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供给侧与需求侧、国内与国际的双向互动，以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展望未来，我们应专注于深化制度型开放、提升规则制定话语权、扩大单边开放示范，加强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引领作用，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打造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前，在全球产业链重构、数字技术与绿色转型加速的背景下，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扩大自主开放与单边开放”战略部署，彰显出我国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应变局的坚定决心与战略智慧。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促进经济提质升级的关键动力，更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中指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对内，通过制度型开放，中国正在努力破除商品、服务、资本、劳务市场中的堵点，深化自贸试验区创新，探索数字贸易等前沿规则。对外，依托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提出的“地瓜经济”理论，中国正在打造立足本土、面向全球的产业体系。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目标，应聚焦于提升供给能力与扩大有效需求，在确保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扩大开放，旨在增强产业链韧性、培育新质生产力。同时，也要通过市场纵深扩容释放内需潜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开放的主动性与引领性，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机遇与条件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开放韧性和适应能力。尽管面临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和内部转型攻坚的双重挑战，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纵深发展，以及在新兴领域的领先优势持续巩固，仍为中国带来重要战略机遇。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主要挑战涉及多方面。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风险加剧。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西方个别国家通过加征关税、技术封锁、供应链脱钩等手段，试图遏制中国在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发展，并拉拢盟友联合围堵，对华加强技术管制，限制高端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的出口，收紧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这不仅增加了中国产业链安全风险，也对全球供应链稳定性构成挑战。

国际规则与标准竞争日益激烈。随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竞争正从传统的贸易、投资领域，向规则与标准制定权延伸。西方个别国家试图通过构建“小圈子”规则体系，巩固其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数字贸易领域，其主导的“俱乐部式”规则，强调数据自由流动、知识产权强保护等条款，但与发展中国家在数据主权、产业政策等方面的需求存在明显脱节。这种规则分化趋势，使得中国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时面临“双向突围”的挑战：一方面需应对发达经济体的规则压力，另一方面需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更公平、包容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

国内经济转型与开放协同面临挑战。在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涉及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突破和绿色低碳转型等多重任务的协同推进。在开放与安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构成政策制定的关键挑战。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在区域壁垒、要素流通不畅等问题，制约了开放红利的充分释放。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也面临重要战略机遇。首先是全球产业链重构与新质生产力的中高端嵌入机遇。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正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区域化、近岸化趋势明显。这一变化虽然带来短期调整压力，但也为中国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创造了条件。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实施，中国与东盟、日韩等经济体的贸易投资联系进一步深化。2024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已达9823亿美元，双方已连续5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这一趋势为中国企业参与区域产业链分工、提升价值链地位提供了重要窗口。同时，欧美企业为降低供应链风险，正推动将部分产能向东南亚、南亚等地转移。中国可以此为契机，通过技术输出、产业链协同等方式，与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兴制造业基地形成互补合作，构建更具韧性的区域生产网络。未来，中国将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力，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规模化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三维协同路径，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进程将在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系统性迭代升级的同时，通过区域产业链深度互嵌与协同发展，强化产业体系的韧性与竞争力。

在技术革命浪潮与全球绿色发展共识背景下，中国持续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基于对全球技术竞争格局与可持续发展趋势的战略研判，中国系统性构建的“科技自立自强”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理念”）双轮驱动框架，通过强化关键核心技术高水平对外可控能力（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和生态价值转化机制（如绿色低碳产业），不仅重构了国内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关系，更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形成“技术—制度—市场”的复合竞争优势。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012年的11.2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53.9万亿元，11年间规模扩张了3.8倍。随着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关键技术加速落地应用，在跨境电商、移动支付、工业互联网等领域，中国企业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为参与全球数字规则制定提供话语权支撑。在绿色经济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和新能源汽车市场，光伏、风电、动力电池等产业占据全球主导地位。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迈上千万辆级台阶，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位居全球第一。这一优势使中国能够在全球碳规则制定、绿色供应链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球南方”加速崛起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地缘经济格局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变迁。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通过“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全球发展治理注入新范式。这一倡议展现出强大的制度吸引力，截至2024年已形成覆盖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的合作网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议程设置能力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制度性平台，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设。例如，在基础设施、能源、数字经济、治国理政等领域，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高度契合，为拓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这种以“需求导向—能力建设—制度赋能”为特征的合作模式，不仅为重构全球价值链提供物质基础，还通过创设“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叙事框架，对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构成结构性变革。

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已具备基础条件。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具备较强的配套能力。同时，中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2023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3万亿元，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近年来，中国通过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取得突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将进一步优化中国的开放环境。

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力。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4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对全球企业具有强大吸引力。尽管面临外部压力，但外资企业仍持续加码在华投资，特别是在高端制造、研发创新等领域。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超1.1万亿元，高技术产业引资4233.4亿元，占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比重为37.3%，较2022年全年提升1.2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表明中国市场仍具长期竞争力。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际经验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论断，为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既优化供给体系，提升产业竞争力，又扩大有效需求，增强市场活力。国际经验表明，成功的开放战略，往往能够实现供给升级与需求扩大的良性互动。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瑞士等国在技术引进与创新、制度型开放、供需协同等方面实践，为中国提供了重要启示。

德国的技术开放与制造业升级，得益于制度型开放对供给体系韧性的保障。德国通过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双元制职业教育、中小企业隐形冠军的培育等制度安排，确保技术合作与产业升级的同步推进。例如，德国“工业4.0”战略通过开放合作推动智能制造，同时依托其国内严谨的标准化体系保障产业安全。从供给侧来看，中国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在自贸试验区开展更高水平的“压力测试”，完善数据跨境流动、技术合作等规则，提升产业链的韧性。从需求侧来看，德国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得益于欧洲统一大市场提供的强劲需求支撑。中国可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进口品牌+本土品牌”的双轮驱动，既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又倒逼本土产业提质增效。

日本的“引进—消化—创新”路径，通过技术供给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二战后，日本采纳“引进—消化—创新”的模式，迅速实现技术追赶和产业升级。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大规模引进欧美先进技术，在政府主导的研发投入支持下，结合企业联合攻关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实现了从技术模仿到高水平对外创新的转变。以汽车产业为例，日本企业通过吸收和消化美国技术，最终形成丰田精益生产模式，成为全球制造业典范。从供给侧来看，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经验，加强关键领域的研发投入，推动“政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加速技术转化和产业升级。从需求侧来看，日本在技术升级过程中，其国内消费市场也实现同步升级，中产阶级的壮大推动家电、汽车等耐用品需求增长，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中国可以结合消费升级的趋势，培育高端品牌，扩大高质量供给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韩国的“出口导向+内需培育”双轮驱动模式。20世纪80年代，韩国在实施“重化工业发展计划”的同时，通过“新村运动”培育农村消费市场。进入21世纪后，韩国通过文化立国战略，推动K-pop、影视等文化产业出口，带动国内消费升级。三星电子从OEM（代工生产）代工到高水平对外品牌建设的转型，正是这一战略成功实施的典范。从供给侧来看，中国可以借鉴韩国产业政策与市场培育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