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中大（深圳）丘成桐班成立仪式上的讲话
国际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教授
（2026年4月13日）
一、我与港中大的深厚渊源
我与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港中大”）的深厚渊源，可以追溯到七十多年前我成长的那段岁月。
我是在香港沙田长大的，早在香港中文大学刚起步筹建沙田校园的时候，我父亲便经常奔波于香港岛和沙田之间。1954年左右，崇基学院先搬到了沙田，我父亲就在港中大的前身（之一）——崇基学院教书。此后，我们兄弟三人都在崇基念书，后来我姐姐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工作。可以说，我们全家都跟香港中文大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969年，我离开香港中文大学，去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到了1976年，我在学术上开始有了一些名气，在1977年首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回到香港中文大学，并在那次访问中与久别的家人得以团聚。
二、港中大的数学专业发展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很关心香港中文大学的师生们。不过在1977年那个时候，香港中文大学正经历院系调整，原来的三个学院被整合到一起，这是由港中大的创校校长李卓敏教授牵头推动的。中间经过了很多艰难的奋斗，才有了现在的香港中文大学，原来的学院也不再是以前那种独立的学院了。这当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过程真的很不容易。无论如何，那个时候，至少从数学学科的角度来看，香港中文大学的数学专业发展得并不理想，形象也比较薄弱，因为当时没有正式的学术领导。直到后来，高锟校长上任后，开始重视数学学科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的数学专业才迎来了大的发展机遇。
1979年，我第一次到内地，在北京和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开展合作。从那以后，基本上每一年我都会花数月甚至一整年的时间，往返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之间。在香港，大概是1992年以后，高锟校长邀请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创办IMS（数学科学研究所）。在那之前，香港中文大学的数学系规模很小，连像样的师资和课程设计都没有。第一个从海外回来加入数学系的是郑绍远教授，不过他后来去了香港科技大学。
三、基础科学发展是应用与企业发展的根基
多年来，我觉得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为香港乃至中国南方的学术发展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但坦白说，与以北京为核心的中国北方学术重镇相比，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中国的学术重心，直到今天，依然是以北京为主。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了，中国的数学学科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最近的二十年。
自2002年中国举办国际数学大会后，政府越来越重视数学学科的发展。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高度重视数学作为基础性学科的重要性，强调必须大力发展，而不是盲目追求短期的工程应用或将其直接转化成企业成果。我每次跟中央大领导谈话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数学对企业有什么好处。
我记得有一次，跟总理讨论创办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的时候，总理问我，求真书院的学生里面，有多少是对基础科学真正感兴趣的，有多少是对数论那样的纯粹学问感兴趣。我向总理汇报，求真书院至少有90%的学生对纯数学领域充满热情，总理听后连说了三次“很好”。这就能看出来，中央大领导们认为基础科学是最重要的。没有基础科学，就做不好应用科学；没有应用科学，就谈不上创办企业。
到今天，我们国家的企业发展得很好，但要在技术上领先全世界，目前来看，就算有，也是极少数。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四、大湾区的学术链条构建推动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发展
虽然中国北方的学术引领地位依然稳固，但这几年大湾区的兴起，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我认为，大湾区包括深圳、东莞、广州、香港和澳门等，未来一定会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