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马名杰公开讲话汇编18篇VIP免费

构建开放创新体系的思路和重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吕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马名杰　

　　【核心看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创新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论述中强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创新本身是开放的，我国走开放创新之路是大势所趋。在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加快构建开放创新体系，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创新的质量和效率。

　　构建开放创新体系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也是打造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更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当今世界，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推动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国际分工更加专业化，资本、技术和人才等高端要素跨国流动更加频繁，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要抓住新技术变革的历史机遇，我国必须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更高层次上构建开放创新机制。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更加开放的创新体系，采取更加开放的创新方式，有利于吸纳和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支撑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我国走开放创新之路是大势所趋。在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加快构建开放创新体系，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创新的质量和效率。

　　开放创新是全球创新重要趋势

　　开放创新是经济全球化和创新网络化背景下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协作，创新多极化趋势的增强加速全球化创新网络的形成。传统封闭、独立、线性的创新方式和过程正在被开放、合作、网络化的创新模式所取代。伴随信息、技术、知识、人才的跨国流动趋于活跃，各种生产力要素和科技资源加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各国创新体系间的依赖性不断提升。尤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速的背景下，高端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速度更快、更具方向性。各国为了应对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中日益增多的严峻挑战，普遍通过增加投入、改善制度和加强协同，构建各国的开放创新体系。主要呈现以下趋势：

　　其一，创新投入和活动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创新的行列。全球创新格局呈多中心、多极化发展趋势，亚洲的创新地位迅速提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仍在全球创新中处于领先地位。同时，研发活动开始向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转移。

　　其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创新要素在全球加快流动。尽管在一些国家和领域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是创新要素在全球加速流动，哪里环境好，创新要素就向哪里流动。随着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跨国流动的规模和水平不断提高，各国的创新也在充分利用世界人才、技术和市场，整合外部资源，提高创新效率。

　　其三，创新模式多样化，呈现网络化趋势。一是领域交叉融合创新增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强了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创新。二是创新专业化和网络化的程度提高，创新模式发生变化。互联网正在改变生产和创新的组织方式。从以企业为核心的线性模式、以地区为核心的集群模式，到跨领域和地区的创新网络化成为可能。三是互联网技术促进传统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组织方式创新，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如，电子商务、智能制造、智慧交通等等。

　　其四，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合作不断加强。由于技术变化加快和复杂性增加，研究开发成本增加，某一国家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也不再局限于内部研发，研发外包、联合研究开发、专利许可等推动创新成果在全球范围内产业化。在政府层面，为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健康、食品和能源安全等问题，各国政府加强技术合作，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和交流。在社会层面，为了克服创新成本和技术的复杂性，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构建创新网络，加强合作研发和创新。一方面，产业价值链上各环节企业之间、生产者与用户之间加强合作创新。另一方面，产学研合作和协同创新，加强了创新链各环节之间的协调性，提高研究质量，缩短研究周期，加快成果产业化。

　　从开放创新到构建开放创新体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理解开放创新的内涵？这可以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来分析。

　　微观层面的开放创新是指微观组织开展创新活动和配置创新资源的方式，即创新主体同时利用内部和外部相互补充的创新资源，在创新链的各个阶段与不同合作伙伴多样化地开展合作。技术进步使得创新的复杂性和成本增加，一些重要创新难以由一个企业内部完成，为了提升创新效率，创新的开放度增强。

　　宏观层面的开放创新主要是指构建开放创新体系，促进创新要素的双向流动。这不仅包含构建跨国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机制，也包含构建开放的创新生态环境，促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创新成果的国际化应用或扩散。

　　开放创新体系为开放式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一方面，创新体系的开放度决定了微观开放创新的效率。创新体系的开放度越高，创新要素的流动性越好，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可利用的创新资源范围越宽、质量越好，创新的效率就越高。国家创新体系为微观层面的开放创新提供要素、体制机制和政策保障。另一方面，微观组织的创新模式变化也会促进创新体系的开放。

　　作为典型的技术追赶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新体系的开放度不断提升。经过多年积累，我国进入了创新发展的新阶段，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正在从全面追赶进入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阶段。面对国内外创新发展的新形势，中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强调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我们理解，其中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从全球科技发展和产业竞争的视野来进行创新布局。当前全球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速度明显加快，新科技革命的巨大能量正在不断蓄积。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和紧跟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进行科技和创新布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和有所作为。二是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科技和创新资源。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推动了生产要素和科技资源的全球配置。因此，科技创新需要充分借助世界科技资源，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和市场，在更大范围开放创新，提高创新能力和质量。三是掌握运用国际规则，更好保障从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随着科技资源全球化流动、配置和开放创新，合作创新和资源配置的新模式不断出现，新的规则和制度正在逐步形成。我们既要研究、掌握和运用国际规则，推进开放创新，又要参与全球创新治理，切实从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

　　关键要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开放创新不是对自主创新的替代，而是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我国有效利用和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目前，我国创新能力正在不断提升，完善开放创新体系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实施开放创新需要正确处理几个关系：

　　其一，正确处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我国必须更加重视主动“走出去”的能力建设，鼓励本土企业加快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提高海外知识产权运营能力。同时，也要进一步提升“引进来”的层次和效率，不断吸引更多的高端创新要素，增强吸收能力。

　　其二，正确处理内外资企业的关系。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建设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前提。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的开放，增强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有利于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内外资企业都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作出了贡献，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的那样，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其三，正确处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扩大开放创新的关系。构建开放的创新体系，一方面需要加快调整国内法律政策，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为创新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快创新相关制度建设。消除国内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不仅有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还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高端创新资源，增强我国创新环境的国际竞争力。

　　具体而言，切实提升我国开放创新水平和能力，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第一，加大国际科技合作力度，扩大合作范围。分层次开展国际合作，搭建多样化的国际创新合作平台，实现互利共赢。既要加强各国大学、研究机构的科技合作和人员交流，又要鼓励企业层面开展市场导向的技术引进、转移与合作创新。既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又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第二，有序扩大国家科技计划的开放水平。要根据不同目标，分领域、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全球科技和人才资源。一是要加强国家间和国际组织的科技合作计划，支持国内企业与境外产学研合作项目，特别是要加强在基础研究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共同探索人类未知领域，应对环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继续加大财政对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的投入力度。二是吸引在华的外资企业和研究机构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发挥跨国企业和研发机构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第三，加强区域开放与合作创新力度。一是加强创新城市和创新园区等区域创新合作。构建国际区域协同创新平台，在创新城市和创新园区之间进行对接；推动创新园区、创新城市及创业孵化器建设，增强各地区的区域创新合作能力。二是加大开放创新改革先行先试力度。建议在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区域，加大对开放创新的改革探索。重点针对区域创新环境与国际规则接轨、地方科技计划开放、合作建立研究机构和产业合作园区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多措并举支持企业走出去，鼓励跨国公司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创新政策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创新治理，从而加快构建开放创新体系，在开放合作中更好提升创新能力。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提升开放创新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马名杰　

　　 中国创新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从国内看，经过4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明显提升，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加速成长，创新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逐步增强。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和创新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新一轮技术变革催生了发展新机遇，也推动了全球生产格局的深刻调整。经济和创新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进程日益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国际政治因素的干扰。我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分享全球技术进步红利面临更多挑战。积极应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新的国际经济、科技和贸易形势，加速我国技术进步和创新步伐，助力高质量发展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是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回首改革开放40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家创新体系日益开放，创新环境明显改善。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科技管理和科研活动得到恢复和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期，系统化、自上而下的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启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教兴国”战略启动实施，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逐步形成。2006年后，“创新型国家”建设快速推进，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发展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更加深入，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成为改革的核心任务。

　　 展望未来，我国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还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原始创新能力弱，核心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受制于人，创新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突出，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仍未消除，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创新政策尚待完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开放，促进创新政策转型，任务更重也更加迫切。以下四个方面尤为重要。

　　 第一，提升科学技术供给质量，优化创新治理方式。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化解“卡脖子”问题，要“增投入”与“转方式”并重。“增投入”

就是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方面加大投入。“转方式”就是政府要从科技管理者向创新治理者转型。政府支持重心向创新链前端转移，科研项目选择要更加体现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同时要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防止科技创新领域的计划经济思维再生。

　　 第二，加快完善创新环境，建立鼓励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创新环境不佳是制约我国企业创新的最大短板。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通过促进公平和充分竞争，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利，让企业从创新中获得合理回报，以健康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走创新发展的正路。一是更多运用普惠性政策支持手段，加强对新技术、新产品的需求鼓励政策，提高对中小微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政府采购比例。二是构建鼓励创新的监管新体制。一方面，对新商业模式、新业态、新产品实行宽容、审慎监管。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安全、环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强化质量、节能、环境、安全等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形成技术标准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创新倒逼机制。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惩罚性赔偿和处罚力度，加强知识产权执法能力建设，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大威慑力。

　　

第三，推进教育和科研改革，充分释放各类人才创新潜能。一是要加快深化教育改革，注重培养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创新型人才。这就需要扩大高校自主权，加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教育创新，实现教育方式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和自主探索的真正转变。二是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科研机构法人制度。建立符合科研规律及其职能定位的科研机构法人制度，是新发展阶段科研院所改革的根本方向。只有理顺科研机构法人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形成符合科研规律、鼓励潜心研究的激励机制。三是推进科研成果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化解现行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对成果转化的制约。只有处理好科研成果转化与国有资产管理的关系，才能充分释放高校和科研机构服务经济发展的潜力。

　　 第四，在更大力度的开放中促进创新能力提升。40年的发展实践表明，推进经济和创新全球化对我国利大于弊。要进一步提高国家科技计划、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对外开放水平，给予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促进跨国公司和跨国研发机构更深地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力度，积极参与重大国际规则制定，促进国内创新政策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接轨。

从追赶到前沿：新时代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命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马名杰

　　 十九大报告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60多年前，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了著名的“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的“李约瑟之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仅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也有了长足进步。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要实现从追赶迈入前沿，从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的战略转型。创新是引领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关键动力。

　　 新时代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顺利实现迈入前沿的战略转型，彻底破解“李约瑟之谜”，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命题。创新型国家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和基础性工程，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创新型国家从建成到走向前列，我国拥有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很大挑战。我国有庞大的和升级中的国内需求、低成本大规模的知识型和技能型劳动大军、快速提升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强大的产业配套和集成能力、日益增多的创新创业群体等优势。发挥好中国优势，充分释放创新潜力，让十九大报告精神落到实处，以下七个方面是要重点解决的课题。

　　 第一，抓住新技术革命机遇、迈进前沿需要夯实科技基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国顺利实现战略转型打开了机会窗口。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是决定我国迈进前沿还是拉大差距的关键。我国科技在个别领域进入前沿，少数领域接近前沿的同时，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技术不足、创新底子不牢等问题亟待破局。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们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

　　

第二，让创新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是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也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最大短板。相当多的企业创新能力低、创新动力不足、管理水平不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效率、信息化水平和产品质量效益等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建立让创新者获益的激励机制，引导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向创新者集聚。以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以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催生新经济增长点，以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支撑绿色发展。

　　 第三，在创新中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经济全球化和创新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在全球创新格局的地位更加凸显。在争抢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激烈竞争中，开放创新与合作创新已成为全球创新的主旋律。创新对促进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通过创新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确立新优势，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通过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提升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竞争力，助力贸易强国建设。二是积极促进国际科技合作、创新人才跨境流动、海外技术投资等活动，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三是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涉及全球共同利益的资源、环境、健康等领域的研究和成果转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探索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发展道路。我国的区域创新格局已初步形成，东部沿海地区和一些发达省市走在创新发展的前列。高新区已成为引领新经济发展和形成新动能的高地。各地对创新重视程度明显提高，对人才、技术和新兴产业的竞争日趋激烈。但以行政手段配置创新资源的倾向有所增强，政府低效投资和补贴发展新经济的现象屡见不鲜。区域创新发展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坚持创新要素配置的市场导向，在优化区域创新环境、支持公共技术服务、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等方面积极作为，最终形成有吸引力的区域创新环境和有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

　　 第五，运用创新解决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不仅能提高效率和发展经济，也有助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近些年，数字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相结合，更快速、更深入地应用和渗透到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领域。在形成一个个新增长点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原有的教育、医疗等服务供给格局。让新技术惠及更广泛的人群，让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在促进教育公平、增加医疗有效供给、消除贫困、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应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出发点。未来数十年，社会领域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将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方面有更大作为。

　　

第六，构建适应前沿创新的新型治理体系。从追赶迈向前沿的关键在于创新治理体系的转变。一是支持重心转变。政府研发支持重点要从竞争性领域的产品研发转向竞争前的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二是支持方式转变。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要从定向补贴为主向营造创新环境转变，更加强调政策的公平性和普惠性。三是监管理念和方式转变。对新商业模式、新业态、新产品实行宽容、审慎监管，加强过程监管和社会性监管，更加注重安全、环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第七，利用数字技术和创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近十年来，数字技术通过政务信息化和数字政府建设促进了政府提高效能，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和业态创新也让城市交通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具有了商业属性。在原本由政府提供服务的领域，一些政府部门通过业务外包、PPP等方式积极探索与企业开展合作，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效率。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开始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向服务的合作者或监管者转变。要利用好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创新动力，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

典型企业的竞争优势升级之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 马名杰

　　由于要素成本上升等产业发展环境的变化，我国企业将越来越难以单凭成本优势应对国内外竞争。我国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是实现竞争优势的升级，即从低层次竞争优势向高层次竞争优势转变。为了解我国企业竞争优势升级的方式及其特征，我们对数控机床、鼓风机、软件、工程机械、光伏产业、纺织、水泥、集成电路等8个行业的l6家企业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尽管由于样本数量少而不具有统计意义，但这些企业都是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其看法颇具代表性和启发性。

　　一、企业竞争优势升级的内涵

　　（一）从低层次竞争优势向高层次竞争优势转变

　　从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角度，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将竞争优势分为低层次竞争优势和高层次竞争优势。低层次竞争优势主要指成本优势，即企业能比竞争者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设计、生产和营销产品）。但其缺点是容易被竞争者模仿和复制。高层次竞争优势是指高技术的知识产权、高级专业人才、内部技术能力、品牌、营销（渠道和售后服务体系）等。高层次竞争优势是一种差异型竞争优势，即企业为客户提供的独特而优异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产品质量、专业功能或售后服务等方面。差异型竞争优势代表了单位产品更高的利润率。

　　波特认为，市场竞争要求企业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竞争优势，而企业在寻求新的竞争优势时，最重要的行动是创新。其所指的创新是广义上的，包括改善技术和改进工作方法，对产品和流程的改进，新的营销观念和促销方法等。

　　（二）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环节发展

　　价值链分析法认为，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决定企业经营成败和效益的战略环节可以是产品开发、工艺设计，也可以是市场营销、信息技术，或者管理等，视不同的行业而异。“微笑曲线”则从产业链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竞争优势升级的过程和方向。“微笑曲线”论认为，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产业链的两端，即研发设计和销售环节。而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过程附加值最低。因此，企业要增加盈利，就不能局限于制造和组装环节，而应通过加强研究开发获得更多的知识产权，或者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等，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

　　二、企业对竞争优势升级的看法

　　为了了解我国企业对竞争优势升级途径和方向的看法，我们选择了研发设计、生产规模、供应链管理、营销策略、品牌策略等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并要求企业按照重要程度对以上因素进行排序。从反馈结果看，我国企业对竞争优势升级的认识具有以下特点。

　　（一）高层次竞争优势并非一种，而是多种优势的组合

　　绝大多数企业选择了2个以上的关键环节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重点。由此可见，企业竞争优势并非局限于研发设计或品牌战略等单个环节，而是以1至2个关键环节为龙头，连同其他若干环节形成的竞争优势组合。只凭借一种竞争优势维持竞争力，企业就很难阻止竞争对手的模仿和进入。通过建立竞争优势组合，大大增加了竞争对手模仿的难度，企业就可以拉大与对手的差距。

　　（二）高层次竞争优势的内容因企业自身情况而异

　　由于企业战略、市场定位、既有优势等因素的差异，同一行业的企业对中高端竞争优势的选择不完全相同，一些行业甚至相差较大。特别是在第二和第三重要的竞争优势选择上。

　　（三）“研发设计能力”是绝大多数企业提升竞争优势的首选要素

　　受访企业既有纺织、建材、工程机械等传统制造企业，也有集成电路、数控机床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但绝大部分企业都将加强研发设计能力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首要因素。此外，企业对专利也相当重视。考虑到专利是研发设计的成果，更说明了研发设计能力在竞争优势升级中的首要地位。从而显示出企业预期未来利润将更多来自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企业对新技术和新知识的需求，以及对研发设计的投入将呈增长趋势。

　　（四）品牌建设是仅次于研发设计能力的关键竞争优势

　　我国企业普遍存在品牌效应不强，服务网络滞后，市场营销能力较弱等问题。在本次调查中，绝大部分企业将品牌战略作为位居前两位的重要竞争优势，建材和软件企业甚至将品牌列为第一竞争优势。表明我国企业在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市场的过程中，将更加重视塑造良好的企业和产品形象，通过在美誉度等方面的投资和运作提升产品附加价值。

　　（五）生产规模优势和供应链管理等因素已经不是优势升级的首要因素

　　除了一家通用设备行业的企业，绝大部分企业都不将生产规模列为优势升级的首要因素。尽管如此，所有行业仍认为影响成本和效率的生产规模和供应链管理对提升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说明尽管成本和效率优势不能引领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但仍是企业竞争优势组合中的重要因素。

　　（六）标准的作用比较受到企业重视

　　企业认识到标准对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有半数以上企业认为标准对提高竞争力有重要作用，通用设备行业的企业更认为标准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但与其他因素相比，标准受到重视的程度是最低的。

　　三、对我国企业竞争优势升级的几点看法

　　从调查结果看，除建材行业外，研发设计能力无疑是每个行业应具备的首要中高端优势，不同组合的主要区别在于支撑研发能力的其他“重要”高端优势的选择。表4反映了我国几个典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升级方向。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竞争优势提升的方式，是以研发设计或品牌建设等一两个关键环节为主导的价值链整体提升，而不仅仅是研究开发能力或市场营销能力等单项能力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成本优势仍将对提高竞争力发挥基础性作用。

　　（1）我国企业在主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建设品牌的同时，通过规模经济与供应链效率提升等组织和管理创新来增强竞争优势，是竞争优势升级的主要途径。我国企业还处于成长阶段，企业竞争优势提升是一个以既有的成本优势为基础，以研发开发或品牌建设等关键环节为主导的价值链整体提升过程。不仅仅是研究开发能力或市场营销能力等单项能力的提高，而是企业各项能力相互配合、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能力提升过程中，研发设计和品牌建设能力必须得到大幅提升，而生产制造能力等既有优势也需要保持和提高（见图1）。

　　从成本领先为重点的竞争优势转向产品差异化和高美誉度为重点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将是企业竞争优势升级的方向。首先，产品知识含量的提高促使产品附加价值明显提升。其次表现在从以制造为中心向以品牌建设为核心的制造与

服务一体化转变的趋势。通过服务使产品增值，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2）少数领先企业与多数低端企业的分化将更为明显。本报告提出的竞争优势升级的方向和途径更多地反映了一个行业中的领先企业的追求。领先企业往往已经具备了较强的成本优势或技术能力，因此具有比同行其他企业更强的竞争优势升级愿望。对我国而言，一个行业中能获得中高端竞争优势，并在中高端市场进行竞争的企业将是少数企业，大部分企业可能仍然集中在低成本竞争层面上，其产品定位也仍保持在低端市场。

对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马名杰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围绕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思路和举措进行了发言。对高质量发展的认识是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协调性。首先，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系统性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统一。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增长动力的转换；在中观层面上，表现为经济结构的优化，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产品和服务质量、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以及市场活力的提升。可以说，微观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是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基础，是提升供给质量的着力点。其次，高质量发展不是片面强调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而是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更加兼顾效率与公平，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因此，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和全面开放体系等方面系统推进，从而解决我国经济体系内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二是真正发挥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我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也是从后发追赶向前沿迈进的过程，创新是引领这一历史性转变的第一动力。改革开放40

年，我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有了长足进步，但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技术不足、创新底子不牢等问题亟待破局。迈向高质量发展正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会窗口，能不能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关键靠创新。创新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最大短板，相当多的企业创新能力低、创新动力不足、管理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效率、信息化水平和产品质量效益等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因此，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等投入，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掌握核心技术和主动权；需要提高创新效率，建立与创新型国家相适应的富有活力的创新体系；需要促进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等各种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催生新经济增长点，形成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三是切实发挥改革的关键作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过去的5年，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四梁八柱式的改革框架已经基本确立，下一步关键是如何推动重大改革举措切实落地。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推进改革也要秉承“工匠精神”。要更加聚焦关键领域的核心问题和难点问题，实施精细化改革和精准打击，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根基。

 

对在内陆发展核电的几点思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 马名杰

　　我国核电发展是从沿海起步的，目前国内对“内陆是否有必要发展核电”和“内陆核电是否安全可行”或存争议。但从国际经验和一次能源供求形势来看，发展内陆核电是可行的。

　　核电布局规划要与时俱进

　　我国的核电建设是在沿海率先开放的总体战略下起步的。核电站首先建在沿海地区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起步阶段对核电的安全和环保极其谨慎，滨海核电站的取水和排水条件被认为更安全稳妥；二是便于缓解沿海地区突出的一次能源短缺问题；三是核电投资大、电价贵，沿海地区有能力承受“高来高去”的电价。

　　事易时移，今天核电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国核电建设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术日臻成熟，内陆滨河核电站的安全和环保问题可以解决；内陆地区一次能源和电力短缺问题日益突出；内陆地区对核电电价承受力已经大大增强。因此，核电布局规划应与时俱进，适时调整。

　　在法国、美国、德国等核电大国，内陆核电站的数量都超过滨海核电站。法国的20座核电站58台机组中，内陆滨河电站数量占75%，机组台数占69%，装机容量占65.1%。美国内陆核电的站址数、机组数和装机容量则分别占总数的77.3%、75.7%和75.7%。而且，国外也没有先发展滨海核电后发展内陆滨河核电的规划思路。

　　核电站是建在滨海还是内陆滨河，国外首先考虑的是当地的电力需求、一次能源情况和电源布局等经济社会因素，对两者的厂址选择标准并未刻意区别。

　　能源短缺是发展核电的动因

　　一次能源短缺将取代装机不足成为主要矛盾。装机滞后直接导致了2002年以来的全国电力短缺，也激发了各地空前高涨的电力投资热情。2003年和2004年，全国新投产的装机容量分别达到3484万千瓦和5055万千瓦，打破了世界纪录。不完全统计，2005年全国发电装机总容量达到4.3亿千瓦。

　　但隐忧是：以火电为主的装机骤增，必将使一次能源短缺问题更加突出。2005年煤炭缺口在1亿吨左右，煤炭的增产和运力紧张问题短期难从根本上改观。随着电力项目陆续投入运行，一次能源短缺和装机骤增的矛盾可能愈加突出。

　　一次能源自给率低的内陆地区将受更大影响。内陆相当一部分地区的一次能源自给率很低，煤炭消费对外部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湖北的情况最严重，丰富的水电资源将基本开发完毕，一次能源自给率只有10.8%，远低于广东（21.8%）、江苏（21.8%）和福建（21.1%）。而山西、河南、内蒙古、陕西和河北等产煤大省也在奋力自保，要求产煤优先满足本省需求。河南甚至预计，到2010年和2020年，本省煤炭缺口将达到2000万至4000万吨。

　　近一轮的全国电力紧张中，部分内陆地区的电力短缺严重程度并不亚于沿海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尚可进口一次能源，而许多内陆地区只能依赖国内。面对以两位数增长的能源需求和越来越高的对外能源依存度，一次能源短缺将严重制约内陆经济发展。因此，发展核电就成为缓解内陆一次能源和电力紧张，优化电源结构的较佳方案。

　　消除内陆发展核电的忧虑

　　现有技术可以解决内陆核电的安全和环保问题。由于内陆厂址的取水、人口和扩散条件等环境因素较滨海厂址复杂，国内对内陆建核电站在技术上的担心主要集中在“安全性”和“环保”两个问题上。从国外经验看，在厂址选择、设计、建设的标准和法规上，内陆滨河（湖、水库等）核电站与滨海核电站没有本质区别。主要差异是选址评价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发达国家对兵器工业改革、监管与扶持的经验启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马名杰

　　 发达国家对国有兵器企业进行重组和改革，吸引民间资本积极进入，提高了国防生产的效率、活力和稳定性，但国有企业在少数国防生产领域仍然存在，主要从事盈利低、风险大、保密性强的专用装备生产和维修任务。我国兵器工业军民融合的重要任务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国防生产体系，推动国有兵器企业分类改革，对特殊行业采取专门的生产能力维持政策，同时加强对国防工业竞争秩序的监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防工业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发达国家在国防市场引入竞争，通过分立、重组和并购等方式，对国有国防企业进行改革，大大降低民营企业进入门槛，增强了国防工业的活力和竞争力。至今，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国防产业组织的重构，形成了与国防战略和需求相适应的产业组织体系和市场结构，建立起国防采购、行业监管、特殊国防品保护政策“三位一体”

的政策体系。兵器工业作为国防工业中最为传统和基础的行业，政府介入程度更深，改革难度更大，但市场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

　　 发达国家兵器工业的产权结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国防工业改革的一个趋势，是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民营企业不能承担的国防生产领域，开始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虽然兵器行业有一些特殊性，但大量国有兵器企业也开启了民营化进程。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民营企业和公众公司成为兵器工业的主要力量。

　　 1.保留国有兵器企业的原则

　　 尽管发达国家的国有兵器企业大幅减少，但也有所保留。发达国家保留的国有兵器企业主要从事盈利少、风险大、保密性强的专用装备生产和维修任务。从实践中看，发达国家是否保留国有企业可归结为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不与民争利原则。凡是民营兵器企业能够且愿意生产的可盈利的兵器产品，国营兵工厂一般不生产；凡是民营企业不愿意生产的盈利少或不盈利的兵器产品，则由国营兵工厂和国有民营兵工厂生产。二是安全原则。高危险品的生产以国有企业为主。三是最优保障原则。国有企业主要解决武器装备的日常维修养护问题，或者满足军事应急需要。但这些企业规模一般不大，而且尽量将企业外包给私营部门运行，即英美的国有民营形式。

　　

以美国弹药行业的生产为例。弹体、引信、药筒等环节的作业危险性低，可由民营企业生产。而火炸药及其装药、装配和包装环节所需专用设备多、作业危险性大，则由国营兵工厂或国有民营的弹药厂生产。

　　 2.保留国有兵器企业的领域

　　 美国兵器工业中的国有企业主要在两个领域。一是在核武器总体、火炸药、核心密室等高度专用或高度机密的装备生产领域，由国有国营和国有民营企业负责生产。发达国家对危险品行业实施民营化是慎重的。火炸药等危险性高的特殊行业仍以国有企业为主，基本没有进行民营化。二是在装备维修保养领域。美国有数千家民营公司为国防部提供维修业务支援。其中，有少量的军方所有的国有维修企业，如陆军有8个军内维修机构。

　　 3.兵器工业改革的几种主要方式

　　 各国兵器工业改革的方式有所不同，主要包括改制为国有民营、国有企业重组、民营化和成为上市公司等。

　　 一是将国有国营企业改制为国有民营企业，即将国有企业委托民营企业运营。如，英国国防装备集团和美国利马陆军坦克厂等。

　　 二是向民间资本全部出售，转制为民营企业。甚至对坦克和轻武器火药甚至国防维修公司也进行了民营化。如，英国皇家兵工厂在20世纪80年代转为民营企业。2010

年，英国政府又启动了对英国国防保障集团部分出售的计划。该集团从事各种装甲车、轻武器和航电等设备的维修和升级。法国也一直为坦克装甲车行业龙头的奈克斯特公司寻求民营化方案。

　　 三是对国有企业先重组或分立，部分业务实行民营化。改制后企业在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后，政府逐步退出。如，英国奎奈蒂克公司。

　　 四是对经济效益不好，难以民营化的国有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如，法国将两家陷入巨亏的国有国防企业吉特工业公司和皇约范博特军火商业公司进行了资产重组。

　　 五是在尚未民营化的领域引入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如，美国国防维修基础十分庞大。为节省开支，美国政府提出国防维修项目要在军种之间或军种与民营企业之间开展竞争，以提高效率。同时，考虑依靠民用维修部门进行国防维修的可能性。

　　 4.政府对公众公司形式的关键兵器企业进行战略控制

　　 英国政府在对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和奎奈蒂克改制为公众公司的过程中，实施了政府金股制度，对公司重大战略决策实行一票否决权。如，英国政府对奎奈蒂克“金股”

的权利包括：拥有阻止其他机构对公司恶意接管的权利，对重大决策保留最后发言权；拥有反对任何威胁国防与安全的公司交易或持股的权利；公司重要的相关工作开展前必须得到国防部具体并辅以文件证明的许可方能进行；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拥有监督董事会成员和批准董事会主席的权利；监督公司生产类别使之满足英国国防军备的需要等。

　　 5.影响兵器工业改革的其他因素

　　 发达国家国有兵器企业改革也遇到一些困难。一是政治因素，主要出于国防生产的保密性和独立性等考虑。即便在英国，对国防关键部门实行民营化也有大量反对者，其对民营企业在国防生产中以营利为导向持怀疑和警惕态度。二是经济因素。有些国有兵器企业效益太差，没有民间资本愿意接手。如，法国对坦克制造商奈科斯特的几次民营化尝试都进展不利。

　　 美国政府对国防市场的监管

　　 民间资本深度进入兵器工业，对政府的行业监管能力有较高要求。政府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对国防市场竞争态势进行干预，维护供应商市场的竞争性。在美国，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和并购安全审查是联邦政府对国防工业施行监管的三个重点。

　　 1.国防装备的竞争招标被列入法律和政府监管范围

　　

美国《签订合同竞争法》或《反托拉斯法》等竞争相关法律对国防装备采购同样适用，并建立竞争申诉制度。在装备采办中，承包商一旦发现竞争对手违反《签订合同竞争法》或《反托拉斯法》，或对竞争结果有质疑，可通过两种途径进行申诉：一是向总审计署投诉；二是向联邦索赔法院起诉。如KC－X空中加油机项目，先后两次因有承包商提出申诉而被裁决重新竞标。

　　 2.对国防企业的国内并购施行管制

　　 《反垄断法》是美国国防工业管理的基础性法律之一，是国防工业企业并购重组要遵从的基本规则，维护了国防工业相对有序的竞争秩序。美国国内并购审查主要由司法部和国防部负责。国防部工业政策办公室对国防工业合并与重组交易进行评估，司法部反垄断局负责审查。如，1999年，美国国防部以损害竞争为由拒绝了通用动力公司对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的并购。相对而言，低一级军品公司的合并，以及大军品公司收购小军品企业较易获得国防部的批准。

　　 3.对外国企业投资并购进行安全审查

　　 根据《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对外国或外国拥有的公司收购美国公司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该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国防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等12个部门参加。对国外公司并购本国企业进行评估，以确定收购行为对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的影响。

　　 美国对特殊行业生产能力的维持政策

　　 弹药和火炸药等国防特殊行业的生产能力维持问题突出。美国弹药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面临困境，许多弹药厂长期没有订单，纷纷被迫关闭。90

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对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弹药和火炸药生产企业予以保护。

　　 1.对重要工业基础采取“维持部分产能，以备战时之需”策略

　　 首先，根据国防战略决定工业基础规模和扶持力度。根据美国90年代末期的战略思想，其弹药工业基础应能同时支持两场地区冲突所需弹药的供应。一个弹药行业特别工作组提出，为确保弹药工业基础和弹药供应能力，每年将需要30亿美元的研究、发展与采购费。

　　 2.对参与研制产品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

　　 一是政府支付产品研制费用。对产品实行封闭式的有限竞争，凡是由军方指定或经军方允许参与兵器竞争的合同商不管是否中标，有关费用均由军方承担。二是美国陆军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无偿向企业提供。三是无偿向企业提供科研试制设备，以用于试制样机。

　　 3.对企业实行优惠政策

　　

一是向因资金短缺致使武器生产陷于困境的兵工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二是向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兵工企业无偿提供生产设备和器材。生产设备和器材均归政府所有，企业只能用于军工生产，不能挪作他用。三是稳定生产供货，提高军品利润。民营兵工企业一旦和军方签订合同，即可获得多年的订货。根据美国国防部《国防财政与投资评论》报告，如以销售额计算，兵器工业的利润与民用工业的利润相差无几，但如按投资额计算，兵器工业的利润要比民用工业的利润高出一倍左右。

　　 4.对民营兵工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对与军方签订合同的民营兵工企业，免征货物税、州或地方的营业税和使用税、享受“完成合同后再纳税”的优惠条件等。

　　 5.推行兵器工业现代化鼓励计划

　　 美国为促进军工企业技术进步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即制定了工业现代化鼓励计划。

　　 对我国兵器工业产业体系建设的启示

　　 1.加强国防军事战略与国防工业发展战略的协调

　　 军事战略决定国防采购需求的规模和水平，明确的战略和国防采购需求是国防生产和发展的稳定保障。因此，应提高军事战略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强化主管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实现军事战略需求与国防工业发展需求的深度融合。

　　 2.推进军工集团分类改革，从源头上形成“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型”的现代国防产业体系

　　 “大协作”的前提是“小核心”，“小核心”

的实质是形成专业化的国防生产队伍。军工集团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剥离集团企业非核心业务，促进非核心业务和配套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兵器工业国企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保基础和保核心。按照细分行业对国防工业的重要程度进行分类改革，实现兵器行业产权形式多元化。

　　 3.对火炸药、弹药等特殊行业采取专门扶持政策

　　 火炸药行业是三军毁伤的基础，生产具有高危险性和低赢利性，平战矛盾突出，需要予以特殊的支持政策。一是根据国防战略需求确定火炸药和弹药的基础生产规模和合理生产能力，保证火炸药和弹药的安全稳定供应；二是根据生产能力规划，对弹药和火炸药企业进行重组，形成稳定且有一定竞争性的弹药和火炸药生产体系；三是制定专门的采购和条件保障政策，包括采取非竞争性采购、定价和补贴政策，对生产设备的维护更新予以全额财政支持。

　　 4.完善国防科技工业反垄断审查制度

　　 保持国防科技工业市场的竞争性是保障国防装备供给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建议设立由相关部门参加的国防科技工业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形成统一、协调的国防科技工业反垄断审查机制；制定“国防科技工业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审查办法”，明确适用法律法规和相关部门职责，界定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引导国防工业市场健康发展。

　　 5.推进军民深度融合相关改革必须齐头并进，多管齐下

　　

国防市场是一个受政府规制的市场，国防采购、规制政策和管理能力对国防企业的行为和国防工业发展有重大影响。在进行国防工业企业分类改革，重构产业组织体系的同时，必须推进以国防装备采购管理制度为核心的军民融合配套制度建设，提升国防采购管理和监管能力，确保改革的有序推进和风险可控。

高质量发展要补齐创新制度短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马名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近年来，我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互联网+

、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动能加速成长，创新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逐步增强。这与我国创新环境改善，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补齐创新制度短板的重大举措，一些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被列入改革日程并取得明显进展。

　　但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创新仍然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最大短板，基础研究弱、核心和关键技术不足、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和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除了发展阶段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仍未消除，一些关键瓶颈亟待突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关键短板，重点推进，切实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是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的重要着力点。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创新。创新是企业进行良性竞争的主要方式。当更多企业进行创新竞争，而不是单纯拼成本拼价格，经济就有活力和竞争力。但同时也要看到，创新活动受制度影响较大。如果产权和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不创新也能获得高额利润、新产品受到行政干预难以进入市场，企业就会缺乏创新动力，不愿冒创新

的风险。一些企业甚至转而寻求政府补贴和庇护，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改革就是要保护创新者的积极性，让创新者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能从创新中获得合理回报，以健康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走创新发展的正路。

　　首先，要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企业呼声最高、需求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具有很多环节的系统工程。在这一过程中，既要通过加大赔偿和处罚力度，提高侵权成本，对潜在侵权者形成强大威慑力，还要加强审判和执法力量，加快扩大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和行政执法队伍规模。此外，通过采取专项行动，切实提高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意识，也是重要着力点。

　　其次，要有效解决恶意低价中标问题。恶意低价中标已成为近年来企业界反映强烈的问题之一，不仅导致了不公平竞争，更对新产品进入市场形成了较大阻力，严重打击了企业创新积极性。建议尽快启动“招标法”修订工作，进一步完善市场环境，严把市场准入关，完善追责机制，切实解决这一问题。

　　此外，还要强化质量、节能、环境、安全等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通过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形成技术标准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创新倒逼机制。

　　提升科学技术供给质量

　　国际产业竞争的核心是国家科技实力的竞争。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制造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长期受到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供给不足的困扰，比如，集成和模仿能力强，但原始创新能力弱，核心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工业基础受制于人，等等。分析起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底子薄，历史欠账多。当前，我国研发投入规模世界第二，但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我国对前瞻性和战略性技术研究投入同样严重不足。未来，只有把科技基础夯实了，才能抓住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提升才有“底气”，推动高质量发展才有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大投入力度很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现科技投入从规模扩张式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更好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是推进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要深化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支持重心应转向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等；科研项目选择和立项要更加体现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和使用要更加合理高效。二是打通成果转化的政策通道，充分释放科技服务经济发展的潜力。三是加快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建立健全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特别要完善科研院所法人治理结构，从根本上解决科研机构激励机制等问题。

　　培养适应未来发展的创新人才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才队伍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但人才结构不合理，高端人才缺乏，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不足等问题突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和结构升级。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劳动者不仅要具备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培养新时代的创新型人才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切实转变教育理念。要构建多样化、多层次的办学体系，进一步扩大或放宽高校办学自主权；鼓励校企合作、企业办学或联合培养，拓展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把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切实改变传统教育教学模式，从而真正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基础。

积极利用数字技术
推动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马名杰

　　

近十年来，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及创新在向经济领域快速渗透的同时，也迅速向公共服务领域延伸，引发了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和市场化。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一些政府部门与企业在公共服务领域积极互动，形成了外包、合作、补充、替代等多种关系模式，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职能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更重要的是，在数字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以下简称“数字创新”）的驱动下，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属性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公共服务的涵盖范围有缩小趋势。

　　 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部分领域出现市场化趋势，其范围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在数字技术及其商业模式和业态创新的推动下，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正被重新塑造，数字技术正成为创新政府治理的新动力，政府开始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向服务的合作者或监管者转变。

　　 数字创新推动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几种模式

　　 政府部门在探索公共服务数字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基本模式，以及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第一，政府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公共服务效率。

　　 这是数字技术影响政府和公共服务的一种最基本和最常见的方式。如，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建设、市政基础设施的数字化，以及将大数据用于政策分析等。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服务仍由政府部门提供，其基本属性不变。

　　 第二，政府业务外包。政府业务外包是公共服务运营模式市场化的一种类型。一些政府部门将原本由公共部门运行的业务委托给企业运营，即运营模式从“政府所有政府运营”

（GOGO）转向“政府所有合同商运营”（GOCO）。但数据等资源的产权仍归政府所有，如一些城市委托企业开发和运营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等。

　　 第三，公共部门与企业形成合作伙伴关系（PPP）。有的政府部门利用企业在数据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采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丰富了公共服务内容，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效率。如，杭州市交通局与阿里在2016年合作建设“城市大脑”项目，探索将阿里云应用于城市交通管理系统。一年来，试点区域道路平均延误降低15.3%，出行节约时间4.6分钟。又如，腾讯与原国家工商总局竞争执法局开展战略合作，探索创建无传销网络平台等。合作伙伴模式下的数据产权可由政府或企业所有，但公共服务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第四，商业服务对公共服务部分替代或作为补充。在一些领域，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创新开始对政府提供的服务进行部分替代，一些准公共服务部分转化为商品。如，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多由各级政府投资，事业单位运行。近年来，一些民营创业企业投资建立营利性互联网平台，采取“线上＋线下”的模式提供有偿服务，形成了政府投资和运营为主，民间资本投资运营为补充的科研仪器设备共享服务供给格局。

　　

第五，商业服务完全替代准公共服务。在城市公共交通等领域，一些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传统上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已成为商业服务。如，民间资本投资经营的共享单车完全替代了政府投资、国有企业经营的城市公共自行车出行系统。前些年，国内一些城市投资上亿元建设公共自行车系统，但由于费用高和网点少等原因导致使用率不高。共享单车则采取分享经济模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在实现商业目标的同时，共享单车也实现了政府追求的绿色出行和疏解交通拥堵的公共目标。

　　 第六，创新者进入行政垄断行业。公共交通和广播电视等公用事业领域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更多受到行政垄断保护。一些新兴的商业服务利用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进入行政垄断行业，促进了这些领域的市场竞争。如，网约车、互联网媒体和微信的出现打破了出租车、传统媒体和传统电信服务的垄断地位。

　　 公共服务数字化市场化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以数字创新驱动的公共服务数字化市场化对政府职能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影响对象不仅包括政府职能部门，还包括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准公共部门。

　　 （一）数字技术和数字创新的影响不同

　　

数字技术有助于提高政府内部效率，也能够降低政府获取信息的成本，提高公共决策的质量。但某些部门可能因此而过度介入到本该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领域，导致政府越位。因此，数字技术可能由于被误用和滥用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数字创新则不同。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等可以改变某些公共服务的属性，使其“有利可图”，让市场提供服务变得经济可行。数字创新的负面影响往往来自公共服务过度市场化和政府监管不到位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

　　 （二）服务可盈利性是关键

　　 商业可行性是决定服务或产品能否商业化的关键因素。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难以定价和盈利，一旦改变这一点，一些公共服务就可能市场化。数字创新就是通过让某些公共服务定价和收费变得可行，从而使服务具备了可盈利性，从而打通了公共服务转化为商品的渠道。如，网约车和共享自行车正是利用了消费需求规模大、支付意愿和能力强等特点，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对原有的出租车和公共自行车系统形成了部分甚至全部替代。可以预期，人工智能技术一旦具有可盈利的商业模式，使某些公共服务变得可定价和可盈利，就有可能成为驱动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的新动力。

　　 （三）利益冲突决定制度成本

　　 除了经济上的考量

，制度成本也是决定公共服务能否市场化的重要变量。利益冲突越少，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制度成本就越低，反之亦反。在公用事业等行政垄断领域，创新者的进入会对垄断企业构成威胁，也会影响既有的就业群体。如，网约车对出租车行业有较大冲击，其发展受到的阻力就较大。在国外也是如此，英国伦敦市就取消了优步（Uber）的运营执照。在利益冲突较少的领域，原有的公共服务就相对容易被商业化的服务替代。如，共享自行车的初期发展就非常迅速。

　　 （四）积极影响和挑战并存，未来前景仍有不确定性

　　 公共服务数字化市场化有诸多有利之处。一是改善了服务的经济效益，减轻了政府部门的财政负担，促进政府部门“瘦身”和转型。二是提高了服务效率。企业在某些服务的提供和运营方面拥有更专业的技术和能力，且更有动力去降低服务成本，承担市场风险，可以更经济地提供服务。三是具有潜在的社会效益。公共服务市场化有利于促进先进技术的应用和扩散，鼓励创新，促进竞争；有利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等公共目标的实现。总的来看，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市场化有助于提高政府效能，促进政府与民间资本的合作。

　　

但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市场化也形成了一些新挑战。公共服务领域更多涉及公众利益和公平问题，市场化过程中潜藏着寻租、垄断、服务质量下降和信息安全等风险。政府监管不到位会降低公共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甚至形成新的垄断。因此，政府监管的工具、方式及其有效性就越发重要。

　　 公共服务应由更低成本、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方式和主体来提供。但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重要前提是可交易和可盈利，一些不同程度实现商业化的公共服务（如共享单车）是否具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有待观察。此外，政府理性放权和扩大干预的动机和矛盾将一直存在。

　　 建立公共服务领域的新型政府市场关系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与自下而上的市场拉动始终在共同作用。强大的市场和创新力量会驱动经济社会变革，但其动力的充分释放有赖于政府改革的推进。两种力量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变革并非意味着政府简单放权，而是需要政府转变角色，加强作为创新环境营造者和服务监管者的责任和能力，建立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政府与市场关系。

　　

一是积极采用数字技术，提高政府效能；促进和落实政府数据开放，充分实现公共数据资源的经济社会价值。二是积极探索和开展公共服务领域的业务外包，以及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创新，努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三是放松经济性监管，加强社会性监管。一方面要引入竞争机制，积极利用创新和市场力量推动公用事业改革，打破公用事业领域的行政垄断；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性监管，强化对数据产权、消费者权益和公共安全等保护，确保服务质量和公共目标的充分实现。

激发活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吕薇 马名杰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新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原动力。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这是继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对创新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地位的再次强调。随着支撑我国发展的要素条件发生变化，创新已经成为转变发展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

　　坚定创新信心，发挥后发优势

　　我国是一个具有技术吸收和创造能力的发展中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创新能力经历了一个从学习、积累、消化吸收到自主研发的发展过程。目前，我国已进入创新相对活跃期，不仅创新方式更加多样，而且开始出现由量到质的转变，取得了可喜成绩。

　　自2012年全社会研发经费首次突破万亿元后，2013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占全球比重超过15%。目前，我国科研人员数量跻身世界第二位，专利和论文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一些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如，神舟十号遨游太空，嫦娥三号成功登月，蛟龙深潜再创纪录；超级计算、智能机器人、超级杂交稻等一批关键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企业创新能力明显提高。2012年企业研发支出占全社会研发支出比重超过74%，成为研发和创新的主力军，涌现了华为、联想、阿里巴巴、腾讯等一批有较强创新能力的领军企业。制造业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产业技术从跟踪模仿走向自主创新，部分企业进入世界前沿与跨国公司同台竞争。一是互联网行业创新亮点频现。在信息服务、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等领域，一些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开始出现，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二是通讯设备、工程机械和交通设备等重大装备制造业依靠较强的集成创新能力，开始或已经进入国际中高端市场，有的已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三是在生物技术和新能源等新兴技术领域，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大量涌现，原始创新初露端倪。

　　可以说，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较好地发挥了后发优势，创新表现优于其他金砖国家，发展势头较好。这些进步是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中取得的。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的“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是破解体制机制障碍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还有很多困难和障碍需要解决。目前，支撑前沿技术发展的科技和人才基础依然薄弱，知识产权价值不高，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效率低。企业总体创新能力不强，少数领先的创新企业与大量低水平模仿企业并存。总装和集成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迅速成长，但大量配套企业发展缓慢，关键部件和基础技术欠账较多。国家创新体系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创新差距呈扩大趋势。技术、人才、风险资本、创新型企业，以及价值链中高端活动明显向少数发达省市聚集。一些传统产业密集地区在创新资源竞争中处于劣势。

　　创新发展面临的不少障碍是我国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法治社会中要解决的基础制度问题。市场机制不完善，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激励不足。如，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没有反映真实成本，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完全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尚未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亟待加强，等等。同时，还要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减负、铺路，使创新者真正获益。只要及早有序地解决好这些问题，就能让积蓄在市场中的巨大的创新潜力爆发出来，建成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