日常巡查，有违必纠，减少“过渡性”行政执法。将各部门全面推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工作纳入政府专项督查重点范围，对其工作落实情况实行定期检查并通报；纪检监察机关将整治营商环境工作纳入监督工作内容，确保中央和上级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二是加强政策指导。主管部门在贯彻落实重大发展决策时，要时刻关注底线问题，不触碰法律法规底线和政策底线，这是让民营投资者尤其是小微投资者从一开始就规避政策风险的重要前提。
三是继续大力营造法治营商环境。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是企业安全稳定经营的基础，对于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扰乱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要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法治环境。
广州数字营商环境建设的成效、问题与优化路径
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与传统的营商环境相对应，数字营商环境成为广泛关注的议题。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首次提出并强调，要“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数字经济潜能”[1]。国家“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数字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电子政务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网络化、数字化、智慧化的利企便民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数字鸿沟加速弥合，进一步释放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等要求[2]，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可以说，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完善营商环境建设、激发市场活力的着力点。地方政府应如何因地制宜地建设数字营商环境，提高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效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共性课题。本研究通过对广州数字营商环境的实践探索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为数字营商环境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视角，有利于电子治理理论的完善与深化。
一、数字营商环境的理论分析与意义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代表数字经济发展外部环境总和的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引发各界关注。数字营商环境是涉及数字经济社会诸多领域改革的系统工程，精准定位治理目标是打造国际一流数字营商环境的核心定义。
（一）数字营商环境的内涵及特征
近年来，数字作为生产力，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倒逼着政府必须提升数字治理的能力。数字营商环境是数字时代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数字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通过数字治理优化营商环境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有助于全面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
早在2017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率先定义“数字营商”。2018年世界银行提出“数字营商指标”，它立足数字平台业务快速发展的需求，从多方面提出需要适应性的政策和法规。总体来说，数字营商环境是指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现代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实现传统营商环境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是以数字化发展持续促进各市场主体有效协作的重
要方式。数字营商环境具有基础设施数智化、政务服务在线化、数据营运无界化以及平台信息交互化的特点[3]，是数字经济有机组成部分，也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与保障。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带动数字经济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进而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因此，亟需加快搭建适应数字经济的“游戏规则”。世界银行、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等六个国际组织在开展各类评价时，均将数字营商环境相关指标纳入评价框架[4]。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2021年12月提出的全球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含5个一级指标：一是包含普遍接入、智慧物流设施、电子支付设施数字支撑体系；二是包含公共数据开放、数据安全的数据开发利用与安全；三是包含数字经济业态市场准入、政务服务便利度的数字市场准入；四是包含平台企业责任、商户权利与责任、数字消费者保护的数字市场规则；五是包含数字创新生态、数字素养与技能、知识产权保护的数字创新环境[5]。该评价体系也是数字营商环境建设的着力点。
（二）广州建设国际一流数字营商环境标杆城市意义重大
数字化是实现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重要方式，是不断优化我国营商环境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正处于由电子政务向数字政府建设加速演进的过渡时期，提高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是顺应全球数字技术变革大势的时代之需。数字营商环境作为数字政府与营商环境的融合体，能够有效应对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数字空间的交互影响，具有突破时空限制、实现精准管理、提升办事效率、促进公平公正等方面的优势，有利于实现我国商事制度与国际标准的合理有效衔接，是新发展阶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话语和实践指南。通过数字赋能改善营商环境已经日益深入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提高数字营商环境水平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各地通过数字化手段提高政府效能、优化企业环境，降低经营成本，促进创新发展，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这些努力旨在营造更加高效、便捷、透明、公平的数字营商环境，推动中国经济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前进。
《广州面向2049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提出建设“出新出彩的中心型世界城市”的总体愿景。面向2049，广州将致力建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心。数字经济驱动下，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必然，数字经济在维护产业链
稳定、增强产业链韧性中大有可为。因此，从技术发展趋势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已成为广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来源和实现广州面向2049战略规划的着力点。《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出“广州要建设数字经济引领型城市”，锚定“数产融合的全球标杆城市”。2023年广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13%。预计到2025年，广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超过15%。在拼数字经济成为各地重点，营商环境建设更呈群“城”逐鹿之势的背景下，打造优质的数字营商环境正在成为当前各地推进数字化升级、发展数字经济、提升未来城市竞争力的“全新考卷”。广州如何打造国际一流数字营商环境标杆城市，增强城市竞争力，实现广州面向2049战略规划，不仅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和任务，也是城市发展的一次自我革命和改革创新。
二、广州优化数字营商环境的成效
近年来，广州对营商环境建设进行战略部署，出台系列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具体政策举措。广州营商环境改革主线由1.0版本的“简政放权”，到6.0版本的“宜商兴业”，营商环境改革完成了最基础的硬性制度迭代，改革不断实现纵深推进，充分激活了市场主体的社会创造力。
（一）积极探索创新数字新规则
自2021年起，广州先后出台了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公共数据开放、数据安全、数字经济发展等规定，在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职能数据清单编制、公共数据运营产品开发、数据交易场所建设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2022年6月颁布实施《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该条例是加强新兴领域立法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国内出台的首部城市数字经济地方性法规。2023年11月印发《关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推动广州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广州市数据条例》也已进入立法程序。创建“全国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首个公共数据产品“企业经营指数”于2023年5月完成交易，在国内超大城市中率先设立数字安全运营中心，有效提升全市数字安全防护整体水平。上线首个跨港澳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制定全球首个互联网仲裁“广州标准”。成功入选全国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50项创新举措在全国复制推广[6]。
2023年12月末，全市市场主体总量达340万户。
（二）对标世行BEE指标，数字赋能营商环境成效明显
广州按照世界银行新版宜商环境评估体系“BEE”，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的
中观和微观环境，围绕企业和群众线上线下办事需求，以数字化平台为支撑，全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工作，赋能政务服务能力提升，以此来提升营商环境的数字化水平。一是数字助力全过程减负。打造“穗好办@企”数字化企业服务平台，优化“全市通办”“跨域通办”“一件事一次办”等措施，向企业提供更加智慧高效的政务服务。二是强化数字赋能推进精准监管。全面推进数字化市场监管示范城市建设，建立市场监管大数据平台，建立“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深度融合的智慧监管新机制，对数字经济新兴产业运用数字监管手段实现非现场监管。三是加快推进“数字法治、智慧司法”建设。以深化智慧法院建设为抓手，数字赋能司法系统建设，在智慧法务便捷化、微法务精准化上下功夫，智慧应用不断涌现，提升数字营商环境的司法保障水平。
（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
一是围绕数字新基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维度，布局先进算力基础设施。全市在用数据中心共70个，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是我国唯一入选全球最具应用影响力超算中心。二是5G、6G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保持领先优势。建成华南唯一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广州），5G基站建设持续排名全省第一。三是南沙新区打造全国首个创新型数字经济公共基础设施全球溯源中心，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数据基础建设提供标准化、工具化、集成式的创新。四是建设广州城市大数据平台，目前已汇聚数据资源超400亿条，形成全市统一的公共数据流通枢纽。
（四）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一是出台《若干措施》，推动五大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在全国首创以“四化”平台诊断+治疗“全科医院”模式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能化改造、绿色化提升。二是注重培育新型数字产业，特别是推动基础平台、关键芯片、智能终端等数字产业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细分领域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单打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专注“长尾”市场的企业，并深度渗透、嵌入、融合到传统行业发展当中，形成独具广州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三是数字服务业新业态蓬勃发展，“直播电商之都”成为城市新品牌，动漫业总产值超300亿元，约占全国产值1/5。
三、广州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虽然广州数字营商环境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迭代出现，数字营商环境面对的短板与挑战更显突出，如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政府、数字市场环境、人才要素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与挑战。
（一）数字新基建集约化、一体化、协同化、价值化仍需加强
数字时代，新型算力中心等“新基建”，以及软件信息产业、集成电路产业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必要物质基础和关键支撑。近几年，广州加大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力支撑了广州数字经济的发展，但是新基建在集约化、一体化、协同化、价值化还存在短板，仍需加强。一方面，新基建是构建智慧未来的底座，包含领域多，有大数据中心、充电桩、5G通信建设、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每一个领域的建设都需要投入巨额资金。目前投资方式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其他资本投入还在探索中。各区都在争相建设新基建，但是由于各区的财力有差异，造成广州各区新基建建设进度不一，无法在全市形成整体统一的数字基础设施，也就实现不了数字营商环境需要的万物互联、海量数据互通的数字支撑体系。此外，各级政府在申报和建设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缺乏整体规划和集约化，协同性不足，容易导致多头申报、重复建设。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和利用。另一方面，政府系统缺乏高端数字人才也影响了数字基础设施效能的发挥，专业的数字素养人才缺乏导致不能充分利用数字基础设施中的海量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和决策，影响了数字营商环境水平的提高，降低了数字基础设施的价值化发挥水平。
（二）政务服务大模型应用不足，数字政府赋能有待提升
一是政务服务领域大模型应用探索不足。大模型在政务领域的应用探索已较为普遍，包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在内的18个国家或地区已将大模型应用在政府事务管理中。国内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已出台政策推动政务领域大模型应用落地。如北京在《北京市促进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2023-2025年）》中提出了推动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政务服务领域率先试点应用[6]，也发布了政务服务大模型场景需求。目前，广州还没出台类似政策。另外，由于部分单位对政务数据共享的目标定位不高，以服务场景、业务需求为导向的共享做得不够，结合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深化赋能运用不深，激活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开拓性和创新性举措不多。
二是公共数据开放共享不足。一方面，虽然广州已经建立广州城市大数据中心，但该数据中心的数据只是广州市区级层面的数据，没有国家部委、省级
部门、国税以及央企的数据。广州的数据与省部央企的数据融合进度缓慢，限制了创新业务的开展。比如政府部门企业信息服务系统由于没有归集企业月度用电信息，无法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从而影响了金融服务平台的业务开展。此外，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也是公共数据开放障碍，行政部门经常以保密理由不肯开放数据，限制数据要素的流通以及价值的发挥。另一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还在探索中，虽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源头供给、数据运营和收益分配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瓶颈问题亟待解决，这也影响了公共数据的有效供给[7]。
三是数据安全保护政策措施不完善。广州数字经济体量大、线条多且系统对稳定性要求高，数据安全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对政策规制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现有数据安全相关规范仍待完善或细化，目前的《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并没有设专章对数据安全进行规定，数据安全相关配套政策及合规指引也尚未出台，在制度设计、标准评估、边界设定上都缺乏明确规定。另外，数据安全投入不足，广州数字经济项目立项审批未明确要求数据安全投资在项目中的占比，导致加大数据安全投入一直无法真正落地。
（三）公平竞争的数字市场环境和产业环境有待优化
一是隐性壁垒阻碍市场主体业务拓展。例如，企业反映在项目申报和招投标过程中存在“准申不准干”的隐形歧视问题，民企需要联合或挂靠国企央企才能得到甲方信任、顺利中标，单独投标则成功率很低。如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政府部门往往倾向于央企、国企承担施工任务。
二是数字监管制度亟待优化。数字经济具有跨界扩张、跨地域甚至全球经营特性，企业注册地、服务器所在地、竞争行为发生地等彼此分离，不少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无法对接现有的监管体系，甚至找不到明确的监管主体。在社交媒体、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等数字经济重点领域，一些头部超大型企业掌握的数据资源规模和价值甚至已经超过政府监管部门，存在形成数据市场“法外之地”的隐患。此外对线上消费者保护、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提供商的规制和监管未形成实体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的有机统一[8]。数据跨境流动中还缺乏针对性的个人信息保护措施，数据传输本地化的探索也不足，从而阻碍数据跨境流动，也就影响了互联网跨国企业的培育和聚集。
三是数字经济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新问题新挑战。由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风险隐患叠加，数字经济领域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隐蔽性较
强、争议事实纷繁复杂，司法审判能力有待提高、执法力度有待加强。如数字版权的盗版、人工智能技术对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的挑战等问题。
四是企业对融入数字生态既渴望又担忧。大多中小企业仅仅关注平台的流量带动能力，对转型认识不足；企业决策者担心数据上云后被云服务提供商“偷窥”利用或遭到泄露，上云信心不足；政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人才等内在要素的培育力度不够，政策激励不足。
（四）全民“数养”有待提升，数字人才匮乏问题突出
一是领导干部“数”的本领不强。领导干部是政府履职的具体承担者，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领导干部具备高水平的数字素养。广州领导干部中缺乏高端数字人才、复合型人才，普遍存在数字化知识技能以及运用大数据进行科学决策的能力欠缺。政务服务人员的数字技术学习、应用、创新能力欠缺，数字技术专业型人才、复合型技术人才缺口较大。现有政务服务人员的数字技术培训尚未实现常态化，日常城市政务服务工作中的技术运维服务过度依赖第三方数字技术服务机构。
二是市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还需提高。市民数字意识不强、数字技能还不高、数字鸿沟较大，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在获取、处理、创造数字资源等方面的能力差距较大，不能较好地接受、运用和适应城市数字化政务服务场景。
三是数字产业人才供给率有待提升。对于数字产业正在不断催生的新职业新需求，对应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明显滞后，强调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但教育水平及内部生源结构与数字经济对于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需求不匹配问题尚未解决。产业链、数据链与人才链彼此相对脱节，数字人才供给速度跟不上市场的庞大需求。而企业对于应用型人才“知识再教育、技能再拓展”的投入力度也不足。
四、广州建设国际一流数字营商环境标杆城市的优化路径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和竞争力。广州要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数字营商环境的良性构建，要以国际化视野和前瞻性布局、一体推进全面升级数字营商环境，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广州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营商环境建设路径。
（一）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数字营商环境创新建构
数字营商环境创新架构必须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聚焦数字产业集群发展所亟需的政策制度创新，探索新兴数字产业的数据治理，打造数
字经济政策高地，为推动更高标准示范度提供广州智慧与广州方案。
一是为实现数字产业“高级度”提供新制度基础。广州在达到三万亿高能级经济总量的新阶段之后，数字产业结构已初步完成结构性升级，内部高技术度、高复杂度和高集成度升级明显，数字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产业加快发展。未来，推进广州数字产业迈向价值链高端，必须高度重视高端要素赋能，如数据要素、人才要素、品牌要素等。高端要素对政策制度的需求更显性，亟需政策制度创新。建议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等。如北京率先开展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先试，打造数据要素政策高地[9]。
二是为推动更高标准“示范度”提供广州方案。第一，广州要积极探索新兴数字产业治理。随着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物联网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快速发展，亟需探索前瞻性治理。如上海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制度创新和治理，建设“跨境数字新型关口”，制定《上海数据条例》浦东专章，研究起草《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草案）》。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速发展，产业数据安全治理需求凸现，作为汽车第一城的广州应抓住机遇，在探索“车联网”数据治理中提供广州智慧和广州方案。第二，广州要结合自身优势，通过率先在南沙自贸区开展数字规则的综合集成和压力测试，打造高标准数字经济规则示范区和制度开放新高地，为大湾区内数字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做好准备，并为我国其他地区提供先行先试的样板。
（二）以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为重点，持续夯实数字新基
建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营商环境的支撑体系，是数据要素高度流通的基础，是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广州应加快构建一体化、集约化、协同化、价值化、绿色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提高市场的数据全量感知能力，为数字产业的发展赋能。
一是加快构建全市一体化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应顺应广州自身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要求，加强从市级层面统筹数字基础设施集约化、一体化、协同化、绿色化和价值化建设，坚持“以建促用、建用结合”原则，建立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全社会参与的协同推进机制，着力推进5G-A、全光网络、智算中心等建设，加快数智时代生产力升级。通过打造万事万物互通互联、智能高效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发挥支撑作用。如上海新一轮新基建《行
动方案》紧抓智能算力、大模型、数据要素、区块链、机器人等技术发展趋势和绿色低碳节能要求，立足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强化技术引领、应用引导、统筹布局、开放合作。将重点领域进一步拓展为“新网络、新算力、新数据、新设施、新终端”五个方面[10]。
二是在复杂的数字化时代中，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数据全量感知能力，为市场主体赋能。这需要加快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向“新基建”融合基础设施转变，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要进一步完善基础网络、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支付等传统数字设施建设，提升覆盖率，降低使用成本，为数字企业经营提供全面支撑，支持中小企业“上云用数赋智”。
（三）以抢抓大模型发展机遇为抓手，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数字营商环境是数字时代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要以建设数字政府为抓手，提升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积极探索大模型在政府服务的应用，聚焦企业诉求，不断拓展丰富应用场景，通过数字赋能力争实现营商环境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加大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与增值利用，推进数字营商环境的建设。
一是抢抓大模型发展机遇，积极探索大模型在政府服务的应用。政府机构需要强化前瞻部署，主动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战略、业务、组织、风险多个层面对大模型技术形成充分认知，加快探索适合广州的政务大模型开发和应用可行路径，加速政府治理现代化，赋能数字营商环境的建设。
二是聚焦企业诉求，不断拓展丰富应用场景。围绕企业准入、准营和退出全链条，全面构建完善高效便捷、公平普惠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创新政策、服务、资金等直达企业的各类应用场景，实现数字赋能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比如，浙江以多跨场景应用为重要抓手，推动数字化改革走深走实，建设“一指减负”“企明星”“亲清在线”应用场景，着力提升企业体验感获得感，将“由内而外”的传统服务模式转变成“由外而内”的需求发现模式，切实提高营商环境的治理水平。
三是通过数字赋能力争实现营商环境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一方面，政府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逐步建立关于企业及社会等需求端核心需求的动态智能监测评估及反馈机制，从需求端出发，及时对现有政策进行动态修正，提高政策匹配度和适应性，使政策响应更加及时有效。另一方面，企业端通过数字赋能，帮助企业建立智能化要素对接机制，促进市场供需对接，使各
类要素能够快速有效地流通，增加企业经济效益，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四是数据开放共享可通过用好“增量”来激活“存量”。立足越用越好、越用越多，重点利用应用中不断收集和形成的实时数据，反馈到数字平台开发建设和应用开发迭代升级，进一步推动政府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围绕公共服务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大数据的有效利用和增值。可借鉴北京的“公共数据专区”概念，以公共专区为抓手，为特定领域或区域创建专门的数据开放平台，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推动数据应用和创新，规范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
五是完善数据安全协同治理体系。加强对《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数据安全相关法律落实情况的监督，严格规范各部门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的行为，及时对危害到数据安全的行为进行处置。明确要求数据安全投资在数字经济项目中的占比，统筹优化资源资金配置，形成企业投资建设为主体、政府专项政策支持的建设投入机制。
（四）以激发数据要素价值为要义，打造公平竞争的数字市场环境
公平竞争的数字市场环境可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数据要素可信流通，激发数据要素价值。可从优化准入环境、健全数字竞争规则、加强对数字市场监管、提升数字生态的赋能和创新能力四方面发力。
一是优化准入环境。健全市场准入统筹协调机制，进一步梳理完善数字经济领域市场准入问题，组织对数字经济领域民营企业的专题调研，摸清企业碰到的各类准入门槛问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数字经济领域大力开展政企协商和涉企决策出台前的双向交流[11]。发挥应用场景驱动作用，建立应用场景开放机制；建立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产品准入制度，通过首购、订购等政府采购政策支持其规模化应用。
二是健全数字竞争规则。首先要与时俱进立法修法，不断完善数据产权保护规则，积极回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司法需求，为执法机关及时提供执法指引和法律依据；同时给平台企业合规经营提供规则指引，建立健全平台交易规则和服务协议，完善算法监管，保障用户合法权益。提升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协同能力，探索建立健全政府、平台型企业、数据市场主体和个人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全域监管机制[12]。
三是加强对数字市场监管。政府应加强对数字市场的监管，防范和打击数字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数字经济的公平和公正。针对市场环境中的
业务准入、市场竞争、服务质量以及安全保障等监管环节进行数字赋能，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切实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数字时代不断催生数字经济中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加剧了监管难度，可以通过打造丰富的数字化监管工具箱来解决问题。例如可通过运用监管沙盒为数字产业监管提供相对包容的空间与弹性的监管方式。积极探索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互联网平台监管执法中的应用，以实现智能合约的自动化执行和监管[13]。
四是提升数字生态的赋能和创新能力。加强政策引导和落地，积极推进企业与数字平台的对接，宣传推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产出效果，实施财税政策引导企业借助平台上云用数。借助平台创新商业模式能力，创新场景应用，以场景应用带动产业融合发展。
（五）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为契机，提升全民数字素养
数字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为契机，引培并举，打造人才高地，构建高效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提升领导干部“数”的本领，扎实推进数字社会建设，培养数字公民，全面夯实数字经济人才支撑。
是引培并举，打造人才高地。依托广州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势，引进一批领军数字人才和团队。为数字人才发展提供宽容的创新创业环境、舒心的生活居住环境，让人才“流量”变“留量”。全面提升企业家“数商”，鼓励企业建立数字人才内部选拔培养、人才开发投入体系。出台数字经济人才专项政策，提升政策的精准度吸引力。鼓励高校在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中提高人才培养的匹配度，实现学科专业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精准对接。
二是构建高效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提升领导干部“数”的本领。在新时代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中，应把提高干部队伍数字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的工作，持之以恒地抓好。要增强领导干部数字化意识，加强领导干部数字素养培训。加快完善政务服务数字化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和组织体系建设，广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均应构建起全员数字素养和技能培育体系。
三是扎实推进数字社会建设，培养数字公民。相关部门加强统筹规划，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围绕供给丰富优质数字资源，构建终身数字学习体系，深入实施数字技能提升行动，推动数字经济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市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
五、结语
广州在面向2049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中提出要抢抓全球供应链中心建设机遇，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与构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等关键措施，让城市更具全球竞争力与区域辐射带动能力。从中央近年来的战略部署看，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新能源革命等领域所蕴含的发展机遇已经成为共识。可见，数字经济是最重要的着力点之一。营商环境是一场全球竞争，要竞速数字经济新赛道，抢攻经济发展新高地，最核心是打造一个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国际一流数字营商环境标杆城市，是广州“十四五”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为中国打造国际一流数字营商环境提供“广州样本”，是广州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面对着一系列新挑战，当前处于“二次创业”阶段的广州需根据自身实际找准定位，抓住先机，充分利用南沙自贸区的优势，依托较为良好的产业基础条件，在数字领域制度型开放方面开展先行先试，积极打造数字营商环境新高地，为广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和新活力。
湖南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实践与优化路径
湖南省委党校法学部副主任龙婧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和“强心针”。本文通过调研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梳理总结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实践成效、主要问题，进而研究分析完善的路径，旨在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
一、湖南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实践成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着法治不断完善，法治又给市场经济提供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两者相辅相成、一同推进。近年来，湖南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第一工程”，连续纳入“三大支撑八项重点”和“发展六仗”等全省重点工作，制订三年行动计划及年度重点任务，部署打好“优化发展环境持久仗”。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中，湖南省2020年度全国排名第10，是唯一进入前10的中部省份，2021年度全国排名第8，2022年度全国排名第7，实现了营商环境优化“三年三进位”，2023年度获评营商环境“前10省份”和“前10最佳口碑省份”。
我们以民营企业为受访对象，开展了湖南省法治化营商环境问卷调查。从回收到的352份有效问卷分析来看，94.04%的受访者反映对公安机关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94.32%的受访者反映对检察机关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90.62%的受访者反映对法院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94．89%的受访者反映对司法行政机关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表示满意或者基本满意；34.94%的受访者反映政法机关对企业、企业家权益保护很好，维护企业、企业家权益；38.64%的受访者反映政法机关较为重视企业、企业家权益保护。总体而言，湖南以政策法规为引领，多部门各司其职，共同努力，一体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一）坚持高位推动，夯实政策法规基础
湖南主动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与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强省会”战略、高质量建设湖南经济发展新格局进行有机融合，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建设者、事事都是营商环境经验交流”的理念，时刻聚焦市场主体需求，充
分发挥执法司法职能，以高标准的法治服务彰显法治护航经济发展的决心和力量。全省政法机关结合各自职责，贯彻省内系列政策规定，①出台了一系列行动方案，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湖南省法院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明确目标任务，确立“一把手”责任制，为全省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抓手和路径。全省各级检察院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地方特色，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方案、具体计划等。
（二）聚焦主责主业，提升营商环境质效
湖南各级各地政法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为优化营商环境实施了系列举措。一是加大对涉及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司法保护的办案力度。全省法院以“服务高质量发展年”为主线，精心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2023年审结破产案件841件，清理债务632亿元，49家企业获得新生。湖南华晨房地产公司等十三家企业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案，入选2023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案件。②深入推进“湘执利剑”专项行动，2023年全省法院执结案件39.3万件，执行总标的2290.5亿元，到位金额1124.2亿元，执行到位率居全国第1位。③全省法院创新采用“活封”“活扣”等执行措施，谨慎采用“信用惩戒措施”，妥善运用司法救助机制，减轻企业执行负担；采用执行担保、执行和解、债转股等方式，拓宽企业债权实现渠道，保障被执行企业的造血、重生能力。永州市法院灵活运用执行措施，近三年共执结涉企业执行案件1.06万件，执结到位金额30.97亿元，执行平均用时47天。娄底市双峰县法院在办理“湖南新红叶牧业食品有限公司执行案件”时，以“以债转股”方式对其进行重整，企业恢复正常生产后，相关债务逐步偿还，各方利益获得保护，公司现已全面步入正轨并发展壮大。加强“一站式”诉讼服务平台建设，2023年全省法院办理网上立案51.8万件，全省法院诉讼服务质效位居全国前列。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托“一站式”诉讼服务平台，根据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岳阳片区的法治需求，设立“知识产权调解中心联络站”，推动建立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畅通服务企业权益维护和高效化解矛盾的“最后一公里”。二是加大对涉企案件司法办案的法律监督。2023年全省检察机关深入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三项行动，会同公安机关清理涉企“挂案”42件；对涉企案件变更羁押强制措施113人；督促整改查封、扣押、冻结企业资产问题案件136件。④三是加大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全省司法行政机关着力清理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公平竞争文件，依法审查政府及平台公司合同，建立保护知识产权驻企
工作站111个；指导市州出台“柔性执法”事项4284项。郴州市探索行政执法“721”工作法，⑤公布14个领域318项“首违不罚”“轻微不罚”清单，2023年全市免罚案件共28万余件，涉及免罚金3662万余元。落实执法正面清单制度，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有事必应”。
（三）注重系统发力，推动多部门协作
一是开设“法企直通车”。省高院、省检察院与省工商联、省公安厅等部门联合开设“法企直通车”，畅通司法机关与企业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渠道，为企业法治服务精准把脉，贡献司法力量。二是设立“湖南省民营企业服务中心”。省工商联与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优化办等部门协作，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全生命周期法治护航民营企业发展的“湖南省民营企业服务中心”，并出台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系列文件。该中心全方位构建了“服务中心收集诉求、领导小组研究交办、相关部门推动解决、纪检监察督促落实”的湖南民营企业权益维护模式。三是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建设。司法行政机关和法院联合推进全省商会调解组织建设，全省商会调解组织的总量已经由过去的3家增加到目前的122家；司法行政机关和各地工商联联合开展“万所联万会”活动，目前全省有900多家工商联所属商协会和124家县级工商联与600多家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机制。司法行政机关加强面向中小企业的公共法律服务，为企业开展“法治体检”1.5万次，组织志愿律师在“12348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围绕“自贸试验区和优化营商环境”和“三高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专题，在线服务累计2100多小时，热心解答相关法律咨询问题3200多个。
二、湖南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湖南省立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成绩面前，我们不能忽视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调研发现，在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中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尽快加以解决。
（一）法治化营商环境政策法规的行政执行效果还不够理想
近年来，虽然国家和省级层面先后出台一系列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与市场主体的“五盼”⑧需求结合不紧密，导致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关法规政策落不了地或者落实效果不好。在行政执行中主要表现为：
一是“事难办”的现象未实质性改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
象虽有好转，但“门好进、脸好看、事还是难办”的现象逐渐凸显。在湖南省某市的座谈调研中，38.7%的调查对象表示，在行政机关办事时还存在“推诿扯皮”“索拿卡要”“收红包”等现象。尽管相关文件制度出台了不少，但制度跟踪问效不够。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执法检查与权益保护等方面，事实上仍存在不平等现象。
二是一些地方和单位行政执法不规范。通过对352份调查问卷分析显示，有
11.93%的受访者反映不亮证执法、不能做到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有28.98%的受访者反映以罚代管、只罚不管、重惩罚轻监管；有21.31%的受访者反映执法行为简单粗暴、态度生硬、不注重发挥行政指导、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非强制手段作用；有30.11%的受访者反映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干扰正常生产经营；有23.01%的受访者反映自由裁量权过大、执法随意性强。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的地方给职能部门下达罚款任务，并将罚款任务完成情况与部门经费挂钩。
三是“新官不理旧账”问题仍然反映强烈。通过对352份调查问卷分析显示，有31.53%的受访者反映存在政策不连续、新官不理旧账的问题，新任领导对前任领导承诺给企业的优惠政策不能很好接续，导致投资者“满腔热情回乡，满脸失落离乡”；
23%的受访者反映政府结算不及时，13.1%的受访者反映即使结算了也很难拿到钱。
（二）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不够强大
一是立案难、办案久、执行难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通过对352份调查问卷分析显示，有24.15%的受访者反映执行力度不够，胜诉权益兑现难；18.75%的受访者反映政法干部作风不实，服务意识差，业务不精，工作粗放；17.9%的受访者反映案件审理周期过长，久拖不决。法院因案多人少矛盾比较普遍，有的基层法院为绩效考核而控制立案数量。破产案件审判周期相对较长，长期未结案件多、执转破案件少、重整和解案件少，存在破产资产归集难、被执行资产处置变现难、债权清偿率低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导致部分企业“信访不信法”，有侵权事件不是通过诉讼程序依法解决，而是采取向领导反映、投诉举报、信访等方式解决。
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难。凡罪必捕、一押到底的固化思维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存在。通过对352份调查问卷分析显示，有18.75%的受访者反映返还涉案财物不及时；有21.31%的受访者反映解除强制措施不及时；有19.6%的受访
者反映运用保全措施不当；有18.47%的受访者反映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不合理；有8.81%的受访者反映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不当。
（三）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多部门合作机制尚不健全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法部门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通力合作，目前多部门合作机制尚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府院联动尚不顺畅。比如在破产案件办理中，因财政资金不到位，导致破产援助制度无法有效发挥作用。部分地方法院与税务、市场监管、住建、人力与社会保障等部门发布了府院联动文件，但仍停留在文本上，没有落实到位；部分政府部门还存在不履职的情形。
二是工商联与司法部门的合作尚不紧密。近年来，虽然湖南省工商联与省公检法司等职能部门相继建立了初具雏形的合作机制，但合作尚不紧密。比如联动办案不顺畅，司法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相关案件时邀请工商联参与的不多，工商联向司法机关移送的案件线索也不多。合作平台构建不充分，目前工商联与政法部门在调研、培训、学习、表彰等方面的合作较好，但未能形成相对成熟、健全、稳定的企业维权联席制度，未能形成各部门优势整合的调解纠纷制度。通过对352份调查问卷分析显示，有49.72%的受访者认为需要实行公检法司等政法单位挂点联系帮扶企业。合作机制在县级工商联还没有实现全覆盖，一些县（市、区）工商联没有与同级司法部门建立合作机制。
（四）公共法律服务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需求不匹配
一是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法律服务还不够。随着民营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市场主体数量的急剧增长，在清廉企业建设中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一些企业内部贪腐问题多发、频发，严重损害企业利益，有的企业甚至到破产边缘；一些企业得过且过，合规经营意识淡薄；一些企业缺乏诚信守法意识，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还有的企业和企业家在政商交往中缺乏规范意识，没有自觉成为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者，忽视清廉合规企业文化的培育。相对于大中型企业而言，中小微民营企业法治素养普遍不高，面临的法律风险也更多，迫切需要通过抓好普法宣传，提高企业家的法治素养和法律风险防控能力，改善法治化营商环境。通过对352份调查问卷分析显示，有65.34%的受访者提出需要帮助防范法律风险，促进企业依法经营；有48.86%的受访者提出需要大力组织法律工作者进企业开展法治体检和法治宣讲。
二是商会调解和“万所联万会”发展不平衡。由于湖南省工商联所属商协
会自身实力和工作基础不平衡，部分商协会缺经费、缺人手、缺场地，商会调解组织建设和商会调解工作发展不平衡。全省工商联2000多家商协会中，只有900多家与律师事务所建立了合作关系，所占比例还不到一半，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
三、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路径建议
法治化营商环境已然成为衡量一个地区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指标。针对问题导向，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对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广大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提出可供借鉴的对策建议。
（一）持续完善法规政策的行政管理体系
一是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认真总结湖南省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作用，通过“小快灵”“小切口”的形式将成功的经验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以更好地指导推动地方营商环境建设和优化。对于长期影响营商环境、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应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帮助妥善解决。
二是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强化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修订出台相应的省级政府规章，做好行政执法的监督检查和跟踪评估工作。改进和创新执法方式，探索适应新业态特点的包容审慎监管方式，推行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制度，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为企业健康成长留足空间。探索“无事不扰”机制，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情况，优化市场监管执法，对信用风险低的企业，可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除投诉举报、大数据监测发现问题、转办交办案件线索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根据实际情况可不主动实施现场检查。探索“赋码访企”机制，各地加大营商码的推广，严格执行入企有码、执法必码、码上必评，实现多检合一。⑨探索推进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制度，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行政执法监督，大力整治行政执法不作为、乱作为、不文明、不透明等突出问题，倒逼执法机关改进执法方式。
三是着力加强诚信政府建设。应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纳入全省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定期组织开展专题培训。纪委监委加大查处问责力度，定期公开通报损害营商环境问题典型案例。
把诚信政府建设纳入营商环境考核评价体系，开展“新官要理旧账”专项行动，督促政府兑现依法依规作出的政策承诺。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系统，将各级各部门在履职过程中失信违约等信息纳入政务失信记录，依法依规逐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二）强化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
一是加强司法专业化建设，切实提升司法办案专业化水平。打造“多层式分流、多维度快审”模式，依法提高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率。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民商事案件适用先行调解、速裁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督促程序、简易程序等简案快办流程。对于复杂、疑难案件严格规范审理，繁案精审，确保审判质量。推进破产审判机构专门化、审判人员专业化，进一步整合执行和破产审判资源，确保中级、基层法院破产案件由相对固定的审判庭或合议庭进行审理，建立健全破产业务指导和培训常态化机制。
二是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打击破坏营商环境犯罪。审慎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善于运用非羁押措施，尽量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严格区分企业家合法财产和违法所得、个人财产和企业财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依法严厉惩治影响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强揽工程、强买强卖、“套路贷”、暴力讨债、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惩各类危害社会治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侵犯财产权犯罪以及招商引资、项目审批、税收征管、市场监管中的行贿受贿、渎职犯罪行为，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加大涉产权刑事冤错案件的甄别纠正力度，对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等涉产权犯罪的错案冤案，依法及时再审，予以纠正。
（三）不断健全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的多部门合作机制
一是深化府院高效协同履职机制。政府在营商环境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法院在破产案件办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破解“执行难”等方面都离不开政府及其部门的配合、支持、协调。因此，需要通过府院联合发文、府院联席会议、常态化沟通机制等方式，进一步深化认识、形成共识，推动府院高效协同履职，形成府院协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合力。一方面，完善常态化的破产工作府院统一协调机制，切实保障政府破产援助资金财政拨款到位，加强对破产援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障破产程序顺利进行。进一步加强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配合，全面落实破产援助制度的相关指导意见，确保制度落地见效，
解决实际问题。聚焦破产审判和破产企业处置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细化具体举措，充分发挥府院协调机制在提高企业破产处置效率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与知识产权局、海关、市场监管局、仲裁委等部门建立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合力，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机衔接和协调配合。再一方面，优化信息化执行联动平台，完善执行联动机制。加强法院与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人力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