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创新中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

——历史经验对现实的启示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实践中，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创新必须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既要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特性、自主性，又要实现其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知识创新的重要源泉，使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具有更为坚实而广阔的发展路径。

从历史上看，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以中古时期的佛教入华及其中国化最为令人瞩目。这一过程充分彰显中华民族善于在知识创新中保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大航海时代后，西方列强推动全球扩张，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发展形成冲击。当下，如何在中西文明交光互影的碰撞中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回答的重要课题。

1.佛教中国化及其知识创新

佛教入华的背景首先是汉末以来儒学的衰颓。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汉末以后出现了衰颓的迹象。《古诗源·汉诗》记载，“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是对东汉名士标榜的名教伦理的莫大讽刺。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学本身具有一定缺陷，传统儒学重经世致用、轻理论思辨，其内容偏重于政治学、伦理学，而对人本身的精神生活不够重视，对死后的世界也缺乏关注。汉魏晋唐时期的佛教入华满足了时代需求，为其在中国的流传创造了客观条件。

佛教入华对传统儒学的冲击是多方面的。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主张“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西域佛教借助道家言说即所谓仙佛模式，“曲线”输入。名僧慧远讲佛理，听者就诸法实相提问，慧远以老庄为譬，“惑者晓然”。可见，作为异域文化的佛教在入华时就已经借助中国本土传统。同时，佛教也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学本身。梁武帝以崇佛知名，却较早用佛教阐释《中庸》的价值；程朱陆王创建了宋明理学，却从佛教思想里吸收了有益的精神营养。佛教的冲击还丰富了中华文明的诸多方面，从中古语言、文学、艺术、雕塑，到晋唐人的生活习俗、精神世界，都受到佛教的影响。然而，汉唐文人并非简单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是通过儒释道合流的方式消化了佛教的精神。以佛教飞天为例，它融合了希腊化天使、犍陀罗式佛教音乐女神以及中国道教羽人等形象，最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象。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使我们感受到文明在交流互鉴中进步的历史轨迹，这一轨迹可以用“否定、保留、超越”的辩证过程，即正、反、合的哲学模式加以说明。其一，中国本土文化包括孔孟老庄的儒道文化，是轴心时代的思想代表，是所谓“正题”。正题是事物发展的起点，原始的“同一”中就潜藏着它的对立面。比如，慧远用老庄来释读佛理，表明中国本土思想与外来思想有相契之处；佛教高僧“不废俗书”，因为俗书中恰恰有佛教融入华夏的津梁。

其二，正题中这一相互矛盾的对立面经历了否定与分化的过程，成为“反题”。而佛教思想对于儒道之学的冲击，构成了对于正题的反题。魏晋时期的“沙门之争”、唐代盛行的“三教论衡”，就是儒释道相争相融的互动方式。诚如《佛祖统纪》卷四十五中王安石所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佛教在唐末五代仍然大行其道，这说明反题对于正题具有很大的冲击力。

其三则是回归，“正反”二者的统一，即“合题”。从韩愈的“辟佛”，到宋明理学对佛教的吸收、消化，进入合题。正题为反题所否定，反题又为合题所否定。但合题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是扬弃也是超越。宋明理学家从儒学中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根脉。从北宋五子到朱张陆王，理学家陆续提出“道”“性”“理”“气”等概念，以中华本土文化为主体进行了知识创新。这些概念所包含的正心诚意的内省观念，既有佛教禅宗的思想洗礼，又是理学家捍卫儒家正统、应对佛教侵蚀的结果。理学家们从“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