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交流系列第786期（10篇）广东经济学会“ 建设统一大市场理论研讨会” 主旨发言材料汇编VIP专享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广东经济学会“建设统一大市场理论研讨会”主旨发言材料汇编

（2022年）

主持人语：理解“统一大市场”

广东经济学会会长罗必良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广东经济学会举办的“建设统一大市场理论研讨会”。

感谢各位特邀嘉宾的莅临。欢迎各位同仁和朋友的线上参与。

在主题报告开始之前，作为会议主办方的代表，我先说几句，算是本次研

讨会的一个导语。

中国40余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开放，通过计划经济的体制转轨，通过市场化改革推进经济发展，不仅是切实可行的，而且是大有作为的。这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事实上，建立并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不可逆转的社会共识、努力方向与目标选择。

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

第一次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决定》强调了三个重点：

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二是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三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并特别强调了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以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性。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的意见》提出：

———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

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空间巨大，但还有极大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是《意见》最重要的三个关键词。《意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明确了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是对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大决定的坚持、贯彻与落实，是对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再次动员，是坚持“问题导向、立破并举”的新的谋划，是适应新格局、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所确定的新思路与行动纲领。

《意见》迅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与讨论。其中，一些人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涵、目标及实现路径存在认识误区。有人甚至认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意味着计划经济的回归”。这显然是一种有代表性的错误观点，应该予以纠正。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经大体出现过三类的社会维系方式，即：驯化（或传统）、暴力（或强制）和市场。这三种机制的存在都是与一定的组织形式、交互方式、社会理念相适应的。其中，市场制度不过是人们在最近300年间才发现并使用的。总体来说，尽管市场制度依然还处在演化成长之中，人类关于市场的知识也还处于“干中学”的积累过程，但我们至少已经知道，有效的财产保护制度、发现劳动分工的好处、构建与市场制度相适应的信念体系，是三个基本的要件，缺少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出现好的市场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这样，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亦是如此。

市场并不简单的是一个交易场所或交换关系，更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制

度扩展体系，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市场看成是一种信念体系。

哈耶克曾深刻地指出，价格制度是一种使用知识的机制。事实上，价格制

度不仅是使用知识的机制，也是知识的发现机制和知识的扩展机制。

第一，这一机制是分散信息基础上合乎要求的个体或组织的分散决策；第

二，这一机制是产权分立前提下行为主体自发且自由的竞争性进入；第三，这

一机制是法律规范基础上竞争主体的自愿缔约及其契约化联结；

第四，这一机制能够广泛动员人们的自爱自利动机、互助依存情结乃至内存于心底的道德资源，尤其是动员和激发企业家精神，从而构建人类合作的自发扩展秩序；

第五，这一机制因蕴含经济自由、决策民主、交易平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元素，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市场信念体系。

我们今天关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重要主题，就是要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意见”，在思想上达成共识，在行动上诱导协调，在创新上形成激励。

我以为，真正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讨论，是关于大市场构建的逻辑、机理与路径选择的探讨。这是对以往不同主张及其争议的继续与深化。我个人想强调几点主张：

第一，关注法律、制度与体制性障碍，寻找深化改革的重点、难点与痛点，

从而精准配套施策；

第二，关注城乡、区域与行业之间的不平衡与摩擦，寻找要素错配与市场

扭曲的关键性约束，从而改善效率；

第三，关注产权、准入退出与监管的机制性问题，寻找市场由大到强的演化路径，从而改善公平；

第四，关注新格局、新态势与新的不确定性，畅通国内大循环，连接国际

大市场，寻找发挥比较优势与竞争力的可能性空间，从而扩大市场；

第五，关注政府与市场的比较优势、功能匹配与关系演进。没有管制的放松，就不可能有市场的自发秩序；但没有政府的监管与制度服务，就不可能有市场的有序发育。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有中国的理论创造与实践创新。

建设统一大市场，本质上就是要激发主体活力，纠正各类扭曲，降低交易

成本，鼓励创新创业，深化分工合作，拓展配置空间，扩大市场范围。

正是因为《意见》的重要性，广东经济学会决定召开本次理论研讨会，我本人会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刘业进教授，约请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与优秀中青年学者，就“建设统一大市场”主题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与交流，希望传递真知灼见与正能量。

受疫情影响，本次会议只能以线上方式进行。尽管多有不便，但好处是能

够让众多的朋友一起来参与和分享，这显然有助于扩大思想的市场范围。我相

信，思想市场的繁荣，一定有助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与拓展。

祝会议圆满成功。

统一大市场的障碍：地理、制度与文化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国，但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与政治视角的主权统一不同，统一大市场更多体现为经济上的一体化，其关键在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得商品和各要素能够实现跨区畅通流动和高效集聚。

近几年，从“十四五规划”起，多个重要会议文件均表明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且重要性逐步升级。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正式发布，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然而，为什么要建设统一大市场？当前还存在哪些阻碍市场统一的因素？面对种种障碍，我们又该如何着手建设？这些仍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带来增长新动能

为什么需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放眼未来，实现现代化国家发展目标需要以统一大市场作为基础；二是着眼当下，充分发挥大国优势需要统一大市场作为必要条件。

国家发展的理想目标是有共同之处的，那就是追求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具体而言，长期发展指的是经济增长的结构要可持续，投资与消费应当维持在一个恰当的比例，过于依赖某一方面都会导致供需错配，经济发展后继无力。全局发展要求我们从国家整体的视角而非局部的区域（或个体）看地方发展，换而言之，商品和要素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通和高效配置的。多维发展，则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同时兼顾不同的发展目标，以满足人们越发多元化的需求，不只要经济增长，还要环境宜居、收入均等、文化繁荣等。想要实现这三大目标，统一的市场是前提。

更进一步，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一个大国，如果过于依赖贸易盈余来增加ＧＤＰ，必然会使其他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引起他国不满。而在统一的市场条件下，中国是可以通过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释放巨大增长潜力的。纵观世界其他两大经济体———美国和欧洲，美国几乎不存在地区间的文化和制度性障碍，商品和生产要素也能够畅通流动，国内市场高度一体化；而欧洲，虽然国家之间的语言文化等障碍难以消除，但从贸易一体化到货币一体化，欧洲也在持续推进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对比美国和欧洲，中国内部的语言文化差异是比较小的，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制度的完善，商品的流通性也在逐步提升，然而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现象仍然存在，生产要素无法合理流动和配置到回报最高的地方，大国红利难以完全实现。在当前人口红利消退，投资增长乏力，土地城市化远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依赖生产要素数量的积累来推动增长已经没有太强的动能了，因此，推进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其根本在于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与政府，应当是各司其职，但又相辅相成。市场的价格机制使得不同地区的商品和要素可以根据供需自发定价，价格（例如工资、地价、投资回报）在空间的差异又引导生产要素流向回报最高的地区，由此实现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效率。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公平竞争的市场，这要求我们对私有产权进行保护，破除在所有制及其他特征上的差别对待。

当然，市场不是完美的，在面对跨界外部性和公共品问题上，市场机制往往难以发挥好作用，这需要政府力量进行辅助支持。比如说跨界的环境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中央协调。统一市场监管和准入标准的设立等等，也需要中央政府发挥作用，否则，全国各地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相互“逐底竞争”（ｒａｃｅｔｏ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在大国治理方面，为了防止各地形成各自封闭的小市场，也需中央从全国整体的视角调整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使其追求整个国家的长期、全局和多维发展目标。同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维持恰当的权责分配。由于对本地的信息优势，需要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保持地方政策的灵活性，不能什么都一统了之。以税收政策为例，从原则上来说，对于涉及可跨界流动的生产要素，要求政策统一，全国要统一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但对于不可跨界流动的生产要素，可实施差别的房地产税。

二、统一大市场面临地理、制度、观念等阻碍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本质是一体化，换而言之，就是商品和各生产要素可以在市场供求力量的驱动下，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发重要，从初见端倪到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如今的决定性作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初步形成。

面向更高水平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还有哪些因素在起阻碍作用呢？我们将从地理、制度和观念文化三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是地理，地理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地区间距离和自然屏障。两地间地理距离越远，他们的经济社会交流一般也会更低一些。直观地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货物的运输成本。运输成本随距离增长是贸易中的客观规律，但增长的速率是存在异质性的。当地区间存在大山大河等自然屏障时，单位距离的运输成本会急剧上升，若又没有连通的条件和工具，就会形成完全分割的市场。

众所周知，中国的地形复杂多样，山区面积占比超过60％，同时水网密布，流域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221条。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屏障会天然地阻隔两个地区的交流。政府很早便意识到地理障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几十年来，通过公路、铁路、通山隧道、跨江大桥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全国各地区已经实现基本连通，自然地理所带来的运输成本也急剧下降，可以说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程度在国际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在保证基础设施连通的同时，对运输的便捷性和经济性的持续探索与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此外，一些制度因素也不利于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在商品市场上，区域间产业同构的现象仍较为普遍，分工合作不够紧密。要素市场面对的制度性障碍则更为严重，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的配置，都受到较为严格的制度性制约。对于劳动力，户籍制度依然作用于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社会保障全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未完全实现，这些都会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对于土地要素，当前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土地开发仍根据中央设定的建设用地指标统一配置，最终得到的配额与地区发展实际需求有时会出现不匹配的现象，一些人口流入地所获指标短缺的同时，另一些人口流出地可能出现建设用地指标富余和已经开发的建设用地的闲置。对于资本，在实际的投资中，由于政府可能对特定产业和企业存在倾向性政策，资金未必会有效地流入投资回报最高的地方或部门，反而出现“僵尸企业”低效占用大量金融资源等问题。

产生以上制度性障碍的直接原因是本该由市场来主导的资源配置，却大量被行政力量干预。地方政府为了最大化本地经济规模与税收，人为地设置商品与要素进出壁垒，造成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不可否认，这种行为可能是一种主动的分工占优策略，对短期、局部和单维的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如果以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为目标，则地方经济最大化所形成区域小循环与国家发展目标产生矛盾，阻碍了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最后，阻碍市场一体化的因素还包括人们的观念，而这可能产生更加长期深远的影响。比如说，语言文化会塑造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偏好，而人们又往往

更加认同与自身环境相似的事物，因此，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现有的市场分割。更加重要的是，在长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些发展观念，也不利于构建统一大市场，甚至这些观念还影响了上述干预性政策制度的制定。我们简单谈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个观念误区。一是人们混同了平衡发展与均匀发展的概念。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恰恰是促进了人均ＧＤＰ（或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地区间平衡，单纯追求地区经济总量的均匀分布反而会造成效率损失，甚至拉开地区间人均差距。二是人们常常夸大了集聚的负面效应。不可否认，在要素集聚的过程中，的确会出现拥堵、污染等问题，但与此同时集聚带来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等好处更不容忽视，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治理解决问题，而非直接阻止集聚。三是人们常常混淆国内跨地区间移民与国际移民的区别。中国是统一的国家，中国内部跨地区的人口流动不应该与欧美对国际移民的限制相比较，劳动力在一国内部的迁移本就应该是无制度障碍的。

地理、制度和文化，都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考虑的因素。那么，它们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们与上海评驾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用货车车流大数据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以上三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评估了当前的省级行政区的边界效应。车流大数据的原始数据为交通运输部车联网平台的全国大型货车基本信息及行驶坐标。通过一系列算法处理，我们可以获得全国范围内包含方向的每个“城市对”的车流量。车流与经济高度相关，不仅体现在总量规模上，在空间上也与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分布基本一致，因此可以很好地度量两地间经济联系。

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百度地图ＡＰＩ平台构造两地间地理分割指数以识别自然地理障碍，用方言的相似度衡量区域间的文化差异，用是否跨越行政边界估计政府行政力量的作用。在控制距离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经济社会特征后，基于经典的贸易学引力模型，我们可以同时分析自然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这项研究最主要的结论可以简单通过图1表示。其中横轴表示“城市对”的地理距离（对数形式），纵轴表示“城市对”的车流量（对数形式）。我们将所有“城市对”分为同省和异省两类，分别做拟合线。结果表明，无论是同省还是跨省的“城市对”，两地间距离越远，车流所代表的经济联系均更小。进一步地，将两条线相比较，我们还能看到，如果两个城市不属于同一个省份，

即使在相同的距离下，他们的经济联系也总要比同省“城市对”的联系更弱一

些。

在我们的实证结果中，地理障碍、行政力量和文化差异均会影响商品和要素在区域间的流通，地理和文化也是市场分割形成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我们发现省界的边界效应仍然存在，跨省经济联系显著低于同省。举一个直观的例子，一对相距200ｋｍ的城市，如果他们不属于同一个省，他们之间的车流量相当于相距302ｋｍ的同省“城市对”车流。也就是说，省界大约把这两个城市间的距离拉远了100ｋｍ左右①。

当然，不论是省级行政区内部还是城市群内部，我们也看到行政力量对辖区内的市场存在促进市场整合的积极作用。不过，从全国整体的角度来看，地区性的“小市场”和“小循环”，无法发挥统一大市场的规模效应。

三、建设统一大市场应重点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关键在于打破当前一个个区域内小循环。地理、制度和观念文化，是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要因素。近年来，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已经在减弱自然地理障碍方面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与之相对，改变人们的观念难以一蹴而就，需要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当前阶段，我们最应该着力的，也是潜在成效最高的，是尽可能消除全国范围内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尤其是，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

人口向中心城市、城市群，以及沿海地区集聚是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且未来的集聚还会进一步加强。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在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下，全国和地方都应调整和完善一些制度以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在全国层面，首先应逐步取消各种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要统一财税政策和市场准入、监管标准。与此同时，要调整地方政府激励机制，避免地方政府以重复建设和分割市场的方式来追求本地短期ＧＤＰ增长。在区域层面，应当区分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适用不同的发展方向。对于人口流入地，要更多地发挥规模经济作用，促进技术创新，为此，要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和住房供应，要实现公共服务按常住人口配置，提高它们对于经济和人口的承载力。而对于人口流出地，则应根据比较优势进行相应的产业转型，比如说发展对劳动力数量需求不高的现代农业、自然资源产业、旅游业等等。在此过程中，匹配中央政府对人口流出地的转移支付，可以使得全国各地都能共享统一大市场

带来的发展红利。

建设统一大市场：产权、金融与高质量发展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永钦

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而金融经济的基础是产权。金融合同虽形式各异，但抽象来看，任何的金融合同都是一个承诺（ｐｒｏｍｉｓｅ），每一个承诺都由其背后的抵押品（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完成兑现。比如：借款人承诺两年后以年化7％的利率偿还本息，就是一份典型的贷款合约。就抵押品而言，可能是有形的房产，也可能是无形的知识产权，更有可能是未来的现金流权（ｃａｓｈｆｌｏｗｒｉｇｈｔ）。从总量而言，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完备的产权保护体系，就无法创造足够的抵押品，抵押品稀缺就会阻碍信用创造和社会资本的形成；从结构而言，不同抵押品的占比差异对于经济发展质量有着显著差异。我们可以分别从抵押品总量和抵押品结构这两个视角，来理解建设统一大市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ＨｅｒｎａｎｄｏＤｅＳｏｔｏ）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资本的秘密》。他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不是因为它们缺乏资产，而是因为缺乏资本。这些发展中国家有很多资产，比如大量的土地和房屋，但是由于缺乏产权，这些资产不能用作抵押品，不能创造出资本来。以拉丁美洲为例，拉美国家本国创造资本的能力不足，所以十分依赖外商投资，如果它们本国“沉睡的资本”能被激活，就能创造出相当于100倍的外商直接投资。

简单来讲，任何资产除了基本的使用功能，还有抵押功能。抵押兼有法律和金融两层含义，资产的抵押功能只有在法治健全、产权明晰的社会里才能实现其价值。我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要完善产权保护。目前中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差别很大，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产权和法治环境的差别，不同环境下创造信用和资本形成的能力、进而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是很不一样的。

如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迄今的经济发展奇迹？从合约执行的角度，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改革开放早期阶段，由于法律体系和执行并不是特别完备，政府的动员资源和“政企关系”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东亚模式的一个特征，日本、韩国早年都是如此。清华大学的欧阳敏和伦敦政经学院的张圣醒这两位学者合作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某些地区的“政企关系”破

裂之后，当地的企业家就失去了这种特别的抵押品。原本他们可以依靠“政企关系”向银行借钱、创造信用，在这之后，他们被迫使用房产作为抵押品，这些地方的房子因此变得更贵。再进一步，企业家的房地产抵押完之后，由于仍然缺乏信用，就会用自己的股权做质押。股权质押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股票价格下跌，企业家就丧失对企业的控制权。从抵押品的角度来看，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仍然是一个缺乏抵押品的国家。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ＧＤＰ增长率于2012年首次“破八”，此后逐年放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债务太高了。在宏观层面，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抵押品稀缺、债务积压的问题。

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这会直接影响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不同人群间的差距、地区的差距，很多都跟抵押品分布有关。另一方面这也会影响创新。高度依赖资产抵押而现金流抵押不足的金融体系，对轻资产、创新型的企业发展并不友好。再者，这也关乎系统性金融风险。日本之前与中国比较类似，因为相关法治并不特别健全，日本的企业大量用土地、房产进行抵押，来创造信用。房地产崩盘之后，日本经济就崩溃了。

美国不是这样的模式，从抵押品结构来看，美国则更多地依赖未来的现金流做抵押品，体现的是企业的内在价值，跟房地产关系不大。美国在100年前也是大量以土地做抵押的，但最近这几十年里，美国资产抵押的债务占比下降到了20％左右。如今美国企业借贷大部分基于未来的现金流，这种运行模式只有在法治环境比较好的条件下才能做到。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好处是增强了美国经济的韧性，发生金融危机后能在较短时间内重新恢复增长。

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我们研究的某个大城市的某个银行的贷款中97％都有抵押品（包括抵押、质押和担保），只有3．47％不需要抵押，不需要抵押品的往往也需要政府隐性担保。所以大体上看，中国的企业高度依赖实物抵押品，比如土地、房产等等，跟日本模式很像。这种模式会使中国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房地产因为大量用于抵押而价格暴涨。中央财经大学的陈斌开教授的一项研究显示，一个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跟其ＴＦＰ呈相反关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大幅上升，这跟房改是有关系的，相比于城市，农村没有独立产权，没有创造出资本。皮凯蒂（ＴｈｏｍａｓＰｉｋｅｔｔｙ）教授的研究指出，资本的回报会远远超过ＧＤＰ的增长率。这是因为资本可以利用杠杆，但劳动力是不能作为抵押品的。

跟历史作比较，中国现在对抵押品，尤其是对土地房产的依赖，相当于美

国1920年代时的情况。

过去50年里美国实现了抵押品结构的动态转换，从依赖房产等实物向依赖未见现金流的巨大转变，如今中国很有必要继续深化改革，健全法治环境，一方面提高创造抵押品的能力，增加抵押品总量，一方面调整抵押品结构，降低融资对抵押品，尤其是单一抵押品的依赖。通过这样的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前文说到的收入差距、房地产泡沫、ＴＦＰ下降、企业债务违约风险高企等等问题。

产权和抵押品问题还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执行。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层层都会涉及抵押品：实体经济向银行借钱，银行向中央银行钱，不同环节会使用不同层面的抵押品。因此，产权结构不仅会影响到资本的形成、产业的发展，也会影响货币政策。在2014年前，中国的基础货币发行主要基于外汇占款。国内的产权体系限制了资本的产生。也限制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更多地基于国内抵押品创造货币。

总的来说，产权是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产权会影响高质量发展，影响收入差距、ＴＦＰ和创新、经济和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执行等重要方面。中国发展至今，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可能更加需要创造资本的能力。正如前文所述，资本是可以创造的，是可以通过改革释放出来的，这要求中国继续推进法治改革、产权改革。中国整体的发展模式已经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更加需要产权护航，企业要能利用未来现金流进行抵押，需要有一个更健全的法治环境。为了平稳地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中国需要找到土地房产以外的替代抵押品。我相信通过法治改革和金融创新，未来一定能够找到。

统一大市场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罗楚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为此，在随后的几年间，陆续出台相关文件，涉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方面。最近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简称《意见》），将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奠定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有计划商品经济逐渐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计划价格到双轨制再到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增强。市场化改革以市场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信号，强化了各类行为主体的经济激励，为我国经济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期间保持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1979年至2020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8．2％；扣除物价因素，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1978年的27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是世界银行面向最贫困国家的国家开发协会的受援国，而今已经成为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

既有的改革经历大多强调自下而上的探索过程，试图以基于分权所产生的竞争效应来激发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在地区层面上的改革自主性和增长目标激励，相对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在一定时期中对于推动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效应。但由此也至少带来市场体系的分割，一方面导致制度规则和监管行为的地区差异性，另一方面产生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地区分割性。在片面追求人均ＧＤＰ增长目标的推动下，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干预当地经济活动的倾向，通过各种制度创新和各种优惠政策放松应有的监管、吸引资本投入以做大分母，拒绝外来人口的本地化以减少分子，并通过人为设置障碍保护本地市场。由此延续了地方保护主义、政商同盟、地区经济同构等计划经济时期所存在的扭曲现象。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这些扭曲的消极效应也越来越明显。消除市场分割、矫正市场扭曲，进而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基本目标。

统一大市场旨在联通，重在统一，消除市场壁垒，扩展市场边界。由各种

市场壁垒所导致的市场分割，阻碍了商品、要素和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畅通流

动，是形成制约经济循环的堵点的主要原因。市场壁垒和市场分割构成统一大市场的对立面。统一大市场需要有破有立，破市场分割壁垒，立统一市场规则。本次《意见》强调要实现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方面的制度规则统一，并在市场监管、不正当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规范性要求，这将有效地缩减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空间，避免官商合谋、地方保护进而产生市场分割壁垒。

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形成公平的竞争秩序。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向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开放，这是公平的竞争秩序的应有之义，也是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通过政策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执行的协同性，降低交易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通过完善的市场中介机制来实现，建设统一大市场是完善市场机制的基础，是市场机制的统一，而不是政府调配的统一。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和开放性，是统一大市场的核心。政府监管行为的基础是维护竞争政策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结构，而不是直接作用于资源配置过程，更不能成为商品要素资源调配的直接力量。当然，探索合理适度的政府监管行为边界和行为方式也将会在一定时期中持续存在，并成为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的重要因素。

统一市场的秩序维度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

统一市场，其英文表达是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ａｒｋｅｔ（整合的市场）。它的基本特点是经济，包括生产和销售等专业化分工和市场化高水平发展之后形成的有机统一的市场。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国内层面发生在国家内部，如中国；国际层面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欧洲经济一体化。当然，也可以发生在国内的某个区域，如京津冀，也可以发生在两个国家或者若干个国家的各一部分区域，如湄公河流域。区域经济一体化，某个意义上也是统一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这一文件中的“统一大市场”，说的是国内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它是在中国各地区经济专业化分工和市场化高水平发展之后所需要的进一步快速发展统一市场的政策文本。

政策文本一般来说是目标和问题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