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的运营模式探析
近年来，中国正经历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规模大，且地区、城乡结构相对不平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3.1亿，占总人口的22.0%。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助餐服务需求日益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2023年，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的《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提出了2025年和2026年底的工作目标，并从扩大和优化服务供给、保障服务质量、确保服务可持续、加强质量安全监控以及强化实施保障等五个方面作出工作部署。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有18个省份在全区域实施老年助餐服务政策，其余省份也在局部区域试点推行。尽管社区助餐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考察当前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的现状，剖析影响助餐服务健康发展的因素，进一步讨论提升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性的策略显得尤为必要。
社区老年助餐服务模式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驱动型、社会组织协作型和多方共建型四类
全国各地老龄化社区在发展社区助餐服务过程中，因资源禀赋、政策支持和地方实践的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服务模式。根据主要运作主体的不同，这些模式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驱动型、社会组织协作型和多方共建型四类。每种模式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同时也面临不同的挑战，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社区助餐服务的整体效果和可持续性。
政府主导型
政府主导的社区助餐模式旨在满足老年人，尤其是偏远或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的基本服务需求。其通常分为两种类型：全额财政补贴模式。该模式通常应用于偏远的农村地区，由政府全额补贴餐饮服务。在这种模式下，餐食通常集中准备并分发。其优势在于操作简便，能够满足独立就餐特别困难的老年人的基本就餐需求。但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菜品单一、缺乏多样性，难以充分满足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和口味偏好等。此外，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助餐服务面向的主要群体是无生活自理能力且无家人照料的老年人，送餐服务主要依赖村干部或社区志愿者。
公私合作托管模式，即政府与私营企业合作提供社区助餐服务，其中包括社区食堂和“中央厨房+助餐点”两种子模式。尽管这一模式扩大了餐饮服务覆盖面，但也可能出现市场化创新不足的问题，在维持长期服务质量和效率方面存在挑战。具体而言，社区食堂模式是地方政府在居民区内设立食堂，通过招标由餐饮公司或个人运营，并提供补贴支持，同时对老年人，特别是特殊生活困难老年人就餐人数设置相应要求。该模式能够满足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促进居民交流，尤其适合独居和行动不便群体。但该模式成本较高，若就餐人数不足，则很难实现盈利和持续经营。“中央厨房+助餐点”模式是地方政府建设中央厨房，并在社区设立助餐点，通过招标由餐饮公司负责运营。中央厨房统一加工餐食，配送到各社区助餐点，居民可选择堂食或外带。该模式通过规模化生产保证菜品统一性，但依赖冷链运输和复热设备，适合人口密度高、需求分散的区域。其主要缺陷是难以满足居民个性化要求，当配餐点分散时，配送成本也会提高。
市场驱动型
市场驱动型主要是大型餐饮企业或快递平台利用自身优势，扩展服务范围，聚焦社区老年人就餐需求，提供适老化的助餐服务。其主要有两种模式：老年饭桌模式。一些餐馆会在大厅内预留1—2张桌子，专门作为老年饭桌。老年人到餐馆就餐可以刷老年卡消费，享受一定的就餐折扣。该模式对餐馆负担小，有助于提升餐馆声誉和吸引老年人就餐。但受益面较窄，主要适用于身体健康、消费能力较强的老年人。
平台配送模式。快餐企业和快递平台利用其网络优势，根据老年人需要提供餐食到家配送服务。具体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企业既做餐饮又做配送，如北京某快餐企业与另外一家企业合作在社区设立门店，提供包括老年餐在内的家庭生活用品和服务，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企业能够更好地掌控整个系统，并易于与现有业务结合，但业务范围过于广泛，老年餐很难为企业带来显著利润，甚至可能成为企业的经济负担。另一种是只做配送，平台利用大数据和AI技术推荐有利于老年人健康的营养食谱，老年人通过快递平台自主下单，快递公司负责送餐上门，其优势是老年人选择多，无需建设实体助餐点，但餐食价格较高，农村和边远地区配送成本也较高。
社会组织协作型
协作型模式通过社会组织、地方政府和社区成员的合作，提供一种更具社会融合性的社区助餐方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组织发挥主导作用，助餐服务往往是更广泛服务的组成部分。具体有两种模式：个案服务模式，即专业社会工作者通过评估老年人需求，整合资源向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社工资源，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缺点在于难以大规模推广，对社工基础和资源条件要求较高。志愿服务模式，即通过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如南京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者通过App接单，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包括助餐在内的各项服务。志愿者按规则储存时间，供其年老需要时提取时间、兑换服务。其优点是节约成本、促进社会互助、增强社会凝聚力、更能满足老年人的需要，但其可持续性依赖志愿者的长期稳定供给，需要健全的治理体系管理“时间银行”。
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共建型
一些城市发展了更为复杂和互联的模式，如杭州的“智慧社区助餐系统”，整合政府监管、企业创新和社会合作的优势，创建了高效的一体化服务网络。该系统配备了一个市级监管平台，协调街道调度中心、餐饮供应商、中央厨房、合作餐厅、社区食堂、无人配送车和老年智能终端等多个实体，实现了无缝餐食配送，特别是给行动不便或居住在偏远地区的老年人，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和可达性。该模式有利于最大程度整合社区助餐资源，精准满足老年人需求，但对数字化治理能力要求较高，需避免忽视特殊生活困难老年人的需求。
下表基于人口密度、老龄化率和财政自给率三维标准将社区划分为不同类型，适配不同的社区助餐服务模式，实践中需全面考虑各种因素，慎重选择合适模式。
社区助餐服务在服务定位、目标和模式等方面存在深层次问题
尽管政府大力支持且老年人普遍欢迎，许多助餐服务机构仍因收入低、成本高等问题而倒闭。在收入侧，部分老年人就餐消费能力和意愿较低。在成本侧，虽然部分社区提供场地省去房租费用，但人工成本高，特别是送餐服务成本较高，且微型助餐服务企业无法摊薄固定成本，难以实现规模效应。在政策端，地方政府大多会为社会助餐服务提供补贴，但有的地方片面追求社区助餐服务全覆盖，缺乏持续补贴，导致企业无法持续经营，甚至出现“骗补”现象，这些问题也说明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性不足，在服务定位、目标和模式等方面存在一些短板。
公益性属性与营利性动机之间的矛盾。社区老年助餐服务中，政府通过限价政策、财政补贴等手段保障老年群体的普惠性就餐权益，而企业需维持正常运营成本与合理利润空间。公益性属性要求服务供给的稳定性与普惠性，而营利性动机驱动企业追求成本控制和利润最大化。这是制约社区助餐服务发展的核心障碍。
限价政策压缩利润空间，限制企业盈利能力。部分地方政府为降低老年人用餐成本，推动社区食堂发展，引导社区食堂以低于市场价一定比例的价格为老年人提供餐食服务，但扣除食材、人工、租金等成本后，社区助餐单份利润相对较低。政府限价政策虽保障了助餐服务短期的可及性，但未建立动态成本核算机制，企业长期运营承压。这导致有实力的社会资本投资意愿低，部分企业因持续亏损被迫退出。
少数助餐机构在营利动机驱使下牺牲质量换取利润。少数助餐机构通过减少高成本食材（如鱼类、时令蔬菜）的采购频率，采用冷冻肉类和耐储存蔬菜来节约开支。企业为获取政府补贴，盲目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将资金用于新网点建设，不愿投资适老化设施改造。这种“跑马圈地”式扩张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部分社区食堂未配备无障碍通道，失能老年人取餐需志愿者全程协助；农村助餐点因配送距离过长，饭菜送达时已经变凉。加之政府补贴政策缺乏绩效导向，未能将服务质量、技术创新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在个别地方甚至形成“补贴越多—扩张越快—质量越低”的负向循环。品质的降低则令本来就消费黏性不强的部分老年人选择回家自己做饭，这进一步减少了社区助餐的收入，导致其陷入负向循环之中。
分层需求与分散供应之间的矛盾。老年人因健康状况（如糖尿病、吞咽障碍）、饮食习惯（清真餐、低盐餐）及居住形态（独居、失能）产生的差异化需求，与地方政府主导的“小而散”供应模式存在冲突。部分基层政府为扶持本地企业，采取“社区食堂全覆盖”策略，但分散运营的助餐点因规模受限，既无法通过集约化降低特殊需求服务成本，又难以平衡普惠性与个性化目标，陷入“服务越扩张、效率越低下”的困境。
分散化供应加剧特殊需求服务成本失控。小型助餐机构因服务半径受限，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单个助餐点服务人数少，特殊需求服务边际成本会呈指数级上升。例如，制作10份糖尿病餐的单份人工成本远高于制作100份的平均成本，但政府补贴仅按份数发放，无法覆盖超额成本。很多社区助餐点单日供餐量不足100份，但需同时满足糖尿病餐、清真餐等特殊需求，特餐成本显著拉高总成本。
标准化供给与分层需求的结构性错配。基层政府既要通过小型助餐点扶持本地商户，又要求其提供公益性特殊服务，导致经营者优先完成“保供基数”而非提升服务质量。有的地方为降低管理难度，甚至强制要求助餐点提供统一菜单。这种“一刀切”模式甚至引发逆向淘汰，一些原本提供定制化服务的助餐机构因无法承担差异化供餐成本而转型为标准化食堂，一些助餐机构将送餐范围限制在1公里内，导致大量行动不便老年人无法享受助餐福利。
低消费水平与个性化需求之间的矛盾。社区助餐服务中，老年群体（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有限与个性化服务（如慢性病定制餐、特殊饮食需求）的高成本形成刚性冲突，导致供需双方陷入“降质保本”与“流失用户”的困境。老年群体受收入限制被迫选择低端标准化服务，但其健康管理需求随年龄增长持续升级，形成“支付意愿＜服务成本”的刚性缺口。这一矛盾的本质是消费市场的分层化与供给侧成本控制逻辑的失衡——标准化套餐难以满足差异化需求，但定制化服务在低客单价场景下必然导致边际成本失控。另外，政府补贴多按供餐量发放而非按服务质量考核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矛盾。
为了控制成本，助餐点被迫压缩餐食种类与质量。餐食花样越多，对社区老年人越有吸引力，但加工成本和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