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形势与对策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要求“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就业工作的方向和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2026年做好经济工作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
就业工作面临新形势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就业工作仍然面临新形势新挑战。
劳动力供给“总量承压”与“结构失衡”并存。我国劳动参与率长期保持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我国仍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世界第一劳动力大国的地位。2024年底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约8.58亿人，尽管预计到2030年该群体规模将有所下降，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压力并未根本性缓解。对就业总量的关注仍需放在首位。与此同时，“有活没人干”与“有人没活干”的就业结构性矛盾会更加突出，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升级将进一步加剧这种结构性矛盾。
青年“慢就业”心态下的总量压力与质量的错配值得关注。2026—2030年间，我国16—24岁青年人口将由1.4亿增至1.6亿，每年城镇新成长劳动力预计保持在1500万人以上，其中高校毕业生规模将持续超过1000万人，青年就业的总量压力在未来数年将只增不减。更为复杂的是，结构与观念的矛盾日益尖锐。青年对“铁饭碗”持续追逐，希望通过持续备考进入体制，对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工作的理想化期待上升。说明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在就业质量、岗位预期与价值认同上出现显著错配。
老龄化加速下大龄劳动者就业保障体系亟待健全。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1亿，占总人口22.0%，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30年，这一群体将增至3.87亿人、占比达27.9%，逼近重度老龄化标准。届时，我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达44岁，大龄劳动者的就业保障需求更加迫切。以农民工群体为例，50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规模接近1亿人，他们集中于建筑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多从事体力型、短期性工作，极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对于这部分因年龄偏大、技能单一而竞争力不足的群体，择业转型空间狭窄，再就业难度极大。推动劳动力市场的“适老化改造”，将成为紧迫的系统性工程。
就业质量诉求升级与区域性就业压力交织。劳动者的诉求正从“寻求岗位”向“追求质量”全面升级，他们不仅关心岗位“有没有”，更关注岗位“好不好”、权益保障“到不到位”、就业环境“公不公平”。与此同时，部分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等，由于资源枯竭、产业单一、人才持续流出等因素，面临就业机会匮乏的困境。必须建立常态化的监测预警机制与风险防范预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人工智能触发就业市场结构性等深层次变革需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就业市场格局。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总而言之，技术进步产生两个“就业效应”，即就业替代和就业创造效应。这两个效应产生有先后的时间差，不是同时并存的。首先产生的是就业替代效应。通过人工智能直接接管人类的工作，导致技能贬值、业务流程重组。原有就业岗位被取代，必然伴随着失业的产生。这是就业政策最先关注的重点阶段，目标是确保该阶段平稳安全度过。然后出现的是就业创造效应，包括创造新职业，如人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