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阅读，就等着给机器人当宠物吧
在云南民族大学第二届商山读书节开幕式上的讲话
云南民族大学校长王启梁
（2026年4月23）
有一天，我一进门，七月就大声说：“爸，我不当机器人的宠物！”我惊诧莫名。大体是李老师和七月发生了一段很长的对话，李老师最后的句式是“如果你……，那么就……。不过，你可以给机器人当宠物。”结果，七月当时就被“宠物”这个说法吓哭了。这件事引发了我长时间的思考。人“给机器人当宠物”是一个极具想象力和冲击力的意象，而七月的哭恰恰反映出作为人的一些根本方面。
那么，“给机器人当宠物”和阅读有什么关系呢？
人类和动物界的区别就在于主体性的确立。七月之所以被吓住，是她从“宠物”这个事感受到作为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从而引起恐惧——虽然一个不到七岁的孩子无法明确地表达这种感受。
人的主体性确立的基础之一，是在人类演化的进程中，积累起复杂的知识体系，从而形成对世界和人自身的认识、把握，并且创造出文字，使人类的经验、知识等认知积累有了可资传承的载体。书籍的出现打开了人类扩大认知的大通道，更使得有组织性的社会生活、有计划的变革、发展成为可能。人的一切行动都是基于一定的认知，认知方式、认知能力决定了如何行动以及成功的可能性。人们形成认知、积累认知能力的渠道当然是多方面的，口传知识、生产生活、艺术创造等实践都很重要，但是，通过阅读扩大认知、提升认知是最直接和高效的，阅读使我们摆脱了直接经验的限制。
人类社会是一部认知与反认知、建构与反建构、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早期的人类受到很多威胁和压迫，其中包括来自自然的肆虐。当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深入之后，人不再把自然完全视为敌人，反而能够利用、改造自然，这就是认知突破带来的结果。而所谓对自然的认识就是不断积累知识、否定已有知识、产生新知识的往复，是认知上的否定之否定。人类不单认知、利用和改造自然，还不断在实践中创造、建构有组织的生活，建构出各种制度。有的制度好，有的制度坏，有的制度解放人，有的制度奴役人。一个政权的更替，首先是反对者、暴动者、革命者对这一政权的合法性和既有秩序、规则的否定，这首先是从认知开始，然后形成一套关于反对“暴政”的说法和知识。陈胜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话时，就已经从认知上开始造反，他再也停不下来。一种新社会制度的设想是关于何为更好的人类命运的设想，是开始于对既存制度的反思、批判、否定等一系列新认知。人们反对压迫，不仅要感受到压迫的存在，而且要形成反对压迫的知识。就比如，马克思的伟大不仅在于描绘了共产主义理想，还提供出批判、反对资本主义的武器，提供出人类解放的指南。因此，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建构和反建构、压迫和反压迫、奴役和反奴役都依赖于认知水平和能力。
而认知水平和能力依赖于学习，获得知识的载体即书籍是最重要的学习机会，阅读是形成对事物的系统、深入认知最重要的路径，是形成对世界的观点和看法的关键。因此，阅读尤其是深入、系统和广泛的阅读，其实是人类社会变迁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阅读的机会、阅读的范围是一个“大政治”，一部分人垄断阅读就是在教育、智识上斩断另一部分人实现认知提升和突破的道路，以此维持特权阶层的智识优势而实现统治优势。焚书、焚什么书，其实就是划定认知边界。
大家可能会问，我说了半天，讲的和今天在座各位有什么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是家庭出身、高矮胖瘦、美点丑点之类的因素。而是对世界的看法和观点的差距，是能不能系统认识问题的差距、是能不能做出合适决断的差距，根本上是认知能力的差距。这种认知差距决定了我们在同样的条件、困境或诱惑之下做出不同的选择，高下立分。所谓智者，就是能够比一般人看得更深、更远，对事物的洞察更加深刻。我们的智识有一部分来自于直接经验。有的人经验感、直觉很好，读书不多甚至不读书就能通晓世事、做出好的判断，这种人是刘邦、是朱元璋，终究是极少数，我们大多是普通人。普通人的智识增长更多是靠系统学习、刻苦训练。
去年9月，和新同学交流，我的一个看法是“社会适应性”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能走多稳。这种社会适应性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要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并能持续不断更新对世界的看法，从而在人生路上自主认识世界、把握生活。这就需要一定的框架，而框架就是理论和思想，也只有理论和思想才能把分散的知识调动起来。理论和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种力量和能力：对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