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在的问题
(一)在带头强化政治忠诚、提高政治能力方面
(二)在带头固本培元、增强党性方面
(三)在带头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方面
(四)在带头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方面
(五)在带头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方面
二、反面典型案例剖析情况
(一)案例原因剖析
(二)对照案例查摆自身差距
三、原因分析
四、整改措施
街道党工委领导班子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带案例)
根据市委、区委关于召开2025年度专题民主生活会的统一部署,**街道党工委领导班子紧扣会议主题,扎实开展会前准备工作。班子成员通过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开展专题学习研讨4次,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学习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按照“四必谈”要求,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与分管部门负责同志、与本人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党员代表之间深入开展谈心谈话60余人次,并通过线上平台和线下发放征求意见表等方式,广泛征集各类意见建议48条。在此基础上,班子深刻检视问题,剖析根源,明确了整改方向。现将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一)在带头强化政治忠诚、提高政治能力方面
一是理论武装的“转化率”不高。班子在组织理论学习时,虽然能够做到“第一议题”及时跟进、中心组学习按时开展,但在学用结合上做得不深不实。面对“十五五”规划开局的新形势新任务,如何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动**街道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有效打法,班子成员在研讨中提出的思路宏观多、微观少,概念性阐述多、可操作性举措少。例如,在讨论老旧工业区转型升级议题时,虽然多次强调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但对于如何结合本街道产业基础薄弱、空间资源有限的实际,引进哪些具体项目、如何提供配套政策支持等关键问题,始终未能形成一套清晰、具体、能够立即付诸实施的行动方案,理论学习成果未有效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的实际成效。
二是贯彻决策部署的“穿透力”不强。对于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班子层面虽然能够做到闻令而动、迅速部署,但在压力传导和末端落实上存在逐级递减现象。市里推行的旨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1%工作法”,在街道层面执行过程中,一度出现重痕迹轻实效的倾向。2025年第三季度,为迎接上级检查,个别部门为了凑满“1%工作法”的案例数量,将日常巡查发现的井盖松动、小广告清理等本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常规工作,也包装成典型案例上报,而对于几个社区长期反映的群租房消防安全隐患、老旧小区“飞线”充电等老大难问题,却因为处理起来程序复杂、协调难度大,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导致上级的创新举措在基层落实中变了味、走了样。
三是防范化解风险的“敏锐性”不足。对一些潜在的风险隐患,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缺乏足够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性。2025年8月,辖区内某老旧小区因加装电梯的补偿方案和施工扰民问题,部分居民在微信群内发布了激烈言辞,并有向外网扩散的趋势。起初,班子仅将其定性为普通的邻里纠纷,指派社区进行调解,未从维护社会稳定和网络政治安全的高度进行预判和应对。直到负面舆情在本地论坛发酵,引起上级部门关注后,才紧急成立工作专班介入处置,暴露出班子在应对复杂舆情时的后知后觉和能力短板,未能将风险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小。
(二)在带头固本培元、增强党性方面
一是理想信念教育“不接地气”。在锤炼党性修养上,方式方法较为单一,习惯于开会念文件、原文传达,未能紧密结合街道工作的实际和党员干部的思想动态,开展触及灵魂的党性教育。在2025年开展的几次作风教育活动中,仍存在用观看警示教育片代替深入剖析、用撰写心得体会代替思想交锋的现象。当讨论到“如何在新时期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时,一些干部的发言往往是引经据典、空话套话,却很少有人能结合自身在征地拆迁、信访维稳、社区治理等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具体矛盾和思想困惑,去谈如何将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直面困难的勇气和智慧,导致党性教育与实际工作“两张皮”。
二是党内政治生活“辣味不够”。民主集中制的质量不高,在一些重要决策的讨论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运用不充分。班子会议上,在涉及重大项目安排或资金使用等议题时,“一把手”发表意见后,其他班子成员多是补充性、完善性建议,很少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在2025年度的组织生活会上,相互批评环节,有的同志碍于情面,以“希望您多注意休息”之类的笼统建议代替动真格的批评,把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变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工作交流会,未能达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的效果。
三是党员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对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存在“重使用轻管理、重任务轻思想”的倾向,严管厚爱的“严”字体现不充分。街道下辖某社区的一位副主任,连续两年在年度考核中被评为基本称职,群众满意度测评排名靠后,对其工作作风的投诉信箱也收到过3次反映。但班子仅对其进行了提醒谈话,并未采取进一步的组织措施,甚至在2025年中的岗位轮换中,仍将其平调至另一个规模更大的社区担任同样职务,客观上形成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负面导向,未能树立起“凭能力用干部,以实绩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
(三)在带头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方面
一是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存在梗阻。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不扎实,虽然班子成员都建立了基层联系点,也定期下社区调研,但“被安排”的调研多,“察实情”的走访少。2025年,街道曾计划对辖区内最大的农贸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在方案公示前的意见征求阶段,班子成员带队到市场进行了一次集中调研,但座谈对象主要是市场管理方和几位经营规模较大的商户代表。对于占市场经营主体80%以上的小摊贩,仅通过问卷方式了解诉求。最终,改造方案因未充分考虑小摊贩对摊位面积、租金成本的承受能力而引发较大反弹,导致项目延期,暴露出工作漂浮、脱离群众的作风问题。
二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程序空转”。在一些“三重一大”事项决策上,虽然严格履行了会议程序,但会前的酝酿沟通不充分,导致集体决策有时流于形式。街道在2025年上半年决定投入120万元建设一处“智慧党建”宣传阵地,该事项在党工委会上仅讨论了不到20分钟就获通过。事后了解,部分班子成员对此项目的必要性和性价比存有疑虑,认为在当前财政紧张、民生领域尚有诸多短板的情况下,如此大的投入值得商榷。但由于会前没有进行充分的个别沟通,会上又觉得主要领导已倾向同意,便没有提出异议,使得民主决策变成了对既定意见的程序性确认。
三是运用法治思维“能力恐慌”。面对基层复杂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依然存在依赖行政命令或“老办法”的路径依赖。辖区内一处存在近10年的违章建筑,严重影响周边居民采光和消防安全,群众反映强烈。街道综合执法队先后下达了4次整改通知书,但因违建业主背景复杂、态度强硬,执法工作屡屡受阻。面对困局,班子未能及时组织法律顾问和专业力量,就如何通过司法途径强制执行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果断决策,而是反复寄希望于“做工作”、“打招呼”,导致问题久拖不决,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法律的严肃性。
(四)在带头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方面
一是政绩观存在“显性”偏差。工作中存在急于求成、贪大求洋的倾向,对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容易出彩的“显绩”投入精力多,对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抓得不实。2025年,街道将年度预算的近40%投入到打造一条“精品示范街区”上,街道外立面、景观小品焕然一新,多次获得上级领导肯定。然而,与这条街区一墙之隔的几个老旧小区,地下管网老化堵塞问题已反映了三年多,居民家中时常污水倒灌,街道却以“工程量大、资金缺口大”为由,仅采取了疏通、清掏等临时性措施,未能下决心推动彻底改造,反映出“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问题上存在认识偏差。
二是攻坚克难存在“畏难”情绪。面对改革发展中的硬骨头,缺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斗争精神。辖区内3家大型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后,其管理的职工家属区物业服务水平断崖式下滑,居民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2025年已发生3起群体性投诉事件。班子虽多次召集多方协调会,但因问题涉及主体多、历史遗留问题复杂,始终在“调解”、“安抚”上兜圈子,不敢动真碰硬,依法依规引导业主委员会解聘不合格的物业公司、引进专业化物业服务,导致问题持续发酵,成为影响辖区稳定的一个风险点。
三是改革创新存在“守成”心态。思想解放不够,习惯于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用老办法应对新挑战,在推动基层治理创新上“等靠要”思想严重。上级部门推广“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已有两年,旨在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提升治理效能。**街道对此项工作的推进速度在全区排名靠后,截至2025年底,仅有2个社区象征性地引入了项目,且多为联谊、文娱等浅层次合作。究其原因,是班子成员普遍觉得引入外部力量会“增加管理难度”、“权责不清”,宁愿固守原有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也不愿主动探索、大胆尝





