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系统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文化理念与实践·文化工程篇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历来有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的传统。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以文化工程为载体推进文化建设，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研究、论证和抓好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重大工程建设，不断增强构成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他立足时代发展趋势，直面现实文化需求，以宏阔的战略视野，从价值理念、目标导向、组织方式、建设载体、保障体系、管理机制等多重维度，亲自擘画、推动实施了以良渚遗址保护、“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西湖综合保护、大运河保护等为标志性成果的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并高度关注以“八项工程”为龙头、旨在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的多项重大文化工程，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创新，开拓了浙江当代文化的崭新空间和有效路径，也为今天推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方法论借鉴。

一、注重文化工程的顶层设计，提出“以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为龙头”

文化作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就其具体建设过程而言，“实”是关键所在，不但需要扎实的内容，更需要落实的载体。文化工程的内涵包括视野上放眼国内外时代大局，时间上研判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势，布局上通盘规划、顶层设计等方面。习近平同志以全局观念来看待文化建设，强调“要努力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在他看来，“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习近平同志的战略规划、顶层设计下，浙江重点实施了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八项工程”。习近平同志为之设计了内在逻辑缜密的系统架构，作出清晰阐释：“从实现文化大省的建设根本目标出发，着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规划设计文明素质工程；从加强文化大省的内容建设出发，着眼形成精品纷呈、人才辈出的繁荣局面，规划设计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人才工程、文化保护工程；从巩固文化大省建设的基础出发，着眼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和文化传播渠道建设，规划设计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为建设浙江文化大省的宏伟大厦撑起了全面、清晰、坚实的“四梁八柱”。

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同志同样高度重视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注重各项工作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八项工程”是在特定时间周期内开展协作活动的复杂过程，规划引领、顶层设计都是“放眼全局谋一域”的关键所在，决定工程的主旨、规模、体量、资源、路径及其所需要的各类配套支撑。在《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中，“制定发展规划”被列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有力保障，明确要求制定完善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实施意见，制定完善以建设一批重点文化设施、发展一批重点文化产业、培育一批重点产业区块、壮大一批重点文化企业为内容的“四个一批规划”配套措施，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加快文化建设的具体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文化发展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二、注重文化工程的有形支撑，提出“使文化大省建设有硬抓手、实举措”

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看来，相较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文化建设似乎显得要“虚一点”。习近平同志面对建设文化事业认知上的这一现象，在2005年8月31日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以工程为载体，明确今后5年宣传文化工作的目标任务和主要抓手，系统科学地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使文化大省建设有硬抓手、实举措”，切实将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作为落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要求的客观需要来抓。

习近平同志决策和布局每一项文化工程，都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以有形的抓手来解决面临的现实难题。例如，之所以实施文化研究工程，是因为“从更高的要求来讲，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缺少具有全国重大影响的学术品牌，浙江历史文化的研究还存在着相对分散、参差不齐、整体性系统性不强等诸多弱点，离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还有距离”，需要通过实施文化研究工程，进一步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规划，整合资源，系统开发，促进建立符合哲学社会科学规律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推动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规模、上档次。为此，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主任，召开指导委员会会议，亲自提出“今、古、人、文”的工程架构，为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撰写总序，为顺利实施文化研究工程谋定方向、打下基础。

三、注重文化工程的力量统筹，提出“需要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各司其职、群策群力，形成整体推进的合力”

作为大型综合性文化建设的载体，文化工程意义重大、任务繁重、时间线长，需要统筹协调各种资源、各方力量，集聚联动，形成合力。一方面，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互动配合，协同共进；另一方面，需要政策体系、制度安排、财政支持等体制机制方面的力量保障。习近平同志强调，“八项工程”是对全省文化建设的统一部署，同时也是对各地各部门文化建设的规划和指导，需要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各司其职、群策群力，形成整体推进的合力。他还要求“既抓住文化建设的重点工作，又突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重需要解决的薄弱环节，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形成有机整体”。

在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具体实施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对各地各部门的集聚联动作出切实部署和统筹安排：“人大要加强有关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立法和法律监督工作。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实施文化大省建设各项工作的具体指导和管理。政协要积极发挥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和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职能作用。党委宣传部门要在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中充分发挥指导协调作用。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和群众性文化团体要积极组织开展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在政策体系上，习近平同志要求认真梳理国家及浙江省关于文化工作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完善文化体制改革以及各项社会事业改革的配套政策，认真落实公共财政投入、税收优惠、融资投资、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制度等各项政策措施，推进文化建设立法工作，千方百计为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提供有力保障。

四、注重文化工程的制度保障，提出形成“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文化工程切实落地、顺利开展和最终完成，需要将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贯穿始终，作为推进工程的必要保障和日常抓手。习近平同志多次就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作出具体部署，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上，他要求“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明确责任、明确任务、明确措施等方面，要求各地各部门制定具体实施意见，落实项目责任，细化分解任务，明确责任部门、责任人以及项目实施步骤、时间表，包括把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任务列入各级党委、政府任期目标考核，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切实加强宏观管理和行业监管，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强化国有文化资产监管，建立各类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评估制度等。

以文化研究工程为例，从实施之初就形成了由省领导和浙江大学、省直有关单位、各市领导等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负责审定工程规划、指导工程实施，各市、县成立相关领导班子指导本地区实施文化工程，省社科联负责组织专家开展项目研究的协同机制。从项目申报、专家评审、立项签约、开题论证、中期检查、结题审核到成果出版，都出台了相应管理制度，建立一系列运行机制，确保工程的扎实推进和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目前已实施一、二、三期工程，组织国内外290多个单位1万余位社科专家学者参与了研究，预计形成学术专著6160余部，已经出版3900余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经过近20年接续推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文化艺术研究丰碑。

五、注重文化工程的持续深化，提出“咬定目标，一任接一任、一届接一届地抓下去”

“功成不必在我”“一张蓝图绘到底”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政绩观。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有一段关于工作决策和部署的精辟论述：“省委作出的这些决策和部署，既力求体现工作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又力求体现工作的开拓性和创造性。这些决策和部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这些决策和部署，有的已经全面展开，初见成效；有的已经作出规划，正在落实；有的还需制定政策，完善措施。贯彻这些决策和部署，既有现实紧迫性，又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要咬定目标，一任接一任、一届接一届地抓下去。”

以文化工程为载体持续推进文化建设，是这一政绩观的具体践行和体现，文化事业由此得以保持连续性稳定性。文化工程作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具有连续性、开拓性和创造性的巨大空间。这也正是选择以文化工程为载体推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初衷和目的所在。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专门指出：“文化研究工程历时长，‘十一五’规划期间完成大部分研究成果，‘十二五’规划时期继续实施工程项目”。2005年，文化研究工程启动之际，将两岸故宫博物院所藏宋画汇编出版的建议报告提交到了习近平同志的案头。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专门批示：“这一构想很好，值得为此努力。”自此，以《宋画全集》为起点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开启了长达近20年的编纂历程。作为规模浩大、纵贯古今、横跨中外的国家级大型文化建设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持续时间长、投入人员多、涉及机构广，始终坚持以工程化的组织方式形成建设合力、以工程化的运作机制促进团队协作、以工程化的管理模式推进项目进展、以工程化的项目平台提供基本保障，是以工程化方式实施重大项目、取得显著成果的典范。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的关心指导下，坚持以工程化的项目平台提供基本保障，锚定目标，系统谋划，稳步推进，久久为功。

浙江以文化工程为载体的文化建设，取得丰硕实践成果。例如，就文化支出而言，据浙江省财政厅《2003—2022年全省财政文化支出数据统计表》，2003年为27.65亿元，至2007年提高到56.60亿元。2005年全省文化投入总额与“九五”期间5年文化投入总量基本持平。又如，就总体布局而言，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中的每一个方面，既具有质的规定性和各自丰富的内涵，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以其全面系统的整体架构，树立起省域层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典范，构建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省域大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文化工程的系统思考和重要论述、基于实施“八项工程”丰富实践形成的成就和经验，彰显了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客观规律的问题意识，体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特质，凝练了文化工程的本质特征，揭示了以文化工程推进文化建设的规律，形成了领域独特、理念创新、要素丰富、特征鲜明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样态。其中，不仅有观点新颖、阐述精到、自成体系的理论创新，还有在宏观布局、资源统筹、有序推进等方面的实践创新，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的系统思维、全局观念、前瞻视野和实践品格，以及从工程化建设视域对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发展规律的积极探索，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系统谋划和扎实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重大工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这也深刻启示我们：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既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的战略位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也要牢牢把握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内在逻辑和现实需求，锚定既定的战略目标，发挥重大文化工程对文化建设的全局性引领作用，实功实做、扎实推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创新理念、变革意识洞察时代之变、探索文化发展规律，科学研判现代工程管理方法与文化建设的内在关联性、管理有效性，以工程化思维拓展文化建设新方法新空间；文化工程是有组织开展的系统性文化建设，要牢牢把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统一领导，重视统筹协调，围绕价值目标、规划规章、建设内容、组织方式、平台载体、步调节奏等多个方面，形成整体推进的强大合力；遵循文化工作需要长期积淀、难以一蹴而就的规律，视文化建设为长期事业，以持之以恒的迭代升级、有序推进，一张蓝图绘到底；要立足努力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坚持把多出成果、多出有质量的成果作为文化工程实施、验收的标准，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统一，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保持历史耐心”的三重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保持历史耐心”。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在2025年7月14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业化进程，西方走了几百年，而我们只用了几十年。深层次看，我们工业化的短板还很多，要花时间去补。城镇化也是这样，不能面子可以、里子不行，不要搞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事情。有些事要打攻坚战，有些事要久久为功。”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保持历史耐心的道理所在。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角度来看，保持历史耐心具有多重意蕴。

“保持历史耐心”的辩证品格

所谓历史耐心，意指历史主体基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历史经验的确证，面对长期性、复杂性的历史任务而表现出来的长远的历史眼光、稳健的战略安排、从容的精神品质。保持历史耐心，体现了我们党对完成重大历史任务所必需的战略定力、精神状态的理性认识和自我要求，体现了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法意蕴。

遵循规律、掌握主动的精神特质。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尊重客观规律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辩证统一的。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例如，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看，共产主义终将实现，但这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离不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坚持不懈的努力。缺乏历史耐心，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无疑要遭受历史规律的惩罚。再如，从现代化角度来看，人口城镇化是国际普遍性特征，有其客观规律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解决这个问题，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让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能有机结合在一起”“现在的城乡人口流动还是候鸟型的。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平衡转化，要体现在政策上”“这个过程要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当然，保持历史耐心，并不意味着消极等待、无所作为，而是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基础上积极作为、乘势而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又善于识变求变应变”。“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就是要遵循客观规律；“善于识变求变应变”，就是要发挥历史主动。

从容不迫、张弛有度的精神气度。拥有历史耐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表现出的韧性、耐心、定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坚信时间的客观、历史的公正，秉持“欲速则不达”“慢工出细活”的理念，因而能以极大的耐心忍受时间的考验；秉持“功不唐捐”“水到渠成”的古训，因而能对必要的付出从容不迫，对历史的回报深信不疑。胸有成竹、心中有数，才能气定神闲。保持历史耐心，对于执政党而言，意味着“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只争朝夕地奋斗而又不只看一朝一夕之成败，淡定从容又持续不断地有所作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张与弛、快与慢，彰显时间的哲学、发展的逻辑。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掌握快与慢的节奏。快，就要抢占先机，看准了就抓紧干，在稳住阵脚的基础上积极进取，争取不停步、不耽误，争取最好结果。慢，就要沉得住气，不能急于求成，防止犯急躁病。沉得住气，是精神气质的从容，而不是实际行动的懈怠。既从容不迫，更放开手脚，体现的是张弛有度、快慢相济的辩证法。

谋划长远、干在当下的精神状态。长远与当下，关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谋划与当前行动。保持历史耐心，要有长远谋划，也要有当下行动，必须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这种精神境界、历史担当，往往需要长远的考量、时间的验证。例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急不得，也急不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遵循乡村建设规律，着眼长远谋定而后动，坚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聚焦阶段任务，找准突破口，排出优先序，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成。”再如，为了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党中央推动长江“十年禁渔”；为了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党中央以“百年大计”的眼光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本着对民族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党中央以“千年大计”的气魄擘画雄安新区建设，彰显了谋划长远的高瞻远瞩；而接续实施的五年规划，则书写着干在当下的行动哲学。

“保持历史耐心”的战略考量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保持历史耐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历史发展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表明，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人民砥砺前行，一条重要经验就在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对历史发展节奏的恰当把握，就在于保持历史耐心。十四年的持久抗战，铸就不屈的中华魂；二十八年的艰苦卓绝，锻造了崭新的共和国。从建设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到高铁发展、大飞机制造、航天科技进步，再到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都是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历史耐心持续推进的成功实践。“口衔山石细，心望海波平”。国产大飞机C919从立项到商业飞行，历时16年，先后攻克100多项重大技术难关，最终一飞冲天。中国商飞总部基地高高悬挂的“长期奋斗、长期攻关、长期吃苦、长期奉献”标语，宣示的是长期主义的工作态度，彰显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耐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保持历史耐心方面，我们党既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曾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犯过“左”倾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等错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历史耐心无疑是重要的一条。保持历史耐心，是对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胸怀“两个大局”的深远谋划。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鲜明而显著的特征。从国内看，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我们具备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发展条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同时应看到，当前我们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面对超大规模的人口、“时空压缩”的特点、多期叠加的矛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戒骄戒躁、保持历史耐心。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呈现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特征，国际力量对比的革命性变化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同时，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增多，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当前，少数国家出于霸权思维和一己私利，企图对中国式现代化实施所谓“中段拦截”，不择手段地发动各种针对中国的外部打压遏制。面对这种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保持历史耐心、战略定力，不为一时一事所惑，不为风高浪急所扰。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唯物辩证法认为，量的积累引起质的飞跃，质的飞跃促成新的量的积累，如此交替循环，构成事物的发展过程。就经济发展而言，内在的道理也是如此。有资料表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功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这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后的发展方式转变，实现了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而那些未成功的国家，则未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容易，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实现。经过近年来持续不断的努力，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当前经济呈现增长较快、结构优化、质效向好的特征。同时，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挑战，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持续发力。解决那些反映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特别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逐步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发展观念、强化工作能力。总之，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性、艰巨性任务，绝非一日之功，必须保持历史耐心，坚定不移持续推进。

“保持历史耐心”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致广大而尽精微’”。“致广大”强调谋划时登高望远、统揽大局，“尽精微”要求操作中细致精当、积微成著。“致广大而尽精微”是成事之道，也是保持历史耐心的实践遵循。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坚持大历史观，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只有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才能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但前进道路上难免遇到曲折。看待这一历史过程，必须把握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关系。如果只看前进性，就容易盲目乐观；只看曲折性，则容易消极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也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

以大历史观的视野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我们就能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意义、世界意义，从而增强道不变、志不改的坚定。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认知，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我们有决心和信心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定办好自己的事。”

端正政绩观，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保持历史耐心，体现的是时间观。时间观的背后，则是政绩观、价值观、群众观，是为政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做事动机并不那么纯正，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有的为了获取升迁资本，重显绩轻潜绩、重面子轻里子，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政绩观出了问题，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就不可能沉下心来、扑下身子。“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做到了这一点，保持历史耐心就有了牢固的价值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奋进新征程，我们必须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持之以恒地把各项改革发展的责任落到实处。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解决民生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可谓世所罕见，前进道路上会遇到“拦路虎”，要啃“硬骨头”。要坚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党和人民始终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我们的钢铁意志，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的铿锵步伐。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决心。“夫战，勇气也。”决心就是勇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重大风险、强大对手面前，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得‘软骨病’、患‘恐惧症’是无济于事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自觉肩负历史使命、保持历史耐心、创造历史伟业的主动作为。

发扬斗争精神，必须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坚决同危害党的生命力、侵蚀人民利益的腐败现象作斗争。新时代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成效有目共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部署，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发扬斗争精神，必须坚决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面对外部势力的无理挑衅、打压遏制，我们必须展开有力的国际批判、采取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并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国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开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力求“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

“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文化理念与实践·文化精品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他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围绕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动文化精品创作，在省域层面进行了深邃思考和整体谋划，提出了很多富有战略性、前瞻性的思想观点，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实践探索，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指导推动浙江的文化精品创作走在前列。这期间，浙江文化建设大步跨越，文化建设的多项重要指标在全国范围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底至2007年初，浙江共有230余件优秀作品在国际和全国性赛事上获奖，文艺精品不断涌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的这些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立场、观点、方法，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高度重视文化精品作用，鲜明提出“文化精品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书写文化史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

文化精品是文化软实力的生动体现和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坚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文化建设，把文化的力量视为民族生存和富强的重要基石，将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能力作为构成浙江综合竞争力和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强调“文化是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把繁荣发展文艺事业作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文化的系统性建设推动更高层次的发展。2005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省宣传文化系统调研座谈会上，针对浙江文化底蕴深厚、名人大师辈出的辉煌历史指出：“浙江文化要再现辉煌，就必须创作和生产出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文化精品，一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一批反映时代特征、代表国家水平、体现浙江特色的精品力作，并使之成为浙江作为文化大省的重要‘名片’。”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部署，把创作文化精品作为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内容，提出要扶持和推动文艺、社科、新闻、出版等领域的文化精品生产，并启动实施文化精品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构建起浙江文化建设的“四梁八柱”。2005年11月，习近平同志出席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繁荣发展浙江文艺事业作出具体部署，殷切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承担起作为中华文化及浙江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创造者的历史责任，努力为时代和人民奉献精品力作，为繁荣发展浙江文艺、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高度重视引领正确创作方向，鲜明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习近平同志抓文化精品创作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文化精品创作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面，事关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全面建设，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强调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国家的主导价值和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承认和发展多元化、多样化的同时，坚持指导思想与主导价值的一元化”，要“高扬先进文化旗帜，正确引领文艺工作的方向，统摄文艺作品的灵魂，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艺”“在事关政治方向、文学导向等根本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特别重视文化产品的先进性问题，深刻指出，“先进文化产品，应当既能体现先进性，又能体现群众性；既不‘趋利媚俗’，又不丧失市场”“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是一致的，占领市场与占领阵地是一致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一致的，文化产品的先进性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是一致的”。

三、高度重视现实题材创作，鲜明提出“必须始终坚持‘三贴近’原则，把最美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非常重视现实题材文艺作品创作，强调要紧跟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深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他指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要求，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凡是名著、名曲、名画，无一例外都深刻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真实情感”“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切体验社会实践，深入思考社会生活，深深热爱人民大众，善于从浙江人民改革开放的实践和追求幸福生活的现实中发现新题材，展示新形象，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习近平同志对反映浙江人民抗击台风救灾的电影《超强台风》和反映转型期浙商风采的电视剧《十万人家》的创作作出指示批示，要求精心组织策划，将之作为省文化精品工程的重点项目加以扶持。在习近平同志关心下，2006年10月首届中国越剧艺术节成功举办，浙江选送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等4个剧目夺得金奖，占到金奖总数的一半；《公孙子都》入选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成为全国30台初选剧目中唯一的昆剧。习近平同志在推动打造文化精品的同时，非常重视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和传播服务，从而把为人民服务真正落到实处。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20周年之际，习近平同志发去贺信，勉励剧团“大胆创新，勇于超越，创作出更多的艺术精品”。在中国越剧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越剧艺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浙江人民一笔宝贵的财富。

四、高度重视以改革激发创作生产活力，鲜明提出“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是推进文化精品创作生产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针对浙江文化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尚未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产业运行管理机制、计划经济体制遗留弊端束缚文艺院团生机活力等突出问题，面向群众、面向市场，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2003年7月，他到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浙江曲艺杂技总团、浙江歌舞剧院等单位调研，组织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他指出：“艺术院团原则上都要面向市场，遵循市场规律和艺术规律改制为企业，与文化行政部门脱钩。”根据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民间资金比较充裕、民间兴办文化产业热情较高的优势，他要求切实加强引导、管理和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鼓励大型民营企业集团进一步做大做强，引导中小型民营文化企业加快发展，重点培育一批民营龙头文化企业，形成一批“专、精、特、新”民营文化企业，营造大力发展民营文化企业的良好氛围。他强调，“有市场的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但没有市场的文化，肯定不是先进文化”“只有把文化产品变成商品，变为广大群众的消费，才能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他非常重视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曾两次到横店考察，勉励横店集团要放大基地优势，打响知名度，把横店影视城打造成中国的“好莱坞”。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重视下，2004年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成立，成为首个集影视创作、拍摄、制作、发行、交易于一体的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

五、高度重视坚持传统基础上的创新，鲜明提出“必须切实遵循文艺发展规律，不断推进文艺创新”

创新是文艺创作的生命，是成就文艺事业的必由之路。浙江悠久的文化传统、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丰富滋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不竭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推动文艺创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切体悟浙江人民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紧跟时代步伐，遵循文艺规律，敢于突破陈规，不断扩大新视野，开拓新局面，创造新境界”。在他看来，“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为此，他从战略高度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强调“要善于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从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中汲取精华，从近百年来浙江先烈们艰苦卓绝、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中汲取精华”。习近平同志在重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积极借鉴兄弟省区市乃至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创造的有益文化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此外，他还指出创新离不开宽松的创作环境，强调“要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支持不同艺术形式、不同艺术风格的自由发展和竞赛，使不同艺术观点能够相互切磋、相互了解、共同进步”，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六、高度重视人才对精品的支撑作用，鲜明提出“必须按照德艺双馨的要求，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优秀文艺队伍”

文化要发展，精品是标志，人才是关键。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中发现，与全国先进省区市相比，浙江的创作成果还有一定差距，精品力作不多，背后关键原因在于创作环境还有待改善，人才资源未能充分涌流。习近平同志将人才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大力推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把培养造就高素质的文化人才队伍作为根本大计来抓。他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不断推进队伍建设，努力吸引和培养各类文化创作人才、文化科技专家和既懂文化发展规律、又懂市场运作规律的文化经营管理专家，积极营造有利于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多出效益的创业环境”。习近平同志坚持出精品和出人才相结合，将“文化人才工程”纳入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八项工程”，通过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推荐选拔、使用流动、引进扶持、联系服务和评价激励等机制，促进优秀文化人才脱颖而出，为推进文化精品创作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他强调：“优秀的文艺队伍，是繁荣发展文艺的基础。”习近平同志在布局加快建设文化大省过程中，统筹推进教育强省建设，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艺术院校对培养文艺后备人才的作用。从2002年至2006年，他多次到中国美术学院调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大力支持中国美术学院“加快建设成为体现中国文化艺术研究和教学最高水平的世界一流美术学院”。2005年11月，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暨浙江艺术学校50周年校庆时，他发去贺信，充分肯定学院为浙江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优秀艺术人才，希望学院“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突出办学特色，提高教育质量”。

七、高度重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鲜明提出“要始终坚持和全面贯彻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

文艺创作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着力通过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来创造文艺发展的良好环境。他特别提到邓小平同志讲过的一句话，“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在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中的重要位置，以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为龙头，进一步关心、重视和支持文艺工作。在实践中，他强调要始终坚持守土有责，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建设的管理，通过制度到位、机制到位、责任到位，实现规范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同时“要对反映时代特征、代表国家水平、体现浙江特色、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文艺作品和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优质文化服务项目，给予表彰和奖励，充分调动和发挥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以重大工程、重要节会为抓手，引导带动文化精品创作。在习近平同志的支持推动下，浙江在全国率先实施省级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推出“文学解读浙江创作工程”和“美术解读人文浙江”大型中国画创作工程，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首届中国越剧艺术节，此后这两个节会均永久落户浙江。

文化精品是凝聚精神力量的重要抓手，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载体，既是软实力，也是硬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在省域层面对推进文化精品创作进行的一系列理论思考、战略谋划和探索实践，不仅为当前浙江大力推进新时代文艺精品攀峰实践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重要经验，也为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艺创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提供了重要启示：文艺创作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并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实践，才能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文艺精品；创作抒写时代精神的文艺精品是文艺界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肩负起的使命，因时而兴、乘势而变，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共情共鸣，是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的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要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精品；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使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相统一，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的喜爱和欢迎；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

“为党为民、激浊扬清、贵耳重目”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文化理念与实践·新闻舆论篇

重视新闻舆论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凝心聚力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将其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围绕其政治属性、战略地位、队伍建设、人民导向、网络阵地、基层活力、创新意识和求是作风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丰富论述和实践部署，提出了“为党为民、激浊扬清、贵耳重目”的要求。“为党为民”，强调“既要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又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呼声，把宣传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激浊扬清”，强调“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新闻报道的正确导向，引导群众明确提倡什么、允许什么、抵制什么、反对什么，向社会传递科学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贵耳重目”，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调查新闻时做到耳到目到、手到心到”。全面追溯、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探索，对于更好把握新闻舆论工作所面临的格局之变、话语之变、攻守之变，具有重要意义。

一、围绕把准政治方向，鲜明提出“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

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强有力工具。2002年12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与浙江省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报纸、电视等媒体是党和政府实施领导的重要阵地和手段”“舆论工具一旦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进行舆论导向，就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2003年7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要确保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党性原则，在习近平同志对浙江新闻舆论工作的部署中具体化为“三种意识”与“三个加强”。具体来说，即2004年8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新闻舆论工作需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和改进党对新闻宣传的领导，加强新闻管理和督促检查，加强党委宣传部门对于新闻工作的管理和督促检查，“确保党的各级各类新闻机构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在实践中，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不断改进新闻管理的方式、方法，学会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行业自律、思想政治工作等手段管理新闻宣传，做到科学管理、规范管理”。同时，要增强大局意识，“特别是省属主要新闻媒体，要积极配合省委中心工作，搞好重要题材的宣传报道”。这些重要论述将新闻舆论的本质与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职业要求关联起来，充分体现了政治性与专业性的有机统一和高度融合。

二、围绕守好意识形态阵地，鲜明提出“新闻宣传工作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特殊重要的工作”

随着现代新闻事业整体规模的扩增和传播渠道的丰富，新闻舆论深度嵌入社会生活，日益直接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2004年1月6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新闻宣传战线位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新闻宣传工作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特殊重要的工作”。新闻舆论把握引导得好，就可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鼓舞士气、振奋精神；而把握引导得不好，就可能涣散人心、激化矛盾、干扰大局、影响稳定。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各类思潮此消彼长，在团结奋进的主旋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杂音。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导多元化的社会思潮，来指导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社会生活，主旋律要理直气壮地唱响”。面对纷繁复杂的舆论和意识形态环境，新闻媒体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去观察社会、分析问题，在社会现实的纷纭变幻中分辨主流和支流，倡导文明，针砭时弊。特别是新闻舆论工作者，必须掌握工作主动权，在对客观事实的选择、报道和评价过程中鲜明地展现出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2006年7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驻浙中央新闻单位全体人员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政治不仅仅是体现于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还要体现在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各种问题之中都有政治，而不是简单的一个现象而已。对那些复杂的、敏感的问题，各方面都需要处理得非常慎重，否则就有可能激化矛盾，扩大负面影响，更不利于解决问题”。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新闻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充分体现了对新闻舆论工作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的深刻把握。

三、围绕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鲜明提出“有效地凝聚起全社会的力量”的主流导向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要求新闻舆论工作始终坚持的方针。新闻舆论工作不仅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更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的积极作用，强化主流媒体与主流舆论的影响力，实现对人民群众思想的正确引领，是新闻界的核心任务和中心工作。2006年1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看望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驻浙编辑记者时，对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提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习近平同志强调，既要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又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呼声，把宣传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既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也需站稳人民立场。具体来说，就是不能机械地照搬、复制社会舆论，而是要站在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对公众舆论进行“导航”，实现新闻舆论的正确、有效引导。做好新闻舆论工作，要善于利用其集中反映社会健康向上的本质、客观展示发展进步的全貌，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面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复杂性，习近平同志强调：“新闻宣传工作顾大局，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好事物发展的主流，以此来确定宣传的重点，解决好‘边界’问题。”具体而言，“要多做一些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维护稳定的工作，而不是有损社会和谐的事情；多做一些有利于提供咨询、反映诉求、排忧解难的工作，而不是添乱帮倒忙的事情；多做一些有利于凝聚人心、提升士气、鼓舞干劲的工作，而不是挫伤积极性的事情；多做一些有利于因势利导、释疑解惑、理顺情绪的工作，而不是混淆视听的事情”。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凝聚起全社会的力量，实现新闻舆论工作鼓舞人、激励人的主流导向。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正面宣传在凝聚社会共识中的主导作用，有力引导各媒体为浙江长期稳定发展提供舆论“压舱石”。

四、围绕站稳人民立场，鲜明提出“把宣传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只有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想人民之所想，忧人民之所忧，才能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于新闻舆论工作的好感度与信任感。因此，新闻舆论工作要把目光对准基层，把版面留给群众，把镜头对准老百姓，尽可能增加有关人民群众报道的比重，真正把人民群众作为新闻传播的主角。2004年8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省委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上提到，新闻宣传“要报实情、说实话、鼓实劲、求实效，把新闻宣传工作的视点对准现实生活，说群众想说的话，讲群众能懂的话，为群众创造更多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提供更多喜闻乐见的新闻和信息”。2006年7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驻浙中央新闻单位全体人员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新闻报道要关心民生民意，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把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及时反映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为党和为民统一起来”。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对新闻舆论工作站稳人民立场提出细致、具体的要求。比如，要求《浙江日报》更多地反映来自基层的鲜活新闻和先进典型，提出要“及时把党的声音传达给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反映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内容”。这些重要论述把新闻舆论工作视作为人民服务的抓手和渠道，为新闻舆论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提供了有力指导。

五、围绕壮大新闻舆论阵地，鲜明提出“把网络建成宣传思想工作的新阵地、新渠道、新载体”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交锋的前沿阵地，新闻舆论工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早在2004年1月，习近平同志就强调要抓住信息化社会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坚持发展和管理并举，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唱响网上主旋律，打好网上主动仗，掌握网上主动权，把网络建成宣传思想工作的新阵地、新渠道、新载体”，对新闻舆论工作如何在网络空间中牢牢占据传播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习近平同志指出，新闻宣传工作要“牢牢掌握新闻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新闻舆论要唱响团结稳定鼓劲的主旋律，及时准确地传播党的声音，积极有效地做好释疑解惑工作，形成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习近平同志强调：“对错误的消极的思想舆论，单靠封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重要的是要唱响主旋律。”这些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新闻舆论工作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发展规律，前瞻性地回应了技术变革带来的传播格局重塑，展现出对时代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和科学引领。

六、围绕掌握舆论主动权，鲜明提出广大新闻工作者应当具有“勇于创新的勇气、敢于创新的胆魄、善于创新的智慧”

创新是新闻舆论工作与时俱进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创新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重要性，要求广大新闻工作者应当具有“勇于创新的勇气、敢于创新的胆魄、善于创新的智慧”。针对新闻宣传的内容，指出“老生常谈、因循守旧，不可能吸引读者、打动观众，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从内容到形式时刻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拓展”。针对新闻宣传的形式，指出“要更多地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增强新闻宣传的生动性、可看性，努力提高新闻宣传的质量和水平”。针对新闻宣传的力量安排，强调省属主要新闻媒体，要积极配合省委中心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支持和保障省台节目的覆盖，提出“不能单纯为了经济效益、局部利益而影响社会效益、全局利益”。习近平同志还深刻揭示了创新对于新闻宣传的重要性：“新闻宣传是否善于创新，是否能够做到常做常新，是其发展壮大、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这种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喊口号上，要体现在具体文稿的撰写、修改和具体事件的宣传、报道上，要体现在如何拓宽工作思路，更新办报理念，丰富办报手段，突出办报特色，增强发展活力，提高新闻宣传的吸引力、感召力、战斗力上”。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新闻舆论工作规律的深刻认识，也表达了他对主流媒体持续创新内容表现形式、提升内容传播效果的期待。

七、围绕走好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鲜明提出“投身到基层新鲜的生活中去”

“扑下身子，静下心思”的基层导向，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新闻舆论工作者确立的基调。一直以来，习近平同志都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一书的自序中，他提到自己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2006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看望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驻浙编辑记者时，用“新闻富矿”比喻浙江，认为新闻工作者是“采宝人”，要求新闻工作者“扑下身子，静下心思，找准自身位置，认清努力方向，扎扎实实地投身到浙江火热的经济建设中去，投身到改革发展的第一线去，投身到基层新鲜的生活中去”。同年7月，在驻浙中央新闻单位全体人员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浙江“这个宝库的库容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都在不断增加”，“新闻界的朋友们也需要去深入地研究、挖掘和探索”。在鼓励新闻舆论部门做好舆论监督工作时，他要求新闻舆论部门的同志“要遵守新闻纪律，做到反映情况客观真实，鼓劲帮忙而不添乱。特别应注意不报假新闻，不炒作可能引发各类事件的所谓热点新闻”。这些重要论述继承发扬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深刻阐释了新闻工作践行群众路线的方式方法。

八、围绕提升新闻工作能力，鲜明提出“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

强化新闻从业者的政治素养，不断提升其业务水平和报道技能，是新闻舆论工作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发挥高质量人才队伍对于新闻舆论工作的支撑性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把新闻队伍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加强对新闻队伍的教育和管理，提高新闻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使他们更好地担负起新世纪新阶段的新任务”。建设高素质的新闻队伍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系统性工程。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按照政治家办报办台的要求，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切实加强新闻机构的领导班子建设”“营造新闻界人才群英荟萃、人才济济，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的良好氛围”。2006年1月，在看望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驻浙编辑记者时，习近平同志对新闻舆论工作者提出具体的实践要求：“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确保在理想信念上不犹疑、不含糊、不动摇，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新闻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要加强党性修养，注重道德操守，恪守工作纪律，树立正派作风，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这些重要论述有力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新闻队伍、怎样培养新闻队伍等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化了对新闻人才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站位高远、内涵丰富，为浙江推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发展与改革提供了重要指导。从长远看，这些论述及其在浙江的生动实践，不仅深刻把握了信息传播与价值观传递的内在规律，更在鲜活具体的新闻舆论工作实践中为新时代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积累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经验，深刻启示我们：新闻舆论工作要把站稳政治立场作为根本原则，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不断提升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要把引领媒体发展趋势作为突破口，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持续推动内容创新、传播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将创新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发展优势，牢牢掌握新闻舆论工作主动权主导权；要把调查研究、联系实际作为基本手段，把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在扎根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现实中不断提升新闻宣传品质，发挥好引导人、服务人、凝聚人的作用；把加快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作为发展方向，不断适应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发展的新形势，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打造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主流媒体；把“根本在人”作为内在支撑，将培养人才、建强队伍作为提升工作效果、塑造竞争优势的长久之计；把构建大宣传格局作为重要目标，将善管善待善用新闻媒体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坚持全党一起动手，汇聚起强大的舆论合力。

把城市安全韧性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时隔10年再次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了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部署了城市工作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城市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工作方向。

基础设施是城市的“筋骨”，是城市安全和韧性的“底座”，事关城市系统的正常运行。只有确保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和韧性，才能实现城市安全和韧性。我国市政设施质量持续提升，但一批建成时间早、执行标准低的设施长期高负荷运行，不少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隐患不断积累。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对城市燃气、供水、排水、热力、桥梁、隧道、管廊等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进行实时监测、评估，及早发现和管控风险隐患，评估其脆弱性、风险性，有针对性地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全面提升城市基础设施韧性、安全性。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资金和政策支持，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畅通城市运行和城市安全的“毛细血管”，使其更加符合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需要、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城市建筑和房屋是城市的基础部件，是城市居民安居的物理载体。只有确保城市建筑安全韧性、房屋安全韧性，才能更好地确保城市居民工作安全、生活安全，实现居民安居乐业。近年来，一些地方倾向于建设摩天大楼、打造城市地标性建筑，忽视了超高层建筑在火灾风险、运营成本等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在保障城市建筑安全方面，会议明确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有利于更好地在城市建筑领域进一步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推进城市理性发展、安全发展。同时，伴随着老旧房屋“老化加速”，一些老旧房屋结构存在“先天不足”，加之违法违规拆改行为，房屋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近年来开始显现，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在保障城市房屋安全方面，会议要求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要加强房屋安全风险评估排查，整治违规拆改行为，健全各类治理机制，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公共安全是面对公共突发事件，城市有效处置风险、确保安全的核心内容，是城市治理的基本职责。当前，城市发生的各类公共突发事件日益增多，城市公共安全面临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社会安全突发事件等影响更显脆弱。目前，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约9.4亿人，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已突破100个。随着城镇化率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口在城市集中，城市一旦遭遇公共突发事件，其遭受的损失、形成的社会影响会更为严重。坚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防治理念，推动城市公共安全应急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注重治理投入，从源头上防治公共安全风险。一方面，强化城市自然灾害防治，统筹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通过防洪与内涝协同联动、防洪内涝工程一体化建设，提高防洪内涝治理效能、降低防洪内涝治理成本，系统性提高应对洪水灾害的抗逆力。另一方面，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城市公共安全。面对在城市发生的极端报复社会案件、无差别暴力事件、公共场所冲突等突发公共事件风险，要推进司法防控、社会心理防控、技术防控等整体防控，强化统筹协调，实现社会公共安全事件风险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提高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安全是城市发展的前提。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是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应有之义。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工作部署，要注重治理投入，切实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城市建筑和房屋安全、城市公共安全，以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居民高品质生活，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

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役，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狮脑山的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向八路军烈士敬献花篮，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展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百团大战的历史壮举，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在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千千万万的抗战英雄抛头颅、洒热血，为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谈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阐述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历史意义，强调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伟大抗战精神激发出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远流淌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永不褪色的精神标识。我们应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阐释和主题教育活动，使全国各族人民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

积极应用先进技术，对于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具有重要作用，能让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2023年国家公祭日“穿越时空的来电”活动中，人工智能技术复原了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赵一曼的声音，给当代青年打来电话，实现了48小时2.3亿次转发的传播奇迹。先进技术不仅让历史人物“活”了起来，更以一种新颖的方式触动了当代人的心灵。

开展多种创新活动，让伟大抗战精神真正成为浸润心田的时代力量。应注重把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与基层党建、国民教育、思政课教学、精神文明创建、文艺创作和工作生活结合起来。始终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深入挖掘整理抗战历史中的重大事件、英雄人物、感人事迹，通过主题宣讲、专题展览、经典诵读、红色观影、知识竞赛、文艺创作和网络互动等形式，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在深化实地研学中，可以有组织地开展“重走抗战路”等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参与者在身临其境的体验中感悟精神伟力。在融入社会实践中，可以将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与志愿服务、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相结合，引导人们在服务和奉献社会的实践中体悟精神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大家将学习感悟转化为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把爱国热情熔铸为奋斗与成长的不竭动力。

广大青少年是传承与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力量，肩负着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民族复兴时代大任的崇高使命。回顾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青少年始终是推动历史前进、创造辉煌成就的主力军。党的一大代表平均年龄仅28岁；井冈山时期，那些被称为“红军阿哥”的战士们，平均年龄不到25岁；参加长征的红军队伍，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14岁至18岁的战士至少占四成……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我们不仅要让青少年了解历史，更要让他们在新时代的语境中深刻理解这种精神的内涵和价值。为此，应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这些教育活动和基地要以生动、鲜活的方式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以及英雄烈士的故事，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树立红色理想，赓续红色血脉，以先辈们为榜样，用青春和热血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文化资源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精神财富总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国》重要文章中强调，要“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我国文化资源的突出特点在于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多元一体的民族包容性、博大精深的内涵丰富性以及与时俱进的创新转化能力。将我国文化资源的突出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既是激活中华文明生命力、满足人民精神新期待的战略任务，更是以文化软实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进行更为深入的人文经济学实践探索的时代课题。

文化资源优势，体现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多元的民族文化及深厚的思想传统。我国五千余年的悠久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从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到故宫、敦煌莫高窟等世界文化遗产，这些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了中华民族卓越的创造力和辉煌的文明成就。同时，京剧、昆曲、中医针灸、剪纸、太极拳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民族的精神基因和文化记忆，代代相传，历久弥新。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56个民族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共同创造了灿烂多彩的中华文化。各民族的独特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艺术形式等资源，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华文化也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文化传统，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思想文化传统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智慧和启示。

文化发展优势，体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及文化传播与交流等方面所具备的、所储蓄的发展动力和能量。在文化事业方面，通过构建完善的现代服务体系，各类文化设施覆盖城乡，丰富便捷的公共文化服务充盈着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在文化产业方面，紧密协作的产业链条与充满活力的产业集群相互促进，展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景象，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在文化传播交流方面，尊重传播规律，提升中国故事的传播深度与情感温度，充分释放中华文化的亲和力与感召力，实现精准有效的文化传播与文明对话，发挥“从积累到迸发、从潜力到实力、从国内到国际”的文化传播优势。

如何把我国突出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核心在于通过一系列措施将静态的文化资源激活并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推动文化领域创新发展，以文化制度创新、文化管理革新、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文化队伍锐意创新以及文化市场开拓创新，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立足制度创新，加强政策支持与引导。一是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二是加大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完善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机制，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文化产业重大项目建设与新兴文化业态培育等领域，通过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政策措施，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充分激发文化市场内生动力。三是鼓励文艺创作者深入生活、扎根群众，从时代脉搏与人民实践中汲取灵感和养分，创作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优秀作品，打造具有时代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推进管理革新，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一是创新治理模式，构建现代化文化治理体系。推动文化管理从传统审批式向服务监管型转变，建设数字化治理平台，实现文化事项“一网通办”。强化文化市场事中事后监管，提升治理精细化、精准化、智能化水平。二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多元主体活力。推进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文化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放宽文化市场准入门槛，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完善政策体系，优化文化发展制度环境，制定适应新业态发展的包容审慎监管政策，健全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文化改革发展容错纠错机制。

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一是建设高水平文化科技创新平台，支持文化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产学研协同体，聚焦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推进研发成果转化与示范应用。二是运用数字技术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鼓励文化企业探索“科技+IP”模式，大力发展数字文博、沉浸体验空间等新业态新场景，积极开发高品质数字文创产品。三是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在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等环节的广泛应用，使之成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工具。

优化人才生态，推进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一是加强文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优化文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强文化与科技、经济、管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一批既懂文化又懂科技、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加大对文化领域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的引进力度，吸引海外优秀文化人才回国创业。三是完善文化人才激励机制，尊重文化人才成长规律，形成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设立专项奖励基金，畅通文化人才职称评审通道，充分激发各类文化人才特别是新文艺群体的创造潜能。

完善市场体系，拓展文化市场发展空间。一是健全现代文化市场机制，规范文化市场秩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二是加强国内文化市场建设，完善文化市场体系，培育新兴文化消费市场，发展数字文化消费，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文化消费新场景，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流通。三是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支持文化企业立足全球布局，开拓并深耕海外市场。创新文化表达，使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更符合国际市场需求和审美习惯，提升文化贸易竞争力，促进文化交流、文明互鉴。

充分认识新质战斗力的军事革命意义

编者按：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第九十八个生日。98年来，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加速发展，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军事竞争战略主动权的争夺更加激烈。习主席因应时代之变、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发展之变，敏锐把握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和现代战争规律，创造性提出新质战斗力这个概念，系统回答了我军“打什么仗、怎么打仗”的问题。深入研究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加快发展新质战斗力，既是我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紧迫课题，也是我军打赢未来战争的时代要求。那么，什么是新质战斗力？如何发展新质战斗力？本报理论版围绕这些问题刊发专家文章，以飨读者。

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军情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的，是新时代强军事业伟大实践的理论结晶和科学指南。习主席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带领全军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使命任务、奋斗目标、根本原则、战略布局、重要路径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这一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新质战斗力这个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系统回答了我军“打什么仗、怎么打仗”的问题，深刻揭示了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是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认识这一重要概念的军事革命意义，能为我们抢占军事斗争制高点、谋取竞争发展新优势，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指引。

新质战斗力概念是准确把握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紧紧扭住树立战斗力这个强军兴军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而提出的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新质战斗力，是习主席敏锐把握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和现代战争规律提出的一个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加速发展，战争出现无形、无声、无人趋势，“战斗力从哪里来”的问题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面对的时代之问。从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世界近几场局部战争和军事行动看，现代战争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智能化特征日益显现，一些新的技术装备对传统装备形成降维打击态势，战争制胜观念、制胜要素、制胜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创新成果群体性涌现并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使战争出现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新趋势，表现为战场空间向多维空间一体化融合、作战平台向无人化跃迁、作战指挥向智能化演进、军事打击向精准化瞬时化发展、战争制权向“制脑权”升维等现代战争特点，以及战争制胜机理凸显信息主导、战略制衡、整体作战、新质决胜等时代特征。

习主席早在2013年就指出：“要重点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限期把老旧装备数量压下来，为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新质战斗力的概念初见雏形。2019年1月，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增加新质战斗力比重。”新质战斗力概念正式提出。2020年“八一”前夕，习主席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强调：“要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孵化和生成”。2022年10月，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增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比重”。2024年3月，习主席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

战斗力即军队作战能力。农业时代，战斗力表现为人力加铁器的“肌肉比拼”；工业时代，战斗力表现为石油加钢铁的“机械化碾压”；信息时代，战斗力的主导形态呈现基于体系力的“信息化对抗”。

新质战斗力依托新兴科技手段和先进作战理念，是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其“新”在于全要素植入信息化基因、融进网络化通道，运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战法，使军事体系呈现出谋略导能、信息赋能、网络聚能、技术强能、体系释能等新优势。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它能够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实现对战场态势的实时感知、超前预测，有效提升决策科学性、战场把控力和作战制胜率。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只有把握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才能明晰未来打什么仗、怎么打仗，从而锚定战争准备的逻辑基点，找准军队战斗力发展方向。新质战斗力这一概念，就是准确把握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紧紧扭住树立战斗力这个强军兴军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着眼于提升我军作战能力而提出的。

从“战斗力”到“新质战斗力”，不仅是术语、概念的演进，更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把握，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对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军事革命不是简单的武器更新，而是以颠覆性技术运用为引擎、以作战理论创新为先导、以体制编制调整为杠杆、以战略博弈需求为牵引的系统工程，新质战斗力则是这一系统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和衡量标准。在这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系统工程中，军事革命为新质战斗力施展拳脚提供广阔空间和充分条件，新质战斗力为军事革命深化演进提供智能支撑和方向引领，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着一个国家在未来战争中的胜负地位。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军事革命都突出表现为新型作战力量对旧体系的代差碾压。从技术层面看，新质战斗力本质上源于关键技术的集群突破。当前，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高超声速、定向能、生物交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在军事领域形成“技术群”，通过算力载体—算法—数据—平台—系统的全链路耦合，产生远超单一武器效能的体系战斗力。从军队体制编制看，新质战斗力要求军队组织体系压缩中间层次，由叠床架屋的科层制向网络化扁平化转变，由军种自成体系向以作战任务为牵引进行力量灵活组合转变，为新质战斗力腾笼换鸟。从大国战略竞争格局看，谁率先形成并有效运用新质战斗力，谁就能在战略博弈中获得“先手棋”和“主动权”。

关于如何推动新质战斗力生成，习主席指明了几个关键点。一是在根本原则上，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习主席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二是在支撑载体上，明确“科技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要扭住新兴科技这个“牛鼻子”，推进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工程在智能无人系统、网络信息体系等关键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构建新质战斗力体系。三是坚持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强化战斗精神培育”，明确回答新质战斗力怎样体现中国特色本质要求的问题。这三个方面，既是对我军优良传统的继承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已经在强军实践中得到充分印证。

新质战斗力概念在军事思想史、学术史、实践史中实现多重战略价值突破

新质战斗力，本质上是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产物。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习主席站在时代前沿，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有军事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新型作战能力”“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新质战斗力”等原创术语进行“术语的革命”，形成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特有标识，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大厦增添了新的基石，在军事思想史、学术史、实践史中实现多重战略价值突破。

军事思想史上的概念超越。习主席指出：“科学的军事理论就是战斗力”。科学的军事理论，能够揭示战争规律、战争指导规律和军队建设规律，指导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而科学的军事理论总是从特定战斗力概念生发开来的。从古代到近代，战斗力始终被理解为一个由人、武器以及人与武器结合构成的复合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军队“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首次把战斗力放置在社会生产方式的整体链条中考察。

新质战斗力概念的军事思想史意义在于，把战斗力重心从武器比拼转向体系对抗，实现了对传统战斗力理论的超越。一是概念基底的超越。传统战斗力概念以机械能、化学能为基底，始终遵循“矛尖”“盾厚”的线性比拼逻辑。新质战斗力概念依托数据、算法、算力等新型能量，形成非线性优势。二是概念要素构成的超越。传统战斗力概念注重人员、武器、力量配置的三要素构成，强调“人机协同”的战术组合。新质战斗力概念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数据要素、算法要素、跨域要素的“新三要素”构成，强调“人、机、智”三位一体的集成作用，形成新质优势。三是概念作战域的超越。传统战斗力概念聚焦陆海空天等实体空间控制权争夺；新质战斗力概念则聚焦新兴领域，在网络域、信息域、认知域直接干预敌方决策，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

军事学术史上的术语创新。恩格斯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为战斗力研究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苏联元帅奥加尔科夫曾提出“军事技术革命”，但未突破“技术决定论”；美国频繁的“军事转型”则陷入从旧武器到新武器的“作战平台替换”逻辑。新时代以来，习主席作出“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重要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概念体系。

其军事学术史贡献在于，以“新”标识技术突变，以“质”表征战斗力结构质变，避免一把钥匙开所有锁的技术万能思维；将数据、算法、人才、组织纳入生产力、战斗力融合拉动体系，重塑了战斗力生成底层逻辑，为复杂性科学进入军事研究打开通道。术语体系决定话语体系。军事术语的创新对军事科学创新具有奠基性、先导性和支撑性作用，它不是语言层面的简单更新，而是军事认识深化、战略思维升级和作战方式创新的理论塑造。军事新概念一旦以术语形式被固定，就意味着它对战争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的理论抽象工作已经完成。只有形成理论自洽的术语群，才能摆脱对外军术语的简单移植，为军事科学系统化发展奠定基础。

近年来，随着新兴领域和战场空间不断拓展，新的战争和作战理论层出不穷，如美国提出“网络中心战”“全球快速打击”“全域战”，俄罗斯提出“非核遏制战略”“战略性空天战役”，日本提出“跨域防卫”等，都是试图通过理论创新赢得新的军事优势。

新质战斗力这个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创造性地揭示“新”与“质”的辩证统一关系，阐明了新质战斗力的理论内涵，深刻揭示了新质战斗力生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拓展了军事理论新视域，深化了对军事理论新认识，由此摆脱传统战斗力生成模式和发展路径，实现对战斗力构成要素的优化调整和创新变革，开辟了解放和发展战斗力新路径，显著提升了我国军事科学研究在全球军事学术领域的话语权重。

军事实践史上的战斗力质态突破。战斗力质态突破的核心，在于新质战斗力的生成与发展。新质战斗力概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发展，并创新了战斗力生成模式、引领着强军实践跃升。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坚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创造了以“十六字诀”为主要标志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生成了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非凡战力；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朝鲜战场的险恶态势，志愿军创造了“零敲牛皮糖”等作战方法，积小胜为大胜，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随着“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我军实现了战略威慑能力的质态跃升，为我国赢得宝贵的和平发展环境。

进入新时代，面对长期和平条件下战斗力生成瓶颈，习主席深刻洞察发展新质战斗力的要害所在，要求军队“强化战训一致，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做到按实战要求训练，实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为生成新质战斗力指明了“实战化”厉兵模式。

习主席指出：“要加快发展先进装备，加紧培养专业人才，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提升。”为了最大限度贴近实战，中央军委统一标准要求，建立专业化对抗训练基地和装备精良、素质一流的“蓝军”部队。这彻底打破了“红军必胜”的传统对抗演练定式，甚至出现“红军”未及展开即遭“蓝军”击溃的场景。由此，引导官兵把失败当成磨刀石、从“败仗”中淬炼打赢硬功，逐步营造真打实抗的训练文化，使战斗力质态提升直指未来战场。

新质战斗力概念对赢得未来战场主动权具有深远的战略指导意义

习主席指出：“我们要登高望远、见微知著，看到世界军事领域发展变化走向，看到世界新军事革命重大影响，形成科学的认识和判断”。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加速生成运用新质战斗力、赢得未来战场主动权具有深远的战略指导意义。

预见战争形态无界化变革。2015年，习主席强调，陆军要“加快实现区域防卫型向全域作战型转变”。“全域”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全域作战型”是指军队战斗力形态具备全域覆盖能力。当前，战争的时空特性发生重大变化，多维战场空间融为一体，战略、战役、战术的界限趋于模糊。这就要求我军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备战打仗中顺应战争无界化变革趋势，突破传统作战中军与民、前与后、攻与防、局部与整体、战争空间与和平空间、国家疆界与国家战略利益拓展壁垒等界限束缚，从战略全局着眼，生成全域作战型战斗力，为国家社会提供全方位安全保障。

从战斗力机理看，传统战斗力是以物理能、化学能为主导能量形式，作战总体上属于“点”“线”运动，战争是有边有界的；新质战斗力是以信息能、智能为主导能量形式，作战总体上属于“面”“网”运动，战争是无边无界的。如对于正在飞速演进的网络武器来说，它既没有时间屏障——“无时不有”，也没有空间屏障——“无孔不入”。这种能量形式的革命性变化，使战争呈现无界战形态。

从战争要素看，无论充满硝烟的战争还是不见硝烟的战争，作战的主体、对象、工具、方式等已无明确界限。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均呈现牵一地而动世界的“全球化”特征：除了直接交战国，世界多国均作为间接参战方或连带参与方被卷入其中。

从战争空间看，无论是在枪炮战、舰机战、无人平台战等“硬战场”，还是在贸易战、科技战、网络战等“软战场”，战争已经将陆、海、空、天、电、网、信、心、智等多维空间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无限广阔的“超级战场”。战争无界化变革的一个突出特征，即非军事力量日益展现超常威力。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新质战斗力建设中，把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特点新要求，继承发扬人民战争优良传统，创新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提升国家凝聚力、军队战斗力，为打赢没有界限、不见硝烟的战争筑牢钢铁长城。

洞察战争制胜机理的革命性变化。习主席指出：“现代战争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看上去眼花缭乱，但背后是有规律可循的，根本的是战争的制胜机理变了。”只有搞清战争制胜机理，才可能把握战争规律、赢得战争胜利。

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深度应用，战争形态、作战领域、作战方式和武器装备等诸多战争要素发生深刻变化，战争制胜机理也随之发生革命性变化，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从火力主导转向信息主导。过去，战争集中表现为物理域火力对抗，兵力火力优势往往决定作战胜负。现在，信息化发展使作战对抗突出体现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的系统较量，出现控“天”破“网”、打点断链、击“要”瘫“体”等新战法，系统优势主要通过数据、算法等信息力营造认知优势、决策优势来达成。

二是从战役对决转向战略博弈。过去，战争主要是钢铁洪流的战役决战，战争决策者往往基于相对模糊的态势判断制定方案。现在，武器装备的智能化发展使战场态势自感知能力日益提升，从而催发战争向战略博弈升维，即通过兵棋系统等“战争预实践”平台，可以得出战争进程、双方代价和胜负结局等精确判断，使战争日益表现为“未战”层面的战略较量。

三是从局部对抗转向整体作战。过去，战争表现为局部对抗，就连两次世界大战中也存在未参战涉战国家的和平空间。现在，随着战争无界化变革深化发展，战争的“全球化”特征日益凸显。

四是从要素对决转向新质决胜。过去，人力、物力和人的谋略能力是衡量战争胜负的核心要素，战争制胜的传统框架始终未被打破，如美军依靠在世界战略要地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的代差优势等称霸世界。现在，随着战争的“新质化”发展，新质战斗力已经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变量。

推动军事组织形态迭代变革。新质战斗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军事指挥体系进行相应调整。战场信息海量涌现、瞬息万变，呈现“秒杀瞬决”新场景，要求军事指挥体系由传统层叠累加的科层制向“分布式网状结构”升级质变，确保军队具备实时之“快”的敏捷反应能力。例如，冷战后美军以“网络中心战”为牵引，撤销战术空军司令部等传统军种机构，组建多域特遣队等新型作战力量，以适应信息时代战争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我军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作战指挥日趋扁平化，作战组织和管理日趋标准化、流程化、精细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迈出重要一步。着眼打赢需求，我军还组建了战略支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等新型作战力量体系，为充分发展新质战斗力奠定坚实组织基础。

新质战斗力和新质生产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

习主席强调：“要乘势而上，把握新兴领域发展特点规律，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习主席的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互为支撑、相互拉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了新质战斗力的发展程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只有充分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个国家才能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科技实力，才能锻造出强大的新质战斗力。除了先进的武器装备、技术资源外，新质生产力还能为新质战斗力提供高素质的军事人才、科学的作战理念和丰富的作战手段。

从另一个角度讲，新质战斗力的发展能有效引导、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同时，新质战斗力的发展，使得军队具备更强的打赢能力，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建设，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人类历史早期，既用石器、木矛等工具进行采集、狩猎等生产活动，也用其进行战争活动；随着历史发展，金属冶炼技术和产业的出现，使得金属兵器问世；到了农业社会，伴随火药、火器制造技术和冶金业的繁荣，火枪、火炮等热兵器被用于战争，战斗力生成重心从近身搏斗转变为远程攻击；工业社会，蒸汽机、内燃机、电力催生了坦克等机械化作战武器……生产力的每一次变革，都必然给军队战斗力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催生战斗力质态升级、飞跃。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虚拟现实和脑机接口技术等的迅速发展，不断彰显生产力与战斗力内生机理的统一性、共生性。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是持续增强国家整体实力的必然要求，对于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和打赢现代战争，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战略意义。

推动新质生产力、新质战斗力创新链“双向嵌入”。当前，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在新兴领域要素融合使用、协同创新方面还有很大空间，需要从创新机制上打通两者互动转化的路径，从源头上解决新兴领域战略体系和能力的一体化生成问题。要锚定新兴领域关键节点，进一步健全完善“军工需求清单”与“民用技术目录”对接平台，既把一些军事技术成果移植到国民经济各领域，也积极推进优势民用技术参与军工科研生产，形成军民技术双向转化、良性互动、螺旋上升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成果军地登记制度，激发创新活力；针对基础研究薄弱环节，加大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共用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催化原创能力高效生成。

推动产业链与作战链深度耦合。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相互耦合、互相促进，“军转民”“民参军”需求不断增强。这要求我们把产业链与作战链深度耦合，培育与新质战斗力配套的产业支撑体系。要不断完善新质战斗力同新质生产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完整自主可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实现民用工业与国防科技工业互联互通、优势互补，为武器装备更新迭代、创新发展提供安全、强劲、稳固、可靠的产业支撑，更好地促进新质战斗力生成和发展。

推动人才要素跨界流动。习主席指出：“强军之道，要在得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无论在生产活动还是在军事活动中，人都是组织者和实践者，人的创新能力强，就能为生产力、战斗力各要素赋能，推动生产力、战斗力的升级换代。因此，人才始终是引领新质生产力、新质战斗力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推手。要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新质战斗力融合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方式，充分运用我国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智能无人系统、网络空间安全等新兴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工程师+指挥官”复合型人才，推进军事教育与国家高等教育同频共振、协调发展。加大政策激励力度，优化军地一体化发展的领军人才、高端人才、通用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为新质战斗力形成发展提供坚强人才保障。

新质战斗力与新质生产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有力促进了我国综合实力整体跃升。习主席2016年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核心技术“可以从3个方面把握。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在这些领域，我们同国外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能够超前部署、集中攻关，很有可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这一对国际科技竞争态势的重要判断和指示，为我军战斗力建设向智能化转型、向“并跑领跑”冲刺指明战略方向、注入强大动力。为了在新兴领域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习主席强调，军队要“加强新兴领域预置，加强前沿学科建设，加强新型人才培养，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孵化和生成”。习主席多次亲临战斗力转型升级一线调研指导，强调在“强化军地合力，用好地方优势力量和资源”上做文章，显著加快了新质战斗力建设步伐，大幅提升了国家综合实力。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互动发展所产生的强大合力，足以支持我国为实现自身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担当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法治理论创新。2020年11月，党中央首次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在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文化根基之上全面地、系统地、深刻地、辩证地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务、重大关系、重要保障，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一个富有开创性、实践性、真理性、前瞻性的科学思想体系，丰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领域的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深刻把握这一原创性贡献，一个重要角度就是从理论特征和实践效果两个方面体悟领会。在科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规律、充分汲取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习近平法治思想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沃土，聚焦解决法治中国建设的实际问题，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并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都产生了原创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推升到新的历史高度，并将继续在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不断创新发展，彰显真理力量、展现实践伟力。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法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价值功能、基本关系等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法治思想既与我们党长期以来坚持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着眼于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面依法治国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

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让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更加系统地中国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为一个民族永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一个抛弃或者背叛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理论要深入人心、为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成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必须夯实文化根基、植根于本国文化沃土，形成具有民族形式的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涵养法治自信，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产生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等理论创新成果。这不仅为德法共治、以民为本、明德慎罚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赓续中华法治文明，而且破解了法治建设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成功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牢牢扎根在中华法治文明的文化沃土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更好掌握群众、群众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相适应、相融合的过程中焕发新的蓬勃生机。

立足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中提炼中国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没有定于一尊的制度样板，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国家的法治也有自己的特色，这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对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这一规律性认识出发，明确包括法治体系在内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必须立足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近代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我们面临着许多独特的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既以理论创新指引成功实践，又及时把实践经验提升为创新理论，提出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等一系列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范畴、命题，以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破除了对西方法治理论、西方法治模式、西方法治话语的迷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在政理、学理、法理上的重大创新，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顺应时代要求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如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更好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如何应对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共同挑战，以规则和制度确保技术发展始终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价值标准？这些时代问题都需要我们给出新的法治化解决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如何依靠法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如何依靠制度力量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我国法治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曾遇到，也不曾想到。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洞悉时代潮流、牢牢把握时代脉搏，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顺应时代所向、人民所需，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时俱进，形成了“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动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法治本体论、法治价值论、法治实践论、法治方法论等诸多方面都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特色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

为经济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经济秩序混乱多源于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因此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推动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上提供了一系列原创性的制度化方案。

从法治角度把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辩证关系，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基石。经济发展以秩序为前提和保障，法治则是秩序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将全面依法治国贯彻到市场运行、经济治理的各方面全过程。一方面，以法治为经营主体划定行为边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持续释放经济活力提供制度激励，促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通过职权法定、建立权力清单等法治方式明确政府行为的界限，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2025年5月20日，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该法在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等方面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机制，以法律形式使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更加清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力，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的一个生动例证。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党员、干部既要关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主动排忧解难，又要坚守廉洁底线。”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要求政商关系亲而有度、清而有为，既要明确政商交往边界，杜绝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又要将企业的满意度、获得感作为衡量政府履职水平的标准之一，积极回应企业经营中的正当需求。强化制度约束和监督机制，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是确保亲清政商关系落地生根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使优化营商环境有了规则依据、制度依托。企业能够依法提出诉求，政府依法落实相关措施、服务好企业，这就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奠定了法治基石、提供了法治保障，也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经济建设领域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为政治建设划定法治轨道

政治建设与法治建设密不可分，政治建设被纳入法治轨道，这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保障我国政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面作出重要原创性贡献。

系统阐明党和法的关系、政治与法治的关系等根本问题，确保政治建设方向正确。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政治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这两方面工作都提供了科学指引。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指引我们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动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这样的原创性成果。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指引我们正确处理党和法的关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过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丰硕实践成果。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位置，在国家各项事业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兴则国兴，党强则国强。如何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重大政治课题。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解决这一课题作出原创性贡献，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强调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方位、立体式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为框架的党内法规体系，夯实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基础，创造性地发挥了法治对于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作用。

为文化建设凝魂聚气

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不仅在法治道路、法治体系等法治实践层面形成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成果，而且在文化建设方面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等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了法治力量。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法治国家建设中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悠久文明历史的深厚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代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充分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产生了许多既凝聚历史智慧又体现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实践成果。比如，新时代“枫桥经验”传承了中华法治文明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体现了中华法治文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价值主张；等等。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我们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文化根基，指引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法治自信，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法治建设，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凝聚了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习近平法治思想传承中华法治文明德法共治传统，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明确在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法治建设的指引、评价和校正作用。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修订后的立法法增加“立法应当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为社会建设赋能增效

法治对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法治既是社会层面的一种价值要求，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治理手段。无论是及时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还是化解社会矛盾、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习近平法治思想都有效指引社会主义法治更好为社会建设赋能增效。

以法治保障民生，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难题，兜牢民生底线，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保障民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推动在法治轨道上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民生问题。比如，推动完善并落实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提高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水平。又如，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依法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再如，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更好发挥法治在排除改革阻力、巩固改革成果中的积极作用，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增强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困难群众倾斜的法治保障。在以法治保障民生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丰富的实践成果。

加强法治赋能，不断强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支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宝贵机遇，也带来了复杂挑战。必须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法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重要支撑。习近平法治思想注重用法律的准绳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强调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创造性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为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社会治理领域得到更好发挥，我们依靠法治成功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冲击，在有效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得到充分彰显。

为生态文明建设强化保障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指引我们不断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全面强化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法治是守护绿水青山的根基和力量。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增强，法治对绿水青山的守护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高效。2018年的宪法修正案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宪法依据，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对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这一重大法治建设部署必将有力推动生态文明基础体制更加完善。此外，《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等多部党内法规出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逐步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这些人民群众切身可见的变化，成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成果和原创性贡献的有力证明。

通过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必须使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深入人心，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着眼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提出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指引我们以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人民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宣传普及生态环境法律知识。在推动提升全社会法治观念和法治素养的同时，全社会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也显著增强，为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营造了有利法治氛围，以法治手段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群众基础。

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解决了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我们党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了人民群众信任拥护。

1.理解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一个重要原因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并坚持发扬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优良作风，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执政时间越长、国内外环境变化越深刻，党的作风问题的新表现就越复杂。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党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作风建设是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的，应体现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作风的新要求，使改进作风的过程成为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过程。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党的作风反映的是党的形象和党员的素质，体现的是党性，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性。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讲，能不能解决好作风问题，是衡量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是否坚定的一把十分重要的尺子。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实践证明，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公开讲话”，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等重点内容，集中解决好突出问题。必须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是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就要继续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要做到对人民群众有真感情，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中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只要我们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根植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群众就会把我们当亲人，真心实意拥护和支持我们。

2.把握作风建设的方法要求

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是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只有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才能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我们党提出了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决反对“四风”，坚持从领导干部抓起，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坚持抓常、抓细、抓长，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突出抓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用严明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我们党锻造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先后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着力改进作风，严明纪律。

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贵在持之以恒，抓常、抓细、抓长，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既要立足当前、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建立健全促进全体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抓作风建设，从根本上讲还要靠制度，突出针对性、指导性、操作性。为此，应改进党员管理机制，建立完善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健全正风肃纪反腐常态化机制，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把严的要求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身上。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勇于担当作为。全面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体现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建立严格、完善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确保形成的制度行得通、指导力强、能长期管用。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狠抓落实，坚决维护严肃性和权威性，使之真正成为党员干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硬约束。

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抓作风建设，就要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树立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廉洁用权，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稳得住自己的心神，管得住自己的行为，守得住自己的清白。要严格要求子女，过好亲情关，作家风建设的表率，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3.推动作风建设的实践路径

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体现了我们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坚定信心和勇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他强调，“规定就是规定，不加‘试行’两字，就是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表明这个规定是刚性的”“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各地各部门应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把各项要求落实到日常工作中，落实到每个环节。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批评，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衡量作风好转的标准。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把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化作自觉行动，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一级抓一级，认真抓出成效，化风成俗，把党的作风建设搞好。

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四风”问题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相悖的，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解决“四风”问题，就要对准焦点、找准穴位、抓住要害。反对形式主义，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反对官僚主义，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反对享乐主义，着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奢靡之风，着重狠刹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四风”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是与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牢固联系在一起的。应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筑牢思想防线，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同时，“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长期性、复杂性，要对“四风”问题及其各种变异表现保持高度警惕，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拧紧发条，露头就打，寸步不让，一抓到底。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形成“头雁效应”。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带头正风肃纪反腐，坚决纠治“四风”顽瘴痼疾，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清政商关系，积极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

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文化关乎国本、国运”的战略高度，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对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系统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进行了系统性阐述，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纲领性任务提供了理论遵循。要深刻把握其中蕴含的战略考量、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及其新时代表达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纲要》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一章开篇强调，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面对近代以来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境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在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承担着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文化使命，致力于“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以文化建设引领前进方向，以文化发展凝聚奋斗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用革命文化激励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强调要“改变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面貌”，并提出“科学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激发起全国人民共同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磅礴动力。结合时代变化和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确立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纲要》指出，从党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建成文化强国”，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目标任务的认识一以贯之、持续深化。

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明确要求，强调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深刻阐明了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提出，根植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我们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效显著，文明根脉焕发新生，文化事业产业日益繁荣，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焕发出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纲领性目标，指明了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要求，构成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使命的新时代表达。

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原则遵循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而且面对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过程中的重大基本问题，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国际和国内的关系、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等问题，深刻阐释了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这三个基本原则，为我们更好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原则遵循。

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是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根本基点。《纲要》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功充分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它是中华民族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的文化基础，并且蕴含着破解当今时代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想解答，为坚定文化自信和巩固文化主体性奠定深厚基础。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求我们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而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本身，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并使之提升为中国理论。

秉持开放包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是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本质要求。《纲要》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格局。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既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也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秉持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有利的时代条件努力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着力创造一系列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和创造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坚持守正创新，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是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重要思想方法。拥有日新理念、变通思想、革故传统、维新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以其内蕴的创新原则和创新方法，指引着中华文明在变革中拒绝僵化、在发展中向未来敞开；还以一种温故知新、返本开新、继往开来式的方式杜绝对文化传统的彻底颠覆和根本性断裂，而是在变革中确立并不断巩固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在守正中坚定方向，在创新中辩证取舍。守正既要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也要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更要守好“两个结合”这一根本方法，在文化建设中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与此同时，守正也不能走向因循守旧和教条主义，而是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体系，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既有宏观层面的整体指导又有具体层面的实践路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纲要》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同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的角度，指明了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用自己的智慧完善、发展和创新中华文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纲要》强调，这“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因此，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不是片面化的照搬照抄、厚古薄今，而是要辩证地加以鉴别和有扬弃地加以继承。我们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在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过程中，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从而真正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发挥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积极作用。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要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革命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滋养。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文化发展及其成果，展现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已经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革命文化既是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来源，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体现。《纲要》指出，在我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汇聚成我们党的红色血脉。革命文化见证了党领导人民在中国大地上百余年的奋斗史，是“两个结合”的精神结晶，也充分展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逻辑，必须加以传承和弘扬。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纲要》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探索、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文化。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共同熔铸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根本保障，满足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需求，也是实现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石。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凝聚力、创新力和国际话语权，助力增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不断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注入蓬勃旺盛的创造活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纲要》强调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必须“锚定二〇三五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道路问题至关重要。新时代文化建设面对一系列新形势和新挑战，确保建设文化强国保持正确方向、坚强定力、强大合力，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坚强领导作用。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面对文明文化之争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之争，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从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三中全会专门就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既要不断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也要加快完善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在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同时，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要深入把握文化创新创造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以科技创新赋能文化内容与形式创新，以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推动文化业态创新，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

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必须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更要求我们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培育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充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最大程度地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必须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中华文明瑰宝，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深化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挖掘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与此同时，必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纲要》强调，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必须不断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以文化遗产为中介赓续好中华文脉。

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当今时代，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更加频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课题。文化强国之“强”，纵向上要和历史上的自己作比较，横向上则要和其他国家作衡量。只有在世界上具有足够的国际话语权和文化影响力，才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强国。必须在坚定文化自信、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创新中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在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的过程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围绕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反复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多篇著作，都对此作出深刻阐释。比如，《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论述“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时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出“着力提高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设备更新，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指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等。“因地制宜”不仅强调发展的特殊性、自主性，也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灵活性。

当前，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既是指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也指不同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资源禀赋和能力不尽相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要准确把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结合地方实际进行精细研究和精准施策，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具有地域性质和空间分异规律

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不均衡是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发展在空间上也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学术界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早期把造成这种不均衡的原因归结为自然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并在理论上称其为“地理第一性”。起初，“地理第一性”可以对不少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进行解释，比如不少城市是在自然交通便利的地方或工业原材料所在地起源并发展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实践发展，人们发现“地理第一性”解释具有局限性。比如，有一些地方的经济集聚程度较高，却很少依赖其自然区位；也有一些处于大致相同自然区位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却表现出差异；还有一些地方的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程度超过了自然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程度。这启示我们，开展经济活动需要充分考虑地域性质，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的地域分布，也包括其他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样如此。

具体来看，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及其组合都具有地域属性，存在着空间分异规律。第一，人类所要改造和利用的自然世界，其资源和环境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并呈现出一定规律性。第二，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第三，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不同地区的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能力的差异也呈现出扩大态势。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三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既遵循传统生产力要素及其组合所呈现出的空间分异规律，又会引发其地域属性的变化并呈现出新特征新趋势。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空间分异特征。比如，非物质性生产要素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包括数据在内的非物质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在这些非物质性生产要素的支撑下，数字技术、绿色低碳技术等不断取得突破并在生产过程中广泛应用，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非物质性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其程度与传统物质生产要素空间分异相比更高。又如，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劳动者，是具有创造力、创新力的新型劳动者。作为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新型劳动者的空间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并且与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紧密相关。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降低了地理空间的影响。比如，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为推动创新注入新动力。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少数较高层级的创新中心并通过集中攻坚实现突破；针对各类具体应用场景的创新，则是由下一层级的创新中心在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场景需求进行落地开发。这推动创新过程更多呈现网络化、层级化、跨区域的特征。又如，随着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广泛应用以及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据、资金、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更加便利，人口和货物等的流动性也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而大大增强。这些数据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物质流等，共同形成了以“节点—网络”为特征的流动空间，节点之间的邻近性逐步取代传统地理空间的邻近性，成为影响新质生产力各要素组织和配置的重要因素。全国统一大市场等制度体系的构建，有力支撑了各类创新要素在创新网络中的不同节点之间实现自由高效流动，加速创新要素组合和配置的优化过程，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总的来看，准确认识这些新特征新趋势，深入考察相关影响因素的地域属性以及空间分异规律，才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把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和举措》中指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必然选择，是我国构筑新竞争优势和赢得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实践回应。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总的要求，但不同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能力会有差别，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实际情况。

总的来看，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因素包括：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强大的新技术成果转化能力、坚实的产业基础、充足的资金投入等。发达地区在这些方面具有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较好基础，可以在研发前沿科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布局未来产业等方面先行一步，努力抢占高质量发展制高点。但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不能简单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仅仅是发达地区的事。虽然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但如果放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脚步，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进一步扩大；而借助发展新质生产力，则可能实现弯道超车，或者开辟新领域新赛道，进而实现换道超车。比如，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就走在了全国前列。因此，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要遵循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分异规律，坚持因地制宜，从本地实际出发找到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根据不同创新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中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涉及高水平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新技术应用、产业创新能力等。在这些方面，不同地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地区拥有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比如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集聚；有的地区虽然科技创新资源相对缺乏，但产业创新能力强，有很多科技型企业集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注重发挥比较优势，有的放矢，避免创新资源不合理流动。对于科技创新资源丰富的地区，重要的是加强颠覆性、原创性、前沿性科技创新，着力研发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需要充分发挥高科技人才的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对于产业创新能力强的地区，重要的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促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这需要集聚产业创新创业人才，打造高质量孵化器，畅通吸引新技术并实现转化的渠道，大力培育引领创新的科技型企业，发挥好各类产业发展基金的作用。

根据不同产业发展程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我们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涉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等，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哄而上，要明确这三类产业的发展方向，根据实际情况找准发力点。传统产业更多指的是满足传统需求的产业，但不等于低端产业。通过技术革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传统产业可以焕发新生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产业，特点一是新、二是具有战略性，代表着产业发展方向。这就要求围绕推动相关关键核心技术最新成果转化、协同推进产业创新发力，力争更好适应世界产业发展新趋势、占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未来产业会随着技术的成熟、扩散以及市场的认可，在未来某个时期成为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新产业。同时，未来产业的创新创意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存在不确定性，涉及创新项目的选择和判断等，存在失败的可能。这既要求鼓励支持创新，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又要营造宽容的环境和氛围，在创新进程中不断调试纠错，让更多战略科学家和具有科技视野的科技型企业家发挥作用。综合来看，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根据产业本身的特性因地制宜，依据地区要素特征，明确本地传统产业的优势与不足，选择适宜发展的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决定稿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部署。围绕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提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我们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以改革进一步塑造发展动能、激发经济活力。

聚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因地制宜构建高水平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建立以我为主、人尽其才的人才使用和服务保障体制。加快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改革，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增强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支撑力度。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

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双向互动中实现以产业发展牵引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重塑产业链，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通过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

聚焦找准在全国一盘棋中的定位，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形成新质生产力生产网络和体系，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合理分工、有序发展。一方面，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积极引导各地找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另一方面，紧紧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布局需要，着力推动高素质高技能的新型劳动者、新材料新技术等新型劳动资料、数字化智能化等新质劳动对象优化组合，使新质生产力全要素跨产业、跨领域、跨区域、跨方式一体融合发展。

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大空间。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全球创新成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制度与国际接轨，助力将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势转化为参与制定和引领国际规则、标准的优势，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围绕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科技资源均衡布局，不断优化相关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层面的统筹协调、宏观调控作用，结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人口、面积等要素，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调整健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设置和布局，加大对中西部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塑造联动交融的全球发展新气象

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推动中国和世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作为极具包容性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追求，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为全球发展勾勒新愿景、开辟新空间、激发新动能，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共建“一带一路”是战略眼光、战略定力与战略自信的综合呈现

共建“一带一路”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历史机遇，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彰显大国自信，体现兼济天下的宽广胸怀，是一个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民族复兴的负责任大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的智慧和方案。

共建“一带一路”彰显深邃战略眼光。2013年，全球经济正从国际金融危机中缓慢复苏，世界经济再平衡在压力中推进。某些发达国家一方面希望保持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力，另一方面又企图把中国排除在外。在科学分析和把握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趋势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置身于2025年的世界，更能体会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独到性和前瞻性。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凸显，经济全球化遭遇巨大阻力。12年来，在日益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共建“一带一路”为所有共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合作平台。对中国而言，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关系国计民生的能源矿产供给、市场需求、产业链供应链等得到巩固和发展。比如，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1.29万亿元，增长4.7%，占进出口总值的51.8%。我国对共建国家出口工程机械、风力发电机组、仪器仪表等都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同时，积极扩大从共建国家进口，今年上半年与共建国家签署农食产品准入文件32份。

共建“一带一路”显示深厚战略定力。对于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曾担心其可持续性。毕竟从历史上看，一些大国提出的不少国际倡议，经常因为政府调整而反复，或者因为遭遇阻力而终止。但实践证明，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共建“一带一路”不为一时一事所扰，认准了就持续推进，坚持一个方向，一张蓝图绘到底，充分显示了稳定性、延续性和可预期性，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明体现。中国于2016年、2018年、2021年和2024年召开4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总结共建经验，强化工作部署，并于2017年、2019年和2023年先后举办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凝聚国际共识、丰富建设成果。共建“一带一路”一以贯之、久久为功，以强大战略定力增强了这一倡议的吸引力，激发了合作动力。

共建“一带一路”展现深层战略自信。共建“一带一路”从无到有、由点到线及面、从周边到遍布全球，对国际体系影响从小到大，展现的是中国外交的深层战略自信。首先是占据道义制高点的战略自信。共建“一带一路”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向，为共建国家提供优质公共产品，摆脱对西方经济合作范式依赖，为人类社会提供全新的治理理念，反映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崇高目标。其次是实施节奏的战略自信。好的倡议要有好的实施。中国对如何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思路明确，从“大写意”到“工笔画”，精准判断不同阶段的国际形势、建设重点、要素配套、资源整合等，确保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最后是共建效果的战略自信。共建“一带一路”，改革原有国际秩序和全球经贸规则不公平、不合理之处，塑造了新的经济合作模式，形成了陆海空间大联动、洲际地理大连接、全球南方大交融的新气象。

共建“一带一路”开创共赢发展新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共建“一带一路”展现中国推进国际合作、促进人类进步的宏伟愿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能够充分调动共建国家参与积极性，释放共建伙伴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开创共赢发展新空间。

秉持合作共赢理念，开创国家交往新形态。“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超过150个，既有同中国近在咫尺的周边邻国，也有远隔万里的拉美国家；既有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既有人口过亿的大国，也有人口数万的岛屿国家。对待所有共建国家，中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不干涉内政、不输出社会制度、不谋求地缘博弈，乐做发展经验分享者、安全稳定维护者、文明互鉴促进者。中国坚决维护共建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共建国家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中国秉持成就他国就是帮助自己的互助理念，尊重共建国家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从其具体情况出发，提出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合作方案，有力支持实现共建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经济走廊构建区域价值链，形塑经济地理新结构。共建“一带一路”突破狭义的地理关联性，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有序的工业化扩散，有效引导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员流，以经济走廊构建区域价值链，形成新的经济比较优势，延展了经济地理空间，创造了新的经济地理结构。中国依托工业生产、国际贸易、对外投资等，突破传统地缘，拓展经济联系，不仅给亚欧大陆，还给非洲、拉美等广大地区带来发展机遇。在国内，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沿海地区的门户优势得到巩固，同时一些内陆地区从“经济腹地”变成“开放前沿”。在国外，哈萨克斯坦、老挝等传统意义上的“陆锁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了向“陆联国”的转变，正成为亚欧大陆重要的互联互通枢纽。更多的共建国家正在发生从地区发展洼地到地区繁荣高地的转变。

不断增量提质，培育全球增长新动能。在各方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升，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一是做大市场容量。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其他共建国家市场同样巨大。共建国家相互开放，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市场。二是增加科技含量。共建“一带一路”突出科技创新赋能，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在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等尖端技术领域开展合作，提升共建国家的发展动能。三是扩充金融增量。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宣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各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今年前5个月，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5.2亿美元，同比增长20.8%。四是提升规则质量。比如，东盟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方。今年5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全面完成，双方进一步完善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等领域规则，提升规则竞争力。

创设国际治理新机制，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创设机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是共建国家间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集中体现共建国家在经济、政治、安全方面的共识。只有以机制为支撑推进共建进程，才能确保共建“一带一路”长期稳定和高质量发展，为改革完善地区治理和全球各领域治理贡献力量。为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中国与共建国家共商“一带一路”合作新机制，形成了一系列汇聚各方智慧的新制度。创设和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新机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基于各方共同需求，为促进相互信任、提高沟通效率而制定更符合共建国家实际的新标准，注重与原有地区和全球治理机制相互对接、相互补充，进一步完善了全球治理体系。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顺应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给共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开辟了人类共同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

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的认知。从共建“一带一路”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是利益共赢的共同体、责任共担的共同体、价值共享的共同体的有机整体。这三种共同体虽同存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存在着逐步进阶的演化发展过程。共建“一带一路”，首先从各国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开始，这为所有共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其次，通过经济上的广泛合作、文化上的深入交流，共建国家结成责任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共建国家共同奔赴的事业。最后，共建“一带一路”凝聚各方的价值共识，在这个过程中，各方更加认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建国家成为志同道合的价值共同体。这三种共同体不是相互割裂而是有机结合的，只强调其中一种共同体，或者缺少了任何一种共同体，都难以构建起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共建“一带一路”抓住经济、安全、文明等关乎人类前途的大事，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探索有效路径。在经济合作方面，共建“一带一路”依托经济走廊建设和其他类型的合作，提升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形成更加紧密的经贸相互依存关系，克服发展失衡，全力打造经济繁荣带。在安全治理方面，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不迷信武力，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安全治理方面的合作，携手各方致力建设持久和平带。在文明交流方面，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求同存异，反对意识形态入侵、大国价值观霸凌和西方文明至上，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各国民心相通中解决信任赤字，努力构建文明交融带。

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进步性和强大感召力。共建“一带一路”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机结合起来，顺民情、合民意、得民心，符合共建国家人民的普遍期盼。共建“一带一路”，是广大共建国家发展普遍工业化、加入新型经济全球化、实现共同现代化的新路径，有助于不断增进共建国家人民的福祉。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伟大实践，和中国建立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中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国的单向实践和独唱，而是已经成为共建国家的共同实践和大合唱，充分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先进性和可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共建“一带一路”而不断充实丰富，共建“一带一路”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而持续深化拓展。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面临多重危机的当下，我们要继续携手各方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战略任务，必须抓紧抓实。

深刻认识国家文化软实力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而且包括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国民素养等软实力。我国更加突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文化软实力对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软实力在认识上的持续深化。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逐步由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国的硬实力不断增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甚至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同时必须看到，国家硬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带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目前，我国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尚不匹配。具体来说，我们在对外传播资源整合以及体制机制建设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国际舆论场上的音量也不够大。在话语表达、阐释技巧等方面还不够成熟，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情况。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日益复杂严峻，这不仅需要加快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打破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涉华舆论屏障，还需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及其时代价值，将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充分展现出来。必须改变过去我国国际形象由“他塑”而非“自塑”的状况，努力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并着力总结、提炼、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与成就，不断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高度重视提升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任务，强调“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要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切实发力，努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近年来，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拉锯博弈仍在持续。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影响力不断扩大，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推进，“西强东弱”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态势日益显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2024年全球南方的经济总量全球占比超过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必然导致信息权力的重构，国际话语权逐渐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焦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主办或参与国际会议及媒体、智库合作发出理性声音，推动改变既有治理体系中不均衡、不合理的部分。新兴经济体还在数字经济、互联网规则、5G、人工智能、大数据安全、电子商务、区块链、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加快技术标准及规则的开发、制定，促使其上升为全球治理规则，以此作为提升话语权的抓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定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新时代以来，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针对全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这些主张和倡议，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体现出求同存异、共谋发展的中国气派，为探讨人类发展问题提供全新视角，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科学指引。

在此背景下做好国际传播，既要让国际受众听得到，也要让国际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和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叙事体系则是话语体系的思想框架和逻辑支撑。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不仅要让国际社会听懂中国说了什么，而且要通过多种话语和叙事要素的组合使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精髓。要坚持把中华民族的发展大势与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推动人类进步结合起来，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国际关系中传统的权力观、利益观、秩序观、发展观，更加有效发出中国声音。需加强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研究，因地制宜采取国际传播策略，推进中国国际传播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感染力和实效性。

更好适应全球传播生态变化

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积极布局、拓展媒体产业，不仅从中获取可观利润，也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传播不平衡、不公正。进入新世纪，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建立世界新闻和传播新秩序。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全球传播生态发生显著变化，这为进一步优化全球传播生态、传播秩序提供了宝贵机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球性社交媒体的普及，公民个人获得了发布信息、发表言论的渠道和平台，由此形成“传统媒体+新媒体”的舆论生成机制。网民个人只要在场、知情，就可以将事件过程和细节迅速披露出来，信息的相互补充更有助于追溯事件原委、还原事实真相。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各类新媒体，不仅为加快构建话语体系、叙事体系提供了技术平台，而且提供了各种智能化的语言应用。一系列新变革、新突破既打破了现有的信息传播格局，使单向传播向多元、立体的交互传播变革；又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打破个别西方大国在国际新闻信息传播领域中的霸权地位、形成自己的话语优势提供了有力支持。

全球传播生态的变化也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带来机遇。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积极适应新媒体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特点和要求，利用5G技术布局内容生产平台，建设移动端新闻APP，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化产品，努力抢占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制高点。与此同时，一系列新的传播样态不断涌现——深度求索（DeepSeek）大模型火爆全球，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首，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球……这些文化新样态为我国国际传播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国际传播的未来走向，更好谋划如何利用新技术新手段打破信息壁垒、建立话语优势，进而改变当前全球信息传播不均衡的状态。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必须牢牢把握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主动学习并积极应用人工智能、生成式大模型等先进技术，及时开展前瞻性研究和布局，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还要适应国际舆论引导和斗争的形势，打破西方国家的舆论垄断，主动设置议题，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借助先进传播技术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

军事理论是指导军事实践、引领军事变革的重要力量。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深刻指出“科学的军事理论就是战斗力”，强调“加快形成具有时代性、引领性、独特性的军事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加强军事理论工作的重要性，为军事理论的研究与创新注入强大动力。应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不断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军事理论工作新局面，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科学支撑和引领。

1.深刻领会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

科学的军事理论是军队建设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战争制胜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彰显了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在强军事业中的战略地位。

抢占制胜先机的关键所在。先进的军事理论是军队建设发展的基础，是战争制胜的关键。军事战略创新、军事科技创新以及其他方面军事创新，都离不开理论指导。如果不能在军事理论创新上有所建树，就难以抢占制胜先机。世界军事史上，曾有多种军事理论揭示了相应的战争制胜规律和机理，引领了军事潮流，改变了战争面貌。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我国安全和发展需求深刻变化，实现强军目标任务更加紧迫，必须全面加强军事理论工作。伴随新兴领域和战场空间的不断拓展，新的战争和作战理论层出不穷，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势在必行、迫在眉睫。这就要求我们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战法，提高军事斗争准备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充分发挥军事理论对强军实践的引领作用，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正确方向。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支撑引领。科学的军事理论，揭示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律、军事斗争准备规律、战争指导规律，是正确指导战争的思想武器。谁掌握了科学军事理论，谁就可能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军事理论现代化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军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先导作用。我军正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向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军事理论、武器装备、组织形态等各方面都在发生深刻变革。科学的军事理论能够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思想指引、目标指引、路径指引、方法指引等，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科学发展的战略设计。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必将大大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破解军事实践重大问题的理论回答。科学回答并解决军事实践发展提出的重大问题，是军事理论创新的本质要求和核心职能。当前，世界军事理论领域呈现十分活跃的局面，关于军队发展和未来战争的新学说、新观点层出不穷。我军建设发展也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从如何推进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到如何筹划实施一体化联合作战，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到如何全面加强军事治理、推动军队高质量发展等，都亟须从理论上作出回答。我们必须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实现军事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2.牢牢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立起了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的战略总纲，明确了总体要求和基本思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精华；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扭住新的历史条件下战建备重大问题研究，优化军事理论创新顶层设计，改进军事理论研究模式，加强军事理论转化运用，为新时代强军兴军提供强大的思想引领力、价值塑造力、精神推动力。

优化军事理论创新顶层设计。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任何一项重大战略的实施，都需要规划先行、筹谋在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从全局上对军事理论创新作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这一系列战略部署，指明了军事理论创新的方向、任务、重点，明确了军事理论创新的实现路径和检验标准，标志着军事理论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在不断完善，形式在不断丰富，范围在不断拓展，层次在不断提升。顶层设计和战略筹划的实质是设计未来、引领行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要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筹划，适应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要求，科学设计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对军事理论研究的总体布局与长远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周密部署，准确描绘军事理论创新发展的总体蓝图。

改进军事理论研究模式。提高理论创新能力，保证理论创新科学化，关键在于研究模式的现代化。当今时代，军事理论创新正在经历从“已知推导”向“概念设计”的转变。军事理论研究模式迫切需要更新，要坚持自主创新基点，适应现代军事理论研究复杂化、定量化、开放化发展要求，构建军事理论创新“孵化器”，倡导和扶持前瞻性、原创性、独特性军事概念与原理创新，推进军事科研理技融合，促进新理论“破壳而出”。针对军事理论研究从立项研究到推出成果周期长、时效差的短板，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理论发展“滚动递进”机制，打造专业化的试训基地。坚持开门搞科研，加强力量整合、资源统合、体系融合，推动形成军事理论研究大联合、大协作的生动局面。

加强军事理论转化运用。任何一种理论的生命力都在于运用。军事理论更是如此，其最终目的在于转化为作战法规、转化为战斗力。“离开了实践，离开了群众，把自己封在‘象牙塔’里去研究学术，那就会变成‘无的放矢’‘闭门造车’的老学究，对革命非但无益，甚至是有害的。”没有理论根基的军事实践，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没有现实支撑的理论创新，也必然会成为空中楼阁。当前我军的一些理论研究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问题，必须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找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契合点和着力点，打通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闭环回路，让军事理论研究从实践中汲取丰富养分，让先进成熟的研究成果进入军事决策和实践，实现理论和实践良性互动。

3.推动构建具有时代性、引领性、独特性的军事理论体系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科学体系。我们要不断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勇于突破，加快形成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为强军兴军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坚决扛起使命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抱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重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就要着眼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聚焦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深刻把握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的使命，不断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军事理论工作新局面。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必须瞄准我军目标任务，聚焦党和国家安全战略需求，担负起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的使命。紧跟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步伐，准确把握习近平强军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切实掌握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胸怀“国之大者”、牢记军之大事，把军事理论现代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坚持我军特色，顺应世界军事大趋势，为走好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紧紧扭住核心任务。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在军事理论创新中居于中心地位，涉及诸多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创新作战概念和战法训法”。当前，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新的战争和作战理论层出不穷。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研究掌握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特点规律，把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搞清楚。积极跟踪现代战争演变趋势，拿出更多非对称斗争策略和有效战法。聚焦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全域作战，推行“技术+谋略”的作战理论生成模式，开发颠覆传统对抗规则的作战概念，发展具有我军特色、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先进作战理论。

全面加强重点突破。军事理论创新需要统筹谋划、协调推进，牵住牛鼻子，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过抓重点把整体带动起来。要在丰富理论内容体系上求突破，融通中西军事理论，深化对规律的认识，提炼标识性学术概念，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军事学术话语体系；在建构组织管理体系上求突破，坚持向管理要效益，更新管理理念、完善管理体系、优化管理流程，破除束缚理论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军事科研工作组织模式创新；在建强研究力量体系上求突破，大力加强新型高端军事智库建设，做好全军军事理论研究资源的整合配置，着力培养造就一支高层次战略家、高精尖科学家、高水平技术专家均衡分布、搭配合理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在完善政策制度体系上求突破，健全军事科研创新协调机制、研究成果评估和转化机制、科研奖励激励机制等，形成顺畅高效的运行机制，把创新活力充分激发出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提供有力组织和制度保障。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立足“两个大局”，将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目标明确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这一目标以人民城市理念为价值原点、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方向路径，既扎根中国实践，又回应人类对城市文明的共同向往，为全球城市发展提供了兼具实践力与引领性的中国方案。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镇化以惊人的速度完成量的积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后的突飞猛进，再到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城镇化历程。截至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9.44亿城镇常住人口与690多座星罗棋布的城市，共同构成了全球规模最为宏大的城市集群。这一进程不仅是空间形态的深刻重塑，更为国家的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然而，当城镇化进入中后期阶段，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层矛盾逐渐凸显，“大城市病”、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公共服务供需失衡等挑战不断出现，单纯追求规模扩张的路径难以为继，只有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才能破解发展中的矛盾，让城市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既是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更是回应人民期待的必然选择。

从“规模奇迹”到“人民城市”的转变，始终贯穿着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人民立场的坚定坚守。回顾党的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城市工作必须彻底依靠工人阶级的论述，早已锚定城市发展的人民属性；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城市建设在构建工业化基础的同时，始终以改善民生为底色；改革开放后，市场化转型释放城市活力，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跃升至2012年的52.57%，其间让人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理念从未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召开的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现代化道路。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将城市工作重心从空间扩张转向人的全面发展；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五个转变”重构发展范式，以“七个着力”明确实践路径，提出“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强调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这两次重要会议的召开，表明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新的阶段。

二

今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既坚守了我们党人民至上的初心，又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品格。

以人民城市理念锚定现代化人民城市的价值根基。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这一理念是现代化人民城市文明内核的价值原点，从根本上确保城市发展不偏离人的需求轨道。“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要求城市发展跳出“唯指标”“唯速度”的传统观念。小到社区停车位规划、老旧小区电梯加装等“急难愁盼”的民生小事，大到城市空间布局、功能分区等宏观决策，都必须扎根市民日常生活场景，让钢筋水泥的城市肌体始终流淌民生温度。“以人民为主体”的建设立场，是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源泉。通过搭建社区议事厅、居民听证会等参与平台，鼓励市民以志愿服务、邻里互助、创意众筹等多元形式参与建设，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生动局面。“以人民为评判者”的成效标准，则确立了城市发展的最终标尺，评价城市发展的质量应着重看民生建设“七有”目标（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实现程度。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为方向坐标，塑造现代化人民城市的中国特质。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人民性”贯穿城市建设全过程，这是中国的城市文明区别于西方资本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的根本特征。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城市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在产业升级中严守生态红线，让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使文明内核兼具活力与可持续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民主协商吸纳民意、汇聚民智，使城市真正成为全体市民的共同家园，彰显社会主义民主在城市治理中的独特优势。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激活城市深层文化基因，让城市在展露“新貌”时留存“乡愁”记忆，既规避“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困局，又在现代化浪潮中延续文明根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文明内核的价值归宿。在高质量发展中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在城市更新中保留老城区温度，为新市民筑就保障网，让文明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在“公园城市”“海绵城市”的实践中，以绿色产业、低碳生活守护生态底色，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要求城市具备开放包容的胸怀，既坚守中国立场，又吸纳全球智慧。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城市尺度的具象化要求，体现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六大特质，它们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耦合，共同为现代化人民城市注入实践动能。具体来讲，就是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培育新质生产力，让创新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提供便捷的交通、舒适的居住环境，从完善基础设施到丰富文化活动，让每个市民公平享受发展成果，彰显城市建设的民生温度；守护生态文明现代化，发展绿色产业、推广绿色生活方式，让城市呈现山水相依、绿意盎然的景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留住古城墙、老街区等城市记忆，又培育数字文创、街头艺术等时代特色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健全应急保障体系，确保城市在风险挑战中安全运行；以数智化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实现资源精准调配与服务高效响应，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

三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仅为中国的城镇化开辟了新的路径，更以其独特的文明内核，为全球城市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新范式。

重塑人本价值。在西方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常沦为资本循环增值的工具，城市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被经济属性所遮蔽。现代化人民城市确立了人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核心目标：从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适老化改造，到历史街区的活态保护，再到城市公园的普惠性布局，每一项实践都彰显“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本质，城市成为承载美好生活的容器。

破解发展悖论。西方传统城市化模式要么陷入盲目追求“增长至上”的误区，忽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问题；要么陷入“福利民粹主义”的泥潭，过度依赖福利政策，导致城市发展缺乏可持续动力。现代化人民城市则打破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宝贵的实践借鉴。

面向未来，随着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城市将继续以人民性为底色，书写让城市更美好、让生活更幸福的时代新篇章。

经济全球化与发展新质生产力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当前，我国正在以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所有创新难题，加强科技创新离不开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促进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多篇著作都对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促进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作出深刻论述。比如，《加强科技供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指出：“要增强我们引领商品、资本、信息等全球流动的能力，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增强参与全球经济、金融、贸易规则制订的实力和能力，在更高水平上开展国际经济和科技创新合作”；《深化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指出：“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指出：“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唯有开放合作才是正道”；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家安全概念泛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增多，加剧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不确定性，也直接或间接抑制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各国在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必须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经济全球化表面上看是商品、资本、信息等在全球广泛流动，但本质上主导这种流动的力量是人才、是科技创新能力。当前，科技创新的全球化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和深入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

从科技发展看，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机器人、量子计算、生物医药、新能源、通信技术等前沿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在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同时，为全球经济复苏与转型注入了新活力。比如，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已经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并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全球经济转型升级。各国竞相制定相关发展战略、出台鼓励政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又如，绿色发展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趋势，世界主要国家大都通过加强绿色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更好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低碳发展转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加快流动，各国经济科技联系更加紧密，开放创新与协同创新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只有以开放心态和行动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才能更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从国际竞争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出台新的创新战略，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对人才、专利、标准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不仅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对传统国际市场的竞争格局提出挑战。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蓬勃发展，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来源越来越依靠各种形式的创新，既包括科技创新、业态创新，也包括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新质生产力作为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与商业模式变革的结晶，正在成为一个国家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源泉。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提升竞争力。具体来看，通过汇集全球创新要素，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能够培育发展新动能；通过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开发新产品，并依靠技术创新降低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成本，能够引领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健康发展；通过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能够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进而以自身的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带动全球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通过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不断改善营商环境、营造鼓励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等，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更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够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产品与服务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更高地位和更大话语权。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

当前，经济全球化在深入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呈现出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规则碎片化等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中指出：“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新挑战源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适应。全球范围的生产力快速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但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规则碎片化等导致生产关系变革滞后，阻碍了技术、资本、数据的自由流动，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对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挑战。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据了国际产业链大多数产业的高端部分，从中获取巨大利益。这样巨大的利益，也促使这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多依赖产业链中的高端产业，导致其国内制造业出现了空心化和结构失衡等问题。随着近年来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加上西方现代化所固有的弊端，一些西方国家内部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等矛盾更加突出。一些西方政客错误地把其国内的发展问题和政策失误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致使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壁垒增加，科技交流受限，限制了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技术扩散与市场拓展。同时，多边主义受到阻碍和挑战，导致相关领域的治理机制、规则分化，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上升。这些现象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各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效率，为各国发展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这些挑战集中体现为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这充分表明，生产关系滞后已经阻碍了先进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积极应对这一挑战，要以创新推动全球生产关系调整优化，引领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指出：“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指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完善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贸易平台以及各种双边、多边贸易协议，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同时，要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加强产业协同，推动全球范围的生产关系不断完善。

具体来看，在科技创新方面，围绕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加强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并通过数据驱动优化全球资源配置、通过跨境电商等数字化平台降低市场进入成本；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通过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等，助力降低全球碳排放，进而打破贸易保护主义。在管理创新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以自动化与大数据提升生产效率，增强我国“走出去”企业在贸易规则碎片化背景下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并进一步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优化调整。在产业协同方面，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技术与基础设施合作，帮助共建国家打破传统价值链低端锁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化解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的矛盾。

同时需要看到，随着科技创新成为全球竞争的主战场，应当加强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更好引导全球科技资源配置，避免错配和浪费甚至由此引发的冲突。当前，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市场环境不同，应积极倡导各国之间加强沟通，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关税、非关税壁垒，促进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同时，跨国企业的发展壮大，对国际法治环境建设提出更高要求。通过司法合作、法律援助等方式优化国际法治环境，有利于解决跨国投资和企业运营中的法律纠纷和问题。此外，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企业行为，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这些创新性举措，能够促进重塑全球生产方式，改善生产关系，既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保障，又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合作动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更具包容性、平衡性方向发展。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指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以开放创新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因此，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不仅能够以新科技推动智能制造，进而重构生产方式，而且能够通过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的创新，优化资源配置，还能够通过全球化的网络合作，促进国际生产协同。因此，必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又促进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集聚全球技术、人才、数据等先进优质生产要素的重要前提，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不断拓展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充分发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作用，能够积极回应时代需求，提高开放综合效能，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激活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能。当前，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在从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度型开放旨在通过健全完善相关规则、制度等，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创新能力；同时，提升在国际市场中的制度话语权，塑造更加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国际规则体系。

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来说，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能够更好适应创新需求。比如，发挥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要求以产权制度明晰创新收益、以分配制度激励技术研发、以组织形式促进跨国协同。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通过规则国际化、治理现代化，推动产权保护机制、市场机制、投融资体制等的全面优化，能够推动实现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进而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潜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还能更好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的自由流动。比如，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提升政策透明度，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配置，强化技术创新激励，能够为转变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环境；通过打造有利于合作共赢的外部环境，促进金融服务国际化，参与并引领数字经贸规则制定，能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吸引和积聚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为此，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聚焦重点难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推进合力。其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即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其中，“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等新提法引发各界关注。

从国内看，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还存在重点难点问题。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型竞争优势，也是“王牌”优势。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充分发挥我国市场规模优势的关键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防止各地搞自我小循环，打消区域壁垒，真正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经过各地区各部门多年不断努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市场规模效应持续增强。但同时，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仍在制约着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高效配置，影响规模效应的发挥。例如，近段时间以来，国内“内卷式”竞争持续引发广泛关注，这种恶性竞争还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传导，危害全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及时制止。

从国际看，外部冲击压力加大要求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重要底气”。5月，联合国发布《2025年全球经济形势与前景年中更新》指出，自2025年1月预测以来，全球经济前景显著恶化。关税上调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供应链造成压力，推高生产成本，导致企业投资放缓，波及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形势，聚焦重点难点，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向纵深发展，深入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利于降低对外循环的依赖，以内部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提高有效化解外部冲击的能力，也为不确定的全球化注入确定性。

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是处理好政府、市场和企业三者关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环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或者留住企业，纷纷开展“政策竞赛”，不惜给出差异化的优惠政策，相互攀比优惠政策的力度，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但却引发了资源错配、重复建设和恶性内卷等一系列问题，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还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得企业过度依赖政策优惠，而非依靠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来发展。下一步还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改变过去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发展模式，以压缩和降低地方“政策竞赛”的空间和动机。此外，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以及涉企执法也是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息息相关。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的大市场，而是面向全球、充分开放的大市场。从此前的“五统一、一破除”到现在的“五统一、一开放”，从突出破除壁垒到突出开放赋能，体现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总体思路已从内部整合转变为内外协同。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这为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外部冲击加剧的背景下，更加依赖国内大市场意味着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同时挖掘国际市场潜力，积极拓展对外贸易，优化贸易结构，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在扩大对内开放的同时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内外联动，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深度融合，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这是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关键举措。其中，着力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增强内外联动的重要抓手。当前，外部冲击压力加大，外贸企业出口遇阻。出口转内销的需求强烈，要求内外贸一体化加速推进，畅通出口转内销路径。而内外贸一体化主要障碍在于国内外产品质量标准、认证体系和监管要求存在差异。这就要求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实现国内外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对接，促进内外贸标准衔接、检验认证衔接、监管衔接。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认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制度建设和障碍破除两方面同时发力，充分发挥市场规模优势，提升运行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我们要抢抓历史机遇，以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重要战略抓手，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筑牢强国根基提供重要支撑。

深度融入现代化发展实践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现代化发展实践，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新动力。

人工智能助力破解超大规模治理难题。在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既具有超大规模市场活力释放的独特优势，也面临超大规模复杂治理的现实挑战。人工智能凭借其独特优势，为破解这一难题开辟新路径。在社会治理领域，城市大脑、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的应用，能显著提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精准度，推动治理效能实现大幅提升。在经济发展方面，智能技术通过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智能制造、智慧服务等新兴业态，不仅推动产业边界不断拓展，而且能够智能匹配产业链供需，提升生产效率。在民生改善领域，AI辅助诊断系统能让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地域限制，智慧教育平台可把优质名师课堂送进偏远山区，让更多人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公共服务。实践充分证明，人工智能已成为统筹推进超大规模治理的一个重要工具，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

人工智能助力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工智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也会引发知识传播、文化创新和精神生产领域的深刻变革。一方面，人工智能驱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能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强大引擎；另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力量能催生智能化精神产品，极大丰富人类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有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哪吒之魔童降世》《黑神话：悟空》等新技术与传统文化叙事相结合的生动实践充分证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利于激发全民文化活力，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同时推动文化创新，在为物质文明发展注入文化内涵的同时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人工智能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工智能为破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深度学习算法具有对复杂生态系统的模拟解析功能，为突破“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找到了技术突破口。基于人工智能的全域感知、智能调控等先进生态治理手段，能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从经验判断提升到数据推演的科学层面，推动生态修复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转变。人工智能正逐渐成为生态治理的精密工具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新支点，这将为增进全体人民生态福祉提供强大技术动能。

还要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智能算法能够深入挖掘海量数据的潜在价值，在推动社会总财富持续增长的同时，为实现更加公平的分配提供技术支持。人工智能也能为打造国际公共产品贡献力量。通过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为落实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提供技术支撑，有助于推动全球资源配置向更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

正视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正视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挑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确保人工智能在有益、安全、公平的轨道上发展。

从经济领域来看，数据要素的集聚效应可能催生新型技术垄断，导致“数字鸿沟”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区域、城乡、群体间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比如，流量控制等容易引发新的不公平，不仅会挤压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空间，也对共享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机器替代人”现象可能导致制造业出现技能过时与岗位减少双重困境，使部分群体面临“技术性失业”风险。新就业形态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但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